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改組。國民黨改組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實行了容納共產黨，即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此后中國社會長達幾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動，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中共從成立之日起，就主張以列寧主義為宗旨，以俄國十月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張本，強調要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方式，通過下層無產的勞動階級對整個上層剝削階級進行革命，根本鏟除造成社會分配貧富不均的私有制度。（註：這已經說得太明白了！所以，日後的内戰都是爲此而起，並且由中共主動發起來完成其革命任務）《中國共產黨宣言》，1920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等選編：《“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頁。因此，中共一大所通過的黨綱，也開章明義地說明了它在中國革命的目標，即剝奪資本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此，它堅決主張不能與資產階級妥協與合作。《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3－5，557頁。
但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明顯地對這個還隻有五十幾人的小組織的前景表示懷疑。在他看來，蘇俄如果不能同孫中山的國民黨聯合起來，在中國將一事無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起來，不可能有多少前途。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所編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第100—101、62、75頁。馬林的建議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過決議承認自己為共產國際下屬支部的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同意將自己的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到國民黨中去，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經張繼介紹和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國民黨。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時間，李雲漢根據國民黨公務部交際日記，斷定為1922年2月上旬。但據李大釗自述，當為1922年孫中山在滬期間。因據馬林筆記，李大釗8－9月間曾來上海參加討論決定與國民黨黨內合作的杭州西湖會議，會后即有陳獨秀等入黨之事發生，故此判斷李之入黨當與陳獨秀大約同時。參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157頁﹔李大釗：《獄中自述》，《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0頁。次年6月中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贊同黨內合作原則的決議。隨后，約有400余中共黨員和相當一部分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加入了國民黨。
還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就被授予了相當重要的職務。如孫中山一接受陳獨秀等入黨，就指定其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九委員之一，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馬林記為“國民黨改組委員會”。馬林：《關於杭州會議后活動的報告》，1922年10月14日﹔馬林：《關於國共合作的筆記》，前引《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84、92頁。進而，陳獨秀被指定為參議，林伯渠被指定為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則就任宣傳部干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135－136，138頁。鮑羅廷來后，在他所負責的各項工作中，共產黨人更是積極參與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共及青年團這時總人數雖然隻佔國民黨在冊黨員人數的2%，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卻佔到了全體代表人數的10%。代表大會上新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中，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就佔到了將近25%。在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為中共黨員﹔在17名候補委員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為中共黨員。同樣，在會后設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跨黨的中共黨團員在一個秘書處和六個部中佔據了兩個部長（組織部、農民部）和三個實際為副部長的秘書（組織部、工人部、農民部）的席位，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決定設立一處八部，但調查部和軍事部暫緩成立。秘書處及組織部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農民部部長林祖涵，秘書彭湃﹔工人部秘書馮菊坡等為中共黨員。同時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裡還取得了三分之一的發言權。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共三人，廖仲愷、戴季陶為國民黨員，譚平山為中共黨員。特別是把秘書處和組織部交給中共黨員來負責，更顯示出孫中山這時對兩黨間這種合作方式以及對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態度。這種情況反過來也促使中共黨團員對於國民黨的發展工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黨團員的積極推動下，國民黨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國范圍建立起區、省、市、縣各級黨部，開始大量發展黨員。僅北京執行部一年時間就發展國民黨員上萬人。但與此同時，中共組織的發展卻陷於停滯。據中共廣州黨組織報告，在廣州的中共干部總共隻有30多人。國民黨一大前，廣州12個區隻組織起12個國民黨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個區委，64個支部，擁有黨員7780多人。中共在5個區委和13個支部中擔任重要工作，人數卻沒有增加。結果中共黨員總是忙於大量國民黨方面的事務性工作，抽不出時間來做自己黨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時，黨員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時，黨員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時，黨員432人，一年增加一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召開，即國民黨改組前后一年時間，黨員基本上沒有增加，一些地方還明顯減少。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7頁。關於1924年5月擴大執委會時的數字，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256、262、266、275、277頁。
對於中共的這種努力，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看來，顯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們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國民黨所以必需共產黨者，以其可以藉手共產黨對於廣大群眾得以組織之、操持之。”“蓋國民黨之發展，純恃共產黨於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種之協助也。” 《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京師警察廳編譯會編：《蘇聯陰謀文証匯編》（民國二十七年），轉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79、785頁。但是，以共產黨發展的犧牲為代價，這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看來卻是難以接受的。他們明確提出：關於工人階級究竟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成為民族革命力量，還是應當直接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個長期爭論的問題應當盡快得到解決。《維經斯基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工作報告》，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pp?864—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