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在“和讯网”上，既给“中医理论”，也给自己留下个“时间囊”。知我罪我，任人评说。其实，我只不过是那直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罢了！

兴许是小时候《十万个为什么？》看多了的缘故，以后凡事都得问个为什么？学习中医之后，更不例外。刚刚开始时曾奢想毕业之后有朝一日也写本《十万个为什么——中医分册》什么的，待到登堂入室之后才知道这中医的事儿还真不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且越问越糊涂，越问越感到困惑，只好作罢！

记得到中医学院上第一堂中医课时，先生在黑板上大写了一个“信”字，并说学中医首先就得相信中医，不相信是学不好的。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哦！私下里曾问过自己，这“科学”的殿堂里，科学怎么就不是促使人们去思考而是成了要人信仰、盲从了呢？

也就是这位先生后来成了有名的中医妇科专家、“国医大师”什么的。有同学向他请教不孕、不育症的治疗，先生说，那不容易，女的四物汤加减，男的四君子汤加减，不过，我治就行，你们治可就不行！当时真使我那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事实确如其所说，轮到先生的女大弟子我们那高年级的师姐时，却只能在家偷偷加些“激素”了。我那同学后来才明白，其实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很多且复杂。他跟我说，心因性的尚可，果真是功能性或器质性的什么障碍和异常，老先生也难哦！

还有位先生更逗，有同学问手腕关节压碎了截肢后，针灸尚存肢体手阳明经的“曲池”穴，断端原同一条经络上的“合谷”穴位置上是否还有感觉？问的确实是深了一点。都不存在了，还有没有感觉？！我揣测那同学想问的是“经络断了之后能否接起来”？“经络的感觉是否由大脑支配”？或是“经络——大脑——经络是否能形成通路？当通路被切断之后短期内大脑是否还有记忆痕迹存在”？等等经络与神经、大脑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其实断的岂止是一条经络，手三阴三阳可整整有六条啊，还有与之紧密联系的“脏腑”呢！后来才知道那同学所问的，实际上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人的一种“幻肢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控制断端的神经还在活动，所以产生幻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消失。

先生完全可以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笑置之；或者学一下爱因斯坦氏，就明说自己不懂，等我回去看书弄懂了之后再告诉你们；或者更髙明的做法是叫学生回去看看关于针灸学、经络学方面的教科书和著作，或者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为时髦的朝鲜人金凤汉先生的论著，弄清楚明白之后麻烦学生再告诉自己。想不到先生却在课堂上答非所问地说，“我劝同学们还是学一下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读书不要钻牛角尖！那我问问你们，你两只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而不长在后面呢？”弄得全班同学愕然！

其实，先生这个问题早在中学上生物课时，生物学教师就告诉过我们，这是人类的选择性所决定的，因为人要向前走而不是向后走，如果往后走自然就长在后面了。真想不到上了大学，先生还会问这个问题。同宿舍的几位同学回来之后彻亱不寐，有同学打趣地说，他怎么不问问我们为什么会有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扇耳朵？为什么只有一张嘴巴呢？夫子言，君子有九思……，难道“疑思问”错了不是！那老外笛卡尔也说，只有经得起普遍怀疑的知识，才是真实而可靠的知识。心里嘀咕着这还能学下去？！后来，据说老先生很不髙兴，年级主任要班干部代表全班同学去向他赔礼道歉。“文革”中老先生为此还吃了不少苦头，级主任也连带遭罪，那已是后话。

我在这里绝无抵毁之意，只是想将那段求学经历如实地留下来。事实上，尽管这两位先生在我们读书时还算不上学校的“十大名老”，但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敬重的。前面那位先生懂得名人、名医的效应，更懂得意识、情绪和精神对人体的反作用。后一位先生在当时学生心目中则是“良相良医”、“国身治同”的榜样，如果不是走得早，如今兴许也会成了“国医大师”。后来在大新县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他曾跟我们说过：我们有医得好的病，也有医不好的病；人家〔指西医〕有医不好的病，也有医得好的病。可见他知道中医、西医的局限性和医生个人的局限性。这些对我后来的中医生涯不无启迪，也就是这些问题促使自己在日后的工作中一直不断地学习、思考和探索，中医到底能治什么病？能治好什么病？是怎么治好的？希冀能寻找岀个中原因，不敢有半点懈怠与盲从。

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时代大多数学子们求学的基本态度。大家一直是将自己所学的专业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何况当时是中、西医课程是齐头并进，同时开课，中、西医学之间不同的思维范式和行事方法难免不发生冲突和碰撞，擦出火花，自然会产生诸多问题来。同一病证，中、西医之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和解释，而最终的判断只能看实践、看效果了。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在大家看来，髙等教育所培养的应当是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材，而其最终目的是使人“常惑常问”，不断地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中医藏象学说中说到肝，认为“肝开窍于目”、“肝主筋”、“肝藏魂”、“在志为怒”、“在液为泪”、“其华在爪”等等这些藏象相关、经络联系的表述，虽然在理论上说明了它们的固定联系，但是，这些联系的内容实质，如肝为什么能开窍于目，怎样开窍于目，治肝为什么能治愈眼病；怒又是如何伤了肝，怎样伤肝，……等等问题，能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此类推，则五脏六腑的表述亦然，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再如，五行学说将自然和人体内外无限复杂的联系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实物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关系，从方法论而言，这种比类取象的方法所能得到的推论，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难道说这就是对人体科学性的认识和解释？《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病有“肝木太过”与“肝木不及”的不同，肝木太过，乘脾土之虚，木克土而使脾病，则“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可以理解；若肝木不及，脾土不虚反实，则肝木不但不会传脾土，脾土反而会反侮肝木而使肝木为病。还要不要实脾？实脾则脾土更实而反悔肝木更甚，使肝木更之为病。岂不成了“治一脏损一脏”、“治一经损一经”？以此推演下去，则其他五行所属脏腑、经络都一样。

在这种五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稳态平衡中，只要一行稍为失衡则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可循环而为病！其实，失衡、异常是生命的常态而并非都是病态。那断肢残人，至少也断了手、足三阴三阳分别六条经络，是为异常，可曾影响了与其紧密相联的脏腑功能？不照样没事活得好好的吗！那雷锋叔叔就是一种异常，不过是异常的好，所以毛老人家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

又如，《黄帝内经·素问·腹中论》所说的“鸡矢醴”〔用鸡屎泡酒做药用〕，真能治鼓胀？一剂知，二剂已？还有所谓“裤裆灰散”、“人中黄”、“人中白”、“粪清”、“金汁”等等什么呢！〔男人或女人内裤裤裆部分剪下烧灰、人的屎尿都可用作做药治病〕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是按照“非人”长桑君的传授用“上池水”服其“禁方”“怀中药”三十天，就能看得见墙垣另一边的人，凭这神力看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为什么扁鹊却“特以诊脉为名耳”？以诊脉为名作幌子骗人！扁鹊真能“望而知之”犹如神仙？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 仓公又真能如同相命先生般知晓他人的死法？据《华佗传》所记，华佗真能开腹剖肠？当时真有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吗？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经络又是怎样发现的？是“内景返观”吗？确有其事？〔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那《抱朴子·至理篇》中所罗列的“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等事，连那作者葛洪都认为“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都是假设，如同神仙，不能当真！

整天不厌其烦地在这些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传说中兜圈子，既无观察依据，更无实验证据，值吗？难道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当信以为真！

何者已知？如何得知？知识何用？用之如何？所学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几乎完全关注于“是什么？”，而关于“怎么样？”的论述则往往是想当然而被理想化了，至于“为什么？”则表述得非常简单和十分模糊，甚至根本缺乏表述并与前两者相对脱节。概念模糊不清、命题模棱两可、推理缺少逻辑，使人迷茫而终不得其解，犹如云山雾罩。

其实，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科学学说都是离不开概念的准确、推理的精确和逻辑的严密。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包括质疑、批判、否定、创新、诚实、尊重事实、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甚至渴求。因此，科学应当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类活动。

凡此种种，只要思考，问题所在，层出不穷，举不胜举。“糟粕”故然要去掉，“精华”也未必都是可取的好东西！

稀里糊涂混到快毕业，心想总得学点真本事吧！记得那年从太平到大新，从大新到茏名、荃名，从茏名、荃名到天等，从天等到东平，从东平到容县，再从容县到杨梅、黎村，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分别在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门办学、见习、实习。每到一处都是先到门诊，后到病房。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容县人民医院，先是在门诊部的中医科，后又到了住院部。住院病房里则是以西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现代医学”，后文同〕为主，中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后文同〕为辅，只是配合配合。一天，或两、三天看一次，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凭着那人类最为简单、一般的感觉刺激，去寻觅以往的记忆，取象比类一番，开个方而已，犹若蜻蜓点水。在诊疗的过程中，对同一病人带教的中医老师各人的理、法、方、药完全不同。使人感到中医无论是诊断或是治疗上都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标准，缺乏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有点随心所欲，如同“孩童辨日，如盘如汤”。相反，西医老师所教给的现代医学知识在这里一一得到验证。

不管你学习怎样努力用功，治好了就是辨证辨对了，学好了中医，治不好就是辨证没辨对，没学好中医。有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脆不辨了，胡乱开个“心水”方子也能治好。到底是自已治好的，还是病人自愈的，或是用西药的缘故，没能弄个清楚明白，落得个“行时医师”的美名，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年青时确是心有不服，想找出个究竟。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不为怪了。兴许应了那句“医者，意也！”自己至今尚没搞清楚弄明白的老话吧。

现在看来，与其说中医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个人艺术更为确切。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对病人机体的反应以至对“病证”的认识及其防治实践，医生的主观体验可以占相当大的成份，望闻问切，四象而已。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是大不一致的；就是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即使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处方用药上仍有较大的差别。似乎治疗效果和作用更多的是来源于施治者本身的魅力，而不是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结果。而病人对疗效的认识更是跟着感觉走。医者也是在病人今天好一点，明天差一点，后天稍好一点，大后天又差一点的回答中耐心地等待着，最后却是以病人不再来复诊为治愈标准。

倘若不能治好治愈者，医者多以时辰相背、没有缘分、药选不精、吃不禁忌乃至命中所定等等为托辞。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三十多年的中医职业生涯，使自己后来方才逐渐明白，医者的形象仪表、举止言行，药物的君、臣、佐、使结构及味数、价钱仰贵、稀少难找，乃至处方书写的字迹端庄、布局严谨与否等等对病人来说都是一副“良药”。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惑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時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

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些迷茫和焦虑了。心有迷茫可问谁？我将这些诉诸中学时代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都说适当的困惑和焦虑兴许就是动力，会促使自己去作更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有位较为达观的老师说，其实，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对人的一生来说，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一种积累和沉淀，倘能留下来也是一种财富，一种奉献。他还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髙致”！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们的师傅的阳波先生，就曾私下与其同学及弟子们说过，王老师思维严谨、逻辑性强，是学不好中医的。我自己也深感不是学中医的料子，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更无“面壁而坐”的定力与修行，只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德性。想当年学有困难时，连梦里都希望有“非人”相助，传授“禁方”，赐饮“怀中药”、“上池水”，以求得道“知物”，是为“圣贤”、“良医”。有道是：“我读越人列传，心随桑子饮上池”！

后来由于相信“道在山林，学在民间”之说，曾寄希望于熟读《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民间中医”，因而演绎了一段“隐谦斋问道沙井”的故事来，成全了“沙井学派”后来的崛起。也曾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后所导致的“医学科学革命”以至于产生“科学革命”。希冀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将中医理论“翻译”出来。

其实，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就是一个“气”，只要把握“气”的本质、功能、作用及其运动形式和规律，捕捉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就算把握了中医。憧憬着如同“髙压氧仓”般的“平衡仓”出现，所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偏颇、升降出入异常的病人，只要进去出来就“平衡”了。损太过补不及，精足、气充、神全，一切疾病都会转好。可这“气”却是地地道道哲学意义上的“气”，怎么也看不见摸不着啊！

再后来，基于现实只好寄希望于“中西医结合”了。一位曾在县医院共过事的西医外科医生问说，兄弟，别瞎扯了，马褂套在西装上！“占星术”与“现代天文学”，“点金术”与“现代化学”能结合吗？其实，所谓“结合”，在我自己看来，就是用现代医学的诊断，加上中医的辨证施治，或者西医的治疗。在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基础上，一个一个病地进行研究和探讨，什么病只能用西医治疗，什么病用中医治疗较好，什么病什么阶段用西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用中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相互配合治疗更好。这样做，由于诊断的明确，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治疗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是承认差异，寻求互补，而绝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然而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却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想不到后来竞成了不管什么病都是“中药”加“西药”了，既增加了病家负担，又浪费了医疗卫生资源，也看不出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中药”还是“西药”的疗效，成了“半吊子西医”，甚至最后完全西化了，使人更加茫然。

自己的心情正如余云岫老先生〔1879～1954〕当年所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往后也就逐渐明白了先生之所以提出“废医存药”的道理。

记得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1913～1993〕在其1983年出版的《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下称刘易斯·托马斯的书〕一书中曾经对十九世纪前页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的状况写到：“……探讨医学的历史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医学的起源……是和纯粹的猜测和最为粗陋的经验主义相依相傍的。在人类的活动中，真难料想还有比它更不科学的行当。实际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来治病的东西，不在此时就在彼时已经用过了；而且一经试用，便持续使用几十年、几百年才把它放弃。回顾起来，在人类的实验之中，它真是属于最为儿戏、最不负责的实验，完全依靠先试试然后看看错不错的办法，而结果常常是总是出错。放血，导泻，拔火罐，服用各种植物的浸剂、金属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种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根据对病因的一些荒诞绝伦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虚构。这就是略多于一百年前医学的遗产。医学……能延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侥幸获取去如此之多，但却遭到如此之少的谴责，这真是不可思议。……蒙田……前几百年就严厉地论说了医生给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数的人却坚信医药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着它。……”。

作者虽说是在述说自己行业过去的历史和状况，美国或世界的医学史，但他所描绘的史实似乎与我们的国情，与我们现在所学习和工作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模一样哦！〔京且〕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並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爭议很多的中医是不是科学？……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思想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古老原始的认知方法。其虽说是实践经验，但其实践经验的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理论”，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槪念”和“理论”，才从“天”、“地”，从“阴”、“阳”，从“易”推导出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因而“天”变、“地”变，“阴”变、“阳”变，“人”即“病”，“易”演，“病”亦“变”。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吗？！

而如今能夠将“人与天地相应”，“医易相通”等理论串起来形成系统架构並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時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亳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己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都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時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髙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髙下，气有温凉，髙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時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了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象、概念、思维等等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人对外界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最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受外界刺激环境的强度、对比、反复、整合等等因素所制约。由于个人动机、经验、偏见和生理条件的不同，“感觉”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人的感官系统可以说是人本身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髙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髙，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本质的。其既不能识“病”，也不能识“不病”，反正在中医看来，来的都是“病”，都得好好“治一治”。其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一种想当然的纯理论思维，它既不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临床医疗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阶段极为一般、简单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的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笔者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温病学髙师班的同学同坐，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髙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老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可是在网上的调查中竟然有80％的人表示“理解”、“同情”犯罪嫌疑人戴宝鑫的行凶杀人行为，可见大多数人是凭“感觉”行事，而不是理性。但愿我们的春福教授不仅仅是凭“感觉”、“类比”和“推论”在看病！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代哲学思辨思维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英雄人物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神仙、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英雄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京且〕

中医的窘境不在于旁人说三道四、恶意攻击，也不是政府不支持、不重视，政策不保护、不发展。而在于中医业内人士的信心缺失。以至于“中医后继乏人、乏术”。 

且不说中医医院内还设什么中医科！也不说中医医院内中医病床数占多少？中、草药使用率有几何？就说那大大小小的中医医院在介绍自己医院的实力时，都是以拥有现代化医疗仪器设备多少多少，以有什么什么是目前世界上、国内、省内、市内、县内数一数二的先进水平等等。

君不见中医一附院门厅内大幅的MRI介绍、中医二附院门口占门髙三分之一的“赛博刀”的大招牌吗？实在令人哑然失笑，犹如一名年老色衰的贵妇人向他人不停地炫耀其服饰、首饰、化妆品有多么奢华和名贵。

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没了现代医学的支撑，两家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可能早已瘫塌！

但凡病人来诊，不是生化检验1、2、3、……，就是物理检查的x光、ECG、B超、CT、MRI……样样照做；输液管、输氧管、输血管、导尿管……管管齐下；抗生素、激素、这素那素、素素都上。这些东西，中医老祖宗们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连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先生都说，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音乐家〕的调子”！

走进中医学院《八桂名医苑》，“名老中医”当年靠卖“阿的平”、“奎宁”、“消炎片”等西药发家致富的且不说，而今年青的“名中医”中又有几个是不用“西药”的。即使是“铁杆中医”用起中药来，也只是对号入座，某病用某药、用某方，或凭意识流之“心水方”，随心所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因人因时因地之三因制宜，一概不讲；气立神机、五运六气、守形守神全然不知；《内经》、《本草》、《伤寒》、《金匮》、《温病》等经典读之甚少，选读再选；更有甚者，药力不够西药来凑，“黄粉〔中药粉〕”不行加“白粉〔西药粉〕”，肖小之作，害人不浅。有人甚至痛心地认为，这些年来都在喊“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与西偕行”，是在人家西医的碗里讨饭吃了。 

如今，又有几个完全真正能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病的中医呢？笔者所知，八桂大地，罗雀可数。早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师长，目睹诸多状况，就曾自诩为“末代中医”了。入行四十余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几经中草药运动，此起彼伏的神医造势，养生食疗沐足治未病。这疗法那疗法；这功法那功法；这理论那理论；这研究那研究；这神药那仙水应有尽有。从针灸治截瘫到治聋哑再到针刺麻醉做手术；从透视到遥视再到气功治百病；从“轮子功”到如今的“绍龙观”、“悟本堂”、“大道堂”等等无不风靡神州大地。不都是昙花一现，不了了之！完全是在忽悠老百姓，连那中央电视台时常都在呼喊着：咱家的老人可千万别上当受骗！

据《健康报》一篇文章的数字统计，我国传统中医，1998年是5000人，到八年以后的2006年减少了90%以上，总人数已经不足500人了。现在，又过了几年，传统中医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又据《健康报》2009年5月22日报道〔记者严少卫、通讯员冯广清〕，近日，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发布了一项关于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我国在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青年中医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甚至有53.68％的青年中医缺乏对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信心；19.53％的青年中医表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将不会选择中医专业；13.80％的青年中医表示自己患病時不会首先考虑中医药疗法；认为中医药使用率髙的青年中医只有19.53％。

其实，在诸多老中医心目中，早已认为中医院校所培养的年青一代中医，绝非什么接班人，而多是中医事业的掘墓人了！

中医业内的“以西释中”；主管部门的“以西律中”；人才培养的格式化；行业标准的西医化；组织结构的边缘化；学术观点的政治化。打着中医的招牌，干着西医的活儿，张之洞老先生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政策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只是稍加了两个字，四言改为五言，不是“中学为主体，西学为应用”，而是“中学为体面，西学为实用”了。从而导致了中医业界内部严重的“去中医化”和信心动摇。也反映了中医业界的自卑与无奈，中医在忧患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医能用，中医咋就不能用呢？还有人会说这是中医现代化使然。

嗚呼！中医特色早已荡然无存。

如前所说，中医是一门自然哲学，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它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中医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技术层面的一些特殊治疗之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是在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而不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是与现代医学“范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医学。

中医理论把人体看成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把人和自然一切事物都看成阴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的抽象概括。就人而言，阴与阳构成相容性对立，正与邪构成非相容性对立。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的失调，邪正斗争的过程，“阴平阳秘”即健康，“阴阳失衡”即为病，“阴阳离决”即面临死亡；“有正无邪”即为健康，“正大于邪”即为未病，“邪大于正”即为有病，“有邪无正”即面临死亡。治病就是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

中医所讲究的是人体的阴阳平衡、藏象经络和精神气血津液的重要性；所强调的是意识、情绪、精神及其对人体的反作用；所注重的是“感觉”、“类比”和《周易》“象、数、理、占”的认知方法；所看到的是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偏颇和升降出入的变化；所主张的是“顺四时、节饮食、慎起居、调情志”避凶趋吉的养生之道；所运用的是以药物的四气、五味来纠正人体的太过与不及使之达到平衡的治疗原则。是在治人，非治病也！而这些恰恰又是科学至今知之甚少，把握不多的。

在中医看来，“气立”也好，“神机”也罢，无论“六淫外感”，或“七情内伤”，只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心平气和，五脏则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便病了，只要“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人者，不病也”。且待到正气来复，或五运六气的主气、客气、主运、客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的不同；或伤寒“六病欲解时”，一切都会复归于自然好转。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乃东方之智慧也！

如果我们的中医“科学家”们一定要用现代医学的解剖、还原，分析、综合，观察、假说、验证的科学实验方法来研究人体；用探索、怀疑、实证、证伪、理性的科学精神来研究中医；用基础研究、离体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以及随机的、双盲的、有对照的、大样本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中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寻求科学的最佳证据。确确实实来真的而不是弄虚作假，就犹如饮鸩止渴，必然会置中医于死地。

中医业内人士都以为祖国医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了的，挂在口边经常说的是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老生常谈！认为吃药在先，康复在后，那么康复过程就是吃药所至，是药物的疗效，缺乏逻辑思维和循证医学的起码常识。

实践虽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并非“真理”，“真理”也并非就是“实践”那么简单。人类的“实践活动”可多着呢，与“真理标准”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倘使“实践”就是“真理”，人类就绝不会犯错了！可见“实践活动”与“真理标准”并非是同一种东西。“真理”，有的来自实践，属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来自理论，属于理论推论的结果。“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因为“真理”不仅需要“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也需要“实证”和“证伪”的科学验证。

不管是“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或是“实证”和“证伪”的科学验证，都必须依据“实验”和“逻辑”为基础。而且所有检验不只是一次完成，还需要反复验证，检验的有效性更需要进行反复评估分析，要做到大家公认，放之四海而皆准。

“真理”一旦确立，就不仅仅是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而应该是用“真理标准”去判断实践是否正确的问题了。因此，对科学而言，无论科学家信仰哪一种宗教，持哪一种政治态度，属于哪一个阶级，来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从事哪一门学科研究，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都必须按共同的价值标准做出判断。在这方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丝毫的分歧。如果科学家对科学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背离，就意味着其科学生涯的结束。

记得《阿西摩夫的科学导言》〔阿西摩夫原著版〕一书中第一章，在回答关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时，作者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摩夫是这样回答的：“即使亿万人的观察都认可了某个原理，但只要有一次覌察和它相左或不符合之就不得不被迫进行修订”，“原则之所以能站得住脚，那是因为它经受住了一次次新而更新的实验和检验，而且还要经受进一步归纳的不断检验。……”。可见，科学是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而绝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经验可不是科学哦。也不是自以为在搞科学，嘴上说着科学，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科学的啊。

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试图认识和解释疾病现象、创造医疗技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此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传统医学或民族医学，像古巴比伦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以及古中国医学等等，发端于中国的古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而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可以说是欧美的传统医学。欧美的传统医学历经了漫长的蒙昧幼稚阶段，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肩上逐渐成长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医学，即近、现代医学。

近、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对古希腊医学扬弃的结果。正象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力学、地质学等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几乎都只有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体系和标准，不分国界，不分时代一样。科学医学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不论其源于何方，只要合乎科学常理，经得起实践、逻辑检验，作出实证、证伪的科学验证，那就要纳入人类共享的医学，现代医学。

其实，中医明明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一种传统文化，甚至是一种个人艺术，却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处理，那有不成“骗子”，不成“伪科学”的！那有不“后继乏人、乏术”的！所谓科学化、现代化对于传统的中医来说无疑是一陷阱，是扣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完全是误读了中医，没读懂中医。难怪有人说：当下，最不懂中医的是中医！最糟蹋中医的是“中医”！不知慎终追远，但求急功近利，实为当代中医之积弊。

有92%的疾病的病人需要人们去关怀、安慰，还有什么必要去争“科学”不“科学”，“现代”不“现代”，“主流”不“主流”呢？如果“科学”是从公元17世纪牛顿力学算起的话，”“中医理论”却是纪元前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压根儿与“科学”不粘边，与“现代”更是相差数千年了！重要的是要看有没有用。有92%疾病的巿场份额，专家、教授们都说了，中医何必抱着金碗讨饭吃呢？退出“体制”又何妨！真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了！

关键的关键是要对疾病作出正确的判断，分清那些病是8%现代医疗技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些病是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些病是22-32%目前暂时还不能治愈的，要做到心中有数。对每一种疾病，你有多大的把握，能行就行，不行就让病家另请髙明，不要贻误了病情。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硬要创个什么“世界一流”、弄个“新医药学”岀来！要时刻牢记“我们应该把自己不能治的疾病交给那些真正能够治疗这些疾病的人去治”，这一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切实做好中医自己的事，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把这种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做得更好些、更实际些、更人性化些！医学的目的，一直就是在帮助病人。让自己永远铭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一自古流传下来的医学之崇髙目的。

其实，即便是非科学的，也未必是绝对无用无益的，但如果不能被别人按照同样方法和实验条件做无数次重复验证，它确实不能说是科学，非要说是科学，当然会招来“伪科学”和“骗子”之责。非科学并不一定可恨，可恨的是为了“科学”而弄虚作假的骗子，弄出些什么更“科学”、更“现代”、更“主流”、更“创新”的东西来，真不知又会误导了多少善良的人们！

这里，套用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句式“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说一句，“灭中医者，中医也……，族中医者，亦中医也，非西医也……”，并想以此奉告那些想当“科学家”的中医大师、名中医们，千万别再干出让吕炳奎老先生所怒斥的“摧残老的”、“毒害小的”那种蠢事来！〔京且〕

写下这个题目，便想到将来会获得一片骂声。“数典忘祖”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可能会砸了人家的饭碗。古井本无波，庸人自扰多，但还是写了。

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自己造就了太多的圣人。这些圣人虽可作我们精神上的楷模和偶像，但他们时时刻刻又反过来左右着我们，并一直左右到今天。使我们的思想、行为深受束缚，停滞不前，不能与时偕行，更不能有所超越。倒不是说笔者有什么一定要坚持，也不是跟谁过不去，只是想本着自己的良知，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从而让人们知道，这世界上真没有什么圣人。我们心目中的圣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是普通的人。难怪王阳明先生说，人人皆有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啊，在他老人家看来，中国的圣人滿大街都是！

到中医学院念书之后，才知道中医业界将张仲景称为“医圣”。先是读了《中国医学史》、《医古文》、《内经》等教科书，心里琢磨着怎么是他呢？怎么不是巫彭、巫咸；不是神农、黄帝、岐伯……；不是医和、医缓；不是扁鹊、仓公、华佗呢？后来，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相关注家的论述方才明白，之所以称之为“医圣”是因为张仲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所谓“六经辩证”及“脏腑辨证”的方法和原则，为中医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再后来，看了温病学的有关著作，学完了中医相关的课程，读了些史书，当上中医生，历练了一段临床实践之后，心里就更犯嘀咕了。

除《伤寒杂病论》之外，历史上流传至今还有两篇与之有关的“序文”。一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中收入的所谓张仲景的自序《〈伤寒论〉序》〔后文称为《自序》〕，说明作者从医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缘起，强调了医德医风。再就是到了宋代，林亿、髙保衡等人重修宋本《伤寒论》中的《宋刻本〈伤寒论〉序》〔后文称为《宋序》〕，简单介绍了仲景的生平，称赞其医术高明及重修宋本的重要意义，但毕竟已是宋人之作。而今能够反映当时历史背景，唯这两篇《序》了。除非《自序》为“伪书”，否则，它对研究《伤寒论》，研究张仲景本人和那个时代的医疗技术的产生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事人所写下的“序言”应当是研究该书历史背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其它则多为零星记载、间接文献。明清时期，虽有李濂《张机补传》和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等文，但信度不髙，颇多争议。后世注家、野史以及当今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中张氏生平简介和故事新编等等，倒是记载不少，多是溢美之词。从王叔和开始，到那许许多多后来的人都是学舌，直至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崛起才稍有微词。

据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介绍，相传张仲景乃东汉南阳郡涅阳〔现河南省南阳市〕人氏，名机，字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年至154年〕，卒于建安未年〔约公元215年至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勤求古训，集前人之大成，博采众方，写出了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据传其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但这些都早已散失不存。《伤寒杂病论》原书也早在古代兵火战乱中散失，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的著作说是经过了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及宋代医家注释校订过的版本，已被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

据传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治疗，首先提出了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他将疾病按证候群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三阴三阳六大类型，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形成了当时较为完整的治疗外感热性病的辨证论治体系。同时，他在内、外、妇、儿等杂病的辨证治疗上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详细地阐明了中医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的方法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多种治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所谓独特的中医学思想理论体系。

该书不仅为国内历代医学家所尊崇，而且还为日本、朝鲜、欧美诸国医学家效法，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医林后学都奉之为“医中之圣”、“万世医宗”，认为“仲景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为医”。至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所开设的中医临床基础课程。

张仲景死后，人们在南阳城东关修建了“医圣祠”作为張仲景的墓祠纪念地，笔者曾有幸一游。这是一组具有汉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群，整个布局独具匠心，格调髙雅，只见雕梁画栋，绿树翠柏，清雅密静，可谓博大雄浑，巍峨壮观。正门上方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医圣祠”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步入门庭是陕西中医研究院著名老中医黄竹斋先生早年撰写的《医圣张仲景传》。两侧是任应秋先生题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前来拜谒的人们络绎不绝。据传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每届新领导上任之初都要先到此朝圣一番，而不是“西柏坡”！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的“名医”、“医圣”却在“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查遍《二十四史》及《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既找不着“张机”，也找不到“张仲景”。且不但没有《传记》，就连医案、验案留下的亦甚少。据《宋序》所云：“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仍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说的是《汉书》没有他的“传记”，只是在《名医录》中简单提到其生平。《名医录》是唐代甘伯宗所写的一本书，早已失存，我们今天巳无法再看到这本书了。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其生年现无确切考证，卒于公元208年〕，却在《后汉书》的《方术传》，及《三国志》的《方伎传》中都有《华佗传》，所畄医案，共达二十六则之多。如今，坊间还流传华佗曾看过仲景之书，并留下“此真活人书也”的叹说。倘真如此，仲景却无“传记”则更不可思议了。历史上的“长沙太守”，象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廖立、韩玄等人，在《二十四史》中也都有“传记”。为什么独缺张仲景呢？名不见经传是因当时名气不够？或是……？

《自序》开篇第一句说的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概然叹其才秀也”。扁鹊髙超的医术，令张仲景非常钦佩！扁鹊是什么人？据《史记.扁鹊仑公列传》所云，则近乎神仙了。他是用“上池水”服了“非人”长桑君所赐给的“怀中药”，并得其“禁方书”之后，以得道、“知物”，是为良医的。据史载扁鹊所医治的齐恒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真是活了400多年的什么鸟不成？仲景所钦佩崇尚的人乃“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之神仙也。相传张仲景所诊治过的最有名的人，是“建安七子”之首的文人王粲，即王仲宣。这也是其所留下仅有的医案之一，此案与扁鹊医治齐恒公一案可谓异曲同工，故事雷同，都是“望而知之为之神”的功力。

《自序》紧接着又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文末还再次强调：“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先说的是奉行孔子“生而知之”的原话，接着说，我平素爱好方术，请让我奉行这句话吧。这“方术”可绝不是现行《医古文》教科书上所释的“泛指方药医术”，而是“方士之术”。否则前句中为何将“留神医药”与“精究方术”二者并列重叠陈述！“方术”即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消息变易、五德转移终始、五行生克乘侮之说来推测、解释君王和国家的吉凶祸福，人的气数命运生老病死的所谓医卜星相、奇门遁甲、炼丹、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等之总称，是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联系在一起的。

《伤寒论》中之三阴三阳说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这三阴三阳实为《易》之父母卦与子女卦。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六卦皆乾坤所生，共三男三女。震为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卦虽以父母子女为比喻，但却内寓所谓天地阴阳为万物之母，阴阳交合乃生万物，从无形到有形，万物之体行形于外而炁〔气〕行于中的奥理。男为阳而女为阴，《易》中之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即六经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雏形。天生六气，人病亦然，因而阴阳有三，六病是也，多一少一，皆不可行。其实，《伤寒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六病辨证”并无“六经辨证”之意，“六经辨证”只是后人杜撰的所谓归纳总结。

而“六病欲解時”，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等，实为时序、时位；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真武、理中等方名则为东、西、南、北、中之方位、位相，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中居其中”也。乃至每一方剂中药物的味数，每味药的钱、两数，甚至生姜的片数，大枣的枚数无不渗透着“河图洛书”数，含“阴阳象数”之意。张仲景到底是医生还是方士？其所施之术是医术抑或方术？其实，汉儒经学，《易》推阴阳，《春秋》言灾异，《老子》亦明吉凶祸福咎生死之故。所以汉未儒生、医者莫不兼方士，方士莫不通道学。是医、易、道三者兼容并蓄，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紧密相联的关系。

还是让我们遵循仅有的一些史料，沿着《自序》与《宋序》的历史轨迹，去寻找和把握历史的脉络，回到历史的现场吧。

约公元150年张仲景生于南阳郡涅阳张寨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师从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同乡何颙曾赏识仲景的才智和特长，曾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广记·何颙别传》，实则是何颙在赞自已的预测能力〕。其师张伯祖“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见张杲：《医学》〕，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医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十都能痊愈。何颙曾在《襄阳府志》中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仲景医名大振。据《宋序》所记：“张仲景……《名医录》云：‘……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据此而言，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张仲景此时已40多岁，习医快30多年，如前所述种种溢美之辞，该是医术精于其师而大名鼎鼎的“名医”了。

可其在《自序》中却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疫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不到十年间，这位已经46岁快56岁，习医36年快46年的“名医”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一个个相继而逝去！而且其中七成是死于自己所熟知的外感热病——伤寒病。这位“名医”怎么了？怎么不灵了？怎么不能“识用精微过其师”，“疗皆十全”！是遇上了新问题！还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可见当时战乱风起、災情频多、疫病流行、肆虐之甚，生命之脆弱，医术并不昌明，更无有效验方、验案。《自序》中写到当时的医生毫无办法。张仲景于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说，合十六卷”。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用了五年的时间 ，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郝万山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200年前后。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杨维益却认为现行《伤寒论》是一部汇集古代各家有关伤寒病论治〔包括张仲景的著作〕的伤寒学专著。成书时代，可大致推定为唐代。等等说法不一。

《伤寒论》无论是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或之后，张仲景作为族人之中一名行医数十年久负盛名的医生都有推脱不了的干系，而愧对族人。如果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的公元200年前后，即建安五年前后，只能说明是书在治疗伤寒病上毫无指导作用。如果书成年代是在唐代，则《伤寒论》乃至张仲景本人都是子虚乌有的一桩千古疑案！

张仲景所谓“勤求古训”之“古训”乃《自序》所述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几本此前早已有了的所谓“医经”，除《胎胪药录》已失存外，其它几本如今都还能找到，即《自序》中所云，上古“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长桑、扁鹊”，汉“公乘阳庆及仓公”等人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之经旨所论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气化论”、“正邪论”、“辨证施治”等理论以及根据气运和所出现的证候而确立治法、选药、制方等方面的认识。所谓“博采众方”之“众方”，多是依据上述“古训”、“医经”中的治则治法等用药模式以及处方选药原则所推论制定。果真管用的话，此前此后疫病流行，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所谓“众方”并不是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用方”之总结，只是所谓“医经”上所载的“经方”而已。否则论中原文所描述的就不会出现从阳到阴，从三阳到三阴，从太阳至厥阴〔或是少阴，至今仍争论不清！〕，乃至最后“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衰变过程。最后只好乞求于病人正气渐复，病趋好转，由三阴经转出三阳经或正气来复的“六病欲解时”的等待之中了。

再从论中诸多原文都涉汗、吐、下、温针等治法错误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坏病”来看，与其说是作者“纠偏”，倒不如说是作者试探性治疗之后出现的“失治”、“误治”问题。是“方”不对“证”？或是“方”根本就不能治“证”？或是事后进行的弥补性治疗？倘将论中部分原文串起来看，串起来读，则不得不令人疑其乃仲景个案病人治疗过程之记录。

说明当时对疫病的治疗并无十分有效方法，只是对病情演变及治疗过程的陈述，处方用药都是试试看的把式，并非王叔和一百多年之后所说的“对病真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只是根据几本古医书的所谓理论并运用古代哲学的所谓思辨方法和纯理论思维推衍而成，所以其对临床医疗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如今，有人认为中医只注重临床经验陈述，而忽视理论的总结。其实不然，上列所述之“古训”，乃至《伤寒杂病论》都是中医理论的经典，只不过这些理论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而不是从“有效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中认真总结提升出来的“科学理论”。多是古人“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产物。有道是：“有实践而无理论不能成为科学，有理论而不能指导实践那就是空论”。

正如其《自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说的是，即使不能全部治好各种病，也许可以用它在看到病状时就知道发病的根源，如果能探讨清楚我所编写的这部书，理解了的问题就超过一半了。这话中“虽未能尽愈”、“庶可”、“若能”等说得都还算中肯实在，没有把话说绝，但“见病知源”、“思过半矣”就不好说了。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连仲景本人也深知其“所集”的局限性，仅只是“过半”而已，“虽未能尽愈”，并非谦辞。试问这样写出来的书，又怎能为“万世不朽”的“方书之祖”、“活人之书”的“传世之宝”呢？其实，即便是有经验依据也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依据和科学根据。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l5次，魏晋l7次，隋唐17次，两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又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4月5日报导〔曾利明、秦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单位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灾。且不说《宋序》所云：“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也不说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但从宋以后国家校正医书《伤寒论》十卷，颁行天下，世人皆晓，习医者甚众，可疫灾的发生仍呈逐渐增加并加速发生的趋势，死亡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宋以后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被庸医治死或治坏，因而发奋学医的就有：许叔微、李杲、李中梓、方有执、吴有性、吴鞠通、周树人、恽铁樵……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学医？是因找不到良医之故也！《伤寒论》怎么就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了。可见《伤寒论》这学问并不能通经致用，也不能经世致用。

《明史》记载瘟疫大流行23次，死人多少，难以计数。在这23次大流行中，还没包括公元1641年的大流行。可见历史记载有相当多的遗漏，也与邓拓先生的统计有所出入。1641年这次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据《吴县志》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当地名医吴有性先生对此非常痛心，他在其著作《温疫论》的“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必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者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

到底是“古法不合今病”？或是“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或是“死于圣经之遗亡”？或是吴有性根本就没得仲景《伤寒论》真传和要旨，不能寻其所集，而错怪了仲景？

其实，明清时代众多医家中质疑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有遗亡、错简并非“仲景旧论”的绝非吴有性一人。早在1589年明人方有执就认为王叔和重为编次巳有改移，及金代成无已作注又多窜改，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力主“错简重订”。清代名家如张璐、喻嘉言、吴仪络、周扬俊、黄元御等均拥其说，而为“错简派”之代表。清人姚际恒也在其《古今伪书考》中将《伤寒论》列入“真书杂以伪者”一类。他说：“伤寒论，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有人甚至直言其为王叔和所编造之“伪书”！

《伤寒论》究其成书年代久远，几经显晦，数为变易，巳非原貌，版本不少，内容出入，注家甚多，假借运气，附会岁露，掺杂他说，歧义诸多乃至后人对《伤寒论》的成书时代都表示诸多质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要“于无字处读出有字来”的荒谬见解,认为如不在无字处下功夫,就难以弄通原文的精神实质,甚至发生误解，因而塞进了不少私货，真所谓一人一伤寒也。连“伤寒大家”们都没搞清楚弄明白的事体，自然会给后学者增添不少麻烦和困难，更勿说用之于临床实践了。难道真如当今“易理堪舆学”专家江心岛先生所说，“国学经典都是后人篡改的回锅肉”！这多次回锅肉，肉量虽没多没少，只是味道变了，更可能的是，本来一盘小炒肉，经过名厨大师们精心烹制，弄出了一桌“滿汉全席”来。 

面对真伪、遗亡、错简总应该有人指出，有人争论，有人辨析。每个人都有一把评判的标尺，在质疑中才会更加接近真相。否则只能希冀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找出如同《武威汉代医简》般的汉简版《伤寒杂病论》真书来！

《清史稿》记录从公元1644年到1872年，228年间，瘟疫大流行，共计91次。凡是发生在同年，不同地区的，只算一次。死的人数也难以估计。当时，尚无“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多个孩子的，是极为普遍的情况，能成活一半就算不错了。如果说，庶民百姓贫寒穷困，缺医少药，帝王家总不至于缺这少哪吧？而且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乃至“温病学”等等中医经典的“御医”不少。可帝王家的子女夭折的又有多少呢？清代自顺治帝定鼎北京到宣统帝灭亡，共经历了十位君主。除同治、光绪、宣统三帝没有子嗣外，其他七位皇帝总计生有子女146人，平均每人生育21人。其中15岁以前即夭折的竟达74人，占到了半数以上哦。

战争虽可大批地死人，但战争死人其实远比瘟疫的杀伤力要小得多，战争死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是了。可瘟疫怎么控制？它会持续地、接二连三地传染、蔓延，瘟疫的杀伤力却是经常的。就是普通疾病的杀伤力也很大，例如伤风感冒，治之不当，可并发气管炎、肺炎等等疾病，不少婴幼儿就是死于并发症。所以历代中国人口数量始终处于低位，古人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现代人，而病死率却远远髙于现代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国解放初期人均寿命还不到现在人均寿命的一半。

清代，由于温病学派的崛起，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横传”说教，受到叶天士《温热论》的“卫气营血传变”，吴鞠通《温病条辩》的“三焦竖传”的冲击。

汪廷珍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汪序》时，曾托于昔淳之口，作了如下描写：“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他说，当时由于导致人生病的原因很多，所以疾病的种类、病人的数量也都是非常之多。而医生的治病方法，却非常之少。病人多而治病的方法少，没有什么病比温病更利害了。说到当时对疫病的治疗时，他又说：“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已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说的是当时医学的荒唐治法，把病情轻微的治成病情严重的，把病情严重的治成死亡的。对那些幸免药死、侥幸活下来，自己慢慢痊愈的，医生就会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医生无论治死多少人，都不去承认自已有过失，不担负任何责任。愚昧和无知，充斥世间。不但医者不担负任何责任，就连那些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患者，也绝对悟不出医药可以杀人的道理，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责怪医生。于是，这种医学的“怪圈”被奉若神明。他说所以“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亱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他还找出了“病死少数”、“治死多数”的原因，历数了发表、消导、攻下、温补等治疗方法的罪过。

朱彬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朱序》时也说道：“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说的是当时死去的人，十个人中大约有二、三个是死于疾病。十个人中大约有八、九个是死于医生之手。

可见汪廷珍、朱彬等人对此前的医学总结批评可谓入木三分、犀利泼辣、有贬无褒、根本予以否定。

纵观历史。汉代并没有人为张仲景“封圣”，否则《后汉书》、《三国志》必有记载，为其作传记。张仲景本人也没有自封。以后晋代王叔和在重新整理编次《伤寒杂病论》，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的过程中只称“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竞呼“仲景”，丝毫没有谈到其为“医圣”。晋朝皇甫谧将伊尹称做“亚圣”，而称仲景的著作，只是伊尹《汤液经》的扩展和补充而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虽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也是直称“仲景”，而没有把他称为“医圣”。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林亿、高保衡等人在《宋序》中也没有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只不过是说他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再后来成无已在《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两部著作中也只是说张仲景做了类似圣人的工作。公元1182年金人刘完素在其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才明确提到：“仲景者，亚圣也”，是仅次于圣人的人。公元1526年李濓写成《医史》，他在书中也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直到公元1589年明人方有执在其《伤寒论条辨》一书中才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说：“……称仲景曰圣”。这方有执之后，称仲景为“医圣”的才慢慢多了起来。可见这“医圣”乃仲景身后1370多年为后人所封，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逐渐添加慢慢层累地造就而成。

古之医书汗牛充栋，且不说《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医家类”的传记和书籍，单清人陈梦雷等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就收录了520卷，120种，950万言之多，可谓博大精深。叶天士师从十七人，可见其“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谦虚好学。但从另一方面难道不正好说明了当时真正有用的医书太少，有真才实学的师傅不多，乃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吗？

如今神州大地56个民族56个医，再加上儒医、释医、道医和现代医学等都快60个医了。可仍不能抵御艾滋病、禽流感、非典等等疾病的侵袭，时下甲型H1N1流感又来了，究竟是为什么？！通观近年来，国家就上述每次疫病流行所公布的中医药防治处方，已无法从中寻找得到《伤寒论》“经方”的踪影。

鄙人所读中医书籍不多，但凡认真细读，就会发见，几乎每一部著作的“自序”或“他序”中，说到作者写作动机和背景时，都会先说一通前人仲景著作如何如何之好，而紧接着便是“但书”。但有何不足，但有何欠缺，现以补之正之云云。或“仲景之书辞义古奥，虽经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尽晰其理”；或“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徧及于六淫也”等等。是先予肯定后予否定，继而就是看作者自己的功夫本事了。这一方面故然可见客观世界不断地向前发展，先前的医学有其滞后性和局限性，人们对医学的求索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似乎还有点什么不便说出来。我揣测这后世为仲景“封圣”者和一些《伤寒论》注家，是否自己早就想当“亚圣”或“半仙”了！故托古说今，弄出个“‘六经’注我，注自己”的招数来，于是塑造了一个“医圣”，为自己的“未来”铺垫开道。

笔者曾从事过中医《温病学》的教学工作。学生们每每问及伤寒与温病的关系，提及《温病学》是否是对《伤寒论》的怀疑与否定时，从不敢轻言，总是“为圣者韪”！只能按教科书所说，《伤寒论》乃《温病学》之源，《温病学》乃《伤寒论》之发展。从麻黄、桂枝到银翘、桑菊，一脉相承也。好在，学生们大多也明白，这可是中国人的一贯说辞。以此类推，则巫祝为源，《伤寒论》为流，医巫同源也！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是为正统。

但仔细研究其《自序》，不难发现张仲景既不“始终顺旧”墨守成规，也不“钦望巫祝”迷信鬼神，而是谋求进步与发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当时墨守“传统”，“巫祝”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张仲景是是典型的“改革派”和“创新派”。可如今现代人不迷信张仲景，不迷信《伤寒论》，稍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却被斥之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反传统了。岂不怪哉！可千万别学了庄子，看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后，就得出了根本否定不断认识自然的错误结论。其实，自然和社会都是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没有止境、无穷无尽的。谁要是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天下全部真理，谁就会深陷困境，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观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时期的疫病史。尤其是1918年—1919年的世界大流感及其在中国流行之状况。吴又可《温疫论》虽创病从“口鼻而入”之“戾气”说；叶天士《温热论》创“卫气营血传变”之论；吴鞠通《温病条辨》也创建了病由“三焦纵传”的新见解。似乎都在企图开辟一条新途径，谋求有所突破。但是，它们始终仍然无法跳出中医理论那虚无玄妙的氛围，没能逃脱空洞的说教，冲破歧黄灵素、六病传变的束缚。最终未能改变吴鞠通本人所谓“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之说。也未能改变汪廷珍、朱彬在为其《温病条辩》作《序》中所描述的“病多而方少”的基本情况，仍然延续着“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的基本格局和无奈。

前人如何为，我们已管不着啦。我们自己如何做，后代人又该如何做，倒是应当好好思量思量了的。看来，人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仃留在中医学上，更应该往更具体更深层次去考虑考虑人为什么会生病？探讨中国历史上疾病的演变，药物的更新；研究一下几千年来中国疾病谱的变化，寻找出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以及当時所用药物的疗效到底何如来；看看这“古病”与“今病”、“古法”与“今法”、“古方”与“今方”、“古药”与“今药”究竟有何不同。

老祖宗的书故然要读，但单靠老祖宗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了的。就人类的认知水平而言，越古老的东西，肯定越存在着局限性。古人所取得的那些成绩，早就被后来的人加以消化，去粗取精了。古人不可能比现代人知道得更多，更谈不上比现代人更聪明，否则就不会有什么进化可言了！人类总得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永远不应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讲中华文明，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研究，导向究竟应该面向哪里？不应将人们引导向往后看，往后走，而是要引导人们勇于面对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担负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千万别再玩概念、瞎折腾了，弄出个“中医什么化”和“西药中药化”来。贻叽大方，且误后人！

有道是：“华佗无奈小虫何”！其实，同时代的“医圣”也不显灵！如此观来，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只是汉代一名“畄神医药，精究方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有正义感而且观察仔细、尽职尽责的医生。据传写了《伤寒杂病论》书一本流传至今，成为中医辨证论治奠基之作。亳无疑问，张仲景应当是中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从其“自序”所叙，可见其对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草菅人命的恶劣医疗作风，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与不满。痛斥了那些面对疫病流行束手无策，却“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墨守成规的庸医，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驳斥了那些“钦望巫祝，告穷归天”，请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犀利地指出其结果只能“束手受败”。他的道德精神，那种“反权豪反名利智园行方”、“善德善心善行善医至善”的高尚的医德，美好的心灵和行为确实值得当下为医者认真学习。

但他同时又是汉代一位崇尚神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深信阴阳消息、五行生克、五德终始、转移符应、隨方面而服、方士化了的儒生！跟此前的扁鹊、华佗，此后的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時珍等等人一样，都是集医、易、道和神仙术于一身，在巫在医，在仙在道之间。悉具 “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和 “内景返观”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功能，是被神话了的仙家。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就像那滚滚流淌着的粘凋的黄河水，虽说是由一滴滴水组成的，但你说要从中找出一滴滴清澈的水来以证明什么，能找得到吗？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去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经典”、“圭臬”。于是乎，后来的人们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个误区，而绵绵延续至今。历史毕竟应该是由事实来写成，而不是靠编造出来的，人们所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了的。历史研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历史学家是要去追踪历史的真相。

今天的中医史学家们，若不能全面了解历史上社会各界、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時民众的真实生活感受，就会得出完全偏颇的结论。因此，更应该多一份心思，将历史资料尽量搜索得全面些、真实些。观察视野的重点应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以便更好地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不致将历史上所谓古圣先贤的医家们描写得如此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犹如“天不生‘仲景’，万古如长夜”，而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即便是在当下，很多事情也不能单纯听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媒体传什么就是什么，善良的人们一定得动动脑筋，你得认真思考，得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点“科学理性”，少一点“感觉”加“类比”的“民族情绪”，否则被人家“愚”了、“骗”了，你还在那傻乎乎地笑着呢！其实，在历史的语境下，那情绪什么也不是，而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永远是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六十岁退休时，曾许下诺言，要将自己风风雨雨的人生，将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和事，慢慢弄清楚的事体，做一番认真梳理，回忆起来，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使自己更明白一点。为免所知悉的情况泯灭，基于一位老人的责任与使命，希望能将自己亲身的经历，所明了的事情，世间的真情实况，择其要者以示后人。可世事难料，还没来得及动笔，老母亲却病倒了下来，每天往返于609路公交车之上。三年之后，从医院送走了母亲。父亲上寿期颐、桑榆晚景，需要有人照顾，因而一直在家侍候，不敢怠慢与偷闲。只能于睡前晨起时分，认真回忆，仔细琢磨，精心构思，草拟腹稿。直至2009年秋后，待一切家务护理工作趋于稳定和熟练之后，稍有余暇，通过对面房住的学生在“和讯网”开了个“愽客”，才能如愿以偿。

自己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三十多年中医，年近退休才慢慢读懂了中医，弄清楚了“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早先只是困惑，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的磨练，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就越加分明，更加深刻了。

一年多来，围绕着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叙事的形式，夹叙夹议，有感而发。道说了“中医理论”的形成；中医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中医的“神仙英雄史观”和“一次认识完成论”；古往今来的“两种中医”；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中医为什么能“看好病”；以及中西医学的相互比较和不同范式。回顾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困惑到质疑，从反思到批判，从追求到觉悟，诉说了自己学习的感受和体会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落指先后敲下了106篇愽文〔经修改重新发出的后面8篇不包括在内〕，100多万字节。还原了历史，道岀了原委，说出了真相，针砭了时弊。那两千多年的所谓中国医学史，其实多是些吊诡的现代史，经过后来的人们不断地捡选、涂抹和添加，早已“古为今用”了。考究是翔实的，求证是严谨的，叙事也是理性的，这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人生财富。

有同学说，当下大家都在靠中医赚钱的时候，你却在论说中医的长短，似乎有点不识时相；也有同学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谈论一个十分圣洁的话题，未免过于奢侈；还有同学说，有些事大体不错就行了，不必较真，非得弄出个钉是钉铆是铆来；更有人说，这老头子，不自量力，自以为是，不甘寂寞！而我自己却始终认为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了出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何乐而不为！当敲完所有愽文之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但留下真话永存。认清历史的过往，认清自己，对于现在和未来，才有真正的借鉴意义。

真正读懂并理解我的意思的人们都会想到，其实，只要能识字断文，大凡有点仁爱之心，不是故弄玄虚沽名钓誉唯利是图，按照“中医经典”或摹仿着老先生们的方子，开出几味中药来，吃了不死人，谁都能当一名好中医！

自己也跟学生们说过，大家不必介意，时下到门诊找你看病的多是些慢性病病人，即便是急性病也是西医看过了大半截，让你去做些调理调理治治病尾罢了。只要心中有数，懂得进退，充分了解药物的毒、副作用，凭你那“感觉”加“类比”的悟性，取“四象”而“比类”推理一番，保准没错。反正中国人天生的阴阳失衡，《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天人合一”是也！按《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开点清淡无毒的中药，不妨大胆去试试，心诚则灵哦。说不准哪一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功成名就，您也能挂上“名中医”、“名老中医”的金字牌匾，何况人家没上过几天临床也没看过几个病人的，包装一下，不照样当上了“著名中医专家”、“全国名老中医”！可真要上个病房管管病人，绝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儿，还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好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否则，只能是看看门诊，当个“甩手郎中”，在那现代化医院的病房里，你是无法也不可能呆得下去的。

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已经弄明白并愿意将这明白了的真情实况告知学子与世人，使大家都能有所知晓，不致于视听迷惑是非混淆。否则，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经典该当何解释？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现代口号岂不成了空话一句！

在一个公民科学素质仅为3.27%〔据2010年3月8日至4月21日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国家，知识分子应当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理性，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正如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先生前不久所言：知识分子不仅自己立身要正，更要有高尚的操守，不能为个人利益而失去良知，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更不应沉默或者逃避，要有不惧流俗敢说真话的勇气，如果因为讲真话说实话而遭到漫骂，那恰恰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光荣〔大意如此〕。有道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这社会只要有1%的在思考“科学”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有了希望！

入行四十多年来，使自己深感读医之难。读医难，读医之所以难，难就难在，读医犹如读“人”、读“己”，这人类的奥秘永远读不完！绝无中国古文字中那“人”字“一撇一捺”，“己”字“张口吃饭”的象形解释那么简单。

公元2007年7月，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以“一位科学爱好者”的身份就国家科技部某副部长在国际会议上吹嘘中医“号脉能判断胎儿性别”一事给科技部和卫生部领导写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九大问题，并希望得到公开答复。

最近，何祚庥先生在接受《辽宁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公开信至今没有得到答复”。紧接着说“恕我直说，所谓：‘中医药作为一门实践性的系统生物医学’所获得的这项爆炸性成就‘中医不但能够通过脉搏诊断妇女是否怀孕，而且能判断男女’，正好也继承了中医里好吹牛的传统”。

这中医切脉认病的事相传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名医扁鹊以及后来东汉末年的华佗、张仲景据说都能号脉看病。不过司马迁却是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帮扁鹊那鸟说了句大实话，他是服了长桑君的“怀中药”，飮了“上池水”三十日之后方能“得道知物”的，因而有“望而知之”的特异神功。说是：“特以诊脉为名耳”，用诊脉作名义骗骗人罢了。《黄帝内经》论三部九候之诊；《难经》论辨三部九候于寸口；《伤寒杂病论》倡人迎、寸口、趺阳三部合参。对号脉都有所论说。但真正写下《脉经》一书、玩《脉经》的主儿却是魏晋时期的太医令王叔和。

《脉经》成书约于公元280年，全书共十卷九十八篇，约十万余字，以分体类象。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加以发挥，确立了所谓脉学的规范，后人说其主要成就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将过去名目繁多的八十多种含混不清的脉象重新归纳为二十四种；二是确立了“独取寸口”的诊脉部位；三是提出和明确了两手六脉与脏腑的关系；四是重视平脉辨证，四诊合参，防止误诊，注意所谓“一脉数病和同病异脉”的现象。

其实，谁又敢说其所舍弃的二十四种脉以外的脉象都是错的？谁又能明确其所确定“独取寸口”的诊脉部位是对的？而《黄帝内经·素问》中“天、地、人”的“三部九候”诊脉方法又是错的？谁又能说得清楚两手六脉与五脏六腑之间就是这么个关系？那“一脉数病和同病异脉”的现象不正好说明了号脉的稀里糊涂，测不准的不准确性吗？颇为那王老先生所谓：“心中了了，指下难明”之言所困惑，学者诸君，唯靠心悟了。

所以犹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言，扁鹊那鸟是“特以诊脉为名耳”！关键是“望而知之”，闻、问、切次之。可见号脉那玩意，只是糊弄人的把戏，是“内行人看脉诊，外行人看号脉”。

那国家科技部某副部长兴许也懂得，是男是女至少都有百分之五十猜对的机率。他副部长大人可是科技部的部级科研水平，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出去说此番大话的哦！

由此看来，如果按“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寸口脉分寸、关、尺三部，两手六脉分别与五脏六腑之间有着固定的联系。每部又各以轻、中、重指力按脉，分浮、中、沉三类取法，所谓“三部九候”是也。按王老先生所言每候又可细分为二十四种脉象，则学生们理应最少也要掌握每边手的九个二十四种脉合计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则应当是四百三十二种脉象之多，才能熟知中医脉象整个“分体类象”的繁杂系统。加之四肢阴阳之变动，昼夜寒暑之往来，脉气随之上下，年龄长幼，性别男女，脉象因之而异，错综复杂，变化难及。且文字记载，多形容抽象，纵然读书千遍，在所难明。令人难得肯綮，多为一片茫然。王叔和的《脉经》到底是在玩什么？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

那“悬絲诊脉”、“误报喜脉”虽说是小说书上的事儿，但不能说没有现实的真情实况。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内，就保存着一张陈御医为慈禧太后“悬丝诊脉”的照片。据说，那时慈禧太后患病，陈御医在既看不到她的神色，又不敢询问的情况下，隔着帷帐在丝线上把脉后，小心翼翼地猜猜猜，开了三付消食健脾药方。慈禧服后果然奏效，并赐给他“妙手回春”金匾一块。那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默先生，也曾为清朝皇宫女眷们看过病。他说，“悬丝诊脉”亦真亦假。“真”是说真有这回事；“假”是说这纯属一种形式。

记得，当学生时曾与同学们一道分别考过诸多先生。总之，同一病人，不同的先生所得脉象完全不一。那年校庆同学们聚会，我曾问大家伙儿，谁见完那“三部九候”“二十四种脉象”，单边手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四百三十二种脉象的？没一人吱声。我又问诊脉时大家心里在想些什么？答案可是五花八门！有说认真体验的；有说四诊合参的；有说对号入座的；有的是笑而不语。讲真话的人都说，是利用此时暗思处方，斟字酌句，准备应付提问，以免因说错话或用药不慎而惹来病家的不信任。这中医诊脉的事，真让人琢磨不透，不可思议！

按英国著名物理学家、19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的看法，一个学科，如果没有理论模型，没有可检验的预言，没有设计实验去证实或证伪“看不见的”的结构模型，那就还算不上是科学。那种学科里的数据，充其量只不过是“集邮”而已。〔京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