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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徐庆全:一本书的高华zt [打印本页]

作者: zzz132 时间: 2011-2-21 09:25 标题: 徐庆全:一本书的高华zt

（节选）


    题目说“一本书的高华”，不是相对“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刻意抬高他，也不是说他只写了一本书——与现在“著作等身”的学者比，他是著作“少得可怜”的一个，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这个当今党史学界最著名的专家之一，的的确确因为一本书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威名。


    由书识人


    初读高华，是2001年元旦。首先读到的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读罢，震撼无以言说，冷不丁冒出的是辛弃疾《西江月·遣兴》的词句：“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高华这本书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高华？我先后做编辑的《炎黄春秋》和《百年潮》都是刊登中共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刊物，在这七八年的编辑生涯中，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与高华熟悉起来，谈起当年的感受，他笑呵呵地说：也不能怪你，在“红太阳”出版以前，我虽然发表过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但那都是在学术圈内的刊物上，在圈外还是没有影响的。
    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大致保留着同样的阅读习惯：一旦一个作者走进你的视野，他就不会轻易走出去，日后他的作品就成了你寻找的目标。读过“红太阳”后，我经常搜寻署名为“高华”的文章来读，寻找高华的有关信息。亦步亦趋之际，也了解到高华的研究领域：一路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左翼文化到领袖人物，从一个历史事件的点，到一个历史断代的面。触类旁通，他所做的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同时包含着对当下和未来的关照。
    回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后，我几次与高华联系，希望他能为我们写点稿子，却始终没能与他通上话。2006年3月2日，我接到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邀请函，邀请我到中心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学者。邀请人是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她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中心有许多学者来过，现在高华就在。我当即发邮件索取高华的E-mail。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高华的邮件：“熊景明老师把你的信给我看了，我很希望你早点来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老师和我几次谈起你，我这学期在中大历史系客座，平时就在中心看资料。”
    渐渐熟悉起来后，他不仅允诺给我写稿子（2006年3月20日即给我发来他为胡伯威《青春·北大》写的序言：《“思想”的累与痛》一文），还愿意在我赴港的申请表上担任“推荐学者”。2006年4月10日到港与他见面时，我们仿佛已经是老朋友了。
    同好高华和我都抽烟。在香港那个既禁烟又禁酒的地方，我们这个不良嗜好可谓众矢之的。高华说，他住在雅礼宾馆，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只能在宿舍抽，为了吸烟不妨碍他人，他用布条将宿舍的门堵上，可隔壁一名高鼻子的外国学者还是提出抗议，只不过抗议的方式有些特别：趁高华不在时，在他门上贴一字条：“如果你不吸烟，会更好。”高华说，这样一来在宿舍也不好吸烟了。
    在中心查阅资料时，烟瘾上来我们俩就一同到楼下；参加学者聚会的饭局，就一同到餐厅外吞云吐雾。我倒是庆幸自己与高华有同样的嗜好，因为这样的时间很多，与他的交谈也大多是这个时候进行的。
    交谈的话题，首先是他的“红太阳”一书。我说，从你书中的后记看，从文革期间你注意到“延安整风”这个词，到2000年这本书出版，你是三十年磨一剑。高华说，人这一辈子所走的路，与年少时候的读书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后记中追溯了自己的读书历程。古人说，读书使人明智，那是指你会读书的时候。年少时读书，倒是让人困惑的时候多。等你有机会或有能力弄懂的时候，这些困惑就会一个个冒出来。就以延安整风来说，我是“文革”期间读到一些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一些“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子后，注意到延安整风运动的。1978年上大学后，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材料。看的越多，困惑也越多。解开这个困惑就成为一个需求。这个过程又有十多年，直到1991年开始动笔。写作过程又是七八年。
    我问，你知道这本书在海内外的反响吗？他答，知道一点，不过我不大关心。我倒更关心每年的版税。因为我买房子的贷款，每年就靠这本书的版税来支付。这回答让我们俩开心大笑起来。高华很关心我的研究。我告诉他，我来香港主要想利用中心的资料，补充修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始末》一书。我说，你在“红太阳”一书中，也谈到了丁玲等文人在延安时的作为，对我启发很大。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高华对我的这个研究兴趣盎然。他追溯了自己对丁玲命运关注的历程：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 “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
    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读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对丁玲其人其事和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一大堆丁玲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 “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 革命” 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做出反思？等等。
    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高华的一番话，让我非常惭愧。我的书只是采取“ 纪事本末体”的方式，希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根本没有提升到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上。我立即恳求他抽出时间看我的书稿，并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给予教诲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他一边看一边在吞云吐雾的时候把他的意见提供给我。就这样，在高华的指导下，我重新进行了修改。从香港回北京后，高华仍然通过邮件多次指导。当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给他审阅时，我同时提出请他作序。一如既往，他爽快地答应了。
    在书进入发排阶段后，高华发来了一万多字的序言《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权力与政治》。他以丁玲的命运和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切口，寻找出“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这一命题。
    在高华看来，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他们的利益、心理、情感要求，知识分子却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最高代表——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知识分子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平等”，对敬仰和服从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革命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定了知识分子以悲怆结局的命运。丁玲一生的经历，她命运的起落沉浮，伴随着高华冷峻的叙述，慢慢展露出带着政治印痕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成为解剖其他知识分子命运的参照。高华往往能从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揭示隐匿在其后的历史普遍发展逻辑，从单一个体的命运的起伏，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轨迹。他的序言，就这样地从丁玲个体的命运出发，勾勒出中共党史大背景下一代文人的命运。



    天不公

    2007年4月25日，我接到熊景明的邮件：“高华怀疑肝癌，有幸在例行体检时发现，他今天就往上海中山医院求诊。”我感到震惊。此后，朋友间的邮件，高华的病情成为必说的话题。    2007年，高华的病还是“疑似”阶段，但朋友们都揪心。我的朋友李乔（著名学者，《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是肝癌患者，经过治疗后，恢复得非常好，朋友们都为他庆幸。我特意让李乔给高华电话，让俩人在电话中交流治疗的经验。李乔很热情地建议高华，到北京武警总医院来治疗，并允诺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为高华来京治疗提供帮助。李乔与高华素未谋面，他这样倾心，自然怀有与萧公秦“中国不能没有你”一样的心态。
    8月20日，高华给我发来邮件“我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6月上旬到中旬，都在上海作介入治疗，7月中，我又去上海中山医院，经CT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医生又说不需再做,待这月底去复查，几次检查，验血都是正常的，问题在CT，请向李乔问好!北京武警总医院肯定是最好的，但医生要我先不考虑，先看我复查和康复的情况再说，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稳定，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前不久全家还应朋友之邀去云南避暑一阵，由头就是庆贺熊老师荣休。”
    高华病情稳定的消息，令人惊喜。更惊喜的是，他11月29日竟然到北京来了。在来京之前，他给我邮件，告知了这次北京之行的原因。11月 30日，我赶到他所下榻的国宾酒店。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病。他依然关心学界、关心思想界的事情。他告诉我，想利用在北京这段时间见见朋友。我说，你想见谁，我帮你通知，我当司机，饭局也由我安排。
    从那时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高华的病情时好时坏，一直牵动着朋友们的心。很多人都有萧公秦教授一样，希望能够把高华比“红太阳” 更精彩的看法留下来。2010年12月15日，我和熊景明一起到四川大邑参加《看历史》杂志的一个活动。本来，高华也担任这次活动的评委，也应该莅临会议。他没有来，他的病情成为朋友们关心的一个话题。景明在主持会议时，特意向大家报告了有关高华两个消息：1.高华病情稳定；2.“红太阳”一书即将在内地出版。

    高华

    1954年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

作者: internalauditor 时间: 2011-3-9 13:04

红太阳的确是目前体制内研究中共的巅峰之作

作者: jzh0520 时间: 2011-3-13 00:39

红太阳一书是在导师的推荐下阅读的，于是喜欢上高教授，又陆续看了一些他的书，受益匪浅！没承想教授身体有恙，实让人痛心！只愿教授吉人天相，安度波劫。但对红太阳一书内地出版抱怀疑态度，这书不是打擦边球而是颠覆历史，相信不会通过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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