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剛剛開放探親時，我曾陪一位長輩回他的安徽老家探親。在那貧困的大地上，這個長輩想起以前家鄉的土地因地主、小自耕農、分財產等因素，分割得相當零細，以致於要上學都必須穿過許多水沼、田埂。如今，土地劃分得整齊寬大，馬路建起來了，家鄉有了新面貌。他回憶起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不久，國民政府調查戶口，有些人家為了怕被拉伕去當兵，還謊報人口，尤其是家有男丁的人，總要少報幾個。他就是不在戶籍內的一個。後來因為有一個長輩在國民政府當個部隊小官，需要一個小文書，他擅長寫字，就投靠親戚的部隊去了。這才有了他的戶籍。至於當時全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連國民政府也不清楚吧。

  在安徽貧困的鄉間小路上，我終於比較了解黃仁宇。他也是離鄉背井，去部隊當兵。在貴州、雲南的崇山峻嶺間，隨著部隊流浪，有時補給未到，就到老百姓的鄉村裡找東西吃。說是老百姓的貢獻也可以，說是搶來的也可以，部隊有槍，誰敢不給？有時缺乏兵員，就要老百姓奉獻男丁出來當兵。當時的國軍和軍閥又有什麼兩樣？蔣介石對那些不是嫡系的部隊，只是給一個番號，人和錢自己去想辦法籌集。地方上的老百姓就因此遭殃了。他們當然要想辦法隱藏人和錢。整個抗戰，就是在這種半部隊、半土匪、半流民的狀態下完成的。

  因此，抗戰初起，蔣介石所喊出來的口號「四萬萬的同胞站起來！」事實上是毫無根據的。整個滿清末年至抗戰，中國未曾安定過，戰爭與天災人禍的死亡隨時發生，誰又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口、幾萬萬同胞？即使到了抗戰結束後的戶口普查，都得不到正確的答案吧！

  這就涉及到一個古老的課題，也正是黃仁宇終生找的答案：為什麼中國無法走上現代化之路。或者，也正是自三十年代以降，無數歷史、經濟、社會學者不斷在爭論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未曾由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在那長達數十年的論爭裡，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是起於那一個朝代？或者資本主義應該由技術面的工業分工看（例如南宋時期的紡織業）？還是由市場、資本流通程度看？這些都構成我們討論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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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仁宇論述的可貴，即試圖擺脫這些盲點，而由自己流浪在雲南邊境當兵的歷史經驗為出發點，去尋找中國未曾走向資本主義化之路的根源。他所發現的，不是什麼偉大的哲學思想，複雜的理論架構，而是回歸到最本源的：中國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但對解開中國資本主義起源的迷障，卻是石破天驚的發現。

  今日要說數目字容易，但由中國歷史看，即使是抗戰之後，中國的人口、資源、土地、耕地、牧地等等，都還搞不清楚，更不要說每年糧食產量多少、需要供應多少人口食用、以及如何才能維持全國性的生存了。沒有數字基礎，就根本談不上有效管理，更不必說資本主義化了。

  台灣其實也沒有好到那裡去。一九八五年之後，日本帝國殖民台灣的第一步，所謂「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即是先在數目上作清楚的計算。它把人口普查一遍，土地重新丈量，把耕地的性質作細部區分，以計算其生產數量，再調查山地林野的資源。為了深入山地，日本人甚至派出人類學者去調查記錄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誰能比原住民更了解台灣的山地狀況)，以真正掌握台灣的所有資源。自此台灣才有所謂「資本主義化」的開端。

  這中間當然還可以涉及道德問題，例如日本的殖民台灣，到底要以何種態度看待。有人可以感激日本人的「現代化」。但由資本主義的角度看，要計算一條乳牛的產量之前，先檢驗清楚它的生理狀態、可食用的部位與肌肉，再餵以必要的食料與管理，也是必然的吧。

  黃仁宇所指出者，卻是中國大陸連這個計算的數目字都沒有。人口不知道，生產力當然不清楚；土地與生產資源無法計算，能不能養活全國人口也不知道；更不要說天災人禍的為害了。連這個最基本的數目字都沒有，卻要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不是天方夜譚？

　再以此觀察二二八事件，也就比較容易理解。這畢竟是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所形成的衝突。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根本就沒有法治，視抓壯丁、無法律依據的抽稅為理所當然。它已超出國民政府法律所能控制的範圍，而是整個統治權力的共同思維方式。然而這一套卻在台灣引起強烈反抗，其原因無它，台灣歷經日本五十年統治，已有現代的法治基礎，即使日據時期的台共也必須依法判決。縱使社會地位高如林獻堂，都不能免於武力威脅而被迫「樂捐」（天知道是不是捐給國家，還是飽入私囊），更甭說一般老百姓了。台灣人民無法適應這樣的統治文化，從而發生二二八事件，這應該是歷史的必然。

　從這樣的角度看，國民政府的部隊有它的歷史侷限性，它只是依照舊有習慣行事；台灣也一樣有它的歷史侷限性；兩個不同的社會在歷史的時空中交會，終而形成悲劇。要從這個角度去看，台灣才能跳脫出「外來政權」的陰影、被壓迫的悲情意識，而由更寬廣的大歷史視野，去重新省視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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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解決中國為什麼無法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必須先解決兩個難題：其一是什麼叫資本主義，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特性與過程為何，為什麼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很早就西化，卻無法做到；其二是為什麼中國無法像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在封建主義之後，走向資本主義？這就必須依中國的歷史、政權管理方法與政治性質去分析。它已經無法由意識形態（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理論）就可以籠統涵蓋，而必須由歷史的現實面去逐一分析觀照。

  此種大範圍的論述，最容易犯下的偏差是：把中國歷史全部納入某種思想模式，以不同意識形態作一刀兩切、以偏概全的分析。其結果也不會差別太大，畢竟範圍太廣，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不少，然而終究因為概念太大，而難以具有說服力。所幸，黃仁宇不是如此，而是由現實無比的政治管理著手，由明代（萬曆十五年）的賦稅、國庫、社會管理起始，作一清楚描述。如此，即免去傳統論述的缺點，並且讓中國的封建管理方法，有一個數目上的依據，歷史的合理性，再由此去觀察現代化的困境，就有了新意。這就是《萬曆十五年》及《赫遜河畔論中國歷史》等書中的論述要旨。

  然而，黃仁宇要回答的問題不僅中國本身，還必須包括何謂「資本主義」，以及其藉以運作的不成文規範和社會機制，包括信用、金融、政治制度、文化等。意即即使有了數目字，但這些數字如果缺乏政治制度、社會機制的保障，則依然無法運作。例如，有錢票，卻缺乏信用；有契約，卻無法被承認；有土地，卻只能被特權蹂躪；有期約買賣，卻未被社會公認，則這樣的萌芽，終究缺乏土壤，無法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國家所必須的司法體系與政治制度，也同樣重要。這便是他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想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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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一位大哲曾說過：每個思想家都是在尋找自己生命的解答。黃仁宇的終極關懷不是古代史，也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中國的現代史的演變，及其未來。
  由大歷史的眼光，他提出中國之大改造，乃是由蔣介石與毛澤東共同完成。民國革命只是完成了「高層機構」的初步建構，即只有立憲與議會，形式上的全能政府，統一的軍令，全國通行的貨幣，數百年來未曾實施的徵兵法等，但實際的執行無法及於下層。人口無法估算，民間稅制無法落實，基層組織闕如，這些都構成國民政府徒有一個大架構，卻難以在全中國運作管理的原因。即使國軍，亦只是傳統人身依附關係的延伸，某某將軍的部隊，比屬於國軍第幾部隊更重要。換言之，所謂現代國家的架構固然有了，但其實質內涵與管理，卻還停留在傳統的社會基礎上。

  毛澤東的革命則完全是由中國的下層開始，走鄉串鎮，一村一村把中國的基層搞清楚，再透過農民革命，把土地重分配，把基層組織建立起來。蔣介石所建立者為上層架構，而毛所完成的是下層結構，二者合起來，才是中國整個上下組織的大改造。

  黃仁宇認為這一場長時間、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為中國歷史未曾有過，無人能夠全部掌握，構成整體腹案，按計劃執行，而只是各盡人事，再配合上社會裡的各種因素，與國際因素（如日本發動世界大戰，與美國之參戰等），全部投入歷史與戰爭的大鎔爐裡，這些因素的消長變化，終而形成「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一如盧梭所說「公眾之志願」的內容，至此才全部揭曉。

　從這個角度來看，則蔣介石在大陸無法做到，在台灣卻得以完成土地改革，就不是沒有道理。因大陸終究缺乏基層的數目字為基礎，連土地有多少，農民的數量都不知道，如何土改。而台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已完成現代化所必須的基層準備。是以土地如何分配、地主如何補償、農民如何控制，都有一套既有的資料可資依循。蔣介石無法在大陸有效執政的上層架構，卻在台灣得以實施，也正因基層組織已在殖民地時代作有效的統計與組織改造，早具備現代社會所必須的社會條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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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歷史論述中，一直存在著斷裂性思維。此即把清朝時期的移民史與中國歷史斷裂，而謂移民者為「新興民族」，而忽略了早期移民的「唐山認同」；其次，把日本的殖民統治與中國歷史斷裂，稱之為「台灣現代化的開端」，而忽視了殖民地的歷史真實；等到光復以後，雖然有四年的時間與中國歷史連結，但這一段歷史被描述成是中國政權對台灣的迫害，而忽略了兩個社會的差距與衝突；等到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又把國民政府與中國政權劃上等號，視之為「外來政權」，而忽略了國民政府未曾解決的兩岸難題，以及美國在兩岸之間所起到的另一種「外來政權」的影響力。

　連串的斷裂，使台灣的歷史認知呈分裂狀態，最後就變成只有統獨兩個對立的符號；而現實的認知上，就變成是：只要解決了「外來政權」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其結果是國民黨雖然下台，由民進黨執政，但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依舊，兩岸關係懸而未決，台灣與大陸的社會發展差距、政治制度與文化差距，也未由大歷史的角度去省視過，而只由斷裂性思考，以為只要讓斷裂凝固化，即可達成台灣的自主性目標。缺乏大歷史視野與胸襟的兩岸政策，只能在「政治文字迷宮」中打轉，永遠也找不到出路。

　歷史終究是延續的。黃仁宇論述中，最重要的關鍵乃是：大歷史的視野，以及由此向上下左右延伸，看見縱深達數千年的中國歷史，寬廣及於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比較與深思，從而讓我們看見，台灣歷史的延續性。台灣現在的政治體制，是由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它的上層架構，乃是中國大陸現代史大改造的一部份），在大撤退之後，整個移植於台灣；再配合上日據時代以還的資本主義化經濟社會基礎，以及美國所形成的冷戰結構，所建構起來的。

　而台灣在歷經五十餘年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之後，已積聚了足夠的社會基礎，使民主政治得以實現，從而達到政權轉移的目標。然而，由黃仁宇對歐洲資本主義的分析看，政權轉移只是一個上層架構的變化，歷史傳統之影響與台灣人思維方式的轉變，卻還需要更長的歷史時間。畢竟，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所藉以建立的不僅是法律、政治制度，還需要不成文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才行。歐洲歷時四百年才完成的資本主義化，台灣又豈可能在五十年之內完成？

　這「思維方式」（WAY OF THINKING）所包含的即是人們的文化、語言、習慣、信仰、藝術、哲學等等。黃仁宇在《新時代的歷史觀》一書中，想談的即是這個問題。

　「中國長期革命已告成功，中國歷史既與西洋文化匯合，百年來的改造與奮鬥也可以用西方科學知識與政治經濟思想解釋，從今之後，中國是否應放棄傳統文化而徹底抄襲西方？」（頁５９）

　黃仁宇不以為如此。對此他提出另一種解釋：即中國的政治體制、架構，大體由西方而來，但如何用卻是「非常中國」。因而提出了「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來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對比。

　這個論點，其實是以今日的現實，來向舊理論挑戰。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黃仁宇獨具慧眼的創見。看看今日的台灣，那一樣政治體制、司法體系不是建立在西方的政治理論架構上，但在實際的運用層面上，包括了地方派系、選舉文化、群眾動員、廣告內容等，那一樣不是「中學為用」。中國大陸何嘗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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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黃仁宇之前，有關東方專制主義、資本主義萌芽論戰等書籍，早已汗牛充棟，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中，則提出「超穩定結構」以試圖超越舊論述。而黃仁宇則由數目上的管理著手，再比較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過程，最後提出中國應走自己道路的結論。

  黃仁宇一生的研究可歸納為三個問題，三個論點：

１、 為什麼傳統中國無法發展資本主義？他的論點是：無法在數目上管理。

２、 如何由大歷史看中國現代史的劇變？他的論點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共同完成中國社會之大改造。這一點，確有「大歷史在辯證中完成」的味道。即一正（蔣介石在上層完成政治架構的改造），一反（毛澤東在下層完成基礎組織的改造）；雖然二者互相對立革命，但歷史終究是由正反力量的「合」所共同完成。以此理解中國近現代史，確有更開闊的史觀。

３、 中國之未來為何？他的論點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此即經濟之發展、政治社會組織之改造，還不足以完成中國走向二十一世紀使命，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這三大論題的任何一個，對學者而言，都足以窮畢生之力而難有所成，而黃仁宇試圖加以連貫思考，自成一家之言。但更重要的是有不少學者著述盈尺，卻只是糾纏在理論思辨，無法自成論點。但黃仁宇卻能歸納為簡單、清晰而深刻的三句話作為答案。這才是思想家的真功力所在。

  在《新時代的歷史觀》這一本他生前出版的最後著作裡，黃仁宇彷彿感到時間來不及似的，以提綱揳領的方式，將他作學問過程中，所引用的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家、東方思想，作一通盤整理，總之，他想留下那些曾經對歷史有用的、值得參考再三的思想家，作為一種引導，好讓未來者，有一個「入門網站」。

  這種作學問的方法，已經不是學者，而是更大的用心了。這用心，證諸於他剛剛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更可得到一個鮮明的形象。那是一個知識份子想從軍隊中找自己與中國的出路，卻只是落入更大的時代迷茫之中，他輾轉流浪，終於以學問為終生職志，想找一個解答，給自己，也給未來的生命。或許他所期望者，是對未來留下一點指引，一種思想方法，一個未來的出路吧！然而，無論他對未來有什麼影響，他已經留下一種典範，一個擁抱歷史的大胸襟。

《缅北之战》不错。

《万历十五年》也很不错。感觉《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应该受这本书启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