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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树山

    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就是一个农奴，它符合奴隶的所有要件：没有人身自由，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世代不能改变身份（农业户口），如果他逃出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流浪他乡或外出讨饭）则会被饿死（粮票）或被关起来，或被当成坏人打死。我和我的父辈的痛苦经历告诉我，我不能认可这种制度，而受其荼毒和残害的则是占国民大多数的几亿农民。人民公社制度就是野蛮罪恶的国家农奴制。黄仁宇在美国当学者，他可以在书斋里做学问，他为毛说好话，赞扬这种制度使“全民就业”，实在令人不解。如果他当过一天社员，他肯定不会这样说话。毛在掌权的二十七年间乏善可陈，这可以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甚至开国元勋的苦难中得到印证。

[转贴]人民公社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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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的特點

    共产党的天下不是无产阶级打下来的，那时中国工人总共才二三百万人，力量微弱。革命的队伍里没有几个工人。共产党的天下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下由农民打下来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也确实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半自耕农和贫雇农。
    但是，没过几年，政府又逐步把分给农民的土地都收回去了，把自耕农的土地也收上去了，并实行了一套严重侵犯农民利益的政策。
    第一，农民的土地和工具甚至连水缸饭锅都被“公有制”了，都归人民公社了，名义上所有财产属于集体，农民是集体的一员，但农民没有任何权利。既没有支配的权利，也没有分享收益的权利，更没有选举和改选领导者的权利。实际上，没有民主的公有制根本就不是公有制，而是领导所有制，是官有制。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任何权利的农民变成了使役。
    第二，农民的产品都被国家“统购统派”了，价钱由国家说了算，“卖”多少由国家定，国家定了指标就必须完成。国家强行以很低的价格收购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留给农民的仅够口粮甚至连口粮都不够。而国家卖给农民的东西却不是低价的。这是极不公平的交易，其实根本不能称之为交易，是依靠国家机器强制进行的长期掠夺，比欺行霸市要厉害一万倍。在这种贱卖农产品贵买工业品的强制交易体系中，农民战天斗地学大寨就是学出血来了，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许多农民干一天活挣的工分只值几分钱。
    第三，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自由，禁止农民从事集体经济以外的任何经济活动，堵住了农民自己谋生或改善生活的所有道路。农民出去打零工挣钱不行，那是地下黑包工，要抓起来。采集点山货去卖不行，那是投机倒把，要判刑。甚至自己家养鸡养鸭都要限制，都要批判，都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个人的任何维持生计的努力都被禁止。所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困苦境况的自由都被残暴地剥夺，即使穷死了饿死了也不能自己去谋生。
    第四，以血统为依据的严密的歧视性的户籍制度把农民死死地圈住了。农民不能流动。临时出门都必须到政府开介绍信，探亲都要开介绍信，如果农民擅自流动，就属于“盲流”，抓到了要受到惩处。
    那时候农民苦极了。整天劳作，按日头出工收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没有休息天，农闲时也不准闲着，要战天斗地学大寨，出各种劳役。农民成年累月地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
    最悲惨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由于搞大跃进，刮共产风，搞人民公社，把农村经济搞垮了，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减少征购粮的数量，也不会饿死人。但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反而连年提高征购量，逼迫农民交粮。一些地方，特别是官员执行上级指令坚决的地方，甚至逼迫农民把口粮和种子都上缴了。那几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只是终日出劳役的苦工。他们连在生死存亡的困境中挣扎的可能性都没有，逃亡逃荒的路都堵死了。他们的境况远远赶不上农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