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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饥饿与人肉的滋味 [打印本页]

作者: Scheherenzade 时间: 2010-9-25 20:42 标题: 饥饿与人肉的滋味

雲端行者獨眼鷹

“歉收的大荒年不至於餓死人，這都只是緣於人禍所導致！無疑地，在世界史上，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饑荒導致餓死人的慘劇從未發生過”
《 Development as freedom》- 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K. Se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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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竟然這麼快就成為電影題材；本屆威尼斯影展有部特殊題材的的參展影片，就是由中國旅法導演王兵執導的「夾邊溝」；由於，它碰觸了敏感的政治議題，可能因而無法在中國上映。

夾邊溝，位於中國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此地，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被打成右派的分子被送到這裡，接受勞動改造。當時，逢中國大饑荒之際，約1500人被活活餓死。中國作家楊顯惠著有《夾邊溝記事》一書，紀錄下這段悲慘的歷史。

從中國史上人口的變化可歸納出一個規律：只要過上30年的太平年頭，中國的人口就有成倍的增長；然而，於正史記載從西元前2世紀起到上世紀70年代，中國至少曾出現過百餘回“人相食”的時期；換算起來，2000餘年間，每每不到20年就有一個“人相食”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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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國天津作家楊顯惠連續發表20多篇紀實作品，此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2003年，楊顯惠的夾邊溝系列結集出版，名為《夾邊溝紀事》。楊顯惠在後記中寫道：夾邊溝事件是當時甘肅省委極左路線的產物，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肅歷史上慘痛的一頁；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難史。但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當年的事件製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來，當年的生還者大都謝世，少數倖存者又都三緘其口。作者將調查來的故事講述出來，意在翻開這一頁塵封了四十年的歷史，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並告慰那些長眠在荒漠和戈壁灘上的靈魂：歷史不會忘記夾邊溝。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裏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裏，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記。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屍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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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上海文學連續發表12篇，夾邊溝的蓋子揭開了！

在甘肅臨洮，夾邊溝倖存者82歲的裴天宇老人。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傷心得讀不下去呀！

而遠在千里之外，夾邊溝右派的後人們傳閱著每一篇，奔相走告：他們帶著這些紀實小說，清明節上墳時焚燒，以告慰父親冤屈的亡靈。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讀到了它們，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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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極右分子約有三千人。陸陸續續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後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

夾邊溝，除了風大沙多，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因此，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4～5百名勞改人員，由於它只能養活這么多人。至於，為什麼甘肅省要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和鳳鳴的《經歷——我的1957》是這樣解釋的： “夾邊溝農場貧瘠而嚴重鹽鹼化的土地的收穫物，根本無法使2000多勞教分子果腹。從省上到張掖地區到農場，堅決貫徹執行的是對勞教分子的改造與懲罰，這2000多人的生存條件如何，以夾邊溝的土地面積、生產條件，能不能讓2000多勞教分子憑靠種田養活自己，從以後的結局看，那時並沒有人想及。”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後，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饑餓。

和鳳鳴和其夫王景超反右前同為甘肅日報編輯，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則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婦倆同一輛火車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去的是十工農場，王景超則到了夾邊溝。三年後，王景超在夾邊溝活活餓死，和鳳鳴則僥倖躲過一劫。

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 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 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

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裏，盡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幹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一天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臟被饑餓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他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在《賊骨頭》裡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

“……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跡：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裏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就是這位俞兆遠，被非人的環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在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裏。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裏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裏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咽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遠後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裏的糧食、食堂裏的窩頭、豬圈裏的豬食、野地裏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裏了，他還要偷家裏的玉米麵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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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馬鈴薯），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於是，他們乘機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嚥。”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當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最後，只有牛天德活下來！

還有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裏，胃腸裏的麥子發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於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第二天，農場管教幹部在他的屍體邊上召開現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黨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願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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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臺縣的明水農場。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沖出的兩道山水溝裏的地窩子和窯洞裏。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後，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么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彙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雲：死幾個犯人怕什么？幹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屁眼）鬆了嗎？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裏，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發生了最為驚世駭俗的“活人吃死人”之一幕；由於，“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無肉僅是皮包骨；於是，他們的胸腔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因為，飢餓使得活人開始吃死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就在右派被遣返後，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實際上，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饑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饑餓”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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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農作物歉收事件的發生，並非獨立於公共政策之外；即使，當農作物歉收時，饑荒也可以通過確實的資源再分配的政策來抗衡。”《Development as freedom》阿馬蒂亞•森

傳統觀點一般認為，饑荒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時候這是唯一的解釋。但是，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在饑荒分析領域裏，向如此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他指出“天災（大饑荒）不會餓死人，只有人禍才會餓死人！”的觀點。

阿馬蒂亞•森曾親身經歷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饑荒，他是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窮人的經濟學家”的學者，他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他其經典名著《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深入地比較分析了【政治自由】與【防止饑荒】的關係與規律；其立論，看似十分具有創意，但卻是充滿可行性。

在研究了近現代史上孟加拉、愛爾蘭、中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發生的饑荒後，阿馬蒂亞•森得出結論：“無疑地，在世界史上，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饑荒導致【餓死人】的慘劇從未發生過”。

2010-9-23

作者: wyt0018 时间: 2010-9-29 21:33

党国的历史，对文学家，是笔伟大的财富！

作者: hans118518 时间: 2010-9-30 09:30

楼上有才，党国的历史，对文学家是财富，对人民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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