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人的“他信”

荆楚

一、绪言

说实话，我是在江南小小网友的论坛头像的启迪下，才提笔写作这个题目滴。如果这篇论文能引起读者贤明的共鸣，或赢得读者的喜欢，也有小小的一半功劳。

小小的论坛头像，是其侧裸着上身，并在其健美高耸的乳尖上爬着一只蝉，寓意古代聪明灵慧的美人貂蝉也。

这种论坛头像，也许在道学家的眼里，显得很另类。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赤诚坦荡和充分自信的体现。即敢于展示自己的健康美丽，并对自己玉洁冰清的身体充满自信。

这种自信，有别于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获得一种满足感的“自信”。这是一种真正的自信。

而那种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获得一种满足感的“自信”，严格地说来，不能叫自信，而只能叫“他信”（我实在找不出更为妥当贴切的中文词汇，来表述这种“他信”了。只好生造这个词儿。这里的读者贤明如果有更为妥贴的词儿，就请亮出来。我绝不“私吞”他的发明权，以后特别注明，是他为中文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他信”最经典的表述，就是项羽所说的那句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耳。”

那么中国人为何只有“他信”，而没有真正的自信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要从宗教信仰入手。

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现状

真正的宗教信仰，有三大基本要素：其一是对神的虔诚和敬畏。其二是通过神这个宇宙的坐标系，来确定人生之意义和价值，来认定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来确定人的灵魂皈依精神依凭。其三是有一套戒律和程序，需要信徒遵行，来规范信徒的行为，或加强信仰。

中国古代，虽然有儒释道三种准宗教信仰。但儒释道三家，严格说来，都是反宗教的宗教。

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等语录显示，他一遇上人生终极价值的追寻，只能逃得远远的。

释家虽然提倡慈悲为怀，提倡礼佛向善，但它“躲进深山成一统”，则过于消极避世。且其提倡“万事皆空”，这就成为一种虚无主义了。这种虚无主义，连它自身也否定了。于是它只好用诡辩加狡辩的辩证法来忽悠世人。这一忽悠，就忽悠了两千年。

释家还讲修成正果，就可以成佛成圣。因而是一种多神崇拜。多神之间，等级森森，不可僭越。且把这些神都人工雕刻成偶像，装金上彩，让人顶礼膜拜……当然，释家有大乘小乘之别。这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道家的经典《道德经》五千言，反智主义倾向十分浓郁。什么“智慧出，大伪存”啦，什么“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总而言之，《道德经》的宗旨，就是要把人类社会拉回到混沌初开的原始状态。并认为原始状态的人类，才是质朴纯真的。只有把人类拉回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

随着人类对宇宙、自然、社会奥秘认识的加增，人类的智慧也必然呈成长趋势。且随着人类交往的增多，为了解决纷争，为了和谐相处，就必然产生一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使得人类的思想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这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轨迹。而道家对这种文明的进步，则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正因为道家看不到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哪里，最后，他们只能堕于炼丹求仙，追求自身的长生不老上了。甚至精研房中术，以期获得延年益寿的效果。因此，我以为道家的反智，就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反动。

除这三种准宗教之外，还有很多民间的原始鬼神崇拜，也是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反正是遇见什么菩萨或偶像都拜。遇见一块大石头，遇见一棵古树，都要祭拜一番。

一方面，这种敬拜的目的，是为了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和平安富贵。这是一种功利化的利用，跟人的精神依托和灵魂皈依还挨不上边。跟人的终极价值追寻，人生意义的探索，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比如国人除夕祭灶神时，就往灶口上糊糖糊糊，让灶神在上位神面前为其一家美言等。敬拜其他神祗时，国人大多抱着“多烧纸钱多上香”的心态，让这些神祗保佑自己升官发财。你看，中国人对待神的态度，也是这么功利和实用主义，也惯于用行贿的方法来笼络。与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理念，有如云泥。

另一方面，遇见什么菩萨都拜，说明他什么都不信。只不过拜总比不拜好。如果不拜，万一鬼神降下灾殃，岂不是自己身受？多拜一下保险。

到了中共建政以后，严厉铲除一切宗教信仰，打击会道门。只容许非常片面非常肤浅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存在。而唯物主义把人只看成是动物的人，看成是经济的人，看成是消费的人。而否定人的灵魂存在。

恩格斯说：“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就是这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对“人”的经典表述。

一看到恩格斯这句“名言”，我就感到脊背发冷。因为这句话的背后，表达出一种对生命的蔑视，一种嗜血、冷酷和凶残。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某种“崇高”的目标，剥夺别人的生命，仅仅是改变一下“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人是一个灵与肉的有机结合体。马克思之流只承认人的肉体存在，而完全否认人的灵魂存在。在他们眼中，“人”只是一堆“行尸走肉”而已。世界上还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邪恶的东西么？

历经中共几十年的恐怖统治后，连民间那么一丁点可怜的、不纯正的信仰，都铲除殆尽了。遂使苦难连连的中国人，都变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那种“头上三尺有神灵”的敬畏感，已荡然无存。人们做起坏事来，无所畏惧，无所忌惮。将坏事做绝，也不知道敬畏，不知道反省。遂将九州大地引入“率兽食人”的地狱之境。

可以说，没有信仰的民族，是灾难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中国几千年，都在“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之中灾难循环，都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土匪逻辑中苟且偷生，没有真正的信仰，是一个首要的原因。

三、从人类思想文化结构看中国文化

人类的思想文化体系，大体由以下三个板块构成：

第一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主要解决人在宇宙万物中的定位问题。也就是确立人生的意义，确立人之所以为人，确立人类的终极价值，确立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确立人的精神寄托、灵魂皈依的问题，等等。

由于中国人没有信仰，在这一领域内，是完全阙如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没有人与神的关系这个板块，就没有深邃的思想，就没有终极价值的追寻。因而，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基本上是低能弱智的。基本上是“为食物而活着”的动物化生存状态。民间谚语“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生动表述。

如果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一个形象化的比喻，那么，西方文化的思想深度，已是水底的蛟龙。而中国文化的思想深度，仅仅是水上的浮萍而已。

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不服气，就说我“数典忘祖”，“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儒学经典，无论是《论语》、《大学》或《孟子》，说白了，都是一些教人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和谐相处的言论。这些言论，充其量，仅仅是伦理学范畴的东西。

我们知道，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很小的分支，那就更加够不上信仰层面了。

而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把这个伦理学层面的东西，拔高为信仰层面的东西的推崇和信奉。两千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发现其理论上的荒唐悖乱。这不是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低能弱智是什么呢？

由于中国思想文化结构上的人与神的关系完全阙如，从而陷入这种低能弱智的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解决人类的和谐相处问题。那是政治学、伦理学研讨的对象。对于这一块，中国并不缺乏，甚至还相当“发达”。

但人与人的关系缺失了人与神的关系这个基础性的东西，人只是动物化的人，只是物质消费层面的人，只是肉欲享受层面的人。而没有自由神圣、敬畏生命、天赋权力等意识。更没有灵魂高贵的体认，甚至没有自我意识。

在这个没有尊严意识、权利意识、自我意识的国度里，在这个没有人权神圣夺的文化系统内，中国历史只是“相斫书”，满本字缝间都写着“吃人”二字，政治堕落为阴谋权诈的同义语，就是他的必然归属。

第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解决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物质产品，来完成人类的繁衍生息和发展的问题。这个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科学技术研讨的对象。

由于中国文化缺失了人与神的关系这一基础板块，由于中国文化没有人类终极价值的追寻，也就不可能发展出严格慎密的逻辑学来。

我们知道，哲学、科学和科学试验，是建立在逻辑学基石之上的。也只有建立在严格慎密逻辑推导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才有可能实现科学的创新和发展。否则，只能伪科学，只能是盲从和迷信，最多只是直接经验的传授而已。

从以上三个板块相互关系来看，缺失了人与神的关系这个基础，哲学、政治、伦理和科学，都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不可能获得正常的发展，长足的进步。

所以，中国被西方大儒目为“停止的帝国”，目为没有历史、没有精神进步、只有灾难循环的国家。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又对我破口大骂起来。那么我就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吧。

林则徐是我们所敬仰的古代先贤，是号称“中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钦差大臣。如果你读过他的《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的话，你就会发现，中国人与世界隔绝到了怎样令人痛心的地步？他的通篇文稿，竟然是对英国国王居高临下的训斥口吻。那种倨傲无礼，那种君临万国，那种盛气凌人，那种夜郎自大，那种唯我独尊，那种不知外夷外洋为何方怪物等等，在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流露。这还得到道光皇帝的大大嘉许呢。说他文辞得体云云。

他的无礼，使当时的日不落帝国的尊严，受到多么严重的侮辱？他的这种态度，又怎能进行外交斡旋和思想沟通？

最为奇特的是，他在英国人绕过广州打下镇海炮台（今舟山群岛）之后感叹：“素闻洋人无膝，一扑即不能起，何至于斯！”他竟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洋人无膝，一扑即不能起”上了。对洋人攻下镇海炮台而大惑不解——“何至于斯”。

而康有为是号称中国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先师，是戊戌变法的主脑。在美国因为黑人奴隶的伦理问题而引发一场异常残酷的南北内战40多年之后，他因戊戌变法失败取得了较高的国际威望，遂应邀出访英国。

当他踏上英伦三岛看到黑人后，诧异地惊叹：如此丑陋黑鬼，应绝其生育，灭其种族……

好在英国记者听到这番话后，乃自我解嘲曰：康先生毕竟来源于一个野蛮的国家。不足为奇，不足为奇。

号称中国最先知先觉之士，都是这么不堪。其他后知后觉的国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新文化普及，现在的社会情形，已大不相同了。不能用一百多年前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中国人。

大家知道，毛共继邓共的思想警察、言论特务、出版管制制度之严酷精密，与满清“迁界禁海，片板不得下海”的闭关锁国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基本宗旨就是欺骗和愚弄国人，把文明世界西瓜那么大的好事儿，说成是芝麻那么小。那文明世界芝麻那么小的坏事儿，就说成西瓜那么大。让生活在苦难中的中国人，产生泡在糖水中的幻觉。经过真理部和教育部几十年的“不懈工作”，连作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历史研究员的徐友渔先生，都深受其害。以致他应邀去英国作访问学者时，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文化官员，还特意召见并叮嘱他曰：

我们在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其实都是虚假的，是上不了台面的。你到了英国，要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否则，就要闹出国际笑话，给中国人丢脸啦……

徐友渔作为历史学者，都陷入这种状况了。其他国人的历史知识，以及建立在这种“历史认知”基础之上的众多观念之悖乱不堪。我不说，大家就会明白的。

四、中国是文明古国么

第一，正因为中国的文化系统缺失了人与神的关系这一块，才造成中国人在人生意义上的懵懂混沌，才造成了中国人思想文化上的肤浅和弱智，才使中国人只是为食物而活着，而没有灵魂的皈依，没有精神的依托，没有终极价值的探讨和追寻。

当年有人呼吁民主，立即遭到质问曰：“民主能当饭吃吗？”发问者把“有用”的程度径直提到“能当饭吃”的地步，摆着当画看都不行，非得吃下肚里才算“用”上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所谓天者，就是最高理想也。就是这种“为食物而活着”的思维方式的最好表述。

国人这种“为食物而活着”的思维方式，还让李鸿章闹了一个国际大笑话。

李鸿章出访欧洲各国，欧罗巴各国为了拿到李鸿章手上的巨额订单，乃盛情款待之。当他访问德国时，某德国政要送给李鸿章一条异常漂亮聪明和善解人意的狗作伴，以解李鸿章旅途寂寞。

过了几天，该德国政要猜想，那只善解人意的德国狗，一定让李鸿章喜爱不禁，成了形影不离的好伙伴了。于是笑着问李鸿章：那只狗怎样？

李鸿章拍拍肚皮说：不错，不错，不过味道没有中国狗肉细腻……让德国政要惊讶得眼镜都掉在地上，也为那只善解人意的聪明狗儿心痛不已。

民间还有句俗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也需要一些人来考虑社会公正、人间公义、道德良知、人道人性、未来走向、前途命运的等等问题。一个把食物作为最高理想的民族，哪有能力来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而越是没有能力思考这些形而上问题的民族，就越是陷入丛林法则的灾难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

任不寐先生将基于基督文明的西方文明，命名为“交易文明”。而将以成王败寇为基本法则的中国文明，命名为“抢劫文明”——如果抢劫也算文明的话。我认为十分形像准确。

第二，制约中国历史的基本规律，就是“成王败寇”这个丛林法则。在这个丛林法则的制约下，中国的数千年的历史，只呈现出“治乱”和“分合”两大循环，只呈现“专制、腐败、酷刑和蔑视人性”，而看不出人类文明进步的任何轨迹，更没有文明的积累。是一帮人将坛坛罐罐做到一半，另一帮人抢上前来，把原有的坛坛罐罐全部砸烂，再重新做……每次改朝换代，都灭掉80％～到90％的人口。然后又重新繁衍生息。在越来越酷烈的专制制度的钳制下，又进入下一轮XX之治的“盛世”。

第三，有人常常鹦鹉学舌说，洋洋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灿烂辉煌……这是阿Q前辈的“精神胜利法”充分发作的体现。

按照考古学对“文明”二字的定义，所谓文明，必须有文字和城堡。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经碳14测定，大约在公元前1600～1700间。而没有找到任何城堡的考古遗迹。撇开城堡不存在这个因素，仅以文字来认定文明，那么中国的古代文明，充其量只有3600～3700年。不知五千年中华文明从何而来？

第四，中国文化一直提倡“学以致用”，提倡“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提倡“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秉持这种思维方式的知识者，仅仅是满足自己出人头地愿望的奴才，仅仅是追求名利的求食者而已，根本不具备“英特耐克确”（intellectual）『注』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更没有对真理、正义、公正等普世价值的执着和坚守。在这种机会主义和急功近利下，知识者对于那些没有“用处”的东西，一概摒弃于视野之外。

这种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文明那种“揭示宇宙、自然、社会的奥秘，是荣耀神的行为”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

西方先知从逻辑到逻辑，从学术到学术，一辈子皓首穷经，一辈子乐在其中。这些人的研究和探索，不但能获得西方社会的人们的尊重和敬仰，而且能从民间社会取得生存资源，以继续其皓首穷经的研究和探索，才带来科学发达和文化昌明。

在西方国家，到处都有这些人类的先知（如思想家、哲学家、作家、诗人、作曲家等）的旧居纪念馆和纪念碑。却鲜有政治人物的纪念地和纪念碑。将他们视为民族的瑰宝，视为国家的骄傲。

而中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到处是那些强权者、征服者、奴役者、阴谋家的纪念地或纪念碑，却鲜有人能记得这些先知之士，只是将这些人视为草芥，视为屁民，视为由强权者任意侮辱的对象。连宋应星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天工开物》，都在中国失了踪。直到20世纪初，才从日本的图书馆中，将其迎回中国，认祖归宗。宋应星在序言里感叹：“丐大业文人弃置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难道不是宋应星先见之明的无奈哀叹？

反观秉持急功近利的思想方式的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在科学发明上，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一片空白。我们从中学到大学所学的规则、定理、基本概念，有哪一点是中国人发明的？真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第五，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繁荣时代，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但在春秋战国时代，最吃得开的，却是纵横家，是商鞅、吕不韦、范睢、苏秦、张仪、李斯之流。

苏秦、张仪、李斯之流，只要有官做，就可以背叛一切，就可以出卖一切，而视人伦亲情如敝屣。他们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哲学”，并把这种“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一旦获得权力，就充分地展露出小人得势的架势。连自己的妻子、嫂子和家人，都匍匐在他的脚下。

他们帮助暴秦，用欺骗、恐吓、威胁等卑鄙手段，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再帮助暴秦灭掉自己的祖国，然后又挖空心思迫害自己的同窗好友……

而这些没有良心底线的家伙，却一直是中国人崇拜和模仿的榜样。而像宋襄公这种讲究规则和底线的人，则一直是中国文化嘲笑的对象。

第六，我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东西，就是《增广贤文》。因为《增广贤文》是中国历朝历代流传于社会的谚语、格言、警句的集大成者。它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我看《增广贤文》，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增广贤文》的根本宗旨，就是教人相互设防，相互不信任。教人相互猜疑，相互不合作。教人只顾自己，勿管他人……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莫信直中直，需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

总而言之，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存状态，很像非洲大草原的羚羊。当狮、虎、豹等猛兽追来时，大家没命地跑呀跑，逃呀逃。当猛兽捉住了一只自己的同类后，大家就停下来，悠闲地继续吃草了。因为大家明白，猛兽捉住了一只自己的同类后，把它撕碎填饱肚子后，就不会再向自己发起攻击了，自己就安全了。

这样的丛林世界，这样的“文明古国”，也太可怜了。

五、真正的自信，建立在明瞭人与神的关系基础之上

只有处于上帝这个宇宙的坐标系之下，才能确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确立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后，人才能从骨髓和灵魂之中，迸发出一种真正的自信。

显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具备这个基本的条件，因而就没有真正的自信。

而中国人的“他信”（或曰伪自信）的充分发达，则充分体现在“面子”上面。

西方人看到，中国人喜欢喧闹。他们只是感到大惑不解。通过以上分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中国人的这种他信，就是通过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获得一种满足感。所以每逢婚丧嫁娶大事，或节庆和个人纪念日。要聚朋邀友，都要鼓乐喧天，炮声隆隆。都要豁拳行令，喧闹助兴。

这些行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吸引了别人的眼球，并让别人惊叹，才感到自己有面子，才感到脸上有光。

中国人到了国外，也把这种陋习带过去，故而常常引起西方人的侧目。宁愿卖掉房子，也要逃离这种喧闹纷攘的居住环境。

但长期生活在“他信”文化氛围之中的中国人，犹如身处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根本感觉不到，或者没有西方人那么敏感。

而基督文明引导下的人们，尽管他们身份卑微，但过得很有尊严，很有自信，也很快乐开心。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他们这种尊严、快乐、自信来源于何处。

有一件趣闻，很能说明问题。

一次，一著名的电视女主播约请第一夫人和国会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到某个俱乐部访谈，制作电视访谈节目。

那天希拉里因事迟到了，匆匆赶来。在访谈过程中，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这时，俱乐部的看门老头过来，毫不客气地将希拉里“请”了出去。因为该俱乐部有规定，禁止使用手机。而那位著名的电视女主持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而毫无办法。

能在这种卑微职务的中国人身上看到这种尊严和自信么。绝无可能。因为中国的卑微者，只能匍匐于强势者的脚下。而强势者则鼻子朝天，傲视这些卑微的人。

强势者的傲视蔑蔑，是他过去奋斗过程中的压抑憋屈和低首下心而取得的报偿。而卑微者一旦改变了自己的卑微地位，则要加倍奴役别人，来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

严格说来，中国人的人格，都是这种主子人格与奴性人格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人格，又怎能成为现代的公民和形成公民社会呢？

所以大多数国人身子进入了现代社会，但脑袋仍停留于秦代也。这种主子人格与奴性人格的复合体，又从哪里生发真正的自信呢？

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作者亚瑟·史密斯先生，就对中国人的面子（他信）问题有过深刻的描述。但他没有进一步揭示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今天再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算是对先贤的拾遗补缺工作吧。

写作这篇文章时，我就作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因为我一揭露中国文化的病态现状，就引起一些秉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观念的人们，血冲脑门，破口大骂。他们的“血冲脑门和破口大骂”，其实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过敏性反应。因为癞子头上的癞子，只看得说不得。我一说，就惹得他们歇斯底里发作，跳脚大骂起来。

六、『注释』：英特耐克确，是英文intellectual的音译。哈哈，我把英文intellectual音译为英特耐克确，意思还不错呢。这个“英特耐克确”，确实有执著真理、坚守良知、百折不挠的字面意思啦。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英特耐克确这种群体的存在，只好勉为其难的翻译为知识分子。到后来，随着中文的引申转借，这个概念已产生了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

对于这一“淮橘为枳”的文化现象，我已在《一场以扼杀民族灵魂为目的的现代坑儒运动》的文章中，对“知识分子”一词，有过专门的解释。遂引用下来，也作为本文提及的“英特耐克确”的注释吧：

按照中文的一般理解，本文标题中的“儒”，一般是指知识分子。而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认同俄国和法国学者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原初定义。即指那些对人类命运和社会未来有终极关怀，对社会弊病有批判精神，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有责任担当，对政治腐败、民生黑暗有鞭挞的道德勇气，有独立人格，有正义感，有一定的学识素养，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们。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上的巨轮，知识分子不是船长，但他们时刻站在船头，警惕地了望前面的航程。一旦发现漩涡和暗礁，就拼命地呐喊示警，以免这艘巨轮陷入灾难之中。而不是目前这种泛泛化的概念——即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统统地泛称之为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也许是一个出色的技术专家，也许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但不一定是一个知识分子。

很不幸，这些站在船头了望前程、并拼命呐喊示警的人们，却被中共当局视为破坏其“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异类，视为洪水猛兽，恨不得除之、驱之、缧绁之而后快。

更为不幸的是，今天中共的九名政治局常委，全都是一些半桶水式的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之类的货色。他们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有关人类自由、尊严、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基础知识，有的甚至是一窍不通。只知道手忙脚乱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知道保有特权而攫取特权利益，只知道在腐朽的专制体制上弥缝补漏。他们驾驶着中国这艘巨轮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却不许知识分子站在船头呐喊示警，更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对其施政指手画脚。他们哪怕把这艘巨轮驶进毁灭性的漩涡之中，几乎是一致性的木知木觉。

再打个比喻，让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来制造原子弹，这些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也许对制造原子弹的工艺流程比较熟悉，也能忠实地完成任务——即把原子弹制造出来。这些仅仅知道忠实完成工作任务、而不管制造出来的原子弹是用于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是不能算作知识分子的。只有那些能思考并担当原子弹是用于毁灭人类还是造福人类这类问题的人们，才能算作知识分子。

七、本文参考文献：

1、严行《中国文化与基督文明》

2、方舟《被欺骗的中国人》

3、任不寐《灾变论》

4、老乐《晾晒中国人》

5、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卷

写于民国99年（2010-11-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