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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近半月来具可读性的文章推荐 [打印本页]
作者: cyx1210    时间: 2010-7-29 22:39     标题: 近半月来具可读性的文章推荐

近半月来具可读性的文章推荐：


 


※、触目惊心——悬崖边上的中国                                  司马荒原fficeffice" />


※、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 历史是谁也不能改变的             【RFA】


※、再谈刘晓波案                                                  余志坚


※、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哈维尔先生的一封信        关心中国民主的海外华裔


※、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                                              滕彪


※、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                                      杜光


※、一个中国政治受难者的求助信                                    徐永海


※、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佚名


※、谁在分裂？？？？——记甘南藏族自治州城南派出所殴打证人一事     唯色


※、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是“虚有其表”吗？                       甲童慈旺


※、再论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是“虚有其表”吗？                   甲童慈旺


※、戈尔巴乔夫的“胜利”                                         杨恒均


※、建立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战略关系（征求意见稿）                   万延海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余杰


※、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余杰


※、盼大洪水检验三峡工程                              【浙江在线(杭州)】


※、达赖喇嘛2010年7月19日回答中文网友（全文）                  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2010年7月26日回答中文网友（全文）                  达赖喇嘛


※、基督教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顾肃


※、中国律师的困境及其根源——对浦志强律师讲座的点评             贺卫方


※、杜光教授的晚节与温家宝的政改                                   孔义

※、目击者揭露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              【人权观察组织】
作者: xp1999    时间: 2010-7-30 09:27

给楼主提个意见，楼主是不是把文章链接一下？大家阅读方便些。
作者: weiqyu    时间: 2010-7-30 19:04

引用:
原帖由 也来转转 于 2010-7-30 11:56 发表 百度 谷歌都搜不到


 


樓主 那怎麼看啊

作者: cyx1210    时间: 2010-7-30 23:13     标题: 目录所列文章如下：

触目惊心——悬崖边上的中国
司马荒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的道理，实践的体现是要用具体数字来说话，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那么，以下这些惊心动魄的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有良心的正常的中國人，甚至外国人自然会有结论：
　　1、目前中國的贫富悬殊属于世界前列，基尼系数达到4.6，“朱门酒肉臭，路有穷死骨”现象再现。
　　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6600万元，农民工不到6000元。
　　中國政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工具，世界银行就有统计，说中國１％的人占有４１％的财富。中國政府就是１％的人手中的工具。而消除收入差距，公平收入分配，提高劳工工资，完善社保之类，并不符合那１％的人的利益。谁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呢！
　　2、中國30年来，外逃贪官4000多人，卷走国家资金4000亿以上，腐败已经泛滥到全社会各个角落。既有官僚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司法不公，还有更多私营企业的各种腐败犯罪现象.
　　3、中國近年来每年自杀死亡25万人以上，全国患各类精神疾病者近一亿，大多与生存压力有关。
　　4、全国90%以上江河湖泊被严重污染，上海附近的太湖是典型。全国酸雨覆盖面积30%以上，三分之二的草原沙漠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
　　内蒙古草原由于为出口羊绒，养山羊啃草根，草原大部分被毁坏，早已难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沙漠肆虐，森林剧减，今天的沙漠距离北京天安門已不到80公里！
　　5、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國占了16个。
　　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占用着农田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國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6、犯罪猖獗。犯罪率是前30年的10倍以上，各类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全国有91万武警，800万以上保安，警察数量是前30年的十几倍.中國已成警察国家，耗费大量人民血汗养这些青壮劳力。
　　7、全国爱滋病人数从前30年的0人，增加到目前100多万人，吸毒人数从0，增加到300万人以上，妓女从0增加到2000万人以上，性病更是不计其数。
　　8、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
　　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 ，死亡率上升了37%.
　　中國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
　　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
　　9、全国十大支柱产业已有七大产业被外资控制，亿万农民工血汗换来的2万亿美圆外汇，有约1万亿购买美国国债，全部600多吨黄金储备存放在准敌对国美国，美国是台獨、藏獨疆獨的总后台，是我国宿敌日本的军事同盟国，还存在巨大意识形态争端，这些巨大财产无疑存在极大风险.
　　10、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國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
　　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國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國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11、在中國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國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國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
　　12、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國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
　　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
　　13、当前全国失业人口超过2亿（溫家寶话），全国90%以上人口基本无社会保障，上学、就业、医疗、住房，甚至吃饭，打官司都困难.
　　14、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國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國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
　　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國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
　　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國矿主的惊人财富。
　　15、十多年来，每年中國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國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國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國的森林面积的20 %以上。
　　出口煤炭数以亿吨计，被日本其用来填海储存能源。
　　16、中國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國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國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
　　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17、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國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
　　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國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
　　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國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國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國家没有的。
　　中國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國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
　　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國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國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18、全国稀有、贵重矿产80%以上已经采掘殆尽，钨、稀土战略资源大量低价出口。
　　19、环境污染，有毒有害食品造成的疾病以惊人速度上升，是前30年的几十倍；仅地沟油每年流入市场300吨以上，这是含黄曲霉素的强致癌物质，而且危害面涉及全部中國人！ 92年时就开始禁止，多年禁而不止！
　　20、几十年来引进外资上万亿美元，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代加工产业，用中國的资源，环境破坏和农民工血汉汗，滋补发达国家的人民，缓和其国内矛盾.，而核心技术基本全部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精密加工，新材料，家电汽车核心技术等等。
　　21、中國的房地产寿命最多70年，而发达国家普遍是200年以上，各地官僚和黑心地产商勾结，不断制造虚假GDP，反复拆建，浪费各种资源每年几千亿以上。
　　22、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8%，我们来做个比较，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上下。
　　我过去讲课就问过一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中國的比例会是多少，跟哪个国家比较接近，结果90%的人都说，我们国家跟非洲是一个水平，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國是8%.全世界最低。（郎咸平语）
　　23、中國的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人民币目前是对外升值，对内严重贬值。举例说，我们的97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松下54寸的彩电是美国的3.4倍，宝马Z4我们买9万美金，美国是3万美金，Levis牛仔裤我们是美国的7倍，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
　　同样价钱的一块地，美国是一家别墅住一户人，我们是高楼大厦住1000个人。所以，我们发觉我们的盗版会那么猖狂，是因为3块钱一张的碟，才符合我们的收入水平。（郎咸平语）
　　24、中國的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平均劳动时间普遍在12小时以上，而且大部分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甚至相当多企业不签劳动合同。典型事例：深圳最大的企业——台湾公司富士康，09年12月以来连续发生13起员工因为不堪忍受剥削压迫而跳楼自杀事件。
　　以上惊心动魄的数字，难道还不能让全体中國人民醒来吗？难道还不能让我们重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吗？
　　鄧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階級，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明知死路一条，还要狡辩说“坚持”、“绝不”，岂不是荒唐可耻？
　　要为人民鼓与呼：如果再刻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难免有一天火山爆发，后果是万劫难复！
2010年07月06日



































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历史是谁也不能改变的
【RFA】记者北明采访曹长青

北明：一直以来，海峡两岸的中央政府都宣称，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大部分汉人对此一说法耳熟能详，从不怀疑。即便怀疑，也缺乏足够的信息进行确证。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和导致中藏谈判破裂的重要因素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即便在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真正自治”、认可西藏目前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时候，仍然坚持不能改变西藏曾是独立国家的历史事实。你作为长期关注并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如何看待中国官方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关于西藏历史归属问题上的不同？
曹长青：达赖喇嘛在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强调“中间道路”：不追求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要求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北京当局则要求达赖喇嘛必须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达赖喇嘛认为，历史事实不是这样。我曾在一个欧洲会议上，直接听到坐在台上的达赖喇嘛说：我是一个和尚，和尚的舌头不能说假话。他说，事实是，西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对、谁错？其实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就会看到，北京当局的说法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二是不符合逻辑常识。
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
首先我们来看历史真实：中国历史上有五个大的朝代：唐、宋、元、明、清。在唐朝时，西藏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西藏吐蕃王松赞干布兼并了各部落为统一的国家，并扩展疆土。西藏的军队还曾一度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很多中国人知道文成公主的故事，也就是把她送去给西藏国王松赞干布做妃子，寻求双方和好。唐朝和西藏，双方在长安还建了一个碑，说大家以后再也不要互相侵犯了，咱们是亲戚了。长安附近的这个碑还在呢，这些史事都证明，西藏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北明：可是后来中国政府说，这个文成公主恰恰证明了西藏和中国的密切关系，就证明了西藏属于中国。
曹长青：我们从常识逻辑角度，你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另一个国家的国王做妃子，你是强大还是软弱呀？你强大怎么把女人给送去呢？而且文成公主愿意吗？去西藏高原，一个她没见过、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人，就是她丈夫了，而且是另外一个族群、另外一块土地、另外一种气候！是你被迫嘛！因为你打不过人家嘛！ 　
北明：这种两族的婚姻能不能说明西藏的归属？
曹长青：当然不能！两族通婚怎么就是归属关系呢！今天西方哪个国家，会说我把女人送给你这个国家元首做太太，你就是我的一部分了，这是什么逻辑呀？荒唐嘛！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包括研究西藏的牙含章们，大家过来讨论一下，你说那个唐朝长安被占领，是谁占领的？西藏是不是一个国家？难道是你国家的一部分把你自己国家的首都给侵占了？有这个逻辑吗？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常识的问题！
北明：您再谈一谈忽必烈跟.....
曹长青：好。唐宋元明清，唐朝后，就是宋朝。宋朝时，西藏和中国没什么关系，历史记载也较少。宋朝完了是元朝。在元朝时是有关系的。当时不论宋朝的领土，还是西藏，全都被蒙古人占领了！成吉思汗的铁骑遍及亚洲甚至欧洲。中国人把蒙古人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一个朝代，当成自己的一个历史朝代（元朝），这本身在逻辑上都是有点问题的。但即使这样，你怎么能说，蒙族人把两个地方都占了，你却说他们另外占领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一部分呢？这在逻辑上怎么能说得通呢？何况蒙古人没有直接统治西藏，因为元世祖忽必烈尊奉藏人大喇嘛八思巴为整个蒙帝国的最高上师，相当于国师，让他主掌西藏政教权力，元朝时，藏人是自我管理的。今天，只有蒙族人出来说，你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的一部分，那还可能有一点点逻辑。
北明：也就是说把蒙古人统治作为元朝，然后认为这是中国的历史，所以也就是说，蒙古人占领了西藏也就等于中国人占领了西藏？
曹长青：如果北京当局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那是不是可以说，俄罗斯是中国历史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因为蒙古人当时把大半个俄罗斯也都占领了。为什么你不说？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强大嘛。你为什么说西藏是你的一部分，因为西藏在你手里，你欺负人家，不讲理、不讲历史的真实嘛！
元朝完了是明朝。明朝也跟西藏没有多少联系，跟宋朝时差不多，历史记载很少。互相有个册封呵，附庸风雅，我尊崇你是什么伟大皇帝，你尊崇我是什么上师法王，以这种方式，互相表示友好而已。
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发生在清朝。有四次，清朝的军队进入了西藏。干什么呢？是应达赖喇嘛的要求来平乱和抵抗外敌的：因为尼泊尔入侵，内部和尚造反等等，那么我就请你清朝来帮我们平乱，平乱以后清朝军队就回去了。为什么清朝军队做这个事呢？因为双方有特殊的关系，叫施主和被施主。这是什么关系呢？就像今天的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似的。梵蒂冈是天主教的圣地，最高领袖是罗马教皇。意大利作为世俗世界，对我们梵蒂冈又送水、又送药、又送吃的。由于对我们的尊崇，意大利境内的天主教徒们，就会信服意大利政府，使世俗社会更稳定。打个比方说吧，当时清朝和西藏的关系就像一个村子旁有个和尚庙，这个庙宇没有宣布过独立，因为没必要；而这个村子，也不强调庙宇是我们村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互为友好、互利互惠的关系。我们的村长带领村民尊奉和尚庙的喇嘛，给你送水送吃的，做施主。尊奉喇嘛，有助于村子的稳定，因为村民多是佛教徒，庙宇的喇嘛是村民的精神领袖。这是一种施主和被施、物质和精神的互惠关系。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西藏是清朝的一个省、一个州、一个下辖市的关系，它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满清皇帝顺治，那是清朝很强盛的时候，1652年，当时第五世达赖喇嘛，跟满清皇帝见面，顺治皇帝是出城40里迎接的。之前有汉臣说，你是一国之皇帝，而且是天下之国——全世界他都是最高中心了——你怎么可以去迎接一个喇嘛呢？但是顺治认为，达赖喇嘛是最高上师、佛教法王，为了我们大清的稳定，促使信佛教的外蒙归顺，必须迎接，给予高礼遇。
北明：当时他还为了跟这些大臣能够说得通，找了一个借口。好像是他出游、打猎，假装遇上的，但是实际上他是有心要去迎接。
曹长青：对，是这样的。我们看看，在清朝最腐败、无能的时候，来了个英国特使，清廷还要人家下跪呢！而在顺治统治的清朝强大时期，皇帝怎么可能亲自出城迎接一个外臣呢？虽然说我是打猎，路遇的，但这明显是变通方法，出城40里，就是一个顶礼迎接的方式。
再有一个就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现在达赖喇嘛的上一世，也跟中国皇朝的掌权者见过面，跟谁？跟慈禧。慈禧太后当时垂帘听政。后来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场面的壁画呢，在中国的什么档案馆保存着。中国官方学者、西藏问题专家牙含章写的那本《达赖喇嘛传》，一打开就是这个壁画照片，是慈禧太后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并排坐在金銮殿上。中国哪个皇帝允许下面的郡主、大臣、将军，甚至外国的使臣什么的，和他并排坐在金銮殿上？不可以的，都是跪在下面的。
北明：慈禧太后是个佛教徒。
曹长青：从这些对达赖喇嘛的特殊礼节，也可以看出，西藏并不是满清王朝的下属。它不是一个上下级的从属关系，而是一个特殊的关系，是一个佛教法王和世俗领袖的被施和施主的互利关系。这些都说明，西藏不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这样的。
北京当局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Yes，承认了；要求他承认“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按道理赖喇嘛是不适合对此表态的，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归达赖喇嘛说呢？他们整个就是逼迫人嘛，不讲理。但是达赖喇嘛为了能够和北京政府有个谈判的机会，能够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还是让步了。在一个场合说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现在北京又有第三个要求了，要你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这个我不能说呀！我是达赖喇嘛，我是上师，我是转世活佛，但我不能改变历史呀！所以他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假话”。现在僵局就在这里。
西藏自1950年始失去独立主权
北明：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西藏独立的历史是从1950年开始改变的。
曹长青：是的。当时中共大军压境呵。共产党刚打败了国民党，士气正旺； 1478;外它的军队太多了！当时共军的兵力，超过了整个西藏的人口，这个仗怎么打呀？你全部人口还没人家军队多呢！再加上藏人多是佛教徒，佛教强调不杀生，哪有发展军队呀？怎么打呀？没法打的！
北明：他们当时只有七千人的军队。
曹长青：是的，同时共产党又软硬兼施，来了个虚假的方式，跟你签《十七条协议》，什么“和平进藏”呀、“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不变”呀，“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照旧”、“不拿藏人一针一线”等等。好，等共军进去了拉萨，就开始给你社会主义改造。拆毁寺庙，让你尼姑还俗，整个做这些，逼得藏人最后起义造反、抗议，结果被严酷镇压。
所以我说整个北京的宣称，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逻辑常识。我们今天看，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在宣称，这里那里是我们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是谁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呀？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分分合合的，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什么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多少朝代，都数不清了。谁是谁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自古以来不可分割”，这八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想法，一个霸权的说法。但是它就可以这么说，为什么？今天无论是新疆问题，还是西藏问题，主要是中国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共产党他不讲理呀，他垄断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台、杂志。
西藏在民国时期完全自治
北明：曹长青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如果说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是集权的统治，它垄断了所有的言论，非要说西藏就属于中国。那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主义，信奉三民主义，为什么它也这么说呢？这里面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吗？请你分析一下。
曹长青：但是现在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越来越改变呵。当年在蒋介石的时候就有一个讲话，当年蒋退到台湾以后，说西藏到底怎么样，是选择独立，还是自治，由西藏人民自己决定。他有过这么一个讲法。
北明：可是他当时也入侵过西藏。
曹长青：那是清朝末期，清军攻进了拉萨，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藏人，把清军全部赶了出去，再次重申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军队没有入侵过西藏。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基本是“事实独立”，蒋介石政府对外说西藏属于中国，但藏人完全自治，当时国民政府驻藏人数，都规定不可超过一百人。
当然，国民党也有一个逻辑问题。如果你说西藏不可分割，那么你怎么允许外蒙分割了呢？那蒙古是多大一片土地呵。而当时蒋介石政府允许外蒙古人民进行公决、公投的。为什么允许呢？有苏联在背后，苏联支持，当时国民党政府惹不起苏联嘛。那后来共产党取代了蒋介石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怎么不跟苏联要回外蒙呢？你怎么不说那个公投是无效的，是你们苏联在背后支持造成的，怎么不敢了呢？他是强权政治嘛！当俄罗斯比你强大，你不敢了。现在全部的问题是只要强权，我惹不起，所以承认了。北京当局现在怎么不说外蒙是中国历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而历史上外蒙确实是和内蒙一体的。迟到二十年代才分割出去的。
北明：西藏在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标准呢？
曹长青：当然有！人家有国号叫Tibet，中国人翻译成西藏了，西藏人自己叫吐蕃，图博；人家有自己的国旗，雪山狮子旗；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元首达赖喇嘛的产生方式；有自己的首都拉萨；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税收；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不久前台湾有个展览，展出一些当年西藏人出国的护照，有其它国家盖的签证什么的。符合一个国家的这些条件人家都有呵。所以今天我们看西藏的历史，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实在这明摆着的。尤其历史这个事情是谁也动不了的。不论你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多少有强权的人都改变不了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谁也不可能改变的！


































再谈刘晓波案
余志坚
1989年天安们三勇士：
余志坚(余鸣飞)，89年25岁。湖南省浏阳县达浒乡涟头小学教师。无期徒刑，2001年出狱。
喻东岳，89年22岁，湖南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有期徒刑20年，狱中不堪折磨精神分裂。
鲁德成，89年26岁，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有期徒刑16年，1998年出狱。


在刘晓波案一审宣判后的第三天，我曾写下了《我对刘晓波案的几点判断和分析》一文。现在,大半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对刘案所作的五点判断仍然成立。只因当时行文只谈刘晓波其案，不谈刘晓波其人，加上其分析也未免失之于过于简单，这里，结合一些新的实际情况，我愿意再次谈谈我对于刘晓波一案的较为详细的看法。
    以下文字的结构完全与我的前文一致。
    一、为什么说刘晓波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会被重判11年？
    这个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刘晓波首先说过不上诉的,但后来又决定上诉了；也是因为从99年到08年，刘晓波有近十年一直在北京坚持自由写作，而与中共的国家机器基本上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其实，我记得还是在06年的下半年，在《自由中国论坛》，刘晓波就说过，胡温政权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要轻于江泽民时期。
    当然，说刘晓波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会被重判11年，并不是说他有什么道德上或者智慧上的问题。本来，中共抓了刘晓波，不判，轻判，重判，于中共而言，都是各有利弊的事情。最后为什么选择了重判,这恐怕就只有鬼知道了。
    这就象此前湖南的谢长发被重判13年，事先谁又想到过？说实话，我就没想到，就象我也没想到刘晓波会被重判11年一样。一段时间内，从高智晟、胡佳，再到黄琦、谭作人，有那么多的异议人士被抓被判，事先又有谁切切实实的想到过？
    最新的例子是刘贤斌，他刚从监狱出来才一年半，也就是发表了一些很温和的文字，和从事了一些很低调的维权行动，但他还是被抓被捕了。如果只是为了不做“事后诸葛亮”的话，现在几乎可以断言，抓捕刘贤斌绝不会是中共四川当局的地方行为，而且已经抓了捕了，接下来肯定会判，甚至也不完全排除刘贤斌有再次被重判10年以上刑期的可能。
    善良的人们总是容易把一些善良的愿望加诸于中共身上,尤其是当看到这个政权偶尔也有人性化表现的时候，就往往轻易地把中共在某个特定时间对某些异议人士的所谓让步，看作是它的某种常态化的东西。似乎只有大难临头了，这才终于认清中共政权的专制和嗜血的本质。
    二、为什么说刘晓波案二审不太可能得到改判
    我在我的前文给出的理由是：“判11年的决定不会是北京一中院作的,也不是上一级的高院有权力改变的。这之间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能让可能作出这一决定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甚至是政治局)改变其决定”。
    当然，刘案的二审早已尘埃落定，事实虽已证明了我的判断正确，但这也实在是一个太过于常识性的问题。《刑法》105条一直是中共悬于异议人士头上的达摩里斯剑，而用该条第二款给人判刑11年，九七年以来，我的印象中是最重的一次。至于，刘案和中共政治局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关系，由谁拍板？为何重判？相信以后的历史能给出答案。
    三、为什么说刘晓波不太可能被中共礼送出国
    邓小平开了中共“人质外交”的先河。方励之是1989的头号通缉犯，可惜的是在随后的“方励之避难”事件中，唱主角的不是方，也不是布什，而是邓。邓小平不愧是一个关键时刻敢杀人、能杀人，也敢出丑的家伙，他处理此事的手法，可谓真正做到了是，“既当了婊子”——把方励之礼送与布什政府，“又立了牌坊”——实质性地改善了当时很难改善的中美关系。
    如果说毛共的外交是“夜郎国外交”的话，邓共的外交则可以用“装孙子外交”来形容。邓死了，江泽民主政。这之后，中共的“人质外交”就随着中美贸易的扩张，而一路滔滔了。魏京生、王丹、徐文立、王有才等等，都先后由监狱直飞美国。 大概是从05年起吧，中共的“人质外交”突然嘎然而止，这就是现在的胡温新政。
    刘晓波被抓被判以后，中美的人权谈判已有过一两个回合了。美国方面肯定要求放人，但中共就是不给。至于究竟是中共开价太高，美国不接受，还是中共根本就不开价，免谈，由于连美国政府方面都保密，外界也就只能瞎猜一通了。反正中美谈判年年有，死心眼的人也就不妨拭目以待吧。
    四、刘晓波不太可能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刘晓波这次的被抓被判，也由于他的“六四”表现和此后的“三进宫”，更由于他二十多年来坚持的颇有影响的自由写作，特别是由于他这次起草后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因此，今日的刘晓波，也就可谓实至名归地拥有了“中国头号异议人士”的声望。
    很多的民运人士，对同一件事情的判断，公开的面对大众的说法，与他私下里的说法，竟然完全不同。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会说“不能泄了大家的气！”或者说“这就是政治！”
    坦诚的说，我是很难承认在中国异议人士中，有谁有着极其充分的资格，充分的就象曼德拉一样，充分的就象达赖喇嘛一样，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荣誉的。不错，刘晓波当然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合适人选，这就如同说“天安门母亲”，或者魏京生，或者别的什么人，都应该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合适人选一样。一句话，“合适”不等于“充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不指出的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它不仅仅是和平性的，建设性的，同时也是追求事功性的。
    事情似乎起了很大的变化。几个月前，很高兴的看到了有哈维尔、图图主教、达赖喇嘛等人对刘晓波的推荐。以哈维尔等人的声望来看，其影响力自然够大，但是否大到让诺奖委员会改变他们一贯的判定方式，这就未必了。唉！看到中国民主运动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有时候我就想，难道非得给它打一针叫做“诺贝尔和平奖”的强心剂不成吗？
    “零八宪章”我是签了名的。不仅如此，我还动员了一共五位亲友签署了这份文件。我非常殷切地希望，“零八宪章”运动既是书斋政治，也是街头政治。如同我在前文所说：“除非中国的‘零八宪章’运动,今后能够得到上百万(而不是上万)中国民众的实名签名,并有数以百计的人士,不惜为之和平奋斗而遭到中共监禁判刑。那样的话,‘诺贝尔和平奖’要不颁给刘晓波都难,除非它叫‘诺贝尔专制奖’了。”
    五、为什么说刘晓波很有可能要坐满11年牢才能出来
    此文中提到了方励之先生。说实话，方先生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人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1989年，我们率领“湖南各界请愿团”的四、五十人，正是打着“倒邓拥方”（即“打倒邓小平，拥护方励之）的大旗进京的。可没意料到的是，我们不仅没见到我们想拥护的方励之，反而被我们想打倒的邓小平彻底打倒了。
    09年3月吧，我还在泰国，从《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方励之的一篇文章。标题我忘了，但文章写得实在是立论高远而且妙不可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的感受：首先是瞠目结舌，接着是哈哈大笑，最后是通体舒泰。有感而发，本来我是很想写一篇《方励之先生的乐观和悲观》的文字的，可拖到现在，也没写成。
    不管怎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似乎注定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无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内部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外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共政权恐怕都能维持下去。这个时间甚至可能超过现在最保守的估计。
    刘晓波先生是我的一位“交浅言深”的朋友。我不讳言，对刘晓波曾经有过的某些做法和说法，我是不尽认同的。然而，纵观刘晓波二十多年的异议生涯，他一直在进步，并且，现在的刘晓波是最优秀的刘晓波。刘晓波的精神是一种坚持的精神，坚持在国内，坚持抗议，坚持宪政民主的目标，并且，永不言弃。
    现在，刘晓波已被转到锦州监狱服刑去了。他虽有过“三进宫”的经历，似乎确实没有尝到过真正坐牢的滋味。但是好了，他现在总算有机会尝到真正坐牢的滋味了。
    以我对刘晓波的了解，他是不太相信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今年55岁），能看到中共的垮台。也就是说，刘晓波多半要到2020年才能出狱，对于这一点，他应该是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的。而只有有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才能于以后漫长的监禁日子里，得着快乐与平和。
    祝福刘晓波，祝福刘霞。也祝福所有在监狱里的异议人士和他们的亲人们。
                                             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关心中国民主的海外华裔
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哈维尔先生的一封信

并转：
达赖喇嘛
图图大主教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
美国国务院和议会
美国民主基金会
美国人权组织
欧洲议会
国际人权组织

尊敬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哈维尔先生：
我们是多年关心并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流亡海外作家、异议人士和海外华裔。我们一直谴责中共政府的一切迫害行为，我们同样反对今天中共政府对作家刘晓波的迫害。
但是，我们不认为刘晓波先生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合格候选人。因为，就在最近，被非法拘留近一年的刘晓波于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审判中发表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的陈词，刘晓波授权妻子于2010年1月21日将此陈词发表在自由亚洲电台和德国之声等网站。在此陈词中，他仅凭中共司法机构在他拘押期间刻意对他个人的特殊待遇，粉饰中共政权恶劣的人权和司法状况。他在此文中既说中共对他的治罪是以言治罪，又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在同一文中，刘晓波还称赞监狱的“柔性化的管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温暖”。
当刘晓波在监狱中受到“柔性化和人性化”的特殊待遇的同时，在同一个极权国家、同一个年代、同一个司法制度下，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等其他良心犯却受到警方施加如电击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酷刑。刘晓波明知中共在残酷摧残高智晟先生和其他良心犯的同时给予他特殊优厚待遇是别有用心，他却仍在他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中国政府“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这类完全违背事实的谎言。刘晓波早在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运动后，就在全国联播的电视台讲话中，为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洗脱罪名、掩盖事实。他的这些表现都使他丧失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应具备的道德形象。
众所周知, 中共一贯拒绝民间社会的任何力量与它分享权力，它把任何要它放弃独裁专制的人都视为威胁到它的政权的敌对势力并进行残酷迫害，无论是以抗争的方式还是以规劝的方式，中共都不能容忍，即使刘晓波以《零八宪章》这类规劝中共接受民主制度的谏言书的方式，中共也不能容忍。这次刘晓波的被捕再次说明，认为中共会自行改良、和平转型成民主制度的幻想彻底破灭，也说明刘晓波的劝说和谏言之路是完全走不通的。
刘晓波如何说话是他的自由，但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异见人士”，他不顾事实地对一贯践踏人权的中共公开赞扬的行为，他的既为自己辩护又为中共恶行洗脱的矛盾说辞，都立下了一个混淆和颠倒是非的先例，对中国民主运动起到误导作用和恶劣影响。
中国的异见人士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统治？这个争论导致中国异见人士分为“抗争派” 和“合作派”。这个在中国早已公开、在二零零六年又加剧的分歧，曾经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利用，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中间引起混乱。这两派的分歧就像前共产捷克时哈维尔先生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分歧一样：前者彻底否定共产极权政府、唤醒民众抵制专制、建立民主政府，后者与极权政府合作、幻想共同建立“民主制度”。事实上，直到捷克共产党垮台和捷克共产党情治机关的文件解密后，昆德拉当年协助捷克共产党安全部的实情才公布于世。我们认为，对于刘晓波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合作派”代表人物，也许同样只有时间才能说明他的真实面目。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就像当初东欧国家共产党倒台前的情况一样混乱和复杂， 异见人士中存在着分歧和派别，再加上中共情治机关的渗透和收买，使得异见人士这个队伍越发混乱和复杂。
最后，我们要再一次说明，我们反对中共极权政府的任何侵犯人权和自由的行为，无论对“抗争派”、还是对“合作派”的迫害和监禁，都是以言治罪的非法行为。然而，如果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刘晓波这样的形象有缺陷的“合作派”代表人物，这将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为了鼓舞正在反抗中共暴政的正义的中国人民，在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选上，我们希望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考虑那些真正为争取中国人民自由和人权作出实际奉献并还正在遭受着中共迫害的中国其他合适人选，如高智晟律师、胡佳和高耀洁医生。
谢谢

签名人（按姓名拼音排列）：

卞和祥
郭国汀
还学文
苏君砚
刘国华
刘晓东
鲁德成
唐柏桥
王功彪
王胜林
万  华
徐水良
萧  虹
熊  焱
许  毅
伍  凡
袁红冰
曾大军
张国亭
仲维光


























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
滕 彪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夏俊峰的辩护人，我首先向被害者家属表示同情；不管夏俊峰有罪与否，两个公民的死亡总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我也将向法庭表明，两名城管和夏俊峰一样，都是城管制度的受害者，今天的法庭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一个悲剧引发新的悲剧，一个错误伴随着新的错误。
    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能把法律之外的个人情绪和政治压力等因素放在法律之上。依照诉讼法理以及刑事诉讼法第186条之规定，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一审判决是否正确。我要向法庭证明的是，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构成故意杀人罪，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控方指控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判处夏俊峰死刑，则是量刑错误，与相关法律规定相违背。
    一、 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定性错误。
    1、案发之前夏俊峰并不认识两被害者，无冤无仇，该案的起因是2009年5月16日沈河区城管申凯、张旭东等十几人进行野蛮执法。
    证人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证明，“城管把人抓住，就抢煤气罐，（香肠竹签等）东西扔了一地。妻子不让扔，十几个城管围着夏某就开始打，夏求别打了也没放过，打得夏某来回倒，站也站不住。”夏俊峰的一只鞋被城管人员踩掉留在现场，在一审时已经作为证据提交并出示。夏俊峰的供述，“城管像土匪一样把锅碗瓢盆往地上扔，我们求饶，说今天周六，他们说‘别废话’，一城管打我后脑勺……”妻子张晶的证词也证明了夏俊峰被十几人推搡殴打。城管祖明辉的证词也承认，夏俊峰的煤气罐“被我们夺下来，放在货车上。”（卷三34页）
    2、在野蛮执法之后，城管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并带到办公室进行殴打。这样，被害者申凯、张旭东当时的行为就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证人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证明，是城管人员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而不是夏俊峰主动上车。夏俊峰的供述、妻子张晶的证词也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2月25日夏俊峰询问笔录：“三四个城管拽我到他们车里。我挣扎反抗，不想跟他们去。”）张伟的证词是“夏俊峰主动上车”，这与而张晶、尚海涛等5人的证词相矛盾，一审判决书对此没有任何解释。辩护人注意到，张伟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足采信。比如5月16日笔录，张伟提到夏俊峰刺了他一刀后又追他，但没追上。矛盾之处是：夏俊峰怎么可能追不上一个大腿已经受伤的人？又如，5月16日案发当天的笔录明白无误地说，“没看见”申凯和张旭东被谁刺伤（卷三17页）；但一个多月后的6月22日笔录却说“夏俊峰背对着我，正在用到扎张旭东。”（卷三20页） 这显然不符合记忆规律，是在说谎。考察当时情境：城管野蛮执法，商贩避之唯恐不及，城管人多势众，不愿空手而归；夏俊峰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仍被殴打，前去虎狼之地将会如何，可想而知。因此“主动上车”之说，只有城管人员的证词，其实只是城管人员的想象而已。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行政处罚法第1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有公安机关行使。行政执法沈河分局及城管人员当然无权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强行将夏俊峰拽上车并限制在办公室的行为，已经符合非法拘禁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根据夏俊峰的多次陈述，秃头的城管人员先是辱骂他“你怎么那么能装B呢”，继而用拳头打他的头部，两人对夏俊峰拳打脚踢，秃头还拿桌子上的铁茶杯砸他。可见申凯、张旭东当时的行为不但构成非法拘禁罪，而且具有殴打辱骂情节，属于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的，从重处罚。
    3、夏俊峰在被羁押时，就要求警官将其胳膊上被打的伤拍摄下来，这有力地证明了被城管殴打的现实。 夏俊峰在被抓到办公室之前并没有受伤，案发之后数小时后即被抓捕，刺伤只能是在城管办公室被殴打所致。据夏俊峰陈述，当时他的“两个胳膊都有伤，青一块紫一块。大腿根部有很大一块淤青。当时没照相。脖子、后背都有青紫，头上还有包，但都没照相。左耳朵二个月都一直耳鸣。当时只照了胳膊，法庭出示的两张照片就是。”夏俊峰被殴打至身体多处青紫，事件发生过程又仅有数分钟，说明夏俊峰被城管殴打而被逼自卫。但一审判决书对案卷中的、法庭出示的这两张照片竟然只字未提。对这么关键的证据避而不谈，说明一审审判机关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中立性。
    4、从死者的伤口形态分析，当时张、申两人正在俯身对夏俊峰进行持续殴打。
    死者申凯左胸和背部刺创，死者张旭东左胸部上方刺创，并且均有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
    首先，非要害部位的刀刺不符合故意杀人的特点，如果是故意杀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去刺扎无关紧要的部位。
    其次，申凯身高1.82米，张旭东身高1.80米，而夏俊峰才1.65米，如果都是站立姿势，不可能在胸部以上形成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当时夏俊峰为半跪姿势，右手持刀，只有向前上方和向左肩后乱捅，才能形成被害者胸部上方的左上右下走行或右上左下走行的刺创。这也表明夏俊峰被踢成半跪姿势后，申凯和张旭东仍未停止行凶，而是俯身继续对之进行殴打。
    最后，夏俊峰身体矮小，张、申二人身材高大，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差距悬殊，且在城管办公室被限制人身自由，夏俊峰主动殴打两名执法队员，绝不符合常理；只有突然而紧急的防卫，使张、申不及闪躲，才能解释张、申二人身上刀伤的部位、走向和次数。
    5、夏俊峰进行防卫时所使用的小刀，并非事先准备；而且当时情境下用刀防卫，完全出于本能。
    夏俊峰所用的刀是平时切肠用的，并非有预谋准备。他并非一开始就掏出刀，也不是突然想起身上有刀；他是被城管人员猛踢下身时，用手去捂痛处，才摸到了揣在兜里的小刀。完完全全出于防卫的本能，他才摸出刀来进行反抗。
    6、夏俊峰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故意伤害、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夏俊峰的陈述，“到了执法队。陶冶先下车，开门。张旭东问：你农村还是市里的？我说：“这还有什么区别啊，摆摊的，都不容易。”刚进屋，后来又进来一辆车，下来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叫申凯），他进屋就骂我，开始打我，用拳头打在我脑袋和耳朵上，我就想往外跑，和申凯面对面了，马上张旭东就把我脖领子抓住了不让我跑，也打我，用拳头叮咣打，张旭东和申凯就把我夹中间了，张旭东用脚踢我大腿根部，特别痛，我右膝盖被踢跪地下了。我就去捂痛的地方，就摸到刀了。” 当时，夏俊峰被非法拘禁的状态在持续，被野蛮殴打的状态没有停止。在行凶者的非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夏俊峰被迫进行防卫，符合正当防卫的全部要件。
    7、夏俊峰的防卫行为虽然造成两死一伤的后果，但并非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一般而言，在面临非法侵害时，如果用较缓和的手段能制止侵害时，就不要用激烈的防卫手段；当侵害行为已经被制止时，就不应再继续对侵害者进行伤害。而对“必要限度”的把握，必须结合当时的环境、体质、精神状态、可能的反抗手段乃至相关的社会背景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夏俊峰处在被非法拘禁状态，两城管人高马大，除了拳打脚踢之外，还用了铁杯子等工具虐待夏俊峰，后面极可能有其他城管队员陆续进来，此时，除了用随身携带的摆摊用的小刀，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夏俊峰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这是最典型的正当防卫的心理状态。
    根据夏俊峰当庭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他根本无法确定，自己被殴打何时结束以及会有何种结果。城管野蛮执法人所共知，城管打人事件几乎天天都有，而城管殴打公民致死的案件也不在少数。在互联网上Google“城管 野蛮执法”有261,000条结果，“城管 打死小贩”有602,000条结果，“城管 暴力 致死”有782,000 条结果。
    2000年9月6日，四川眉山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管理中队郑光永、吴顺乾、驾驶员张卫东等人上街整治乱摆摊设点将杜某乱拳击伤，唐德明被甩下货车身亡。
    2001年5月29日，宁夏灵武市城建局城市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强行没收锅灶时，将杨文志打死，并打伤杨建荣夫妇等人。
    2001年11月12日，因与市容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安徽宿州市个体工商户张福才在多名执法人员的推搡与踢打中身亡。
    2002年1月18日，重庆市沙区城管人员在检查市容卫生过程中与沙区双碑村陈家连生产队的个体户余波发生争执，开执法车从余波腹部碾过致其死亡。
    2002年11月18日，26岁的青年郭战卫在西安被莲湖区数名城管殴打致死，与他同行的一名跟车青年也被打成重伤。
    2003年1月2日，广东潮州市庵埠镇一名三轮车夫在与几名城管人员争执中丧命。
    2003年2月，西安市雁塔区城管在小寨兴善寺东街清理占道经营时，一工作人员竟将摆摊的孕妇金昌艳推倒在地，并在金的肚子上踩了两脚。后经医院检查，金昌艳腹中的胎儿不幸死亡。
    2004年7月20日，广州天河区员村街道办城管人员在野蛮执法过程中将外来商贩李月明打死。
    2005年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人员打死。
    2005年11月19日，江苏无锡城管打死小贩吴寿清。
    2006年2月16日，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第九分队将上海市民李秉浩殴打致死。
    2006年10月9日，广西来宾市象州县的一名流浪汉被喝醉酒的城管队队长覃宗权殴打致死。
    2007年1月8日下午15时40分左右，山东济阳县经一路宏伟酒业经营部老板李光春被11名城管打死。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竟陵镇湾坝村魏文华路过该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
    2008年7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综合执法大队的周某等4名执法人员在大田湾体育场附近将正经营的摊贩刘建平殴打致死。
    2009年3月30日，江西萍乡市开发区横板村16组村民陈某被该区城管人员一、二十人群殴致死，事后家属抬着尸体封堵了境内320国道路段，抗议城管暴行，引发近万名群众围观。
    2009年10月27日，昆明市福发社区城管分队在野蛮执法时与一三轮车夫潘怀发生冲突，并将其打死。
    2010年6月1日,深圳城管与老太发生争执活活碾死老太.
    与本案不无关系的是，死者之一申凯经常殴打商贩，在滨河派出所应有报案记录，比如，2008年7月份，一卖雨伞女商贩的胳膊被打骨折了。我们在庭前已经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小于辩护人申请取证的范围；而且即使没有查到报案记录，并不等于报案记录不存在；报案记录不存在，也不等于没有伤害商贩的事实。而沈河城管经常性的野蛮执法，即使没有本案商贩的证词，也是本地民众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要以为这些和本案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真的与本案无关。这些事实（不管夏俊峰本人有没有清楚地了解全部城管暴行），在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已经成为相关参与者的常识，或不言自明的社会认知或潜意识。这些社会事实已经深深嵌入行动者，成为行动者做出反应的理所当然的、无需思索的条件。从另一个方面说，城管把公民打残打死却受不到相应的刑罚制裁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制裁，这也是城管和商贩共知共享的“社会事实”。城管打人成本极低、具有殴打的动力，而夏俊峰则当时对伤害后果无法预期：被打死是完全可能的。
    夏俊峰当时完全被打懵了，以至于他在防卫时失去了右手食指；以至于他完全不记得是否用刀捅了张伟，以至于发生了他完全没有料想到、也根本不希望发生的两死一伤的后果。在夏俊峰极为紧张的情形下，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要求他清晰地估计对自己的伤害后果、清楚地计算防卫行为的后果、明确地掌握防卫的分寸和尺度，这无疑是一种过分的苛求。我国新刑法将1979年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修改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改为“造成重大损害”，增加了无限防卫权的条款，从而降低了界定防卫过当的标准，扩大了正当防卫的范围。其立法主旨显然是为了鼓励公民勇于同不法侵害者作斗争，提高公民抵抗暴力犯罪的积极性。
    8、判决认定夏俊峰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和动机，缺乏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
    前已表明，夏俊峰的主观心态是自卫，是在被非法拘禁、遭到非法侵害时想要制止暴力并尽快逃脱的心理。张、申两人被捅了几刀之后没有立刻死去、还能站立起来并说话，说明夏俊峰根本不想杀死他们。而耽误治疗造成死亡的可能原因之一。（一审提交的证据表明，从出事到送医院抢救用了19分钟，但从出事地点打车到463医院只需要5分钟，其中还等了一个红灯。根据城管祖明辉5月16日的证词，120迟迟未到，这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本案证人城管队员曹阳称：“我出来看见申凯向勤务区的后门走，走到我身边就倒在我怀里说：‘我被炸串那小子扎了’之后就倒下了。这时我又看见张旭东用手捂着腹部站在办公室里，能有两秒钟左右，没说话就倒地了。”可见，夏俊峰刀刺自卫完毕后，张、申两人仍可以勉强步行或站立。也就是说，夏俊峰在两名城管仍可站立说话时已经逃离，并没有采取进一步伤害手段以确保剥夺其生命。因此，曹阳的证词也可以证明夏俊峰并无杀人之故意。
    沈河城管人员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殴打夏俊峰，强抢其维持基本生存的用具，在夏俊峰爱人下跪求饶的情况下仍然毫无怜悯，谁能相信他们把夏俊峰强行带回城管办公室却能耐心而温柔地对他说服教育？夏俊峰在闹市区被打不还手、东西被抢不还手、在自己爱人苦苦求饶时不还手、在被拽上车时不动手、在下车后进办公室之前也不动手，却在进了办公室、失去了逃跑机会的时候，主动用刀伤害申凯和张旭东？一审判决认定夏俊峰具有杀人的故意，完全违反逻辑，不合情理。综合夏俊峰被抓、被打、被迫防卫的整个过程来看，根本不具有积极追求或放任被害者死亡的主观心态，其行为模式也与故意杀人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
    9、一审和二审庭审中，全部证人均未出庭，证人证言未经过当庭质证。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1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而陶冶、曹阳等关键证人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
    作为有重大影响的涉及公民生死的夏俊峰案，竟然没有任何证人、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这不仅反映出公诉人、合议庭的轻率，而且直接关系到本案的定性是否正确。张伟的证词前后矛盾，陶冶、曹阳的证词和张晶、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的证词相矛盾。谁说真话谁说假话，经双方质证后自然可见分晓。证人不去面临挑战性的问题、不去回答合理的质疑、不让法庭观其颜色、听其气息、辨其言辞，如何能够排除人们心中的怀疑？如何让旁观者信服判决的公正性？
    二、 一审判决夏俊峰死刑，属于量刑错误。
    1、被害人有重大过错，不应该判死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0条之规定，行政法规需要对法律已规定得行政处罚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行政处罚法》第8条，行政处罚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并没有所谓扣押和暂扣工具一类。沈河城管扣押夏俊峰的经营工具于法无据。
    城管执法人员对夏俊峰进行行政处罚的原因是被告无照经营，可是城管事先并没有确认其身份，也就无法在行政处罚前得到其进行过工商登记的相关证据。城管人员当日也未询问夏俊峰是否进行过工商登记。根据行政处罚法，执法人员应首先向被告出示证件，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当日城管执法程序存在严重瑕疵。
    被害者先是野蛮执法，后是野蛮犯罪；非法拘禁于前，暴力伤害于后；滥权悖德在先，践踏法律在后。沈河区城管尤其是张、申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是本案的最重大的起因，被害人对其自身的死亡不仅有过错，而且有重大明显过错。被害人的过错或犯罪行为直接引起了矛盾的激化和夏俊峰的防卫反应。《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纪要》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夏俊峰有自首情节并如实坦白全部事实。
    3、夏俊峰平时表现良好，没有犯罪记录。其邻居朋友的联保信已向法庭提交。
    4、夏俊峰真诚悔过，向被害者家属表示道歉，并愿意积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由于属正当防卫，虽然造成两死一伤的后果，但夏俊峰的行为几乎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正当防卫应当受到法律的肯定和社会的表彰。
    6、退一万步说，即使防卫过当，也应该免除或减轻处罚，处以缓刑或短期徒刑，这才符合刑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过当的情况下，防卫人主观恶性极小，社会危害性非常轻微。防卫过当由最初的正当防卫转化而来，而正当防卫的本质是社会的有益性，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因防卫过当而构成犯罪，是非常轻微的犯罪。按照刑法，“应该”也就是“必须”而不是“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而且首先考虑“免除处罚”，实在不能“免除处罚”的，也必须“减轻处罚”。
    即使夏俊峰因防卫过当而犯罪，那也绝非故意杀人罪。至于他因为防卫过当构成何种罪名，则不是辩方的事情，辩护人不能指控委托人。本辩护人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证明控方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三、 结辩：维护司法尊严，避免司法专横；慎重适用死刑，避免滥杀错杀。
    本案的一审判决简单而蛮横，对控方证据照单全收，对辩方证据视而不见；对证据之矛盾未加解释，对无法解释的证据干脆不提；不但无法排除重大怀疑，而且把全部疑点之利益均归于控方。在这份死刑判决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法官比控方更积极；法官意图成为迫不及待的行刑者。不难看出，这份判决书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加以勉强的论证企图掩耳盗铃、瞒天过海。为了得出夏俊峰故意杀人的结论，竟超出检察院的指控：控方称“夏俊峰因故与被害人申凯、张旭东等人发生争执，遂持随身携带的尖刀先后猛刺被害人……”，而判决书认定“事态已经平息后被告人持刀行凶”。显然，“发生争执”不是“事态已经平息”，夏俊峰是因为“争执”而拔刀刺人的。法院没有也无法解释“事态已经平息”与检察院指控的“发生争执”的矛盾。
    这份6500多字的判决书，“说理” 的部分只有400字，主要有如下两段：
    “本案定性问题。经查,被告人夏俊峰持刀连刺被害人身体要害部位数刀,从凶器类型、刺击部位、力度、刺击次数均反映出被告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故对控方的意见予以支持,对辩方的意见不予采纳。”
    “凶器类型”如何能反映出被告人有杀人的主观故意？欲置人死地者用切肠用的小短刀？“刺击部位、力度、刺击次数”如何能反映出被告人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如何解释创口的方向？如何解释背部创口？如何解释夏俊峰离开时两城管并未当场死亡？刺击瞬间，三个人是何种姿势？为何是这种姿势？被刺第一刀时如何反应？为何有这种反应？被刺者人数、身高、心理、社会地位均占优势，为何能让夏俊峰得手？被害人死亡结果有无其他因素，比如耽误救治？
    再如，判决书称，“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系遭殴打而进行防卫一节，经查，证人陶冶始终距案发地点仅数米，其证言未能证实存在殴打一节，此节只有被告人陈述，无其他证据证明，认定此节证据不足。故本案不具有防卫情节，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不存在重大过错。此争议问题对控方意见予以支持，对辩方意见不予采纳。”稍一分析，就可见其荒谬之处。
    1、判决书对辩方有哪些证据支持夏俊峰遭城管殴打几乎不提，也完全没有引用其论争过程。
    2、陶冶虽然距现场仅数米，但由于陶冶“把门关上，没听见什么声音”（卷三24页），他既没有看到夏俊峰扎人，也没有看到被害人打夏俊峰，这是很正常的，并不能因此否认被害人殴打了夏俊峰。按照判决书的逻辑，陶冶没看到夏俊峰用刀扎人，难道就否认了夏俊峰用刀扎人？
    3、夏俊峰遭城管殴打并非“只有被告人陈述”，此节除夏俊峰本人的没有漏洞的完整陈述外，还有夏俊峰手臂受伤照片、被害人刀伤部位及方向、被踩掉的鞋底、张晶、史春梅、张杰、贾子强、尚海涛、张忠文等证人的证言等等，这些证据并非单独存在，而是能够互相印证夏俊峰被殴打的事实。
    4、判决书认定“本案不具有防卫情节”，却没有解释杀人动机，更没有解释矮小的夏俊峰何以有能力以一对三，极短的时间内用小刀造成高大凶狠的城管队员两死一伤。
    5、判决书认定“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不存在重大过错”， 不存在“重大”过错，就肯定不是“不存在任何过错”了，那么是什么样的“过错”？被害人何以有过错？这种过错和夏俊峰的刀刺行为有何关联？这种过错何以完全没有考虑在量刑当中，何以执意要判处夏俊峰死刑？一审判决书之专横粗暴可见一斑。
审判长、审判员：
    1997年城管出现以来，弊端早已显现，所犯罪行累累，可谓民怨沸腾。迄今未有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法》或者行政法规，城管“执法”从来于法无据；执法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领导机构缺失；法律监督缺位，僭越公安权力；城管队员法律身份不明，素质参差不齐，打手流氓混迹其中，借执法之名、行夺财谋私扰民害民之实，所在多有。在法律地位不清、权力制约不力的制度之下，城管人员的暴力习惯，也就成为城管制度的需要，成为这种制度的一部分。法外暴力用于补充规则之不足，用于弥补身份威信和法律威慑之不足，因此也就不再是个人化的；法外暴力既是变态的“城市管理”“城市形象”需要，也就必然是普遍存在的，得到居庙堂者的默许；法外暴力得不到民众和媒体的有效监督和法律的严肃制裁，也必然会滋长城管人员使用暴力的积极性。运用暴力而极少受到处分，这滋长了城管队员的阴暗心理，这被城管的作为“特权”和有身份、有面子的标志。法律和政治地位暧昧不清，势必用谋财、泄愤、与民争利来弥补。暴力一旦开始，就具有自身的惯性，在具体制度的纵容之下，在群体心理的传染之下，就会成瘾、成为习惯。我相信张旭东申凯在妻子或孩子面前，绝不会表现其人性的残忍和暴力的轻率，他们在家庭的场域之下遵循爱和良善的原则，而在城管集体执法的场域之下，则被施暴的欲望和激情所吞没。——尽管本辩护人为了夏俊峰的利益和本案的正确定性，必须指出申凯和张旭东当时行为的违法犯罪性质，但我对他们绝不仅仅是谴责。他们，是我的同胞，与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之中；他们，毫无疑问，是城管制度的受害者。我对他们抱有深切的同情；我能真切感受到他们家属失去亲人的哀痛；他们自身的和家庭的不幸，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
    城管制度已经让两个家庭破碎了，我们难道非得让第三个家庭破碎吗？我们已经失去了申凯和张旭东两个公民，我们已经有几十个公民被城管打死，我们已经为野蛮的城管制度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难道我们非得用司法的公正性为城管体制的弊端和城管队员的野蛮背书？难道我们非得把司法当做城管的复仇之手，置夏俊峰于必死之地，让父母失去儿子、让妻子失去丈夫、让9岁的孩子永远失去父亲?
审判长、审判员：
    在全球反对死刑的潮流之下，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立法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也只针对谋杀等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难道我们不但要把死刑适用于经济或非暴力犯罪，而且还要适用于防卫过当或者正当防卫的案件吗？因正当防卫被执行死刑，曹海鑫的悲剧成为河南司法史上洗刷不掉的耻辱，我们难道在21世纪的今天在辽宁重新上演这一悲剧吗？
    两个公民的死亡是社会悲剧，但如果判处夏俊峰死刑，则是一个明显的巨大错误，是社会难以承受和接受的悲剧，中国司法也将长期笼罩在夏俊峰案的阴影之下。如果夏俊峰被判死刑，必将有更多无辜、无助的商贩死在城管手下；如果正当防卫而被判死刑，那么一个人在正当防卫之后，可以继续疯狂地杀人而不必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如果正当防卫而被判死刑，那将不再有罪与非罪、善与恶、生与死的界限，我们社会中本已非常可怜的规则的力量，也必将被邪恶、混乱和野蛮所摧毁。
    不夸张地说，正当防卫的公民被判死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暴徒将更加气焰嚣张，公民面对非法暴力时的反抗必将畏首畏尾；邪恶将得到支持，受害者被暴力犯罪侵害之后，又再次受到法庭的侵害。面对非法侵害时的防卫行为不仅是美德而且是本能，但反抗行为非但不受到保护赞扬反而受到谴责甚至要被定为死罪，那么我们今天的判决所要伤害的，就不仅仅是夏俊峰的法定权利，而且将是整个法律的尊严、社会的伦理和民众的是非判断。
    我希望今天法庭的判决，能够说明我们的司法体制还有起码的是非观和独立性；我们希望夏俊峰案的司法过程，能够让人们看到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还能够从苦难中反思，并坚定地站在法治和人道主义这一边。
    此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滕彪
                                  2010年7月

待后续
作者: cyx1210    时间: 2010-7-30 23:18     标题: 目录所列文章如下：

——续上页


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
杜 光

自从前年下半年某些政治势力掀起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以来，谴责温家宝的风声不绝于耳。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借批判普世价值之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接着是张勤德的《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再是署名为李必胜者所写的《对30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这两篇文章声势汹汹地把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恶疾，一股脑儿都算在温家宝的头上，把他描画成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直欲掀起“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大批判”高潮，置温家宝于死地。
近一年来，对普世价值的批判渐趋低潮，但批温之声却仍然持续不断，批温的主力是毛左派和权贵势力。这两股政治力量走的本来不是一条路，一个企图在中国恢复毛泽东时代，一个致力于维持现状，以保护既得利益。但他们在一个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语言，那就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批判普世价值和温家宝，实质就在于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我在去年12月写的《哪里来的“赵紫阳集团”？》一文里指出：“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至于批判温家宝，根本原因也在于他赞成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早在2006年9月，他在接受5家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2007年2月的一篇文章里，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2008年他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说：“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这些讲话无疑强烈地触动了那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者的神经。于是，他们借司马南挑起普世价值争论的由头，掀起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并把这股批判的烈火引向温家宝。
不久以前，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温家宝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竟引起毛派的狂怒。他们发表文章大肆毁谤、污蔑胡耀邦，把胡耀邦说成是“中国诸多灾难形成的标志性人物”。他们说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是对老百姓的政治权利的全面剥夺，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血腥报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则被贬斥为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体系和伦理基础的“兽性化口号”。如此颠倒是非，伪造历史，用令人齿冷的文革手法来否定胡耀邦，借此打击温家宝。这个事实，充分暴露这些毛派的文革余孽真面目。
接着是张宏良的《千古兴亡 亡于一相》，把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描述为“宰相亡国史”，以古喻今，用来影射给国家带来最大危险，威胁着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是当朝宰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大教授玩弄小儿科，堪称当代一绝。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所谓“赵ZY集团”的新概念。去年有一篇文章批判陈奎元反对普世价值的谬论，竟被毛派说成是“赵ZY集团的大反攻”。他们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赵ZY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眼下我们面临的斗争焦点，是如何防止和反对赵ZY集团”。而且不点名地把温家宝封为“赵ZY集团的新头子”。稍微有点当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赵ZY和胡耀邦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把温家宝看做“赵紫ZY集团的新头子”，一方面反映出毛派反对改革的本性，同时也说明温家宝受到他们攻击、毁谤的真正原因，是他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
“赵ZY集团”的提出，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温家宝，表现出毛派的策略与机心：
首先，离间、破坏“胡温体制”。虽然胡锦涛也说过一些承认普世价值的话，如：“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讲话）、“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2008年新年贺词）、“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2008年5月7日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毛派却只批温而不及胡；给温家宝戴上“赵ZY集团的新头子”的荆棘冠冕，更把胡锦涛排除在改革派之外。表面上是拉胡倒温，实际上是通过打击温家宝来架空胡锦涛，这已成为毛派近几年的主要策略原则。
其次，把改革派缩小为一个集团，颇有“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的劲头，为毛派战友壮胆，吓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打出赵紫ZY的的名号，则是利用了当局幽禁赵ZY达15年的政治优势，制造自己与当局一致的假象，突出改革派的孤立和不合时宜，蒙骗民众。
再次，把“赵ZY集团”从体制内分离出来，以抚慰、拉拢权贵集团。毛派近年来十分注意拉拢体制内反对改革的政治力量，而且颇有成效。国庆60周年的“毛泽东思想方阵”，重庆的“红歌”、“红短信”，都表现出权贵集团向毛派靠拢和两者配合默契的趋向。特别是中国工人（共产）党去年7月23日到8月1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5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会议期间还浩浩荡荡地参拜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事实说明什么问题呢？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许多学术性的研讨会都被勒令禁止，我们有些老年人准备在一起喝喝茶，谈谈天，或者是就一部新书座谈一下，都要受到阻拦或禁止，而一个党派的有五十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会期长达7天，而且来自全国各地，开会之外，要吃要住。这些都是在国安部门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居然安然无恙。没有权贵集团的支持、默许、配合，这个分裂性的党派能够这么顺利建立吗？
令人意外的是，除了毛派和权贵集团合力批温外，近来还有些民主派自由派的朋友也参加了批温的队伍，形成了新的批温大合唱。不同的是，毛派和权贵集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新的批温人士反对的却是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反对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不是近一两年才出现的，但把批判的矛头集中在温家宝身上，却是近期才有的现象。这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许多客观条件积累而成的。在八十年代的“胡赵新政”时期，民众曾经把未来的发展寄托在共产党的领导上，1989年的和平示威，提出反腐败和政治民主两大诉求，实际上是表达这种期望的特殊形式。不幸的是，暴力镇压了和平，粉碎了许多人对共产党的期待。但是，人们还是希望着、等待着。熬过江泽民当政的13年，盼来了“胡温体制”。它曾经给许多人带来美好的想象和期盼。可是，8年过去了，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又一次地陷入了失望的深渊。不少人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不寄予任何希望，甚至认为只有根除共产党，中国才有前途。所以，他们乐于见到共产党的腐朽溃烂，脱离群众，不可救药。可是，温家宝却以一种开明的、亲民的改革派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欺骗民众的假象，它会给老百姓带来对共产党的幻想，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毛派和权贵们对温家宝的诋毁和攻击，更使他们觉得温家宝是共产党内的积极因素，他的存在和当政，不利于共产党的加速腐烂。
但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却同毛派如出一辙，如把目前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包括舆论钳制、政治迫害、经济停滞等等，都归罪于温家宝，甚至责备他要对刘晓波、谭作人等的判刑负责。对于温家宝的亲民、流泪、谈民主，则斥之为“作秀”，“更具欺骗性”，“危害性反而更大”。最近博讯网上有一篇说温家宝“左右开弓打压批评”的文章，谈到张宏良博客被封、廖祖笙因撰写批温文章受到国保威胁而宣布“不再写作政论、时评的声明”、余杰因准备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书稿被国保警告，等，认为都是温家宝打压的结果。所以文末有“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结论。这位作者凭什么根据可以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也许，在这位作者看来，凭臆想，凭感情，就可以独立地判定是非。这是许多批温文章的通病。就以他这篇文章所说的事实来看，打压批温作者有三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主管宣传和政法的人员自行干预，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官员形象等同于国家利益，以此为借口作威作福；最小的可能是温家宝亲自指令宣传和国安部门，封杀一切对他的批判，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此外，还不应排除另一种可能，掌握宣传和政法大权的权贵们有意制造扼杀批温文章的事件，以败坏温家宝在老百姓中的声誉。在这三种可能性里，作者选择的是最不可能的那种可能性。为什么呢？恐怕只能归因于某种“反共情结”：他们期待着共产党的腐烂溃灭，而温家宝所代表的却是共产党内那股健康的、开明的、可以抑制腐烂的力量，在他们的眼里，这是共产党用来欺骗老百姓、挽救民心的招牌。
存在某种反共情结是可以理解的。六十年来，共产党的错误政策造成了无可计数的冤案，导致亿万公民倾家荡产甚至死于非命，使大量拥护者转变为反对者。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开这个冤仇之结的，只能是施加伤害、造成恶果的一方。这就是说，执政者应当主动采取措施，承认错误，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这样才能化解民间的怨气、戾气，共建和谐社会。无奈当政者毫无这种政治器量，他们不但拒绝公布历史真相，拒绝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而且还不许民众讨论、反思某些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这就更加深了民间的这种抱怨、对立、怀恨的情结。
正是这种反共情结影响了许多朋友的判断力。我认为，真正忧国忧民的人士应该超越反共情结，正视当前中国的现实：共产党目前有七千多万党员，并且全面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军队的领导权，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摧毁它、取代它。因此，期待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不能不承认这个政党的领导。尽管它在思想、文化、政法、社会等领域的专制日益加剧、日益严峻，但这个趋势并非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政党不是铁板一块，也绝不是没有完善化、民主化的可能。批温高潮，正标志着分裂和剧变的开端，转型和改弦易辙的征兆。它在七八十年代曾经产生过胡耀邦、赵ZY那样的主张民主自由的改革派领导人，为什么今后就不能再出现王耀邦、张ZY，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引上民主自由、健康发展的道路呢？
杜导正7月8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南海是两种主张、两个力量在那里较量。”这“两种主张、两个力量”，我认为，一个是主张保持现状、腐败透顶的权贵集团，一个是主张改革开放、开明健康的进步力量。对于前者，我们不能寄以任何希望。但这个集团目前正主导着大政方针的决策权，遍布各个层次的大小权贵，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进步力量则被排挤而日益边缘化，以至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维护民众权益的法例政令，往往由于某些中央机关和地方诸侯的阻挠而无法贯彻，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目前这种权力格局的生动刻画。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中，支持主张改革的力量，就是对权贵集团的打击；相反，打击改革的力量，就支持了权贵集团。目前的批温高潮，实质上是权贵和毛派向改革派进击的表现。面对两种力量的较量和对决，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做出明智的抉择。
在权贵集团和毛派日益合流的危急形势下，一切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都应密切合作，“团结就是力量”，这个团结的力量包括在朝在野的所有主张改革和民主的人士。朝野改革力量的团结和合作，最终将主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把中国引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的轨道。目前的批温高潮，既表现出权贵集团和毛派的得意和猖狂，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紧张和恐惧，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只能以对温家宝个人的人身攻击，来实现铲除在朝的改革力量的妄想。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企图，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2010年7月14日



一个中国政治受难者的求助信
徐永海
   我叫徐永海，今天我和我们北京的一些基督徒、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被软禁在我家，不能出门。上午9点我外出买菜时，被派出所警察拦住，对我说：“今日不能出门”。因我必须去买菜，警察就一直跟着。回家后，我给胡石根、高洪明、査建国、齐志勇等去电话，他们都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面对一直被监视，时常被软禁，而使我们无法正常生活的情况，我正好完成了一篇文章《一个中国政治受难者的求助信》，现就求助于朋友们、主内肢体们，望给予帮助！我的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一个中国政治受难者的求助信
   　　　　　　　　　——让我们一起进行“科学与信仰”的研究工作吧！
   　　　　　　——这是一个中国政治受难者（难民）们寻求基本生存的活动
   　　　　　　　　　　　　（北京基督徒维权民主人士）徐永海
   　　　　　　　　　　　　　　　　2010年7月15日
   1、进行“科学与信仰”的研究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
   《南方周末》（2010年6月17日）有一篇中国科学院李泳研究员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科学节在哪儿》。其中写到：“纽约有个‘世界科学节’的活动。……。科学节的节目很多，著名的Templeton基金会赞助了三个‘软科学’的：理解的极限，思维的未来，信仰与科学。在中国科学的节目单里，大概看不到这样的节目。因为我们的科学传统一贯是功利的。……。第三个问题（信仰与科学）也是我们的科学不谈的，但当我们面临终极问题时，似乎不得不面对它。例如物理学追求起源时，就难免与它‘纠结’。我们听爱因斯坦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我们没有创造高境界的科学，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做科学的没有宗教感情，而只有利益驱动。科学家没有信仰，科学就会沦为工具”。
   通过李泳研究员的这篇文章，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在科学方面存在一个极大的缺陷，就是我们科学工作者普遍缺乏信仰，普遍缺乏宗教感情。那么，作为中国基督徒，尤其是作为曾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承担起应有的使命，帮助那些缺乏宗教信仰、缺乏宗教感情的科学工作者，建立起（基督）信仰，建立起宗教感情。不论是为了科学，还是为了信仰，我们都应当进行“科学与信仰”的研究工作。
   近日，我完成了一篇论文《进一步理解相对论与宇宙时间空间的终极——通过科学来论述“上帝创造掌管宇宙”这个观点符合科学》（附后），其中写到：“宇宙的本来面目是虚空的、零点的，是个‘点’；整个宇宙的时间、空间、物质世界都是在这个‘点’内展现的。《圣经•启示录》中写到：‘他右手拿着七星’（启1：16）。上帝手上拿着一个‘点’（七角星），我们这个宇宙和我们自己就在这个‘点’内。将来我们的灵魂要离开这个‘点’，到上帝面前接受审判”。
   2、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来进行“科学与信仰”的研究工作
   当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普遍相信存在上帝、具有（基督）信仰后，就会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如此。那时，人们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人们就会具有耶稣那样的爱——真心地爱罪人、爱仇敌、爱所有的人。当一个社会中，富人爱穷人，富人甘愿与穷人分享政治、经济权利；穷人爱富人，穷人只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社会就会具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不正是我们很多人、很多朋友、很多主内肢体，很多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甘愿付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所追求的目标吗？！
   仅在我们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建立于1989年）中，就有不少主内肢体或他们的家人，曾为了民主、自由、人权坐过牢。如现在参加聚会的胡石根弟兄（曾被判20年，坐牢16年多），高洪明弟兄（曾坐牢10年），杨靖弟兄（曾坐牢8年），贾建英姊妹（丈夫何德普被判8年，目前还在狱中），严正学弟兄（曾先后坐牢5年），徐永海弟兄（曾坐牢4年），王玲姊妹（曾坐牢1年多）。还有近期也来参加聚会的傅月华大姐（曾坐牢4年）。还有过去参加聚会（现或出国，或到其他教会）的高峰弟兄（曾坐牢2年），王军鹰姊妹（丈夫王万星曾被关精神病院13年），任畹町弟兄（曾坐牢11年），储海蓝姊妹（丈夫刘念春曾被判有期徒刑3年、劳教3年），等等等等。
   在我们中国，存在着我们这么一群政治受难者（难民），我们因为政治原因（追求民主、上访维权、宗教信仰）经历了很多苦难，如坐牢，如失业，如无家可归等等等等。在我们这些政治受难者（难民）中，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少还毕业于中国著名学府（如北大、清华等），不少是硕士、博士。不论是为了科学、信仰，还是为了民主、自由、人权，我们这些政治受难者（难民）都有责任进行“科学与信仰”的研究工作，我们这些政治受难者（难民）也有能力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
   3、请求各界朋友们来做我们的同路人、合作者，来帮助我们
   多年的监狱生活摧残了我们的身体，出狱后的被监视依旧使我们不自由，使我们不能正常生存。如胡石根弟兄（北大本科、研究生毕业，学士、硕士）坐牢16年多，出狱后先后到几家公司工作，均被警察骚扰而失业，没有收入，生活时常陷入困境。如2009年至2010年的这个冬天，北京是非常的冷，零下十多度，胡石根弟兄没有钱买棉鞋。一直穿着一双“人造革”的单皮鞋。袜子破了，不敢扔，两双套在一起，这样更暖和一些。因为没有棉鞋，胡石根弟兄脚冻伤了（后来，张前进弟兄寄来钱，才不再受冻）。如本人徐永海，2006年出狱后，一直被监视（4年多来一直有8个联防队员在我们家的院门外上班，每班2人），时常被软禁，而一直失业，没有收入。虽然依靠妻子的微薄工资也能温饱，但因没有医保，有病需要手术也没钱去医院。为了生存，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科学研究性质的工作，因为在坐牢前我们就曾一直从事着这样的工作。
   如果说，当我们献身于民主进步时，我们的同路人、合作者不多，或者说很多人不敢公开地做我们的同路人、合作者，不敢来帮助我们。那么，当我们献身于“科学进步”（帮助中国科学工作者建立信仰，建立宗教感情）时，当我们进行“科学与信仰”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具有很多、很多的同路人、合作者，或者说很多、很多的人就可以公开地做我们的同路人、合作者，就敢来公开地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邀请各界的朋友们来做我们的同路人、合作者，来帮助我们，来资助我们，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进行“科学与信仰”的研究工作。
   在这里，我们向各国政府（尤其是我国政府）发出请求，因为各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鼓励科学研究的条文，如我国宪法中的第20条、第47条。我们向各个教会发出请求，因为使人们知道真的存在上帝，本身就是教会的一个工作。我们向各个教育科学结构（如大学、研究所等）发出请求，因为进行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大家的工作。我们向各个基金会发出请求，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还向多年来一直关心我们这些政治受难者（难民）的朋友们、主内肢体们发出请求，因为多年来我们大家一直就是同路人。
附：《进一步理解相对论与宇宙时间空间的终极》
进一步理解相对论与宇宙时间空间的终极
   　　　　——通过科学来论述“上帝创造掌管宇宙”这个观点符合科学
   　　（《终极论——揭开宇宙及大脑及社会的终极奥秘》之第1章第2节）
（北京）徐永海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在他获奖的同年指出：“知识最重要的产品是无知”。中国科学院郭汉英研究员说：“知识还有一个副产品——权威与偏见”。爱因斯坦在晚年说过这么一段话：“大家都认为，当我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时，会感到坦然和满意。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提出的概念中，没有一个我确信能坚如盘石，我也没有把握自己总体上是否处于正确的轨道”。
   一、前言：让我们再次地了解一下迈克耳逊-莫雷实验
   在迈克耳逊-莫雷实验中，迈克耳逊干涉仪像一个十字架，有十字架交叉点和左臂、右臂、上臂、下臂四个臂。一束光从左臂进入，到达十字架交叉点，遇到一个“左下——右上”（╱）呈45度角的半镀银玻璃片，被分为两束光。
   一束光被十字架交叉点呈45度角的玻璃片反射，直角拐弯上行（走在上臂中）。到达上臂顶端，被一反射镜反射回来下行（依旧走在上臂中）。下行到十字架交叉点，经过十字架交叉点的玻璃片透射，继续下行，进入下臂。这束光（可称为“垂直的光”）在上臂垂直地走了一个往返，走了一个“‖”（垂直）路程。
   另一束光经过十字架交叉点的玻璃片透射，继续右行（走在右臂中）。到达右臂顶端，被一反射镜反射回来左行（依旧走在右臂中）。左行到十字架交叉点，被十字架交叉点呈45度角玻璃片反射，直角拐弯下行，进入下臂。这束光（可称为“平行的光”）在右臂平行地走了一个往返，走了一个“＝”（平行）路程。
   上臂、右臂长度相等，“‖”路程、“＝”路程长度相等。假设“‖”路程、“＝”路程长30米，光走完“‖”路程、“＝”路程所用的时间就是100纳秒。
   在行驶的火车车厢里，一个人垂直向上抛一个球，球撞到车厢天花板后垂直落下。期间火车已经行驶了一段距离，（铁路边静止的人来看）球上抛的地点和球落下的地点不在同一个点上，这个球走的是一个“∧”路程（可称为A字路程）。
   “垂直的光”在走上臂时，如果与地球运动方向垂直，在一上一下过程中，“垂直的光”走的也是“∧”路程。“∧”路程比“‖”路程距离长。“‖”路程假设30米，“∧”路程就是“>30米”，“垂直的光”走完“∧”路程所用的时间就是“>100纳秒”。（“>”为大于符号）
   并排着一条铁路、一条公路，在铁路上一辆火车以中等速度行驶着，在公路上一辆汽车以更快的速度行驶着。开始时，方向相同，因顺着火车方向，汽车行驶了较长的时间、距离，才从火车车尾赶到了火车车头。这时这个汽车立刻掉头行驶。之后，方向相反，因对着火车方向，汽车行驶了不长的时间、距离，就从火车车头赶到了火车车尾。这个汽车走了一个“—=”路程（可称为鱼钩路程）。
“平行的光”在走右臂时，如果与地球运动方向平行，“平行的光”是顺着与对着地球运动方向各飞行了一段距离。顺着（方向相同）多走距离，对着（方向相反）少走距离，“平行的光”走的也是“—=”路程。“—=”路程比“＝”路程距离长。“＝”路程假设30米，“—=”路程就是“>>30米”，“平行的光”走完“—=”路程所用的时间就是“>>100纳秒”。（“>>”为更大于符号）
   根据物理教科书、物理网站上的复杂计算，“平行的光”所走的“—=”路程（>>30米）要比“垂直的光”所走的“∧”路程（>30米）距离要长。将迈克耳逊干涉仪旋转90度，“垂直的光”变成了“平行的光”，这时这束光就需要多走一段距离，就要晚进入下臂。如果需要多走的是半个波长奇数倍的距离，两束光在下臂被一起观测时，就应当出现这种现象：“明线的干涉条纹变成暗条纹”。
   可是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实验结果确是“明线的干涉条纹没有变成暗条纹”，“垂直的光”、“平行的光”一定是同时（同相）进入下臂的，否则不会出现这种实验结果。“垂直的光”、“平行的光”是同时（同相）进入下臂的，这样只能是：
   或者，距离变短：“垂直的光”所走的“>30米”（“∧”路程），“平行的光”所走的“>>30米”（“—=”路程），都变短到30米（“‖”、“＝”路程）。都变短到了30米，“垂直的光”、“平行的光”就会同时进入下臂，就会出现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实验结果。
   或者，钟表变慢：“垂直的光”走完“∧”路程所用的“>100纳秒”，“平行的光”走完“—=”路程所用的“>>100纳秒”，都变慢到100纳秒。都变慢到了100纳秒，“垂直的光”、“平行的光”就会同时进入下臂，就会出现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实验结果。（相对论的“钟表变慢”不好理解，“正文3”中将再次讨论！！）
   或者，光速增加：“垂直的光”增加了速度，用100纳秒走完它自己的“>30米”（“∧”路程）；“平行的光”增加了速度，用100纳秒走完它自己的“>>30米”（“—=”路程）。都用了100纳秒，“垂直的光”、“平行的光”就会同时进入下臂，就会出现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实验结果。
   通过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得出3点结论，第1点、第2点得出“距离变短、钟表变慢”；第3点得出“光速增加”。爱因斯坦只认为第1点、第2点结论是正确的，放弃了第3点结论。在坚持第1点、第2点“距离变短、钟表变慢”的前提下，在这里我们就从爱因斯坦所放弃的第3点“光速增加”谈起。
   二、正文：进一步理解相对论与宇宙时间空间的终极
   1、光与任何运动体之间的速度恒定为30万公里/秒
   如果光与地球之间的速度恒定为30万公里/秒，如同地球静止不动，如同“垂直的光”走的是“‖”路程，“平行的光”走的是“＝”路程，“垂直的光”、“平行的光”就会同时进入下臂，就会出现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实验结果。
   也就是说，“平行的光”在走“＝”路程过程中，在顺着地球运动方向（方向相同）时，速度是30万公里/秒加上地球速度（光速增加）；在对着地球运动方向（方向相反）时，速度是30万公里/秒减去地球速度（光速减慢）。
   也就是说，这束光在被右臂顶端的反射镜反射前，光速增加；在被反射后，立刻光速减慢。这不可能吧？可能！只要“光与任何运动体（如地球，如我们）之间的速度恒定为30万公里/秒”就必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恒定”这种情况，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请您再耐心地多看一千多字，将给您答案！！！）
   2、同时出发，方向相同，不论我们的速度多快，我们依旧飞在光的后边
   假设光与任何运动体（如地球，如我们）之间的速度恒定为30万公里/秒。方向相同时，不论我们飞行的速度多快，光的速度依旧比我们的速度还要再快上30万公里/秒（我们所测量的光速依旧是30万公里/秒），我们依旧飞在光的后面。
   假设我们的速度是100亿光年/秒。我们和一个光同时从地球出发，走了整整100亿光年的距离，再返回地球。相对于地球上等待者来说，光速是30万公里/秒，光比静止的他们快30万公里/秒。他们看见这个光返回地球时，自然是在第100亿年结束这一时刻，自然是在他们的岁数已经长了100亿岁这一时刻。
   虽然我们飞行的速度是100亿光年/秒，虽然我们只用了1秒钟就飞完了这100亿光年的距离，虽然我们仅仅只过了1秒钟的时间。但是，由于我们依旧飞在这个光的后边，地球上等待者看到我们返回地球时，一定是在第100亿年结束之后的某一时刻，一定是在他们的岁数长了100亿岁之后的某一时刻。
   3、相对于高速飞行者来说，时间和空间都变短
   我们返回地球，我们与地球上等待者相见时，地球上等待者的岁数已经长了100多亿岁，他们已经过了100多亿年；而我们的岁数没有增加，我们仅仅过了1秒钟，我们的钟表极度变慢，近乎于停止。（这时才好理解相对论的“钟表变慢”！！）。我们从地球出发到返回地球，同样一段时间，相对于地球上等待者来说，是100多亿年；而相对于高速飞行的我们来说，仅仅是1秒钟。由于我们高速飞行，相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变短了，100多亿年的时间变短到了1秒钟的时间。
   宇宙空间是以光速膨胀来的，当整个宇宙时间是1秒钟时，整个宇宙空间只能是30万公里。当100多亿年的时间（整个宇宙的时间）变短到1秒钟时，这时100多亿光年的距离（整个宇宙的空间）也就变短到了30万公里。当我们以很高的速度飞行时，不仅时间变短，空间（距离）也变短。
   如果我们的速度还快，相对于我们来说，时间、空间（距离）还要变短，100多亿年的时间就要变短到万分之一秒、亿分之一秒，100多亿光年的距离就要变短到30公里、3米。当我们的速度是无限大时，相对于我们来说，100多亿年的时间（整个宇宙时间）、100多亿光年的距离（整个宇宙空间）就要变短到零点。
   三、讨论：宇宙的本来面目与上帝创造掌管着宇宙
   相对于不同速度，整个宇宙的时间、空间、物质世界被缩短成不同大小；相对于速度无限大，整个宇宙的时间、空间、物质世界被缩短成零点。
   宇宙的本来面目一定是虚空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对于不同速度，整个宇宙的时间、空间、物质世界能被缩短成不同大小”。同时，宇宙的本来面目还一定是零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对于速度无限大，整个宇宙的时间、空间、物质世界能被缩短成零点”。
   宇宙的本来面目是虚空的、零点的。相对于“最小单位”来说，宇宙中所有的“最小单位”相当于都在同一个点上。“最小单位”相互之间就具有“你在我这里，我在你那里，你吸引着我，我吸引着你”的“互在互吸”的关系；这就是万有引力，“互在”是万有引力的场，“互吸”是万有引力的力。
   我们的速度无限大时，光依旧比我们快30万公里/秒，光比无限大的速度还快。我们的速度无限大时，宇宙是零点；自然相对于光，宇宙一定也是零点的，光子本身一定也是零点的。零点是最小的，没有比零点更小的“东西”，光子一定是最小单位。光子组成宇宙空间，光子组成夸克、粒子及整个物质世界。
   粒子（物质）放出光子，光子加入到空间中产生光波（如同水加入到中产生水波）；另一个粒子（物质）接收光波，从空间中提取光子；（解释了光的波粒二象性）。放出、提取的是整数光子，不能是分数光子，（解释了量子论）。光行驶在由自身组成的宇宙空间中，宇宙空间本身又是虚空的、零点的，自然可以出现“光与任何运动体之间的速度恒定为30万公里/秒”。（给出了前面要求的答案！！！）
   宇宙的本来面目是虚空的、零点的，是个“点”；整个宇宙的时间、空间、物质世界都是在这个“点”内展现的。《圣经•启示录》中写到：“他右手拿着七星”（启1：16）。上帝手上拿着一个“点”（七角星），我们这个宇宙和我们自己就在这个“点”内。将来我们的灵魂要离开这个“点”，到上帝面前接受审判。
   　　（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一个中国政治受难者的求助信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社会的“眼”不必常盯着“二世祖”们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馀位资产在2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民间谈资颇多，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导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导“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富二代”的现在和将来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自己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隐形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他们韩桂芝式、许宗衡式、文强式、成克杰式、陈同海式的父母，乃是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们
在世界任何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大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
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馀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馀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
他们的儿女，皆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尽管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的。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点儿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的不少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富裕农村的农民，起码富裕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是目前中国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也常对儿女们心事忡忡、表情严肃地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看你怎么样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
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人间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须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是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的。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已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了。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
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忍卓毅之青年。
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便会每酿自杀自残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苦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疼，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
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友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忍卓毅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里普通人家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中国农民大多数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工作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据说，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就业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
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
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中国足以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为最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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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分裂？？？？
——记甘南藏族自治州城南派出所殴打证人一事

唯色按：几天前，有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了一篇记录，以及相关讨论。记录读得人震惊。甘南藏族自治州城南派出所的警察，不但不调查当地“黑社会”倚强凌弱，反而将见义勇为报警的证人扣押在派出所，数位警察与黑帮打手联合暴打证人。证人是在校研究生，是藏人，而这一点竟然成了被殴打的理由。
    警察与黑帮打手说的这几句话需要注意：“你们这些分裂分子。”“藏族垃圾，搞什么3·14……”“你们藏族是垃圾，是人渣，社会的渣滓，知道吗?”
    也许有读者会说，可以投诉这些公然违法的警察，但正如这篇发在藏人文化网雪域情缘上的帖子后面所备注的：“请不要提---以正当渠道维护个人的权益之类的话，你知道你在扯蛋吗？ ”
    那么，就转帖这篇记录吧，一份事实上令人非常悲哀的记录：这，正是藏人在今日中国的现状。

谁在分裂？？？？
——记甘南藏族自治州城南派出所殴打证人一事
丹嘉的日志
     我是一名在校研究生，2010年1月10日，我和一位同学从内地求学回家的途中因时间很晚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登房留宿。晚上我和同学与当地的两位朋友吃过夜宵，四人一起回旅馆的路上遇见一群（近二十人）手持砍刀、橡胶棒的人正在一家KTV门前追打两名手无寸铁的青年男子。其中一名男子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另一名试图逃跑却被众人拦住继续打他，场面惨不忍睹。于是我拨打110报了警。 110未能及时赶到，两名男子已经被打得无力抗拒，但那群人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而且有一名酷似“老大”的人指挥那些人狠狠地打两名男子。因为当时怕出人命，我们前去相劝，向“老大”求情，可那位“老大”气势汹汹地对我们说“滚开，有事到110说去。”（其实这时我们已经报了警）
    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他们打架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也许是那两名青年男子的错。就当是他们的错，可“老大”并非治安部门,何况他的处理方式如此之残暴，作为一名受过党和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生，我们何以置之不理呢？看到这样的不法行为，报案乃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110警车刚从不远的十字路口拐弯驶来，那群人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老大”和另一名中年男人。这两人马上跑到警车前说了几句话，110却把两名被打得狼狈不堪的青年男子架到了警车上。我们跟110说明我们所目睹的情况时有一警察叫我们到派出所详谈，于是我们遵嘱跟随警车前往派出所。
    我们到达派出所时透过玻璃门看见两名被打青年男子已经被铐着手铐。一名架在铁甲里，另一名正在被询问。而那位“老大”和另一名中年男子却跷着二郎腿安然无恙地坐在那里观看警察又打又骂被审人。
    我们前去解释说“被打的是这两名青年男子。”话音未落，“老大”与那位中年男人向我的同学动手起来，奇怪的是在场的干警们对这两位大哥之粗暴行为不闻不问，相反有一名警察不厌其烦地问我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武侠吗？”这话真让人大吃一惊，好像警察成了他们的帮凶。警察的这一态度进而使这两名大哥的粗暴行为越加蛮横起来。
    我真的很难理解这位警察为何要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武侠指的是社会极度黑暗，政府腐败无能的时候，一些有理想和正义的个人为了秉持社会公道，帮助底层无辜受害者的英雄。可我不解的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黑暗吗？我们的人民政府无能吗？作为一个公民,向110报案、并按警察的要求到派出所指证案发过程就是武侠？要么说国家法律压根儿就不用许知情人士报案？
    接着那位“老大”指着我们的鼻子骂道：“你们这些分裂分子。”
    “老大”的这句话更让我不解。我们没有参与过任何分裂祖国的活动，也没有去支持过分裂活动，更不会去搞分裂活动。相反我们经常在学校里参加反分裂爱国教育活动，在生活中坚决反对并批判一切图谋分裂国家的主张和活动，而且我们与“老大”素不相识。凭什么骂我们是分裂分子？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藏族？认为只要是藏族就是分裂分子？那么试问：当年汪精卫出卖国家的时候包括红军在内的所有汉族同胞都是汉奸吗？
    更甚者此时几名干警扑过来无缘无故拳打脚踢地打我的同学，我和朋友上前劝阻时又有几名干警冲过来对我们施暴起来。我们只有让他们施暴，不敢违抗。有的干警拉着我的手，有的用拳打，有的用脚踢，致我遍身受伤，脸部流血不止。他们继而想把我压倒，用力让我低头。我试图擦我脸部的血，叫干警放下我的手时，有一干警用橡胶棒击打我的后脑勺，我的耳朵里一声“叮”响，脑子一片光华当即昏倒在地。
    当我醒来时（后来朋友说我昏迷了近十分钟）看见我同学和朋友的手背铐着，满地都是血。也许是我昏迷不醒的原因吧，我没有被铐。我无法明白人民公安为什么打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作为当事人我们依法向公安机关报警，并遵嘱向公安指证实情，理应值得表扬。然这些干警平白无故地殴打我们，其法律依据何在？于是我向干警理论：“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们？我们是……”顿时有一干警直接冲来用脚直踹我的胸部，把我踹倒在地，然后指着我的鼻子喊道：“我日（操）你妈，闭嘴！”看见我的同学向干警讲道理时他们同样是那么的蛮横霸道、无视国法。目睹着人民的执法者就这样践踏神圣的中华之法律，真让人欲哭无泪。无奈之下，唯有沉默。
    “藏族垃圾，搞什么3·14……”
    我同学向警察反驳道：“3·14是极少数分裂分子的不法行径，别以为凡是藏族就是分裂分子……我们是爱国的，我们维护祖国统一，我们反对分裂……”
    干警又骂道：“娘日的！你们藏族是垃圾，是人渣,社会的渣滓,知道吗?”真难以相信这乃是堂堂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人员之谈吐。
    哦！原来如此。我终于为今夜的挨打找到了唯一的“理由”，正如这位警察所说：藏族是垃圾，是人渣，正因为我们是人渣，被人挨打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除此之外，我无从找到警察殴打我们的任何理由。
    算了，我不再想探讨合作市城南派出所的某些负责人员有没有颠倒黑白，有没有中饱私囊，有没有见利忘义,有没有糟踏人民警察的威严形象，就连我们无缘无故遭毒打也当他们的便宜，算我们倒霉。
    可我无法得知那些干警对我们破口大骂时的愤怒与眼睛里透出的仇恨到底来自哪里。我们不但没有惹他们，而且我们相信他们、靠拢他们，却招来了他们的毒打。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垃圾、是人渣？
    祖国大花园里的五十六个民族，个个都是一朵鲜艳的奇葩。在伟大的中国**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里，五十六个民族不分你我、不谈高低、不论贵贱，共同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美好和谐生活。过去，我们同样共同忍辱负重：西方列强瓜葛国土时，祖国东南沿海的人民与之英勇抗争。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江孜时，藏族人民单枪匹马地用躯体捍卫了祖国的边疆。红军长征途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忍饥挨饿的时候当地的杨土司为红军开粮仓救急，使我军在腊子口战胜敌人提供了后勤保障……
    却这些人就这样歧视自己的兄弟民族。后来当地的朋友跟我们开玩笑说：“被城南（城南派出所）揍了再正常不过了，连你们这些高才生也没逃过，我们经常被揍就不足为奇了,呵呵,现在倒觉得也没什么冤的了。”也许真可谓无知者无畏吧！原谅他们算了！
    可是，国家的法律会对他们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吗？有良知的十三亿国人会无视他们的暴行吗？无辜的藏族人民会原谅他们恶毒的攻击吗？历史会容忍他们的反动行径吗?
    不，绝不会！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与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人人有义务去维护我们共同缔造的快乐家园，我们绝不允许这些人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伤害人民,更不允许无中生有地制造民族仇恨，积累民族怨恨，分化团结之心，分裂和谐家园。我们渴望民族和睦团结，渴望社会和谐安宁。但是，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量的积累总会导致质的变革。这样长期积累民怨将后患无穷，会使我们的美好愿望适得其反。此事不仅是官商勾结，警察成为不法分子的保护伞，而且是歧视弱小民族、故意伤害民族情感使得分裂民族，分裂祖国，谋害国家利益的事情。故值得我们深思！
                                                  2010年1月17日
（备注：请不要提---以正当渠道维护个人的权益之类的话，你知道你在扯蛋吗？ ）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看法，或有说错的地方，请见谅，可以探讨探讨！
















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是“虚有其表”吗？
甲童慈旺
评杜新宇的所谓“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
   
    笔者今天打开博讯网站时，看到一篇“中国人为什么爱说谎？”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历史学者吴思说：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正因为如此 ，一个名叫杜新宇的传声筒在2010年06月01日《中国民族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的文章，勉为其难地迎合其主子中共，妖魔化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愚弄大陆民众。很可惜的是： 由于作者在捕风捉影地贬低丑化流亡社区民主时其典型人物被张冠李戴、弄巧成拙，成了别人的笑柄。
在他的文中说：“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会认同政治迫害和政治暗杀，但这些手段对达赖集团而言都司空见惯。因政见不同而对多杰雄登教派实施宗教迫害，只是达赖集团用迫害手段打击对手的行为中，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例子。达赖集团在打击 政敌上，从来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日本居住的一名藏族学者的作品被认定为批评达赖，本人即遭到被人往脸上泼墨水和吐口水的“待遇”，他的女儿因为在 “流亡政府”中任职，直接被扣为人质。以噶举派十六世大宝法王和拉卜楞地方势力首领贡唐楚臣为代表的一批流亡藏人，因为不买达赖的账，被达赖集团以停发救 济款、不让这些人的子女进入流亡藏人社区上学等手段进行压迫。上世纪70年代中期，达赖集团甚至派人暗杀了贡唐楚臣。曾经以武装支持达赖的四水六岗军的一 个头目理塘阿塔，后来与达赖政见不合，达赖的得力骨干桑东即亲自组织200多人，砸了四水六岗组织设在新德里的总部，并纵火焚毁了理塘阿塔的私人住宅。”这真是捕风捉影，牛头不对马嘴，纯属歪曲事实的谎言。
事实上，杜新宇所指的“在日本居住的一名藏族学者的作品被认定为批评达赖”与；“本人即遭到被人往脸上泼墨水和吐口水的“待遇”，他的女儿因为在 “流亡政府”中任职，直接被扣为人质。”是毫无相干的俩件事。事情的真相是：
〔1〕1988年居住在日本的藏族学者康萨 催真格桑出版了一部藏文版的《古代印度的宗教源流史》〈 On th History Of the Buddhist Doctrine in India 〉第一券：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309页）内，作者后语中，写了这么一句油诗：被笔者翻译成中文的大意是，“在雪域藏文里，细说古代宗教源流史唯有他自己。真正的学者及能人不在世的今天，善于骗人的被称之为大师。”[ ] 这句话，招徕了当年与他同学的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他们认为，他的这一番话的用意在诋毁宗教大师，抬高他自己，真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于是这些人合伙把它告到西藏流亡议会。但是，西藏流亡社会是尊重言论自由的民主制，经过一番辩论后，这事不了了之。1996年在达兰萨拉附近建立西藏密宗上经院的大殿落成开光典礼后，达赖喇嘛尊者向该寺的僧众及流亡设社区的各级主要负责任，以及广大僧俗民众传授无上密乘灌顶时,不仅晋见了康萨催镇格桑等一行人， 还在大众面前达赖喇嘛尊者鼓励他继续客观地研究古代印度的宗教源流及西藏宗教史。当时笔者也在场。因此，从事发的那天起始终没有发生杜新宇所说的情况。
    至于杜信誉所指的“本人即遭到被人往脸上泼墨水和吐口水的“待遇”，他的女儿因为在 “流亡政府”中任职，直接被扣为人质。”实际上不是康萨 催镇格桑， 而是另有其人。笔者不仿如实道来。
    〔2〕这件事，发生在1990年7月31日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所在地职工宿舍居住的一位名叫得结的家庭。得结的父亲名叫阿咯俊则，曾经是一位反抗中共的藏人代表。他流亡到印度后，开始在印度南部藏人定居点安家，依靠买卖玉米来维持生计。后来他与流亡社区的合作社合伙办了一个玉米加工厂，刚开始生意比较好。但好景不长。玉米丰收之年买不到好价钱，存到库房时，由于天气过热与潮湿容易腐蚀。这样连续几年下来导致加工厂倒闭，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与社区合作社发生矛盾，矛盾越闹越大，最后处于绝境的境况下阿咯俊则一走了之。
     他回到了西藏境内，他的情况不比流亡社区好。刚开始中共西藏自治区统战部把他当作收买拉拢的对象，以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他，吃住都自治区宾馆。由于阿咯俊则不懂中共的用心，在区统战部的主持下，在人大及政协委员们讲述了他长期流亡在外，现回归“祖国”的感想时，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在流亡期间，每天向三宝祈祷三件事。第一，尽快实现西藏独立。这一点，看来没有希望。第二，回到家乡。现在如愿以偿了。第三，佛法兴隆。这一点，现在国家执行宗教自由政策，也算如愿以偿了。”他的这些话，正合中共政治宣传的口味。于是中共的御用媒体把他的话经过加工后，在一段时间内，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反复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这一下好了，所有的藏人对他怒目而视。连他的亲姐姐也不让他看望，骂他是败家子。中共给他按排的住所， 藏人举了个外号叫“投降新房”。他早晚到八角街散步时，总有人吐口水、递眼色，甚至还有人骂藏奸。真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样的日子他实在过不下去。找居委会没人理，找统战部蜿言托词。总之，被利用之后，没人搭理的感觉。一辈子吃尽苦头的一个老人一肚子怨言，无处伸冤。孤独寂寞，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骨肉儿女靠得住。于是找统战部的有关人士死皮赖脸地要求办理出国手续，终于又回到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与自己的女儿团趣。
    来到达兰萨拉不久，由于中共在对外广播宣传中经常引用他的话来诬陷流亡社区及尊者，导致了流亡藏人的不满。刚好阿咯俊则到达她女儿家不久的一天，也就是1990年7月31日的上午9时半左右，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所在地职工宿舍居住的一位名叫得结的家门口，来了一群（大约30多名）中老年妇女，吵吵嚷嚷，叫阿咯俊则出来说明一些问题。当时得结出门对她们说；她父亲不住在他的家里，而是搬到离这不远的一家印度旅馆里，尽管得结说了实话，可这些妇女还是不相信偏要进去看一看。结果，进去一后果真不在家。此时，得结怕出问题向西藏政府的安全部门及印度警察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来保护她父亲。
    大约一个小时后，在俩名安全人员的倍同下阿咯俊则来到安全部的门口时，这群妇女不听安全人员的劝阻，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质问他为什么投共犯变 ？为什么说尊者是“披着羊皮的狼”？可他一再否人、再三强调，他没有说,是中共的传媒编造的。可是没有用，太晚了。妇女们向他吐口水、骂藏奸，其中一名叫郡则的大约50 多岁刚从西藏到印度探亲的妇女，不知从哪里弄来铝锅底被烧成黑的炉灰拿来往阿咯俊则的脸上抹去。这时印度警察的到来 ，这才驱散了那群妇女。把被围困的阿咯俊则在安全人员的看护下送到女儿家歇息。当时笔者亲眼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事情发生后，是流亡政府帮阿咯俊则一家人办理迁移到澳洲的一切签证手续。因为他的女婿是流亡政府驻澳州办事处的秘书。根本没有发生杜新余所说“他的女儿因为在“流亡政府”中任职，直接被扣为人质。”的情况。
    一些失去理智群众的过激行为与流亡社区的民主扯不上什么关系。这与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文化革命为主的历届政治批斗运动中，戴高帽子，脸上涂黑红颜色，吐口水，游街示众，甚至毒打成残。相比较，正所谓小巫见大巫。不足为奇。
    需要说明的是；杜新余在东洴西凑、以一概全的所谓“以噶举派十六世大宝法王和拉卜楞地方势力首领贡唐楚臣为代表的一批流亡藏人，因为不买达赖的账，被达赖集团以停发救 济款、不让这些人的子女进入流亡藏人社区上学等手段进行压迫。上世纪70年代中期，达赖集团甚至派人暗杀了贡唐楚臣。曾经以武装支持达赖的四水六岗军的一 个头目理塘阿塔，后来与达赖政见不合，达赖的得力骨干桑东即亲自组织200多人，砸了四水六岗组织设在新德里的总部，并纵火焚毁了理塘阿塔的私人住宅。”这些诬陷，全是为了妖魔化达赖喇嘛尊者及诽谤诋毁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制，蓄意制造的谎言。不值一驳。
    至于杜新宇的“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会认同政治迫害和政治暗杀，但这些手段对达赖集团而言都司空见惯。因政见不同而对多杰雄登教派实施宗教迫害，只是达赖集团用迫害手段打击对手的行为中，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例子。达赖集团在打击 政敌上，从来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的这一说词，简直印证了一句西藏格言；“最会掩盖自己的人，最会说别人”。自中共起事至今，因政见不同而对付自己党内同志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暗杀，举世闻名，已有残遭杀害成千上万，嫌少吗？远的不说。2008年3月西藏全区发生藏人和平情愿时，　张庆黎以屠杀政策，镇压西藏人和平情愿。不久，北京民间组织“公盟”，因深入调查西藏问题、向中共高层客观反映当地实情，温和而恳切地希望中南海调整治藏治疆政策，不料，竟于2009年7月新疆事件后，惨遭胡锦涛为首的中共报复：“公盟”被查抄，负责人许志永被捕下狱。这样的例子多的不胜枚举，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例举。总之，　中共是当今世界上，对付政见不同采举政治迫害和政治暗杀的举世公认的独裁政党。因此，中共及其御用工具没有资格谈论政治迫害和政治暗杀的言论， 更没有资格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说三道四。
    习惯了以党专制的独裁政权的中共及其传声筒，把官方与民间组织混为一谈，还厚颜无耻地嘲笑西藏流亡社区的投票率，来预估2011年的（首席部长及议员）大选的结局。 真可谓杞人忧天，人讥狗讽。就算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制不是完美无缺， 但总比一党专制独裁的所谓差额选举、一手包办、黑箱作业不知强多少倍。回想中共十七大的所谓差额选举政治局九名常委，以及号称“几千万党员，上万名群英围绕中共中央”的党总书记的候选人只有胡锦涛一人的情况相比，只有十几万多一点的流亡藏人里面，明年选举首席部长的候选人目前 登记在册的就有21 人，可算是享受真正民主政治不分党派、公平竞争的待遇。这与身在中共一党专制独裁的一个明智的公民来讲，可谓求之不得的梦想吗？为此，强做解人，以中共“代言人”自居的杜新宇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
於印北达然萨拉2010/6/21日



















再论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是“虚有其表”吗？
甲童慈旺
评杜新宇的所谓再论“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
   
    一个名叫杜新宇的在2010年06月01日《中国民族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的文章，由于作者在贬低丑化流亡社区民主时其典型人物康萨催真与阿咯俊则的事情被混淆，笔者通过博讯网站撰写文章，说明事情的缘由来批驳了他的不实之词。之后，他还不吸取教训，为了明补自己的的过失，欺上瞒下，又从垃圾堆里检来陈词滥调，写什么“再论达赖集团的民主是虚有其表”，继续以假乱真，蒙蔽视听，聊以自慰。
在他的《再论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一文中叫苦连天地说什么 ：“笔者纯属关心 西藏的民间人士，并非中共党员，仅仅因为写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立即被达赖集团的写手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扣上“中共及其传声筒”的大帽子，更有甚者，被其以 “下贱和无赖”、“厚颜无耻”等脏话进行谩骂和侮辱。” 好像笔者冤枉好人，装出一副可怜相，试图获取读者的同情心。真可谓恶狼装羔羊, 喊冤叫屈，妖言惑众。
    不错，你说你不是中共党员，但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中共政权及其御用传媒所作妖魔化达赖喇嘛及悱谤诋毁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的宣传手法一路货色、臭气相投。你所受的“冤屈”是自作自受。因为，这与你口口声称“笔者纯属关心 西藏的民间人士，并非中共党员”的言传身带所相称吗？这怎么能说成“仅仅因为写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吗？不妨你写一篇批评中共某一个领导人贪污腐败的文章，看你有什么结局，亮你也不敢。
    笔者不是什么你所说的“达赖集团的写手”，是一个曾经在西藏境内接受中共教育，在一家官方媒体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一个藏人， 由于看不惯中共及其御用传媒天天妖魔化达赖喇嘛及悱谤诋毁西藏流亡政府，因而自告奋勇地挥笔写几篇反驳文章来说明真相而已。
    这次笔者通过一个同事看到你的这一篇《再论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一文后，发现你对流亡西藏社区一无所知。说轻一点，纯属不懂装懂，凑热闹，不值一驳。但考虑到目前网上关注西藏问题的广大读者为了分清是非，弄清真相。为此，笔者想说明《 再论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一文所 涉及的问题，以便澄清对有关西藏流亡社区民主的模糊认识和误解。
    （1）俗话说得好？狗改不了吃屎。所谓“纯属关心 西藏的民间人士的”你又在玩弄故技重演，蛊惑人心的把戏。在你的《再论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一文中称：“由达赖一手把持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独裁“政府”，对此，拙作《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进行过简单描述，目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达赖集团的写手还没有予以回应，想必对此也确实无可抵赖”这真是无稽之谈，笑话之极。
    众所周知，位于印度达然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是被西藏境内外的人民视为他们唯一合法的政府。非暴力、正义、真正的民主制度是西藏流亡政府神圣的原则与承诺，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将西藏流亡政府当作是真实代表西藏人
    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如你的第一篇文中开头所言；“一直以来，“提倡民主”都是达赖在对外宣传中博取好感的一张王牌”。正因为如此，中共及其御用媒体把它看作肉中刺、眼中钉，想尽一切办法来诋毁它、丑化它。
    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不像中共挂羊头买狗肉的“民主”。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领袖的显着特点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从他们的领导人手中用流血和牺牲生命来争取民主权利，而在西藏，达赖喇嘛多次试图把所有的合法权力下放给西藏人民和议会，然而西藏人民和议会，又一直请求尊者继续担负无可争议的领袖职位！
    早在流亡初期的1963年，达赖喇嘛亲自颁布西藏民主宪法草案，并对西藏流亡政府架构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1992年出版发行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中尊者指出；“在未来的西藏政府中，我（达赖喇嘛）早已决定将不接受任何传统的或其他的政治职务。”他还表示，希望西藏传统的三区包括卫藏，安多，康巴，将实行联邦和民主。目前，在达赖喇嘛的指引下，流亡海外的民主政权由西藏内阁（噶厦）领导，噶伦赤巴（总 理）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自由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和人民敬佩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及其运作方式，甚至许多华人羡慕达赖喇嘛领导下总部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透明度及其职能。
    正因为如此，代表全体西藏人民的西藏人民议会，一直请求达赖喇嘛尊者继续担负领袖职务，然而流亡海外的民主政权，既西藏内阁：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的由噶伦赤巴领导。这就符合西藏民主《宪章》中写明，流亡政府是集中了‘ 精神和政治’的政府。”也就是藏人通常所言，与众不同政教结合的民主政府，而不是什么中共强加的所谓“政教合一” 。
    当然，决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是人民本身，并非是政权或一个政治领袖有所作为。因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前途、路线等方针政策都是，代表全体西藏人民的西藏人民议会来制定。首席部长没有依照寻常方式运作的自由，而是必须在一个 架构之中工作，而在此架构之中，西藏人民议会尊重达赖喇嘛的愿望来制定未来西藏的政治前途与各项政策。因为，达赖喇嘛代表的全体西藏人民的最高愿望和利益。执行代表全体西藏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政府，被你悱谤诋毁成“独裁政府”，正好不就是自己承认独裁政府及其代言人吗？
    （2）笔者了解的其麦则仁，曾是设在印度新德里的雄等组织的秘书，他从未担任过流亡政府任何官职。但在你的文中被你说成“曾是达赖集团领导核心成员的其麦则仁”。试问，他何时担任了流亡政府的什么官职？况且，他所指控的“先后有十名藏人与达赖意见相左而被暗杀”，不正是雄等组织在九十年代初，派杀手捅刀杀死达然萨拉密宗学院的院长及俩名助手后，跑到西藏境内，杀人凶手被中共庇护的暗杀事件，被你再一次栽赃陷害的手法写出来，不正是贼喊抓贼，自我暴露的写照吗？
    （3）你说，“前议长噶玛群培曾因提出质疑达赖主张的议案而被呼吁下台”，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西藏人民议会前议长噶玛群培曾经担任过两届议长职务。现任议长与他选举议长时，因连续三次选票过半，旗鼓相当。因而选举委员会决定，在这一届五年的任期内，俩人（两年半）轮流担任议长而非下台。目前他仍持西藏独立观点，还继续担任西藏议会的议员。
    （4）在你的文中所谓的“指使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桑东带200多人打砸四水六岗组织在新德里的总部、纵火焚毁该组织首领理塘阿塔的事”。完全是造谣诬赖。实事上，这一天桑东仁波切根本不在德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4年5月份，由于总部设在新德里的四水六岗组织，违背流亡政府与流亡藏人不与台湾蒙藏委员会不接触的决议，擅自与蒙藏委员会商谈所谓的“合作协议”。因而招徕了四水六岗组织内部的广大会员的不满，他们要求流亡政府与议会主持会议，撤销该组织与蒙藏会有关联的所有人的职务，并且不予承认他们与蒙藏会之间所定的任何协议。就在1994/6/14这一天，流亡政府与议会的代表接受广大会员的要求，在新德里四水六岗总部所在地向该组织群众宣读不承认上述“合作协议”和接受与事件有关的四水六岗组织人员的辞呈。散会后，四水六岗组织的领导阿塔的保镖和社区治安人员发生口角时，被保镖用砖夬砸伤了一个治安人员的头。一些群众闻讯赶到时，他已经跑得无影无从。大约有20多名群众先后到四水六岗总部及阿塔的住宅门口，叫嚷着要求交出打人凶手不到半个小时，被社区管理人员到达制止。根本没有发生打砸事件，更没有发生你所说的“纵火焚毁该组织首领理塘阿塔的事”。
    （5） 至于你在《达赖集团的民主虚有其表》一文中：“曾指出拉卜楞地方势力首领贡唐楚臣被达赖集团派人暗杀”。这更是无故诽谤。拉卜楞等地方13 个小团体因不满首领贡唐楚臣一人霸道，被人在他家门口开枪射杀的。这与你的所谓“达赖集团派人暗杀”根本牛头不对马嘴，怎么能扯上关系呢？你有什么证据能推翻印度地方法官的判决呢？
    （6）你引用“蒋杨诺布在一篇文章里还讲述了一个名叫白玛本的人，曾经因为一篇以藏族文学为主题的学术文章而收到死亡通缉，达赖集团的某组织为此悬赏20万卢比招募杀手；”来举例所谓的“一系列达赖集团内部存在的政治迫害事件”。不错，蒋杨诺布写过几篇批评流亡社区莫人莫事缺欠民主的文章。这正是西藏流亡社区实行民主制，享受言论自由的优点所在。如果他在中共独裁统治下的西藏境内，他早就关进监狱，尝到电棒的味道。不会像现在那样享受美国与印度西藏流亡社会言论自由的好处。
    白玛本刚从西藏境内到达印度后，曾写过一本《跳动心脏》的藏文的藏族文学书。由于书内的一些内容涉及到宗教问题，尽管招徕了一些宗教人士的指责批评，但他因此而获得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的聘请，在该部门的写作班子里安排工作。目前他在美国从事他喜欢的研究工作。你所谓的“收到死亡通缉，达赖集团的某组织为此悬赏20万卢比招募杀手”，纯属凭空涅造，无中生有。
    （7）至于你在文中提到的“在博客中批评“西藏流亡政府”的流亡藏人，也先后被“西藏流亡政府”和所谓的“西藏人民议会”的人严词警告。”这简直是为虎作伥，助桀为虐。所谓的“在博客中批评“西藏流亡政府”的流亡藏人”，说清楚一点，他就是现居住在印北达然萨拉附近的罗布林嘎文化中心图书馆的格桑罗朱。由于他在2008年九月十八日，西藏流亡政府噶厦办公室招收中文工作人员的合同工考试时，因仿造西北民族大学毕业证书”，经专业人员调查核实，这一张“2005/12/25 日西北民族大学发出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有造假之谦，没有承认。其原因是；1，西北民族大学是2006年四月份才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之 前，之所学院的明称是西北民族学院。2，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年中考期是10月29日至30日，可他在这期间，也就是2005年10月27日他人在拉萨尼泊尔 领使馆门口办前往尼泊尔的签证。 这一情况，在他的相关文件中记载得清清楚楚。他得到西藏流亡政府公职选任委员会不能录取他的消息后，他先后三番五次的与有关人员无理取闹，不听工作人员的解释。有一次还带着三名朋友拿出一份写给噶厦的报告，以威胁地口气说， 如果不能圆满解决，他们要告到西藏议会，还要网上发表文章云云 。后来他果真 告到西藏议会。议会转发了关于他这件事的询问，行政噶厦如实地做了书面回答。 根本没有发生“先后被西藏流亡政府和所谓的“西藏人民议会”的人严词警告”的事情。原因是， 西藏流亡藏人社区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不会像一党专政的中共那样官官相护。所谓的“2009年末，一个流亡藏人在博客中痛斥“西藏流亡政府”腐败横生，流亡藏人背心离德：‘很多有‘志向’的青年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而回家乡或去西方国家挣钱。”事后他担承， 上述这番言辞，他只是气话而已，没有真凭实据。
    （8）你在评论投票率时错误地下结论称；“暴露出两点：第一，达赖集团的独裁“政府”，实际上带给流亡藏人的是普遍的贫困，大多数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生，因此普通流亡藏人觉得 选举与自身无关，政治参与意愿低；第二，达赖集团的权贵阶层有意通过设置不合理的选举时间，将流亡藏人中的穷人、也是流亡藏人的大多数人排除在选举之外。”这简直是虚言乱实。可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第一，近年以来，经过欧美一些资助团体的再三调查，除了刚从西藏境内被迫流亡的少数藏人外，在印度流亡社区的大多数藏人早就超过了所谓中共奋斗的目标小康水平，不存在“普遍的贫困”。在印度每人每年所交的“自愿税”44卢比，折合人民币；只有6元5角。因此，你所说的“因为无钱缴纳或者不愿意缴纳“自愿税”， 连登记成为选民的资格都没有。”全是虚评妄说，无凭无据。第二，流亡藏人除了印度和尼泊尔藏人社区较集中外，其余多数藏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无法同一时间投票。再加上居住在印度的藏人选举期间正是冬季生意最忙的时候，因选举机制问题，对于很多人及时投票造成不便。但是，这并不等于“普通流亡藏人觉得选举与自身无关，政治参与意愿低”。原因是，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参与首席部长及议员候选人选前造势宣传工作的人，正是这些撰写文章批评投票率低的、居住欧美所谓“政治参与意愿低的”这群人。包括你所引用的“藏独”学者洛桑桑盖 在内。为了这一次的大选顺利完成，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因的措施。所以，你所谓的“达赖集团的权贵阶层有意通过设置不合理的选举时间，将流亡藏人中的穷人、也是流亡藏人的大多数人排除在选举之外”的妄言，不能自源其说。
    总之，在你的文中所举例所谓的“一系列达赖集团内部存在的政治迫害事件”，除了光凭从流亡社区英文的某些杂志刊物上，刊登的一些某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满流亡政府的片面之词来亂猜瞎編，凭空捏造的文字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亲历“达赖集团以政治迫害为控制手段”受害者的供字或其他细节引出来可供考证。同时拿不出一样客观公正、一理说服人的理由与丑化流亡社区民主的证据。真可谓一无所获，贻笑大方。
    综上所述，撒谎成性，不知悔改 ，习于作恶 ，独裁专断的恶劣作风及文风，正如在你的文中所言：“这样独断专横的文风和流氓作派，缺乏对人、对论辩精神的基本尊重。”不就是你自己所作所为的写照吗？
    最后，笔者引用《新周刊》编者按的话来结束本文： “人人说过谎，这没什么不得了的。人人面对的是一个不诚信的世界，这是大问题。鉴别泛滥的谎言，已成为中国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於印北达然萨拉2010/7/14日


待后续
作者: cyx1210    时间: 2010-7-30 23:21     标题: 目录所列文章如下：

——续上页


戈尔巴乔夫的“胜利”
杨恒均
    【总结一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如何夺得权力并保住权力,将决定你的同党是否认为你“伟大”；而夺取权力后，如何使用权力，则是你的人民和未来历史，判断你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
把“人”放到主语的位置
　　主持人：明年就是前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了，目前国内围绕这个重大历史话题的讨论开始升温，其中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分歧最大。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你怎么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呢?
　　杨恒均：对这种影响甚至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关键在于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他。我认为，应该以他在人类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朝向那个终点走了多远来评价他。从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胜利”就在于他的“失败”，他在历史上无可取代的地位，也是靠这最后的“失败”奠定的。
　　主持人：这话就有些“玄妙”了，你能具体地展开谈谈吗?
　　杨恒均：可以。我们先从戈尔巴乔夫上台说起。25年前，也就是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当时他年仅54岁，没有劣迹，而且颇有政绩，给西方世界的印象是思想比较开放。和他的前任勃里日列夫、安德诺波夫和契尔连科等老朽比起来，戈氏看上去确实与腐败僵化的体制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与媒体不约而同产生这样的疑问：戈尔巴乔夫如何能够应付苏联如此糟糕的体制?
　　主持人：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没有什么根基，如何应付苏联陈旧僵化的体制确实是一个问题。
　　杨恒均：戈尔巴乔夫的选择是，不去适应那个体制，而是让那个体制适应自己，他从党与国家的体制入手进行改革。戈氏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成功主管过苏联的农业工作，到了苏共中央后，也始终没有脱离基层民众。早在他还在地方工作的时候，就对共产党同事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所以，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他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主持人：这种做法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有些傻，他们习惯性地认为，每当一位最高共产党领导人诞生的时候，即使要想改革，首先也应该巩固自己的权力啊。
　　杨恒均：这种认识浅薄可笑。事实上，一个领导人没有掌握全部的绝对权力，浑身上下尚有一些干净地方的时候，他都不思改革，等到他大权独揽，和各种利益集团难分难舍的时候,还有魄力和意志去改革吗?如果戈尔巴乔夫使用四五年的时间培植自己的亲信，笼络军队与克格勃，打下雄厚的权力基础，就像当时西方媒体所说，可能美国未来三十年里所有的总统都将与这位苏联总书记打交道。戈尔巴乔夫的可贵之处恰在于，他不但没有采取所有新上任共产党领袖屡试不爽的方式去攫取和巩固权力，而是背道而驰，一上台就开始改革，推行公开性，实行党内民主，慢慢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
　　主持人：和中国的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突破口选择在政治领域，无论是一开始“公开性”改革，还是后面逐渐深入的民主化改革，都是政治体制改革。
　　杨恒均：戈氏推进的改革，本质是“还权于民”。这里有一个悖论，当时苏联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苏共手里，戈氏又是苏共的化身。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要破坏自己的权力基础。
　　主持人：但是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就在戈氏不去攫取权力，而是慢慢还权于普通党员与民众的时候，他的“权力”却越来越大，在苏联民众中的威信和威望非常高，甚至一度成为超越所有历史上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明星。
　　杨恒均：因为戈氏通过改革，换掉了他的权力基础。原来他的“权力”基础是党内大佬与将军、特务头子的支持，现在则是来自他锐意改革，来自广大民众对改革的热情、对变革的期盼和对戈氏的信任。所以，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另一方面却获得了新的“权力”。
　　主持人：但是那些把“党”、“国家”、“制度”等等拿来作为叙事主语的时候，实在是不能理解也无法原谅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民主改革的。
　　杨恒均：那时的苏共开口闭口所说的几乎都是党、政权和国家，从来不把“人”当“人”看，他们认为“党”、“国家”、“制度”高于“人”，“人”只不过是依附于党与政权的工具。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题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以“人”为主。他把“人”放到主语的位置，坚定不移地还人民以思想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
他毁掉的只是“组织”，挽救的却是每一个“党员”
　　主持人：思想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当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波及到东欧，当那些苏联的卫星国家走上民主之路，一个接一个摆脱苏联控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遭到苏共内部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他“把东欧弄丢了”。
　　杨恒均：当时戈尔巴乔夫像一个没有什么国际知识的大学生一样感叹道：我怎么会把东欧弄丢了呢?难道波兰不是波兰人的波兰?难道匈牙利不是匈牙利人的匈牙利?难道罗马利亚不是罗马利亚人的罗马利亚……难道现在不是到了那些国家的人民收回自己国家的时候?怎么能够说我把这些国家弄丢了?这些国家本来就不应该是我们的，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坦克开到布拉格啊。
　　主持人：当时在苏联体制内也不断有人攻击他“作秀”，而每当他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又总有人到处散布他妻子赖莎如何招摇、家族如何腐败的消息，他在很多公开场合宣扬一些人道与自由价值的讲话，到了《真理报》发表时，总会掐头去尾，甚至压下全文不发。
　　杨恒均：不过，人心思变，党内强大的要求变革的力量，以及党外更加强大的渴望改变的民意，始终支撑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当时的国际社会，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如古巴和北朝鲜外，也都乐观其成。在戈氏七年的改革中，前五年都是在他依靠共产党政权的原有强权以及巨大的“民意”下，有序展开的。但是等到逐渐失去利益与绝对权力的极端共产党人开始靠政变对付他时，戈氏有些退缩了。而那些尝到了民主和自由甜头的民众也绝对不愿意回到过去，放弃戈尔巴乔夫已经还给他们的那些东西。
　　主持人：当戈氏稍微一犹豫，尝到了民主和自由甜头的民众就嫌他改革的步伐太慢。
　　杨恒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苏联人民好像在黑暗中徘徊了七十年，却突然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刺破了一些光芒进来的人。既然大家看到了光，哪里还愿意跟随他“按部就班”的脚步?谁不拼命地朝向那光的地方狂奔?即便在奔跑的过程中会跌倒，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问一问现在的前苏联东欧民众，艰难跋涉了这么久，可有几个真正愿意回到过去的体制中?戈氏也明白这一点。当来自党内的极左派向他挑战，要夺权的时候，他说：“人民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得到的一切”。不过，戈氏本人始终认为，如果按照他的改革理论与计划，苏联解体可以避免，共产党也能够改造成一个好党，自由和民主也会如期来到苏联大地。
    主持人：可是人民不给他机会。这是改革者的困境，也是一些人不改革的借口，一些人也乐衷于以这种困境恐吓改革者。
    杨恒均：戈氏对苏联解体始终心中有愧，对共产党组织土崩瓦解，更是心有不甘。就我的认知，经过如此70年的高压下的统一与压迫之后，苏联能够这样和平地完成解体，已经不错了。七十年的统治充满了血和泪，这历史的一页，很难就此轻轻翻过。时及到来时，冲突和清算在所难免。邻国的罗马利亚，那对被愤怒的士兵打成马蜂窝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难道不是明证?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的变革会如此平和吗?民众会允许前共产党高官出来竞选总统?我们看一下东欧的情况，凡是一开始就由执政的共产党把持改革并使得最终的转型平和理性进行的，清算的呼声相对低，而那些由民众走上街头，经过多少次抗争与流血换来的，至今还在要求制定新的法律清算过去执政者的罪恶。可是，戈尔巴乔夫仅仅用了七年不到的时间，几乎漂白和冲洗了他所有前辈共产党在过去七十年里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恶。当他亲自给被软禁的萨哈诺夫打电话说“你自由了”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把“自由”送给了搞不好就要被民众审判的共产党员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毁掉的只是共产党这个“组织”，挽救的却是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共产党员”。
    主持人：在你看来，戈氏只不过把共产党组织弄得土崩瓦解，可正因为这样，他也因此挽救了共产党—每一个共产党员。
    杨恒均：想一想，当一群人不再有理想，只是靠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组织”还有什么意义?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当苏联共产党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那些党员们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四散而逃，有些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生活，有些急急忙忙去组织的新的“组织”去了。
他的“胜利”就在于他的“失败”
    主持人：由于历史大背景与自身的局限性，戈氏的改革就欠临门一脚。使得他在被叶利钦赶出克里姆林宫时黯淡无光，民众转而为叶利钦欢呼。当时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竟然跌到了10%以下。
    杨恒均：原因是他吊起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胃口，却不愿意跨出最后一步。尝到了自由甜头的人民，固然不会容忍失掉这些年已经到手的，可他们同样无法容忍迟迟得不到那些还没有到手的，包括追求民主的自由。结果，戈尔巴乔夫输给了叶利钦。这不应该看作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从个人权力得失来看，他确实失败了，可是我们不妨设想，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如果真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而又不会放弃使用，在他改革到最后，当民众要求更进一步的时候，他悍然出动坦克镇压，最后终于保住了权力。那到底是他的“成功”还是他的“失败”?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幸，还是不幸?
    主持人：这就是你前面所说，他的“胜利”就在于他的“失败”的含义吧。
    杨恒均：我们都是俗人，走不出权力怪圈，所以我们评定一个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用他是否掌握了权力来评判他的成功与失败。这实在是非常可笑与无知的。莎士比亚说，“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的“伟大”与否，肯定是与权力有关，但却绝不是与他所掌握的权力多少成正比。总结一下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如何夺得权力并保住权力，将决定你的同党是否认为你“伟大”;而夺取权力后，如何使用权力，则是你的人民和未来历史判断你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
    主持人：能够在历史上获得伟大桂冠的，永远是那些不但知道如何获得权力、如何使用权力，更知道何时以及如何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把权力归还给人民的人。华盛顿不就是这样的伟人吗?
    杨恒均：华盛顿比历史上所有建立了辉煌战果，生前被亿万人民高呼万岁，却在死的时候都不肯松开握权的双手的人伟大百倍、千倍……以戈尔巴乔夫当时的年纪来计算，如果他一上去就握紧权力，牢固掌握军队与克格勃，而苏联共产党又实行终身制，他也许现在还在台上(今年大概79岁)呢。他将成为共产党国家掌握权力最久的领导人之一。那样的历史场景出现了的话，戈氏即使不成为千夫所指的独裁，也绝对抵不上如今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地位之十分之一。
    正如蒋经国，虽然一生中大多的时间在玩弄权力并伤害了很多、很多人，但他最后松开对绝对权力控制的努力，不但挽救了国民党，而且也让他的历史地位远远超过了后来者如李登辉等。
    主持人：对于握有权力的人来说，放松双手比握紧双手要困难得多。
    杨恒均：掌握权力者一定要认识到，枪杆子作为权力基础是能够维护暂时的稳定的，而锐意的改革则需要广泛的民意作为基础，可作为权力基础的“民意”是靠不住的，只有及时用“民主”代替民意，找到新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历史是公正的，对于那些松开权力，还权于民的人，特别的慷慨。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权力纷纷归属人民，再次突然出现这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没有。
    问题只是，掌握着至高权力的人们，你们什么时候松开紧握权力的双手?









































建立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战略关系（征求意见稿）
万延海在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分会听证会上的发言
2010年7月15日 布鲁塞尔
万延海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所长
   
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欧洲议会人权分会成员、工作人员：
    首先，我感谢大家邀请我来欧洲议会人权分会发言，听我介绍我和我们机构在中国的遭遇和困难。我将在我的发言中陈述欧洲联盟和中国公民社会建立战略性关系，制定战略性支持中国公民社会和竞争性政治力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援助中国公民社会的专项预算。
    我是一名公共卫生工作者。我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有20年历史。遗憾的是，我却不得不再次离开我的国家。我希望我可以再次回到中国工作。虽然法律上我可以回去，但如果我回去，我和我们的机构却不能正常工作，而我个人也可能面临严重的政治迫害。我需要欧洲联盟的支持！我希望欧盟帮我建立回到中国工作的信心！
    1994年，我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叫做北京爱知行动项目的民间艾滋病组织。2002年，我们在北京工商部门注册了“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后在政府要求下更名，我们对外继续称“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中国政府限制独立民间组织的发展，很多组织不得不在工商部门注册为企业。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致力于艾滋病防治、保护公众健康和人权。我们主要在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里工作，涉及男女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流动人口和都市流动的少数民族群体、女性工作者、毒品成瘾者、青年学生、血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们在全国范围通过合作伙伴开展艾滋病防治和人权保护工作，建立广泛的社群组织网络。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中国男女同性恋者人权保护、揭露中国血液传播艾滋病问题真相、保护艾滋病感染者权利、保护受到艾滋病影响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权比如生活在都市里的维吾尔人的权利，发挥重要的作用。
    2006年底以来，我们遭遇越来越多的政府压力，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受到了来自政府多个部门的打击和骚扰，包括：
    1、 1月17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16周年庆祝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取缔；
    2、 3月1-15日，警车24小时停在我的家门口；
    3、 3月1日，国家外汇局限制境外基金会给中国工商注册民间组织捐款的规定生效，民间组织得到境外基金捐款需要公证捐款合同书；
    4、 3月3日，爱知行关于性工作者健康和人权的会议被北京市公安局取缔；
    5、 3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媒体不得报道爱知行研究所和万延海本人；
    6、 3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来爱知行研究所检查机构名称，认为“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和我们公司法律注册名称不一致；
    7、 3月25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来爱知行研究所传达税务检查通知，随后检查扩大到要求索取机构注册以来的所有工作文件，威胁艾滋病组织工作中涉及到的人员隐私；
    8、 3月30日，我在广州一个大学的演讲被警察中途阻止；
    9、 3月31日，广州各个大学得到通知，不得邀请我去讲课；
    10、 4月20日，北京市消防局来爱知行检查安全防火工作；
    11、 4月21日，北京市八里庄街道办事处派人来爱知行检查安全防火工作；
    12、 7月，爱知行收到北京市海淀社保局检查通知；
    13、 7月，为爱知行提供印刷服务的厂家受到调查，处罚情况不清楚；
    14、 7月7日，爱知行1名法律工作人员被传唤，下令取缔7月8日晚上播放一个艾滋病病人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及其上访维权的纪录片。
    爱知行不是唯一受到打击和干扰的机构。2009年7月，北京市税务部门给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严重罚款，随后取缔公盟法律中心，中心负责人许志勇博士被刑事拘留和逮捕，现在取保候审中。
    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广泛的公民组织采取行动。年初，教育部文件点名乐施会，要求各个大学阻止乐施会等机构在大学招募志愿者到维权组织里工作。3月下旬，在教育部要求下，北京大学宣布解除对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的挂靠。3月下旬，NGO发展交流网被关闭。
    中国政府也针对广泛的公民社会进行打击，包括对宗教团体、维权律师、上访人士、异议人士、网络活跃人士、少数民族活跃人士。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禁止媒体发布政府不喜欢的消息。
    中国政府打击独立民间组织和各种公民社会力量的行动，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违反欧盟外交政策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一党专制。中国共产党动员警察和武装力量压制社会反抗运动。
    欧盟中国政策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和中国保持接触、推动中国在法制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向开放社会转型、鼓励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改革。
    我欣赏欧盟致力推动中国在法制和尊重人权基础上向开放社会转型的立场。我支持欧盟继续通过政治对话和人权对话，保持与中国政府的接触，推动中国政府接纳公民社会和开放社会的理念。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和中国的接触包含和中国人民的接触，特别是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接触那些受到政府打击的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拒绝中国公民社会参与人权对话，甚至拒绝在海外的中国人权组织通过国际组织参加到人权对话中。
    我认为，欧盟需要发展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战略关系，建立接触和扶持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策略，帮助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到人权对话中。建议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参与到人权对话中来：
    1、 人权对话两个月前，欧盟委员会中国代表处网站发布人权对话的消息，征集中国公民社会和维权人士的意见和报告；
    2、 人权对话前夕，欧盟委员会公布意见征询的情况和欧盟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欧盟在本次人权对话中的立场；
    3、 人权对话一个月前，欧盟委员会中国代表处协调成员国领事馆，在各地组织一次中国公民社会和维权人士的圆桌会议，听取公民社会和维权人士对人权对话的意见；主要邀请那些不能通过中国政府渠道参加人权对话的组织和人士；
    4、 邀请圆桌会议代表选举2名公民社会代表，欧盟负责推荐给中国政府，邀请参加人权对话；2名被推荐代表也可以公民社会代表名义，致信中国外交部，要求参加人权对话；中国政府是否接受欧盟推荐的中国公民社会代表，作为评估人权对话效果的指标；
    5、 人权对话一个月后，欧盟委员会中国代表处协调成员国领事馆，在各地召集人权对话信息分享会，介绍人权对话的情况和相关问题的进展；主要邀请不能通过中国政府渠道参加人权对话的组织和人士；
    6、 建议通过欧盟参加人权对话的国际组织，通过至少一个位于中国国内的公民社会组织或维权人士代表，提前两个月向中国公民社会和维权人士发布意见征集的消息，通过中文收集公民社会的意见；
    7、 建议通过欧盟参加人权对话的国际组织，人权对话前夕公布该组织参加人权对话的文稿，对话后发布该组织参加人权对话提出来的主要问题和立场声明；
    8、 欧盟组织评估中国公民社会参与人权对话的意义和效果，制定下一步行动策略。
    欧盟认识到，人权对话不能代替中国（中国人）自己的行动。欧盟委员会通过合作项目支持中国的人权工作，但是遗憾的是，合作项目主要通过中国政府或政府选定的团体或大学开展工作。鼓励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和法制改革，是中国人权保护行动的重要方面，但考虑到中国政府经常侵害人权，仅仅通过政府工作是不够的，也非常危险。为此，我建议如下：
    1、 欧盟委员会把合作项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通过中国政府及其选择的团体或大学，一部分通过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
    2、 鉴于中国越来越活动的公民社会及其对人权行动的需求，欧盟委员会需要增加给公民社会开展人权行动的合作项目预算；
    3、 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帮助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和维权人士，了解欧盟人权工作机制和项目基金的管理能力；同时，简化申请程序，接收通过中文的资金申请书；
    4、 欧盟委员会协调成员国政府合作项目或援助基金，推荐中国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和维权人士；
    5、 欧盟委员会协助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和维权人士参加申请欧盟全球民主和人权项目；欧盟全球民主和人权项目，给中国国内工作的公民组织设定专项经费预算；
    6、 欧盟鼓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中国国内工作的公民组织或维权人士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参与人权对话、人权行动和能力建设工作；
    7、 欧盟委员会建立或支持一个中国人权工作公民社会组织和人士的研究机构，每年发布中国公民社会和维权人士参与人权工作的报告，分析维权人士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为欧盟提供政策建议；
    8、 欧盟委员会支持为中国人权工作的组织和人士提供服务的机构，包括信息分享、项目策划和项目书起草、能力建设、安全防护工作；
    9、 欧盟对其支持的联合国机构在华人权工作，需要评估其独立公民社会参与情况；
    10、 欧盟委员会并协调成员国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设立帮助维权人士处理紧急情况的救援基金，保护人权工作者的安全；
    11、 鉴于中国政府可随意打压公民社会组织和维权人士，中国需要发展竞争性政党，保护公民社会和维权人士；如果缺乏政党竞争，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在国内政治上没有后果，公民社会依然是一盘散沙；国际社会应该支持中国竞争性政党的出现和发展；
    12、 欧盟协调成员国在华领馆，为维权人士及其家庭处理危机情况提供签证便利。
      谢谢大家！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
——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余 杰
统战与组织（人事）、宣传被视为中共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大大法宝”。自周恩来以下，统战便是总理的份内之事。温家宝自然也不例外，除了对巴金、季羡林、钱学森等“国宝级”的学者礼贤下士、嘘寒问暖之外，对那些“民主人士”以及历史上支持过中共的名人的纪念、缅怀以及对其后人的关怀，亦是需要一一关照的。二零零六年，民国时代著名在左派社会活动家杜重远的故居在上海修复开幕，温家宝特别作出批示：“我向杜重远先生致敬，让他的两个女儿杜毅、杜颖健康起来。”后来，温家宝专门给杜重远的后人写了一封信。于是，这封信又成了温家宝的一则可圈可点的“佳话”。
温家宝缅怀杜重远是支持言论自由吗？
就温家宝缅怀杜重远一事，《亚洲周刊》记者江迅写了一篇长文渲染之。文章首次引用了温家宝给杜重远后人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杜毅、杜颖女士：
惠书、近照、诗作均已收到，以前几信及令堂大人《清明雨》也都收读，十分高兴。我因事忙，迟至今日作覆，尚乞原谅。重远先生上海故居已经开放，可供人们缅怀先生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格，实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凡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舍家忘我，苦斗不屈，勇于牺牲的人，国家和人民永远会铭记不忘的。重远先生、御之女士的英灵应得以慰籍。
你俩清恙有起色否？甚以为念。处此情况，只有姐妹俩能相互理解和照顾。愿你们保重身体，多做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
专此奉覆，顺祝康吉。
温家宝
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
温家宝不是第一个赞誉杜重远的中共总理。早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周恩来便与杜重远交往甚密。杜重远作为民国时代相当左倾的实业家和新闻活动家，深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为周恩来之魅力所吸引。而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也将杜重远称赞为“最热忱的爱国者”、“知识分子典范”。
那么，杜重远是如何爱国的呢？本来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在东北亦深受张学良之器重，但在日本侵华的情势之下，他舍弃实业而投身舆论界，为抗日事业鼓与呼。一九三二年春，杜重远与李公朴、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一九三三年，又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总发行人。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衅，国民党当局勒令《新生》停刊。
杜重远挺身而出对抗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行径。同年七月九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官只问了几句话，便退入内室“集议量刑”，仅隔片刻便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这时，杜重远怒火满腔，大声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
“《新生》事件”轰动全国，激起人民之公愤。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
杜重远出狱之后，在新疆从事教育和抗日宣传工作。后来由于新疆督办盛世才与苏联闹翻，清洗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左派人士，而被捕并被杀害。其实，杜重远在中共建政之前死去，也算死得其所。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后，他留在中国大陆，以他作为实业家和新闻活动家的身份，不知要受多大的罪。三反五反他躲得过去吗？反右运动他躲得过去吗？文化大革命他躲得过去吗？杜重远的同事和朋友们，大都在受尽屈辱之后悲惨地死去，或跳楼，或投湖，或自缢。以杜重远之直率刚烈，毛泽东及中共政权能让他畅所欲言吗？当所有的媒体都收归党有之后，杜重远无法继续他的新闻事业，不能享有言论自由，他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他必定生不如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至今仍然剥夺十三亿民众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独裁政权，居然好意思隆重纪念杜重远。我想，在中共治下，杜重远必定不改初衷，宁愿“进监狱、继续写”（毛泽东对鲁迅如果活到“新中国”的命运的评估）。而最为可悲的是，杜重远在死后半个多世纪，还被中共抬出来充当统战对象。这才是对他的第二次谋杀呢。
温家宝的权力究竟有多“小”？
读到温家宝的这封信，我想反问的是：温家宝先生，与其装模作样地给杜家后人回信，不如好好研究研究国务院系统的新闻办、文化部、公安部等部门究竟在干哪些倒行逆施的坏事。对杜重远最好的纪念，是释放被关押的那些因言论而获罪的作家和记者们，如刘晓波、师涛、杨天水、力虹等数十人。只要一天中国的监狱中还有良心犯和言论犯，你就没有资格纪念杜重远。开放报禁、还政于民，比整修一百个杜重远故居都要重要和实在。如果杜重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他一定会赞同这个看法的。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的时候，便有若干“八宝饭”以及貌似中立的人士站出来为之辩护。比如，当我批评温家宝纵容警察滥用暴力“维稳”，便有人反驳说，公检法领域由忠于江泽民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掌管，公安部部长是属于上海帮的孟建柱，所以温家宝有心无力。比如，当我批评教育和文宣部门实行愚民教育和钳制言论自由，又有人反驳说，意识形态领域由忠于江泽民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宣传部长刘云山控制，温家宝根本无从插手。
这些看法有道理吗？如果说受制于中共权力斗争的格局和权力划分的现状，没有一个强大派系全力支持的温家宝，确实是中国历届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要求他破釜沉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强人所难”的话，他总不至于连国务院大部分部委的事务都不能过问吧？他至少可以在某些领域作一些有限度的修修补补，对民生问题多些补救的措施，比如制止暴力拆迁、改善劳工处境等，这总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吧？在缅怀杜重远的同时，改善那些像杜重远那样追求言论自由的“良心犯”在狱中的待遇，更不是让温家宝“鞭长莫及”的事情吧？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在这些方面作过善意的改变吗？
无论温家宝做过多少“仰望星空”的民主秀，却从未“脚踏实地”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付出一丁点的努力。温家宝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完全不是同一类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有改革的诚意和远景的，并愿意为此冒失去权力的危险，而温家宝则是一个不愿承担责任和风险的“童话大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自作多情地将周恩来和温家宝想象成青天大老爷，那就是奴性思维方式的残留。历史学家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指出，经过两千多年的运转，中国的权力运作已经形成了一架比浑天仪或地动仪还要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中核，以广大的领土，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形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所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看温家宝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即可发现，他从未致力于拆毁此一专制机器的尝试，而是竭力维持其运转。今天评价温家宝的现实作用与历史地位，如果有此一维度，便会对他的一言一行看得清清楚楚，便不会成为被影帝感动得忘记了今夕是何夕的台下观众。
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能够输出什么价值？
杜重远早已过世了，所以温家宝可以安全地缅怀之，不怕当事人从地下钻出来指斥这种缅怀方式的虚假本质；而与杜重远一样爱这块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人民的刘晓波，却被中共当局关进了监狱，这一举动比起当年审判杜重远的国民党当局来，更是等而下之。杜重远只是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刘晓波却被判刑十一年，温家宝在这个判决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在刘晓波先生被捕并被判处重刑的肃杀氛围当中，我完成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在香港出版。我未能分享刘晓波先生所遭受的迫害，也不能陪同刘晓波先生去坐牢，而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完成此书之后，我又开始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因为我认为，将刘晓波送进监狱的、扼杀中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既是胡锦涛，也是温家宝，以及他们的若干同僚和下属。他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中在公开出版的《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研究比较》一书中指出，许多官员形成思维定势，有人激烈抨击政府官员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就会有损政府的尊严和信誉，进而危及执政者的安全和国家安全。他认为，这是一种“权力异化”、“国家异化”的必然产物，“一个能够被批评浪潮所吞没的政府，肯定在执政理念、执政模式、政治与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相反，“在任何一个宣称‘主权在民’的国家，领导人接受批评是其不可回避的道德责任”。我建议温家宝在缅怀杜重远之前应当好好读一读这本书。
《约翰内斯堡原则》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为批评或侮辱本国民族、国家或其象征性标志、本国政府及其机构、本国公职人员或外国民族、国家或其象征性标志、外国政府及其机构、外国公职人员而受刑罚。除非这种批评或侮辱意图在于或者有可能引起即将发生的暴力。”当年，国民党政府将杜重远送入监狱，违背了该原则；如今，共产党政府将刘晓波送入监狱，更是违背了该原则。《约翰内斯堡原则》就是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喜欢标榜普世价值的温家宝，为何对刘晓波深陷黑狱的遭遇默不作声呢？
很多御用文人已经开始宣扬说，崛起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输出价值”了。那么，中国究竟有哪些价值可以输出呢？百岁文化老人周有光先生，日前在接受《财经》杂志访问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自由，即“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温家宝喜欢跟季羡林空谈爱国感情，倒不妨去拜访一下充满真知灼见的周有光，周有光会告诉温家宝说：真正的爱国者，是将那些将自由的火种撒播在中国的人。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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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大洪水检验三峡工程
浙江在线(杭州)
　
核心提示：近日，原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峡工程该不该干，不是工程师的责任”，“决策是政治家的事情”。在回应有关三峡工程质量等质疑时，他表示“希望来场大洪水来检验一下”。
浙江在线3月20日报道《瞭望》文章：本刊自上世纪80年代创刊以来一直高度关注并持续报道三峡工程，去年12月7日第49期还推出长达三万字的“未竟的三峡”专题报道。三峡工程的论证史、建设史同时也是论战史、争议史，直到目前，工程已基本完工，但外界对其历史的疑问、对现状的困惑、对未来的隐忧始终未能消除。本刊记者近日又访到三位历史当事人，特此将访谈或来信发表。从中可以看出，不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包括当初的决策方式、移民现状的评价等，至今仍有不同看法。用一句“正”“反”双方都赞同的话来概括，就是赞成意见与反对意见都是对三峡工程的贡献。要把握三峡工程及其影响领域的未来，我们仍需要不同的声音，唯此，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才有保障。
陆佑楣答疑三峡工程
“我一直都说，三峡工程该不该干，不是工程师的责任；工程师的责任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可能是有得有失，最终在科学和民主的前提下决策是政治家的事情”
去年11月9日，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再度功败垂成之时，本刊记者到三峡大坝，在左岸电站里看到一叠小型宣传册，翻看知是2004年6月陆佑楣与《新京报》的一次“笔仗”记录。当时，陆佑楣刚于半年多前从三峡总公司总经理任上退休，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新京报》创刊半年有余，已具生猛名声。陆佑楣不满《新京报》专访他之后刊发的《十问三峡》一文，称该文未交其核实以致多处出错，遂致信该报澄清，并成册公开。
今年3月11日，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举棋未定之时，本刊记者到北京富凯大厦三峡集团公司(去年9月更名)北京办公点，对76岁的陆佑楣进行两小时专访。二十多年前接受本刊专访时，他主要回答三峡工程论证的科学性、民主性。如今，从决策、建设一直到水电开发前景，他面对的疑问更多。
“我是被审查者”
《瞭望》：你最早接触三峡工程是什么时候?
陆佑楣：我一直在基层搞工程，1984年在青海龙羊峡水电站时，接到水电部钱正英部长的通知，让我到北京来参与三峡工程的事，当时三峡工程还没有开工，就让我先在部里暂管水电。
《瞭望》：那一年国务院原则通过150米蓄水位的建设方案，1986年又重新论证，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重庆向中央建高坝的请示，还是另一端的反建主张？
陆佑楣：两方面都存在。虽然批准了，但一直下不了手，干还是不干？建多高？都需要重新论证。于是1986年中央15号文责成当时的水利电力部重新进行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
《瞭望》：有反建人士质疑论证和审查的一些做法，如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基本都是主张上马的水电系统官员，被认为是“自我论证”；参与论证和论证后的审查的人员还有一些重合，被认为是“自我审查”。你作为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陆佑楣：三峡工程的论证，涉及各类专业，为此列出了14个专题。每个专题都选择了该领域的资深专家，其中有水利电力行政、科研、设计系统内的专家，也有非水电系统人员如高等院校、科学研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专家，共同组成各专题论证小组，进行各专题的科学论证。这是很自然、较科学的组合，所谓“都是主张上马的水电系统官员”、“自我论证”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至于审查，我不是审查委成员，不存在“自我审查”，而是被审查者。办公室工作是给审查委提供资料，回答问题，只做服务，并不参与具体审查，不影响审查结果。参与论证和论证后的审查人员基本没有重合。
《瞭望》：重新论证请了20位特邀顾问和412位专家，原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和知名水利专家黄万里为何未能位列其中？
陆佑楣：对三峡工程，李锐是坚决反对的，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是坚决主张上的，当时有关负责人考虑，这两个人在一起，论证会就开不成。所以都不请。
至于不请黄万里，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后来看他的论述，觉得他把水库卵石的淤积看得太严重。他对三门峡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黄河的泥沙和长江的泥沙是两回事，颗粒的组成不一样，含沙量也不是同一个数量级。
《瞭望》：前年和去年，中国工程院对三峡工程做了阶段性评估项目，名单上你是评估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总联系人。
陆佑楣：我本人一直坚持不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因为评估要尽可能客观，我是干三峡工程的，应该是被评估的对象。做一个联络员还可以。但最后我的名字还是被挂上了，我本来是不同意的。
《瞭望》：那你在评估项目中做什么实际工作？
陆佑楣：我就负责借钱、还钱。评估开始的时候，财政资金没有到位，我就找三峡总公司借钱先垫付。
《瞭望》：解决资金这个大问题，对评估结果有没有影响？
陆佑楣：我想不会，因为这钱是借的，最终要财政经费偿还。院士、专家们都很有水平，不会这样就受影响了，另外评估结果的好坏和他们也没有利害关系。
“最终决策还是政治家的事情”
《瞭望》：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投赞成票。估计各出于什么原因？
陆佑楣：全国人大表决单独一个工程的情况，只有三峡工程。做到这个程度，我认为在当时的水平之下，充分体现了民主。
赞成的人多，不可否认有人对工程本身并不太了解，单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抱着只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主张就拥护的想法。对三峡工程有一定了解，心里确实赞成的，这种人也不少。(QDPAN按：诸如 倪萍大婶、申纪兰老太太)
反对的也有，他们认为论证得不够，或根本就反对搞三峡工程，担心生态环境的变化等等。还有一部分人弃权，他们感觉自己不了解。
《瞭望》：当时有部分人大代表认为，三峡工程这类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不应由不懂三峡工程的人大代表来决定。如果要排个序的话，三峡工程首先是政治工程、经济工程还是技术工程？
陆佑楣：三峡工程是一项科学和理性的工程，工程的目的是满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长江防灾减灾的需要，也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的需要。提所谓“政治工程、经济工程、技术工程”来定性三峡工程是不太科学的。当然，技术问题是工程是否可行的前提，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三峡工程的决策在政治上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办大事情。
任何一个大工程都很复杂，比如英吉利海峡隧道，也有很多不同声音。拿破仑时代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要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动工、建成呢？在这种重大项目里面，政治家肯定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我一直都说，三峡工程该不该干，不是工程师的责任；工程师的责任是如实反映客观情况，可能是有得有失，最终在科学和民主的前提下决策是政治家的事情。一经决策，那就由工程师来实施。
《瞭望》：得知议案通过时，你感觉如何？
陆佑楣：当时觉到总算完成了决策。接下来什么时候开始干，就等国务院决定。没有很激动。想着若是通不过，那就不建了，也不是个人情绪、喜好的问题。我们是做工程的。
《瞭望》：现在工程已基本完成，你感觉如何？
陆佑楣：工程本身已实现了可行性论证的结论和预期的各项目标。然而，事物总是在发展。三峡工程已进入运行阶段，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不断地适应新形势、新事物的要求。
《瞭望》：水利和水电两个系统一个重防洪，一个重发电，机构设置上也分分合合。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时，两者已合为水利电力部，内部有没有分歧？
陆佑楣：当时没有什么分歧。水利和水电本质上没有什么矛盾，最多是人的关系上的分工。水电是利用水的势能，不消耗任何一立方水，河流的水量不会变。
《瞭望》：但在工程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区别、侧重。
陆佑楣：三峡工程的第一任务就是防洪，这个概念必须清楚，即便是我们水电系统的人也是完全同意的。三峡水库的库容首先是满足防洪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多地得到清洁电能。库容的分配也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在选择确定正常蓄水位时已定。
《瞭望》：1988年水利和水电机构分设后呢？
陆佑楣：我当时分到了能源部，在1992年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通过以后，能源部就给国务院发了一个报告，要求这个工程主要由能源部来负责，报告是我起草的，那时我还没有调到三峡总公司。水利部门则认为三峡工程是水利工程，应由他们来负责，大概也发了类似一个报告。结果，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经济实体，也就是三峡总公司，而不再是由工程指挥部来管理，不是由哪一个部门来管。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已经明确，所以国家决定三峡工程不用行政办法而是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
“希望反对的人都到三峡看看”
《瞭望》：你主持三峡工程建设十余年，觉得有什么自豪或遗憾的事？
陆佑楣：干得好那也是大家干的，每年回过头来，看着所有事情都是按照计划进行，质量、进度、资金都良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当然，中间出现过大坝裂缝。这个炒作得过分了，有些人在媒体上说，三峡工程是豆腐渣工程，裂缝大得手可以伸进去，甚至有说大得汽车都可以开进去，从何而来呢？只不过是表面裂缝，是大坝建设常有的事情，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不会产生任何质量隐患。但是出了裂缝总不是好事情，应该认真对待。如果今天再重新开始建设三峡工程，我相信一定会做得更好 。
《瞭望》：有没有因为反对、质疑意见被动过？
陆佑楣：潘家铮(另一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现为两院院士)说过，反对意见是最宝贵的意见。的确，不同意见提醒我们要考虑更加周全。虽然反对声没有影响到工程进展，但舆论上的压力还是存在。
像(大坝表面)裂缝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弄明白，但就是没有什么人真正去现场看。台湾的郝柏村(曾任台湾“行政院长”)去三峡工地看了后，就感叹说：“这哪里是豆腐渣工程？这是铜墙铁壁啊。”
舆论成了那样，国务院领导也极为重视，有过好多批示。而且国务院领导亲自到工地，爬脚手架实地察看，一看心里就明白了，也让我们解脱了。
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保证三峡工程的质量，我们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质量检查专家组，每年组织全面检查，向国务院提交一份负责任的也是最权威的报告。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就在1999年成立了。
《瞭望》：在三峡建设期间，如水利专家陆钦侃等人多次上书、发表文章提出异议，你和他们有没有过交锋？
陆佑楣：没有直接交锋。他们几十个人联名写信，其中没有几个真正懂水利。没开工之前，他们反对建；开工以后，他们说水位不能高；大坝已经浇到某个高程，他们说要停下来，不要再往上；都浇上去后，他们说底孔不能堵……就这样一步步地阻挡。他们自认为正确，其实是不了解真实情况。
懂水利的也就是陆钦侃同志等少数几个，但陆钦侃也没有来三峡工地真实地看过，我们曾想请他过来看看，但他没有来。李锐同志来的时候，我还问，“你怎么不把陆钦侃带来？”说是年龄大了，不便出行。
《瞭望》：李锐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回忆过2002年访三峡工地的事情。当时为什么要请他过去？李锐估计是想让他讲讲好话。
陆佑楣：那倒也没有。他是反对三峡工程的，所以就想请他来看看。我希望反对的人都到三峡看看，把真实情况弄清楚。
李锐是水电系统的老部长，我们早就认得。他以前的一条反对理由是生产的电力用不完和建设资金的困难，后来，大概是重新论证时期，在一次水力发电年会上，我见到他，很坦率地跟他说：你五十年代反对三峡工程是正确的，但中国发展到现在你再反对就没有道理了。
那次去三峡，他看了后很高兴，他说：我看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在管的工程，我也放心，但是我年纪大了，要改变我自己的观点也难了。就像女儿要出嫁，在结婚之前家长总还要发表一定意见吧，现在已经成事实了，当然希望他们过得好了。
他还是希望三峡能干好啊。
《瞭望》：其他反对者呢，有没有当面交锋、沟通的情况？
陆佑楣：很多反对的人，因为不是专业人员，缺乏科学的态度，用时髦的语言来误导公众舆论。真要深入探讨，他们都知道自身没有说服力，所以一直不和我们进行正面探讨。我有一个美国的亲戚，曾听国内一位三峡工程的反对者在美国作相关演讲，会下找这个人要求聊一聊，但被拒绝了。
“希望来场大洪水检验一下”
《瞭望》：1992年三峡工程议案说明的附件中有一句：“水库分期蓄水，将留有一个对库区泥沙淤积进行观测、验证的时期。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这被一些“反方”人士认为是“正”“反”双方的妥协、约定。1993年批准的三峡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拟2007年蓄水至156米，2013年最终蓄至175米，留有6年观测期。而后来实际是，2006年蓄至156米，2008年就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另外，根据陆钦侃等人2000年的建议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不少关于2009年175米蓄水的说法。他们认为这违反了当初的约定。这里面有何需要说明的情况？
陆佑楣：上世纪90年代没有确定2009年开始175米蓄水，三峡总公司这边的人当然希望早一点蓄满它，早一点发更多的电，意图是好的，但是必须根据初步设计来。如果要提前，需要国务院重新批准。2008年175米水位试验性蓄水是国务院当年批准的。
分期蓄水的方案一是怕移民工程跟不上，二是泥沙需要观测，主要观测水库回水末端重庆河段会不会淤积。水位要是不到175米，重庆港泥沙变化就看不出来。145米水位的回水末端在铜锣峡，水库初期蓄水以后观测了几年，每年测定的泥沙数量都比原来预计的少。
《瞭望》：陆钦侃认为应借鉴三门峡工程教训经验，导流底孔不该堵住，以利排沙，说可以用高压闸门来控制，为什么不那么做？
陆佑楣：导流底孔作为施工期导流设施，它在围堰挡水期、低水头时用来过水，不是永久性设施。高水头的闸门设计很难，这么大、这么高的闸门，很难控制。
《瞭望》：陆钦侃说技术上可以做到。
陆佑楣：何必呢？三峡大坝有足够多的排沙孔、泄洪深孔、冲沙闸等设施。从2003年水库蓄水以来，由于上游水库拦沙、水土保持、植被保护等因素，来沙量逐年递减，比原来已经减少一半，所以泥沙专家组本来一直都担心泥沙问题，现在都审慎地乐观。当然还要长期进行监测。
《瞭望》：陆钦侃还曾建议要在观测期内经历一个大洪水年的考验。有无道理？
陆佑楣：水必须蓄上去才能反映真实情况。我倒是希望来场大洪水来检验一下。如果真有洪水发生，就能真正检验泥沙情况怎样、工程质量怎样、发电运行怎样、船闸运行怎样。
“这是大的分配不公的问题”
《瞭望》：潘家铮曾说当年对移民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你认为呢？
陆佑楣：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看得很简单。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议案后，第一个放鞭炮的是库区的居民，因为库区本来极其贫困，只有修建三峡工程才有可能改变落后面貌。前后对比一下，三峡库区居民有了现代的基本生活条件，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论证时提出开发性移民，李鹏同志任总理时提出各行业都要支持库区发展，这个原则促进了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库区环境容量有限，到朱镕基同志任总理的时候，就确定加大移民外迁，减轻了环境压力，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这个外迁不是以前的概念，迁到西北部荒无人烟的贫困地方去，而是放在了发达地区，让那里富裕的环境帮助移民脱贫致富。当然也有一些移民情况不尽如人意，有极少数人看到库区也已经建得那么美丽，要求返回来。但总体上，尤其年轻一代都是希望走出去的。
一点看法就是移民规划上有点不太合理，选点不够准确，新建规模偏大，比如巴东县城选址，一开始选在地质脆弱的地方，后来又搬迁。
移民问题我还想多说几句。资源所在地居民没有得到资源开发的好处，这是大的分配不公的问题。三峡工程上网电价每度电两毛五分钱，大量的廉价清洁能源送到了经济发达地区。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全国人民出了这么大的力，建了三峡工程，结果主要受益的是发达地区，而资源所在地没有得到足够好处，给的移民费用是赔偿性质。应考虑提高电价，把增加的钱返回到库区，分享这部分社会财富。
《瞭望》：财政部在2003年设立了三峡库区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从三峡电站发的每度电中提取4.5厘钱，用于扶持库区移民。
陆佑楣：这个还不够。把库区老百姓的脱贫致富和工程效益挂起钩来，最简单的办法如把三峡电价提高五分钱，分配给资源所在地，这样才公平。三峡电站三毛钱一度电(上网电价)对于华东、华南地区很容易承受，现在华东、华南地区建一个火电站，其上网电价绝不止三毛钱。
《瞭望》：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在进行，有人建议后续资金要从工程效益里出，如果不是提高电价，你赞同这么做吗？
陆佑楣：不赞同。作为一个独立工程来讲，三峡工程是有限责任，不是无限责任。现在老划不了句号，是大家都怕分不到这个蛋糕，就提出了所谓的三峡后续工程，我反对这个提法，应该提库区经济发展规划为好，和三峡工程要划开界限。没有三峡工程，库区同样需要发展，不能都贴到三峡身上。
《瞭望》：据说三峡集团开发的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也面临棘手的移民问题？
陆佑楣：这个更复杂，电站建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界河上，因为发电收益的税收关系，两个省的利益和政策不完全相同，那边多少台机组，我这边也要多少台，其实发电税收各家一半就可以了。当然矛盾还在于哪边移民人数、淹没土地多少等问题。靠企业在那里协调很难，应该成立一个政府行为的协调机构，去协调这些问题。
“当初确实没想到发展这么快”
《瞭望》：三峡工程防洪主要是保江汉平原，论证时把1870年型洪水当作三峡工程上马的重要考虑因素。但有史志资料显示，1870年洪水发生时，四川的人员死伤比湖北更惨重。如何解释？
陆佑楣：这没有什么矛盾，1870年洪水通过三峡坝区有将近11万立方米/秒的流量，大大超过荆江河段的安全泄量。三峡工程防洪作用是有限的，只能控制上游来水，来减轻下游压力。而且只能把荆江河段防洪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真要是1870年洪水再发生，它也不能完全保证免去下游的灾害。
《瞭望》：水库诱发地震与库区地质灾害问题都长期受到关注，也不断有解释，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似乎说得不多，即水库诱发地震，地震又再诱发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有多大？
陆佑楣：这些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防治已进行了三期，但谁也不敢说以后不再有滑坡。国务院没有把库区地质灾害问题交给三峡总公司来处理，而是由国土资源部来负责。这个钱是从三峡建设基金里出的，但不归三峡总公司管，也不算三峡工程的投资。
《瞭望》：去年三峡双线船闸的通过量有七千多万吨，有业内人士估计可能三年后就会达到最大设计通过能力的一亿吨，而设计时估计2030年才达到一亿吨。有水运界人士担心三峡船闸将成为长江黄金水道的新瓶颈。会不会这样？
陆佑楣：交通运输不能单靠水运一方面，沿江的铁路、高速公路都已经建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都从水上走，水运成本低，污染少。三峡开工时长江航道单向年通过能力只有一千万吨，双向两千万吨，设计一亿吨觉得很大了，那时还有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搞这么大的船闸。当初确实没想到发展这么快。尽快建成升船机、改进船舶的标准化、改善调度，总运量还能在一亿吨基础上再提高一些。如果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三峡河道就是一个航运的瓶颈，现在有了三峡水库才大大促进了长江航运。说三峡船闸是一个新的瓶颈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确切的。
“应该把4亿多千瓦都开发起来”
《瞭望》：据说论证时，曾先后编制了两份环境影响报告书，先是说弊大于利，后是说利大于弊，实际情况如何？
陆佑楣：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局部修改应该是有的。
生态问题是反对三峡工程的一大理由。其实洪水灾害就是最大的生态问题。为什么要干三峡工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态已经失衡，我们就是要采取工程和非工程的措施来调整已失衡的长江生态。下游那么多人口，那么多重要城镇，一场洪灾要造成多大的损失？
自然规律是改变不了的，但是自然的状态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得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弄得美一点，其实也是为了人类自己，不是图虚名，不要把这个掩盖起来。
《瞭望》：国际上近几十年、国内近一二十年来，反坝声音似乎越来越多，你曾是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如何评价？
陆佑楣：有一些反坝的人士以都江堰为例说：你看，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人都已经知道不用修坝也能够引水。是的，两千多年前的成都平原才多少人口、多少耕地？都江堰只要将岷江的水引一引就够灌溉了。两千多年以后这么一点水怎么够用呢？因此在上游又修了紫坪铺水库来调节更多的水资源。
书店里有反坝的书我都买来看。2003年我还去了趟美国，此前很多媒体上说：美国已经到了拆坝时期，中国为什么还要建坝？我是奔着这句话去了解，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美国垦务局的人告诉我，美国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大规模建坝，反坝声音一直都有，但并没有成气候。现在并没有到拆坝时期，只是不断地更新，拆早期建的已失去功能的坝而已。
没作用的坝当然要拆了，房子还每天都有不少在拆呢，难道也到了拆房时期？当然，现在美国的大坝也建得差不多了，但也不是以后就不建了，根据需要，以后可能还要兴建一些。这些都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过程。
《瞭望》：国内一些水利界资深人士近年也对过去工作进行了反思，给人感觉是应少搞一些工程，你怎么看？
陆佑楣：反思过去、汲取教训是可以的，但不是说工程搞多了，现在也不存在搞多了。有人提出来河流开发限度不要超过40%，这完全是误导。一条河流，若是在上游就截走了40%的水量，对下游的影响可能是很大。但这跟水能开发是两回事，水能开发是个物理过程，不是化学过程，不消耗一立方水，也不污染一立方水，有这个资源为什么又不用呢？
中国水能资源开发程度比欧美发达国家要低得多，欧洲有的国家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程度。我国水能资源在经济上可行的有4亿多千瓦，现在只开发了1.9亿千瓦，应该把4亿多千瓦都开发起来。
《瞭望》：水电工程多了会产生水资源调度的问题，以长江为例，现在干支流上水库越来越多，根据规划以后还会更多，怎样才能避免抢水的局面？
陆佑楣：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单个水库的调度应该符合水资源的总调度，水污染的治理、渔业的发展也跟这个调度有关系。现今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各方面都想得到最大的效益和最小的风险，这就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协调管理，但现在还没有。水利部门有技术手段和力量，但没有这方面的职能。以前仅仅考虑防洪，就总是反对三峡水库提前蓄水。
发展到今天，长江这么重要的一条河流应该有一个综合调度管理机构，要实现信息共享，建立数字化长江。

□《瞭望》文章：编者按：今年春节前，86岁的翁长溥给本刊寄来一份万言长信及多份资料。
翁长溥离休前为广西计委总工程师。参与过多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如三门峡工程、龙滩工程等。1990年，他被聘请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预审专家，为工程规模预审小组组长，因持异议，未在预审结论报告上签字。除此前少量关注外，自此与三峡工程结下不了之缘。


待后续
作者: cyx1210    时间: 2010-7-30 23:23     标题: 目录所列文章如下：

——接上页

达赖喇嘛2010年7月19日回答中文网友
（全文）

　　2010年7月19日，达赖喇嘛通过他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 对“与达赖喇嘛对话”汇问“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问题的进行回答。这次回答了排序第一和第二的问题。
问题（排序第一）：
　　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 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 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是否有对策？
　　达赖喇嘛：总体来讲，我往生之后，西藏流亡组织，特别是教育体系依然会继续运作、发展。另一个重要面是佛法的传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现了一批经过二十到三十年的学习、能担当宗教领袖的精英。从行政组织上讲，过去十年我处于半退休状态，所有政治上的重要问题都由经选举产生的领导决定，未来也将继续这种模式。
　　藏青会等一些团体发出批评我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完全独立的呼声，而且这种声音近来有所扩大。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为互利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果，使得他们的意见越趋尖锐。
　　然而，总体来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信赖非暴力的和平路线，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担心。以上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让您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问题（排序第二）：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 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
　　达赖喇嘛：我们从未提过“大西藏”这个词，这是中共统战部等反贴在我们头上的。我们的诉求是，语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护、发扬宗教文化的同等权利；以及经济发展等的平等权利。中共政府似乎承认了这一点，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自治区及其他四省藏区的发展要统一部署的政策，温家宝也在人大工作报告中有同样的宣示。这是符合现实的做法。
　　平常一提“西藏”，就认为是西藏自治区。然而，自治区只有二百多万藏人，其它近四百万藏人分布在其他四省。我们要求平等、同一的权益。比如我，也不是来自西藏自治区，而是青海。从历史上来讲，现今的四省藏地出现过很多高僧大德；当今在印度的不同宗派的佛寺中，重要教职人员大部分来自这些藏区，而来自自治区的较少。
　　所以，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宗教与文化，因此提出了统一的诉求。如果我们寻求的是分离或独立，那就另当别论，然而，我们提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中寻求保护发扬自己的文化、宗教、以及语言文字。
　　相关自治的具体的细节，如有机会详细讨论，应由境内藏人负责，在无恐惧的环境中能进行自由协商，相信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关于西藏的汉人部分，在上次推特对话中我有详细的说明。比如在西藏自治区，五零年代之前就有一些汉人，康和安多地区，特别是我的出生地有不少汉人，这些是很早就居住于此，藏人从未提出除了藏人之外不允许汉人或其他民族居住。
　　重要的是，冠以“藏族自治”的名称之后，应该是藏族为多数，其它民族为少数，如果颠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义。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像历史上汉藏民族千年共处的友好大家庭；也祈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民族抱着平等一家的心态和睦共处。

基督教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顾 肃
西方民主政治是完全在自身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主要不是通过摹仿、拷贝其他社会的现成制度而形成和发展的。过去，我国学界对于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内在机理，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和政治势力的形成等方面加以探讨，而对于作为观念形态的宗教因素却有所忽视。事实上，在此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始终起着独特的复杂的作用，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一、基督教教义与民主法治理念
基督教自从被罗马帝国确定为国教以来，就从民间受压迫者和穷苦人民的宗教变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其教义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为统治秩序服务，比如要人们逆来顺受，学会忍耐，服从命运。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保守的、排斥民主革命的，因而成为西欧政治神学的主要内容。然而，基督教教义还存在另外一些方面，这是它原先作为下层人民的宗教时就包含的某些积极的内容，因而也被近代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利用来论证民主革命的理论。这些教义包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作为普世道义基础的自然法、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博爱观念，等等。当然，基督教教义整体上并不是革命的，只是其中的一些教义在经过民主革命者改造和利用以后，有利于鼓舞人们推翻封建专制的暴政，捍卫人民的自由权利。在推进民主事业的过程中，基督教的不同派别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欧洲各国在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别与其民主进程也有相当的关联。
1.基督教与自由平等观念
基督教与某些平等观念存在渊源关系，这里指的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圣经》和基督教对平等的理解仅仅基于人人在上帝面前属灵的平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在属灵上“不以貌取人”(申命记10：17)。使徒保罗告诉罗马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平等地作为堕落的、有罪的受造物，而且当有罪的个体信靠于上帝的儿子时，他们就获得了灵性上的平等。正如加拉太的基督徒得到的应许：“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
当然，早期基督教的平等观仅限于教会成员在信神和团契上的互动。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相互扶持、团契和敬拜上，教徒们互相是平等的，甚至奴隶也能平等地参加教会仪式，如受洗、圣餐和其他活动。然而，平等也仅限于此，并没有被推广到宗教事务之外，成为普遍的人际准则。英国内战时期 (1642－1645)的国会内的清教徒，特别是独立教派信徒则扩大了此平等观，他们相信“既为基督徒，所有基督徒都是自由平等的，因此有权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事务上发表言论”。这就把基督教内部的平等扩大到了政治事务。但是，当1660年英国恢复君主政体以后，清教徒关于政治上平等的原则被大大削弱，直到 1689年才由英国革命的理论家洛克再度复兴。北美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继续发展这种平等观。19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曾感叹那里人们的平等比其他地方都显著。他写道：“目前在基督教国家存在的平等条件，比起以往任何时代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来得多。”当然，在存在奴隶制的条件下，美国式的平等仍然限于其自然公民。1787年宪法的制订者在宪法第九条中规定：“在美国不授予贵族头衔”；总统必须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自然公民”。这都是希望避免欧洲式贵族体制带来的不平等。显然，基督教的平等意识，特别是清教徒所坚持的平等观，在宪法这两部分的形成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目前西方社会通行的自由和权利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影响的结果，其经典阐述者(如圣安布罗斯、斯蒂芬•兰顿、约翰•洛克、孟德斯鸠、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士。麦迪逊等)都从人类自由乃出于上帝所赐的基督教观念中吸取营养，从基督教基本教义推导出自由和权利观念。
在法治的基本观念上，基督教的一些传统也作出了贡献。比如，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专制独裁体制的特征，而《圣经》则要求“无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摩西命令以色列人，没有至少两个以上的证人作证，就不能处决任何一个被指控的重罪犯：“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申命记19：15)。这意味着原告即便是一个高级官员，也不能专横地监禁或处决被告；他必须服从法律，不得任意妄为，高踞于法律之上。
至少需要有两个见证人，这也是《新约圣经》在处理教会事务上的一个要求。如今英美等许多法治国家的刑事和民事司法系统，都采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在法庭上须有证人作证的要求。在英美的法学中，见证人是法律上所说的“法律正当程序”的一部分。而且，在今天几乎一切致力于实现法治而不是专横的人治的国家，这一作法已经成了通则。
诚然，基督教并不是现代法治的直接缔造者，但在其发展历程中，由于从道义和信仰上限制皇帝和国王，使之不能为所欲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皇帝和国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宗教灵性上的信仰压力。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主教安布罗斯的事迹发人深省。公元390年，一些民众在贴撒罗尼迦发动暴乱，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大帝反应过激，屠杀了7000人，其中大多数是无辜者。米兰主教安布罗斯要求皇帝对其残杀行为做出忏悔。皇帝拒绝，于是，这位主教便把皇帝驱逐出教会。经过一个月的煎熬，皇帝最后匍匐在安布罗斯的教堂前忏悔，于是信徒们喜极而泣。这位主教的行为固然有教会与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第一次实践了任何人包括皇帝和国王也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治原则。这位主教在给皇帝的信中明确表示，他只关心皇帝的精-神利益，亦即道义和信仰上的正当性。就像大卫王有意让乌利亚死在战争中一样，皇帝也把自己置于上帝的律法之上并且犯下了谋杀罪。因此，安布罗斯主教以神的名义要求皇帝做出真诚的忏悔。这里用的是神法高于人法的至上原则，与今天的法治所依据的人间法律的至上性原则有所不同，但却成了许多年前约束君主行为、使之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2.英国大宪章
英国的大宪章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215年，当贵族们迫使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时，他们获得了此前不曾拥有的一系列权力。大宪章规定：(1)对于那些在贵族权力之下的自由民，公正不再被出卖或剥夺；(2)无代表，不纳税；(3)未经审判不得监禁人；(4)未予公正的补偿，不能从主人手里夺走财产。这些历史性的伟大成就，结束了国王高于法律的时代。大宪章迎来了英国的自由和公正，此后，它还引导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建立起自由和公正的制度。
大宪章是开明贵族和平民们通过斗争而争取的成果，但它也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大宪章的导言写道：“约翰，靠上帝的恩典……”并且指出大宪章的形成乃出自“对上帝的敬畏，也为了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所有祖先和后代之灵魂的救恩，为了上帝的荣耀，神圣教会之提升以及我们领土的重整，在我们尊敬的老爷们的劝导下”。教皇并不支持大宪章。但这并没有抹去大宪章的基督教影响之烙印。基督教的价值观影响了大宪章的制定，而且，大宪章既是一份政治文件，也是一种信条，其中表明了作为基督徒的宪章制订者们相信什么是国王及其臣民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基督教在近代早期经历了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对于西欧的自由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所谓自然法。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基督教对于自然法观念的发展也作出过相当的贡献。自然法的观念历史悠久，其来源可追溯到基督诞生前几百年的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的共同点是把自然法理解为人类通过理性能够感知自然秩序中道义上的对与错，他们把自然法看作一切人间法的永恒的、不变的基础。基督教出现在历史舞台以后，为希腊罗马的自然法观念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因素。基督教认为自然法不是一个自存体，而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借着它，上帝使所有理性的人意识到什么是对和错。圣保罗相当中肯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没有律法(十诫)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马书：2：14－15)这段引文说的是使徒保罗认为，包含神的十诫的自然律，虽然不以可听、可见的方式交流，但它告诉了自然的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里强调的是自然法的普遍有效性和普遍适用性，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追随保罗的诸多著名的神学家都坚持了保罗对自然律的理解，特别是路德认为，十诫就是表达更为清晰的自然律。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近代英国大哲学家洛克都曾对于自然法学说进行过经典的论述，而自然法是西方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到了17世纪，自然法的概念应用到了政府有关人民的自然权利的公共事务上。洛克即系统地论述了自然法的学说，并且坚持政府的存在仅仅是支持自然律，而政府的暴政则是对自然人权的违背。自然权利不是由国王或政府所赐予的，而天生就是人民所有。因此，统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被统治同意的基础之上。洛克通常被当作是自然神论者，但他从来不掩饰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并且常常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自然法理论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有力的理论武器，而其观念基础之一也来自基督教。
3.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
美国革命的政治家们利用自然法的概念来为美洲殖民地的自然权利作辩护，而《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也极力倾向于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独立宣言》反映了基督教的某些影响，得益于基督教对自然法的理解，比如其中所用的措辞“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其‘造物主’那里获赠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乃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或废除之，以建立新的政府。”这里强调的人人生而平等，从造物主那里获得了“不可让渡的权利”，以及“不言自明”，都是基督教的用语。杰斐逊是一名自然神论者，但也受到基督教价值观的巨大影响。他在起草《独立宣言》40年后谈到耶稣的教导时说，“我从未见过一种更为美丽、更为珍贵的道德”。在他自己编辑的所谓《杰斐逊圣经》里，也包含了他从四福音书里选辑的耶稣的教导，不过是把基督的神迹排除在外。这样他就把耶稣的道德教诲当作座右铭。他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我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宣言》虽然是一个世俗的革命宣言，但像洛克一样，它所诉求的公理却是从基督教的原理出发的。一些民主革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像杰克逊那样从基督教的道德和道义前提推导出革命的结论，而舍去了其基督神迹的内容。这是自然神论者的一大特点。
与此类似，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也有其基督教的根源。法国基督徒和历史学家孟德斯鸠是美国宪法的教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詹姆士•麦迪逊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关于美国政府三大机构分立而治的理论即出自孟德斯鸠的系统论述，尽管政府分权的思想在洛克的《政府论》里已经有了重要的阐述。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也受到他所欣赏的基督教的影响。他认为基督教的精神构想对于一个民族的自由至关重要，那些受基督教影响的政府在促进公民自由方面有其进步性。他说，“基督教对于纯粹的专制权力是陌生的。温柔是福音书中每每推崇的品质，这与暴虐的王子盛怒之下惩罚他仆人的冷酷行为是不相调和的。”并且说，“政府中的某种政治法则和战争中的某种民族法则，都得益于基督教；这些益处是人类的天性永远不足以认知的。”正是在对基督教的这些信念的基础上，孟德斯鸠强调，“ 假如司法权不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就无自由可言”。
关于政府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牵制与平衡的思想，固然不是基督教的教义所直接表述的内容，但是，孟德斯鸠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所培育的观念可以为三权分立的思想提供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文化的依据。而麦迪逊在大量借鉴孟德斯鸠思想的基础上所阐述的美国宪法构想，同样显示出这种基督教的根源。而且，麦迪逊自己的论述中也表现出基督教的直接影响。在为分权作辩护时，他回应了基督教有关人堕落天性的教义，宣称：“事实是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不足以依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他写道：“假如人是天使，政府的存在就没有必要。”这些论述都清楚地反映出人类天生有罪的基督教教义。正因为人性的弱点和罪恶天性，所以拥有权力的人都不足以完全依赖，因而需要设置政府三大机构间的制衡，每一个机构对其他机构起监督作用，从而保持政府的诚实和正直。这些思想可谓远见卓识。世间许多专制政府腐败深重，甚至一些通过革命方式而建立起来的政府，由于缺少基本的权力监督和平衡，也迅速地腐败下去。权力之间的制衡至关重要，从世俗的经验研究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则部分地从其基督教的思想前提中得出了这一基本原则，并且将其用于美国宪政体制的制度设计。在此后二百余年里，美国的政治体制不无缺陷和问题，但这种权力制衡的思想、实践和制度运作，包括由独立的法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进行合宪性审查，一直在丰富和发展之中。
二、现代基督教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
在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信奉天主教，只是在近代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才逐步在一些国家占了主导地位，但仍然不是欧洲国家的主流。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仍然 以信奉天主教为主，当然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则是以东正教为主。就近代的民主发展而言，欧洲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时间都比较迟，有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晚。而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大陆国家，其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比较迟缓，倒是信奉新教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以及作为新教文化延伸形式的北美) 则较早地建立了民主体制。这是一种简单的关联关系，而实际情况则相当复杂。德国人路德最早举起了宗教改革的义旗，路德宗在德国虽然没有占主导地位，但也是新教中有势力的教派，而德国的民主制度却姗姗来迟，直到二战结束以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西部)才在外部势力的强制之下，建立了比较正常的民主宪政国家。
因此，学者们研究了天主教与新教在影响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天主教内部的不同派别对于民主政治的态度及其影响。在19世纪，天主教会对于自由民主的制度一般持敌视态度。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天主教会本身长期植根于封建君主制的旧秩序，而这个封建体制相当地照顾到天主教会的利益。教会并不欢迎任何变革，这在意大利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剥夺高踞于诸教皇国之上的教皇的权力。而且，基督教的教义中虽然有可供民主派利用的内容，但其基本教义仍然不利于民主革命。比如关于人性之原罪的教义，有利于保守的右派的意识形态，而不利于激进改革派的意识形态。此外，天主教会本身的形象是建立在这样的普遍假设上的，即真理是由得到神意灵感的精英所维护的。
19世纪的多位教皇都没有表态支持参与式民主。教皇格列高里十六世在1832年的通谕中，坚决反对选举的议会、表达自由、良心自由以及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他援引教皇制的神圣来源，以此为自己编结统治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理由。此后，梵蒂冈主教会宣布教皇之绝对可靠性，这被新教徒们看作是对天主教会之外的基督徒合法性的直接挑战。改革派人士认为天主教的观点实际上是否认自由民主思想和政治的精神实质。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革命可以看出，天主教通常是反对自由派人士有关扩大普选权、建立像国家公立学校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认同等等进步要求的。但是，天主教会并没有借助于完全无视大众的思想潮流而维护其体制上的完整性。教皇利奥十三世1891年的通谕标志着一种态度上的变化。虽然该声明仍然谴责社会主义，但却接受了国家在人间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当西欧诸国稳定下来，并且日益民主化时，由少数精英围绕相互竞争的利益来运作政治的旧制度也被大众政党的竞争所代替，一些选举人也被动员了起来。
天主教会这一时期在公众中树立的形象亦即其主题是所谓合作主义，这是在自由主义的右派与阶级团结的左派之外的第三种立场。天主教会所宣扬的是这样一种有秩序的社会之理想，其中的人们通过一些具有特定功能的行会而团结在一起。天主教会主张的不是自由竞争经济下的个人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存在一种有规约的结构，它由工人、经理人和雇主所组成的社团所构成，他们通过谈判而得出尊重所有各方利益的合理而公正的结果。但是，对这种合作主义的理解却相当灵活，不同的利益群体给出相当不同的解释。而在实践中，它有利于那些已有权威权势的人，这些人把这种合作主义看作是管理下层民众的新的渠道。
与天主教会的这种立场相适应，一些天主教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社团，而神职人员则在前台活动。当政治属于少数统治的精英时，天主教会的利益通常是由其贵族来代表的。而在大众动员的时代，神职人员则在社会运动和选举政治中变得相当活跃。教士们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领导了一些政党。当然，天主教会本身并不完全赞成其神职人员如此介入政治，其危险性在于，天主教政党和社会组织把那些表现出不和谐的独立倾向的强大的领导人驱逐出去。当然，正如约翰，怀特 (John Whyte)所指出的，天主教的政治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得不那么突出，主要是因为19世纪80年代激起了如此多冲突的那些议题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解决。意大利坚定地实现了国家统一，已经没有必要再争取那些教皇统治的小国回到教会的怀抱。国家对于天主教会的援助不再引起强烈的情绪，在法国，这样的援助已经撤消，而在意大利和比利时，援助仍然存在，都不再是问题。关于建立公立学校的问题也大多得到了解决。但是，导致天主教政党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右派的一个新的提倡者的出现。天主教教义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一个壁垒的角色被法西斯主义所颠覆。法西斯主义分裂了天主教阵营。法西斯主义对强大国家的崇拜与天主教的教义相违背，并且了冒犯了不少天主教人士，而且，法西斯的社会组织企图取代天主教的组织。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合作主义又是对天主教教义的回应，而法西斯主义所诉求的许多情感性的东西(民族主义、团结、对秩序的渴求、寻找替罪羊)对于其他人士像对天主教徒一样有其吸引力。
人们往往认为，天主教的环境为权威主义提供了较丰富的土壤，而新教则比较倾向于民主体制。在20世纪的政治发展中，这一点从直觉上经常能够成立，当然，具体情况则更加复杂。欧洲的独裁政权和拉丁美洲的不少军事独裁国家，可以为此论断提供一定的支持。欧洲不少国家在一战结束和二战爆发之前，屈服于某种形式的权威主义政府。
在纳粹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态度相当复杂。德国在纳粹上台之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代议民主制度的实践，天主教徒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和组织，纳粹党上台前即与这些团体竞争。天主教徒最初要比路德宗新教徒更不情愿支持纳粹。但这更多地是出于对现有的右翼天主教组织的忠诚，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不认同。在不少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州，天主教徒最初反对希特勒，然而，在天主教徒主导的巴伐利亚，天主教政党却宣布与纳粹合作。某些天主教媒体支持纳粹重振德国的努力，天主教会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支持希特勒采取的国际行动，包括占领奥地利，而许多普通天主教徒和下级教士则勇敢地反对纳粹主义，因而遭到了纳粹的镇压。
纳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子里出现并肆虐。它通过侵略战争和政治影响，把不少欧洲国家从自由民主体制拖回到权威主义体制，开了民主的倒车。导致这一历史大倒退的原因很多，而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值得总结。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一个深刻的根源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萧条导致的大批失业人口和社会混乱促使人们渴望秩序和强大的政权，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可谓是应运而生。当然，美国在20世纪末至30年代也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却并没有导致法西斯主义政党和政权，而是出现宪政民主框架内的罗斯福新政，这与欧洲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当中政治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形态根源上的差异不容忽视。天主教的某些思想传统和教会的态度确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不是导致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原因。当时欧洲的一些国家以极右的政权取代左派政权，这甚至发生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强大军事力量占领这些国家之前，这表明了代表旧秩序的一些机制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机制之一便是天主教会。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天主教会的领导人利用社会不稳定，不仅推销其宗教灵感所触发的有关良好社会的合作主义立场，而且也用来促进其世俗的利益。例如，葡萄牙的教会领导人强烈反对“第一共和国”(于1926年被推翻)，因为该共和国公开宣布的世俗宪法降低了教会的作用。此外，天主教会缺少对民主的热情，它在精神气质上是反自由主义、倾向威权主义的。教会虽然不情愿地接受了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运作的必要性，但却仍然反对人们有权自由选择这一根本原则。因此，天主教组织的保守性与基督教教义中某些有利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内容不是一回事，这再度显示出基督教在政治和意识信仰上的复杂性。
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体制充当了大多是消极但却是重要的角色。法西斯主义者带有一些明显反基督教的特质，比如领袖崇拜、虚拟的民族主义、国家崇拜并且以暴力对待替罪羊。但是，他们也试图利用基督教的规范力量来充当道义权威，以此来说服大量虔诚的基督徒，包括一些高级教职人员支持其事业，甚至实际地参与他们的压迫行动、暴力、种族灭绝和战争。当然，基督教价值观并不直接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天主教与权威主义的联系更多地是结构性的结果，也就是其机制形成的力量。路德教会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也曾经表现出倾向于威权主义，从初步的自由民主体制倒退。二战结束以后，在俄罗斯和东欧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的主要宗教基础是东正教，这样的体制也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因此，从天主教到东正教，再到路德教会(其程度在三者中较弱)，对于权威主义有相当的机制上的支持。它们坚持教会组织机制的至上性，很可能把国家看作是作为一个社群的“人民”的政治体现者，而不是个人偏好的表达者。相反，新教传统中的改革阵营则比较倾向于分成派别相互竞争和制约，并且鼓励个人主义，降低对权威的服从。因此，在这些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比较强的国家，一般不会让法西斯主义和权威主义占上风。这也可以解释同样面临着经济大萧条和危机，何以在德国和意大利产生了法西斯主义，而在美国则是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新政，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加大了，但并没有产生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府，宪政民主的体制未受到损害。前面说过，改革后的基督教即新教已经把信仰个人主义化，鼓励教徒自身通过理解《圣经》来确立和表达自己的信仰，没有必要那么强烈地依赖教会组织。因此，新教中改革势力占上风的国家和地区，其个人主义的倾向也强烈，其信仰更趋于理性，不容易形成对于某个领袖人物、团体、政党的极度崇拜和依赖，而这些依赖正是法西斯主义和权威主义产生的宗教文化土壤。从一战后欧洲政治的发展，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作为基督教重要分支的天主教、东正教和路德教会，在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上要比改革派的新教为极权主义的合作主义立场提供比较恰当的结构基础。
就基本精神气质而言，天主教和东正教对于异己的信仰更难以宽容，这也是其与威权主义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原因。这些宗教以为自己是惟一的真信仰，因而没有给异己的信仰提供什么空间。天主教会坚持只有自己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它与政治保守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反对该宗教既得势力的人们要被逐出教门，而成为完全反宗教的分子。这样一来，在此类宗教占上风的国度，就容易制造出极端的左派政治力量，因为主流的宗教不会宽容他们，从而制造出极端对立的分子。反之，在比较宽容的宗教(比如改革派的新教)中，政治反对派不容易采取极端对立的立场，因而其轮流执政的政党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别并不大，也不会尖锐对立，严重地撕裂社群。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欧保持了最保守的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产生了最大众化的左派政党；而改革派的新教文化则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教派，从而吸收了社会中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如果处理得不好，是可能促成政治上反对势力坐大的。这些教派有：贵格教、浸礼教、卫理公会教、救世军，等等。那些本来有可能被吸引到反对现有制度的激进的革命立场的人，可以用比较温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即通过这些被容忍的奇异教派的活动来表达。因此，英国、美国和荷兰就没有像天主教国家那样产生两极化的对立政党和政治。
由此可见，虽然同属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体制曾经产生了不同于改革派新教体制下的政治模式，主要原因是其组织上的严谨控制，思想信仰上的保守，维护既得利益，不能宽容异己的信仰，因而在两次大战中间曾经与极右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发生某些联系，其在二战以后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也相对缓慢，并且经常制造激进的政治左派，因而面临两极政治和社会分裂的局面。相反，改革派的新教文化则强调个人主义和理性的信仰，不过度依赖于国家和权威，容许不同的信仰和言论自由，因而所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比较稳定，也较少尖锐的政治对立。当然，其人权问题、种族问题也曾经形成激烈的局部对抗，但总体上的政治发展则较少极端对立的政党比拼。近二十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政治格局的形成，基督教这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即使是天主教和东正教主导的国家和文化，也在逐步走向正常的民主体制，政党和政治的尖锐对立和对抗也在减弱。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基督教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成为民主革命者的意识形态武器之一，以此来为推翻封建专制暴政的革命制造舆论，某些教义在捍卫公民权利特别是少数族群的权利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天主教和东正教比较保守，往往成为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障碍，而改革派新教则比较开明，时常为民主的体制鸣锣开道。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政治体制的主流是自由民主制度，尽管仍然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未采纳民主制度，但世界政治的大趋势是日益走向自由民主，专制和独裁制度日渐式微，走向衰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又有一大批国家改采民主制度。尽管一些新的民主体制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时间和政治实践的磨练，但是民主制度在扩大和发展，这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不同，当然不大可能在一个主导的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民主制度。但是，它们需要在借鉴外来的、主要是西方民主政治经验的同时，开发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有人从东亚儒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为今天的民主变革作论证，以弥补纯粹拷贝外来政治制度所引起的水土不服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研究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意义所在。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民主中国》转载）















中国律师的困境及其根源
对浦志强律师讲座的点评
贺卫方
按：2010年1月30日，浦志强律师在三味书屋做了题为“酸甜苦辣做律师”的讲座，我向东道主毛遂自荐担任点评人。讲座结束后，网友蓝无忧根据周曙光（佐拉）和wejjjjj两位网友的录音整理出全文，“历时四天，反复校核”，备极辛劳。在此，谨向蓝君和另两位朋友表达衷心的谢意。这里是我评论的内容，在蓝君整理稿的基础上，我又作了一些修订，并加了小标题。浦志强律师的演讲或许只能等他的博客刊出了。
另，蓝无忧君提到尚有最后一个小时左右的现场互动部分，不知是否已经整理出来。若已经完成，能否麻烦发到我的信箱来？再次感谢！
贺卫方 2010年2月24日
一、浦律师和他的烦恼
我想站起来休息一会。（众笑）中国的法庭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律师在法庭上是必须坐着的。不像英美法系的律师，可以站起来，可以溜达着，可以走到陪审团的女士先生面前，非常生动的说话。可能因为做律师久了，坐惯了，浦律师已经多多少少忘记了他做老师时站在课堂上的感觉了。
的确，给浦律师做点评是我自告奋勇来的，那天也加上喝了点酒，该答应的答应，不该答应的也答应了，而且自己挺兴奋的。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今年1月2号，我来三味书屋做一个《读孟子，讲法治》的讲座，当时感觉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温馨。店里的主人刘老师、李老师也一直说，希望以后有这样的机会，现在你难得回北京一趟，如果回来的话，正好赶到礼拜六，我们书店有这样交流的机会，你过来，除了大家精神上有个交流外，大家还可以吃吃饭、喝喝酒嘛。李先生和我有同好，爱喝点酒，好点杯中物。
今天当然是个非常丰盛的精品大餐。给我们作报告的浦志强先生，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非常难得的具有理想主义追求的律师。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在座的也有国外来的朋友——浦志强这样的人叫做The First Amendment Lawyer，就是第一修正案律师。我们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讲的是，美国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减损言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非常重要的宪法条文，多少年来这个宪法条文催生了对民权越来越广泛的保障，尤其在1960年代之后，了解美国宪法史的人都非常熟悉这方面的发展。这个过程离不开在美国非常优秀的一批律师，他们几乎终其一生在做言论自由方面的案件。我们知道美国律师越来越趋向于更加专业化，一招鲜吃遍天，只要这个方面他拿下，从基层到最高法院他都可以包圆、通吃。浦律师呢，我记得包括刚才他已经提到的春桃、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到《中国改革》杂志社，到余秋雨诉《北京文学》及肖夏林先生的案件，到周叶中案件，还有谭作人案件，所有这他代理的最著名案件几乎都和言论自由有关系。他擅长的地方是，当你的报纸受到别人指控，说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这个时候你赶快找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律师。当然如果你是邓玉娇的话，你就找夏霖律师。（众笑）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时代，显示了在言论自由方面的一种卓尔不群的追求。当然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领域。它不仅仅是一个民事问题，虽然经常围绕着《民法通则》规定的名誉权进行辩论。大家分明可以看见经常处理着处理着，走着走着就走出问题了，就偏离法律轨道了，就走到拖了六年，根本不给你一个结果的地步。为什么不给你一个结果，并不是因为法律上的困难，而是这个案件涉及到别的一些因素——“我们院长出事”的事就别说了——所以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浦律师反复提到的张思之先生，今年82岁，仍然从事一些法律上的事务。但他有一个特点，一辈子就几乎没有打赢过几场官司。（众笑）他是从来不打赢官司的著名律师。（众笑）他之所以受大家尊重，是因为他从来打不赢官司。当然浦律师还不至于这样，但他慢慢的向这个方向走，（众笑）这是我有点担心或者警觉的。
浦律师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说退回30年前比如说1980年前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国家处在一种朝气蓬勃的状态，对未来大家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想象。十年浩劫终于过去，1980年代初期胡耀邦主持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经济方面在不断的松动，思想也在不断的解放。那时的《人民日报》是我们要读的，而且是喜欢读的，上面经常发表一些让我们非常兴奋的文章，不像现在《人民日报》是用来包油条的东西。（众大笑）比方说“解冻”，比方说“伤痕文学”，比方说卢新华、刘心武，比方说其它的一些著名作家，《于无声处》那些话剧在北京上映。虽然我当时在今天正闹打黑的那座城市读书，但是我们还是不断关注政治方面的变化。1980年还审判林彪四人帮。东交民巷27号，喔，当时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开在北京正义路1号，哎呀，正义路1号。那时学习法律的人我们真的感到一种美好的期待，一定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我们的国家将有多么美好。最大的美好在于我们的法治可能大致能够健全。我们再也不人人自危，法律条文非常不明确，动辄得咎，罪与非罪的界限根本搞不清楚，你说一句话、批评政府一句话你就变成有罪的，那个东西一去不复返了。谁能想到，它现在又回来了。（众笑）
浦律师说知易行难，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知易行难的境地。那就是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有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判断，但我们却走坏的道路，我们各行各业都在腐败，而且我们公然置法律规则于不顾。昨天看到一篇“猫眼看人”上的文章，作者好像是一位北京的律师，“强权对司法的公然操纵”，大概是这样的题目，分析李庄案件。大家都在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怎么到了这一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我们当时想象今后会越来越好，突然发现我们出问题了。当然浦律师分析了半天，讲了两个小时，我也没听出来，他对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么解决，怎么对症下药，给出个具体的分析。可能这是特别大的问题，也许需要所有人思考一下症结在哪里。我愿意在他的这样一个场合，稍微梳理一下他今天在演讲过程中，告诉大家制约律师发挥那种正义之师的作用，制约律师保护他的客户的合法权益，在制度上的因素到底是哪些，哪些的因素使我们做不了一个合格的律师，想做好事做不了，我们不得不跟自己的客户赔不是——他刚才说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那么多，主要是他觉得无法面对客户。客户觉得你不是我们的律师吗？你是搞法律的，连这个事都论证不好，明明符合法律的诉求却被拒绝，从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一直拒绝到最高法院。你这个法律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无颜见自己的客户。你拿不拿钱我当然不知道，拿了钱尤其见不得你的客户。（众笑）我想这些制度上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梳理一下也许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困境。
二、判案不依法，律师将何求
第一个因素，现在的法院，司法的决策是没准的，是谁也搞不清楚的，过去我喜欢说是月朦胧鸟朦胧的，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它是不遵守规则的。那么一个案件按什么判是高度不确定的。过去王海打假的时候他就非常困惑。有一次开一个会，王海说：“哎呀，贺老师，你们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样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明确的规定买到假冒伪劣时你可以获得双倍返还”，他说我就这么一个事，“我在全国各地做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是参差不齐的，都是没有办法预期的，甚至在天津同一个法院居然判决是一个合议庭这么判，另一个合议庭那么判，完全是相反的。”他就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这个司法决策根本没法去严格的规范，具有一个可预期性。你们知道，没有可预期性导致了多少社会成本的支出？比方说老百姓去法院打官司，就像我们到医院去一样，你要动手术，你不给医生点儿红包，你还要先给，有一个人说，手术动完了我再给。结果手术倒是动完了，人死了，钱没有提前给——医院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司法这个东西，老百姓不行啊老百姓着急，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托人。本来法院嘛，严格按照法律判案件，是具有确定性的。上次我举过孙伟铭先生的案件，成都那个开车醉酒驾车，哎，被抓起来了，然后法院要开庭了。他问他的律师：浦律师啊，这个案件……我是无证驾驶，确实我没有办证，我那天也喝了不少酒。喝完了酒我送我爸爸妈妈到火车站去。结果我爸爸妈妈下来以后，我就开车，脑子就失去知觉了，就一下子撞死了四个，重伤了一个，你说我这个事到底怎么判？浦律师说，“这是典型的交通肇事罪，按刑法133条交通肇事罪最高七年。”嗨，我就很高兴，没问题了。浦律师说，“你小子别高兴，案子怎么判还不一定呢。搞不好还会判死刑呢。因为一个被告人判不判死刑不只是看法律的规定，还要看别的因素。”（众笑）还看别的因素，那这就麻烦了。别的因素，现在甚至还得到中国最高法院官方的倡导，因为提倡“三个至上”。政法工作者处理案件时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你们知道“至上”是什么？至上是最高的那个。我在我的博客上说，这三个至上谁至上？咱家里面遇到事情有争议的时候，公公说话最后决定，但婆婆说话也可以最后决定，媳妇儿说话也是至高无上的，这叫什么司法？我们最高法院在全国轰轰隆隆地倡导，甚至还有中国法学界的教授们说话： “嘿，三个至上好，这相当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众大笑）这是司法决策中间非常麻烦的事情。
当然你可以说从立法角度，我们制定的法律本身有一些是模糊的，是可以作两可之解释的，比方说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方说经常发生争议的所谓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故意犯罪中有一个间接故意，它跟过失犯罪之间的差异非常的微妙，现在经常被用来混淆视听。不过，就孙伟铭案而言，稍微了解一下相关条文的解释和过去的判例，结果还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成都中院的一审生生地判了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上诉到四川高院，维持原定罪名，刑罚改为无期徒刑。无论如何，两次审判都是显而易见的错判。
然后呢，司法的不确定性还来自于刚才浦律师所谓的官哨和黑哨。我觉得你说官哨，我们都理解，有些案件惊动了最高层。其实有些案件惊动最高层看起来很容易的。比方说邓玉娇，问题的关键在于影响很大，啊，惊动了最高层。最高层也乐于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个传统，最高领导人都要关注许多具体案件。最高领导人一施压，这个案件就是官哨了。的确，官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腐败，只不过司法没有了独立性。还有黑哨，涉及到的是腐败因素。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的案件，你说肯定不是官哨，而是黑哨，我觉得你分类学上缺一个品种，黑哨和官哨之外还有一种叫红哨的。红哨是什么呢？当一个案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政治上的问题，如果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让“国内外敌对势力”感觉到很开心，这不需要你所谓的最高领导人还亲自跟你说一说，中宣部给你打电话，不需要，你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哪儿去了？所以周叶中的案件我也不大相信有人直接跟法院打招呼，不是官哨，也难说是黑哨，但红哨的特征是明显的。
案件的原告，即浦律师提到的研究共和政体的王天成先生，被抄袭的那个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前讲师，他参与了一个民间组织，结果就被抓进去了，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在监狱里闲着没事，就天天想，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叫共和？共和和民主是什么关系……他脑子在监狱里老想这些事，出来以后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写了一些文章，讲共和主义——这是政治学非常重要的东西。结果那天在书店里看到另外一本叫《共和主义的宪政解读》，署名周叶中、戴激涛——不是戴季陶，是戴激涛。（众笑）戴季陶当然更有名，名气很大。他一看，自己研究的领域有人专门写书了，马上买了一本。拿回去一看——你们听说有个帕格尼尼，有一个年轻的作曲家请他看自己的习作，帕格尼尼看的时候，一会把帽子摘下来一会戴上。年轻人问，帕老师你这是什么习惯？他说我在这里面不断的遇到熟人。（众大笑）——他回去就做了一回帕格尼尼，看到太多他自己的东西被抄进来。一看作者是谁，武汉大学的教授，宪法学的教师。哎呀，这个人可不得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喔，官家的称号不少。他最重要的是，刚才已经说了，他曾经做过“南书房带刀行走”。胡锦涛总书记这一届领导人刚刚换届，就进行了一次讲座，请了这位周叶中教授和人民大学一位老辈的教授许崇德先生两个人到中南海讲课。你们可以看到某个官方媒体上挺煽情的一篇报道：一辆黑色的轿车驶进了中南海，如何如何。年轻人看上去还有点紧张，那个老者说，不要紧张，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的和蔼。（众大笑）到中南海讲过课似乎是一种特别的待遇。我接触过几个讲过课的人，那是相当地自豪。当然有的人对我说：老贺你千万不要再说，见不得人的，你还到处传……但是有些人就很炫耀很风光了，你知道和中央领导人讲过课的就可以再给各省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讲。哎呀，那些地方官员赶快上去握手，“这是总书记握过的手啊。”一些人会非常自觉的利用这样的背景……像西藏自治区的党委请周教授为他们的中心组学习会讲一次，讲完以后，自治区的书记说：今天我们聆听了周教授的报告，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去认真的学习他的报告。哎哟，“要学习”，这是个普通的学者吗？那一边的人是坐过牢的，这一边的人是下过“海”的，下过中南海的。（众笑）这个红黑之间，红与黑呀，那你说你吹哨的人你怎么吹？所以这里面有政治和司法的关系，“讲政治”，就意味着法官对于这类案件要有一种政治上的敏感。不需要上峰指令，自己主动吹“红哨”。我们现在过分怪罪法官品行的问题，也许很难进行这方面的指责，正如浦律师已经说过，要是叫他成为1966年的余秋雨的话，他也就是“浦秋雨”，也不会比他好多少。（笑声）所以可以看出这更多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关于特定的法律条文、专门的法律概念，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认可的一个专业化解释。它不能够乱解释。如果一个概念、一个案件的判决、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他的解释是不符合职业认可的一种什么叫故意什么叫过失，什么叫善意买受什么叫恶意买受，什么叫交通肇事，必须排除是哪些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不在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中不断被强化的话，那司法的随意性也仍然是没法去避免的。但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司法的随意性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绝不是最近61年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两千多年的问题。这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三、阻碍律师展现“拳脚”的司法程序
另外我觉得是，现在整个司法决策中间，我们的律师——刚才我说我要站起来说话——我们的律师现在法学上它的程序是特别僵硬的，特别缺乏一种律师的表现力的司法程序模式。我们过去把这种模式叫职权主义模式，它基本上是法官在主导整个的审判过程。律师能不能说话，说多长时间的话，受到了法官的严格控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程序过程中间，律师能否有相当强有力的主导色彩，律师是否能够对整个审判的辩论过程进行自己的安排，律师是否能否发挥自己语言的特色，能够在法庭上进行一种非常富于力量的辩论，在这个国家这方面是非常缺乏的。
有一段时间，官方很倡导电视直播法庭的庭审。1999年7月11号，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向全国现场直播北京市一中院的一场庭审，是关于知识产权纠纷的。我早上九点多打开电视看这个庭审，看了一会儿，我都差一点睡着，这个案件毫无趣味可言。但是相对而说，英美国家的司法它就生动得多。庭审过程必须贯彻所谓的言词原则、直接原则。所谓直接原则，所有提出证词的人，你必须到法庭上，接受律师面对面的一种质疑。这样一种质证过程是不可以被一张纸所替代的。龚刚模先生说：“那次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在示意我一定要说我被吊被打了。然后我就说我被吊了八天八夜。”这需要当面锣对面鼓啊，这需要对质啊。谎言都是在对质中被揭穿的。你知道好的律师一个看家本领就是如何揭露作伪证的人，同时好的律师另一个看家本领是如何把对方一个诚实的证人给搞得像一个骗子。（众笑）这正是人们诟病美国司法的一个地方。美国的律师，有时也进行这样的批评：太过了。人家本来是很诚实的说话，他上去一通质问，最后，在陪审团的眼中，那个证人就变成了骗子。陪审团由12个外行人来作出对事实问题的判断。所以美国司法中戏剧性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有一个比较法学家说：你到底选择法国的程序还是选择美国的程序，取决于你是否真犯罪了。（众笑）如果你没犯罪，你被抓起来了——李庄这样——你应该选择法国。法国有太多的前置程序，使得一个无罪的人不需要经过最终的公开法庭就被放了。如果你有罪，一定要选择在美国审，它有太多的机会就逃脱法网，逃脱法律的制裁。当然这是两种程序的一种差异。不管怎么说，在司法过程中，言辞原则和直接原则对律师把他的才智和职能发挥到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间，哎呀，难得一见的场景：从早上九点钟审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十分，看上去好像很认真。那两位律师，前几天我还有幸跟那个陈有西律师见了个面，他们很努力，但是，法庭却拒绝让任何一名证人出庭作证，出现在法庭上的只是一张又一张书面证词，面对这些纸，律师本领再大，那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一审法院连我国的那部简陋的刑事诉讼法都不遵守，涉及定罪与否的关键证人有能力和条件出庭接受质证的，依照法律必须出庭，否则就算不上是得到质证的证据，但是法院就是依据这些根本没有得到质证的所谓证据判决李庄犯罪成立。有关人士传递的信息说，二审时希望我到重庆去出庭。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律师，同时我也怕我去了回不来，（众笑）打黑把我也打了。（众笑）目前这样一种司法程序，证人不出庭作证，最大限度抑制了我们律师在法庭之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非常大的问题。
四、律师独立与职业伦理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是，律师和公权力之间的交涉能力非常的低。现在我越来越强烈感觉到，我们律师在中国是太边缘化了。在东方国家通常是官家的地位高于民。严复先生当年翻译《法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注释说，我们这个国家“尺权寸柄，悉归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归政府，都归国家。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那律师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在日本，法律人叫“法曹”，分在野法曹，在朝法曹，法官检察官是在朝的，而律师是在野的。他们律师也一直在为自己地位的提升做抗争。但是所有这些地方，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其它的像日本也好，韩国也好，我们想想中国的律师地位还是太低，是更低的，是最低的，没有过这么低的律师。（众笑）所谓低，低在哪？你想，所有的程序中间，律师都要乞求于把握公权力的那些人的恩准：我要去会见被告人，我要去取证。像美国的律师要去取证，哈，一下子跑到国防部门口喊：“把那个秘密文件给交出来！”（众笑）国防部说，“这是什么人啊？”“律师！”律师？那不交。国防部的秘密文件、五角大楼的文件哪能随便给你。不交可以，转身到法院申请法院命令交出。法院一命令，国防部不得不把文件交出来。律师行使的是社会非常重大的权力，因为他是人民的代言人。但是我们的律师低声下气，低三下四，遮遮掩掩，鬼鬼祟祟。（哄堂大笑，鼓掌）我总觉得，一代一代的能否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看起来还非常的艰难。现在还看不出来好的前景。
除了交涉地位的低下和跟公权力之间地位高下的区别外，还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使人们觉得你必须对律师进行控制，你必须要防火防盗防律师，这涉及到我们的职业伦理问题。今天浦律师也多多少少谈到这些，如何做一个公正的、正直的律师。当然律师这个职业天生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任何国家，一个法治社会里面离不开律师；另一个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说起律师来会说几句好话，一般民间流传的故事对律师都没有好的感觉。我们曾去美国考察他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那个开车的司机说你们走错地方了，你们到这里考察什么。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被告人能够逃脱惩罚，那帮子律师没有谁是好人。这个说法是民间的一种评价。什么律师的房子建在傻瓜的脑袋上。什么一个街上住了律师，一个律师肯定会饿死，两个律师肯定会很开心，两个会过的很好。什么出了车祸后，急救车后面追赶的一定是律师的车。什么一个律师死了到了天堂里面去，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很大的套间、总统套间给他住下来。旁边住了一个高中校长，校长一辈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校长到隔壁一看：“天哪，你的房间怎么这么大。总统套房给你住。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个律师。”他跑去对上帝抱怨，“凭什么给一个律师那么大的房子。我们做教育工作的多辛苦啊。”上帝说，“你要原谅。他是从这个宾馆建成五百年来第一个上天堂的律师。”（众笑）律师不大可能上天堂啊。（众笑，鼓掌）
律师职业伦理中间有不少东西是和社会工作一般道德观念相背离的。比如说律师为客户保密的这样一种规则，客户给他交代的任何信息他都需要保密，政府不得去取这样的证据。你们知道有这样一些伦理关系，比方说亲属之间不能做有害的证人。你不能说让亲属去揭露犯罪嫌疑人，比如说我丈夫怎么回事，去揭发，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学生和他的教师之间不能互相揭发的，医生和他的病人之间不能互相揭发，甚至秘书和他服务的首长之间也不应该相互揭发。我觉得这些都是人伦关系中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我们的社会不是特别容易被理解。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人，为坏人说话的人就是坏人。这样一种等同关系很容易被公众所赞许。
重建职业伦理，也许需要我们建立职业伦理中一些根基性的规则，包括律师的社会责任，包括律师是否有责任去推动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还有律师是否应当非常关注我们的刑事被告人权益的保障，律师应不应该有一些公益心……比方说每个律师每年必须拿出相当长的时间为那些贫苦人免费打官司，这样的话，庶几有助于挽回我们律师的社会形象。
接下来，我觉得，律师现在是个处处受限制的职业，主要因为他们还没有构造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业。说起来是一个行业，律师是一行，是法律职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律师这一行现在看起来，官方对他们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比方说重庆他们新任的司法局长明确要求律师必须识大体、顾大局、讲纪律、讲政治。（笑声）我们的司法部也在不断发布一些相关的规范。我们的律师协会还不是律师真正的自治组织或者是自治的协会。律师协会的会长在过去基本上都是由司法局的一位副局长来担任，现在越来越多地倡导执业律师来担任会长，但是选人也是选那种过去当过官儿的、独立性较差人来当会长。
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律师这种行业为什么建立党组织？私人企业也搞党组织，律师协会也搞党组，律师事务所也有党支部，大的律师事务所还有党委，然后还要组织政治学习，这种做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你总要让社会有些行业不被这种东西所控制。什么东西都受到党的直接控制，按邓小平批评的说法，那叫“党政不分”，按照严复的说法，这就叫“尺权寸柄，悉归国家”——不，“尺权寸柄，悉归政党”。党的权力覆盖一切，无远弗届，到处都有“老大哥”在看着你，在办公室，在法庭，在律师事务所，在街上，在家里，甚至在床上，都处在严密的监督之下，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党国。这对党有什么好处？党天天操这个心，操那个心，干什么事你都管，结果把所有的责任也都揽在自己肩上。这个社会出了任何问题，大家也会怪罪是党搞得不好。邓小平时代倡导党政是要分离的，后邓时代也不知怎么回事，两者越来越结合在一块儿。为什么不能够让私人企业就搞私人企业？为什么不能够让律师协会就不设置党组织？法官不应该有党籍。全部的法官，如果过去是党员，被任命为法官就应该退党。（有笑声）什么叫党？党的英文不就叫party嘛。party是什么意思？从part而来，它是一部分的，它是社会一部分人利益的构造体，它叫政党。党不可能是所有的，全国人我都代表了，这不叫党，或者至少不是一个现代政党，它叫皇帝，皇帝代表所有的人。你只要是个党，它就是个局部。你局部为什么一定要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涵盖掉？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律师职业真正独立，让法官独立？人民信赖律师，该是多么好的事情。因为人们信任律师，就会找浦律师、夏霖律师去打官司。他们总是把我们引导到法庭上去。浦律师从来不会说，“走，我们上梁山上去。”（众笑）虽然他这个样子长得是有点像梁山上下来的人。（众笑）我觉得这对我们党和政府是一件多么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发挥律师最大的功效，因为他们总要服从党领导制定的法律，总要在法庭上见分晓见胜败。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总要防范我们的律师，对我们的律师这么警惕，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法官变得更加独立？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庙堂上的大人先生们三思、深思。我觉得他们真心对这个国家负责的话，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这样一种全方位无所不能的党权到底带来的后果会是怎样的。
五、重建民族的信仰体系
最后——我已经说得不短了——我最简短的说几句话，就是回应一下浦律师开始时的那个提问：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说知易行难。我总觉得，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一个物质方面物欲追求越来越厉害的时代。大家对物质的向往以及整个的改革过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加剧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中对物质财富的一种追求。在追求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似乎越来越缺失了某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缺失了想象，我们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人，中华民族是动物的民族还是人的民族。我们似乎有点忘却了。而且我们特别迷信物质财富能够决定一切，比方说“鸡的屁股”GDP，GDP万能论，比方说我们的领导人到国际舞台上，好家伙那种颐指气使、神气活现，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我们有钱，我们不差钱，我们厉害，”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搞不清楚，但是政府手里控制的财富的确是巨大的一个财富，的确让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经济体。但是我们的精神呢？我们有精神吗？改革开放三十年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套理论的说服力越来越式微的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再也不能作为这个民族的信仰。你现在问一下那些入党的人，有几个人说我要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越来越没法从马克思那儿获取。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我们整个信用的沦丧，整个国家的信用体系的沦丧，我觉得再明确不过标志着现在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说，我们一定要把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个规范给它树立起来，我们需要有信仰。我们不能够说建立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全是蝇营狗苟的人组成的一个世界。我们这个地方要有神。如果没有了神，或许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不是传教士，我也不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我也不信，我也不知道……当然法轮功我也不信。（众笑）刚才讲到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个社会秩序的建立不能只看极少数人，极少数人他天天只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可以，孔子孟子都可以 ——但整个社会的治理，我总觉得宗教可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构造性因素。甚至西方国家上帝的存在也使得法庭有秩序、政治有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最终你会发现，人也没有了，因为人都变成了魔鬼。
谢谢大家。


待后续
作者: cyx1210    时间: 2010-7-30 23:26     标题: 目录所列文章如下：

——接上页


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余 杰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我不喜欢价值和信仰游移不定的民主党人，当然也不喜欢少年轻狂的奥巴马。在我看来，奥巴马的国内政策让美国变得更加社会主义化，奥巴马的国际政策对若干邪恶国家退让和绥靖，这都将损害美国的基本价值和立国之本。但是，我更相信美国三权分立机制的制约、民众意愿的自由表达以及选票的力量，因此，任何一个“坏”的政治家对美国的“破坏”程度都是有限的。在美国，不会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混世魔王，在其血雨腥风的漫长统治中，夺走数千万民众的生命。在美国，也不需要出现一个温家宝式的影帝，通过作亲民秀来让奴隶们获得“精神按摩”，从而忘却他们奴隶的身份。
奥巴马的姑姑：一个“黑”在美国十年的非法移民
我相信奥巴马的当选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我不太关心那些有关奥巴马的消息，但奥巴马姑姑的故事却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波士顿的美国移民法院举行了一场长达五小时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审议肯尼亚非法移民奥尼扬戈的政治避难申请。过去十年来，她一直寻求以难民身份留在美国，但遭到移民法院的拒绝，甚至差点被驱逐出境。而这一次，移民法官终于批准了奥尼扬戈的避难申请，了结了这场持续多年的移民官司。
为了这五个小时，五十八岁的奥尼扬戈整整等了十年——在这次听证会之后，她终于不再是一名来自肯尼亚的非法滞留者。本来，她只是数百万计的身份终于幸运地“转正”的非法移民中名不见经传的一员，但因为她有一名特殊的亲戚，顿时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焦点——她是奥巴马总统“最难忘的姑姑”。
在自传《我父亲的梦想》里，奥巴马描述了他一九八八年第一次前往肯尼亚时，见到奥尼扬戈时的情形。他写道，奥尼扬戈是位“活泼”、“骄傲”的女性，也是欢迎他回到老家的第一位肯尼亚亲戚：“‘欢迎回家’，她对我说，然后吻了吻我的双颊。”
二零零零年，在奥巴马的邀请下，奥尼扬戈获得赴美探亲签证。在拜访奥巴马后，奥尼扬戈选择一个人留在波士顿，没有按期回国。“黑”在波士顿后，她的生活并不如意。由于患上格林巴利综合症，她行动不便，居住在波士顿主要为残障人士提供的公有住房里。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有像自己的兄弟、奥巴马的父亲当年那样，回到种族暴力冲突连绵不断的故乡肯尼亚。
在激烈的总统选战中，“奥巴马的姑姑是非法移民”的消息被记者挖掘出来，这让奥巴马一度相当被动。还有媒体报道说，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二百六十五美元的竞选经费。然而，根据美国的法律，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进行政治捐款。于是，奥巴马的竞选团队随即宣布将捐款退还给奥尼扬戈。奥巴马说，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姑姑非法滞留在美国，而“相关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据报道，当奥尼扬戈从新闻里听到奥巴马与她撇清关系时，她“心碎地把脸埋在手心里哭了起来”。
这就是民主制度需要付出的部分牺牲亲情的代价。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当选总统之后的奥巴马仍然不得不对亲姑姑表现得相当“无情”，根本不敢施以援手。奥尼扬戈说，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侄儿自己目前的困境，也没有要求帮助。而奥巴马的发言人夏皮罗表示，白宫和奥巴马自始至终都没有介入过奥尼扬戈一案，奥巴马也没有帮姑姑支付法律费用，“自从奥巴马得知奥尼扬戈的非法移民身份后，就再也没有跟她交谈过”。
即便如此，那些反对非法移民的组织仍然呼吁奥巴马下令驱逐奥尼扬戈，以作为其严格执行移民法的范例。他们指责说，虽然奥巴马一再表示不干预此事，但仍或明或暗地施加了影响。在美国，要当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总统，就得忍受铺天盖地的批评和非议。
温家宝的家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姑侄之间“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如果奥巴马的姑姑知道中国高官显贵们的亲属的境遇，是否会羡慕不已呢？
在中共政治局的九个巨头中，声誉最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免不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和“隐权力”。温家宝曾经对媒体抱怨总理不好当，当他在剑桥大学演讲被学生斥责为“独裁者”并扔鞋的消息传出之后，老母亲一气之下脑溢血发作。但是，温家宝其他的亲人却占尽天时地利：弟弟温家宏，十多年前还是一名普通工程师，转瞬之间便跻身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老大恒大集团的高管。恒大集团的老板许家印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背景和人脉，进入房地产行业也最迟，却在短短十多年间急剧扩张，囤积土地多达五千五百万平方米，公司在香港上市后市值高达七百亿。《南都周刊》记者历时半年，辗转五地，撰写长篇报道呈现这名地产首富的成长史，却只字不提其合作者温家宏的名字，及温家宏在恒大发挥的隐蔽的、却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许多问题，看似复杂，实际上很简单：总理的御弟是大地产商，中国的房价如何降得下来？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妻子逐渐在公众场合中露面，特别是负担大量出访任务的总理，亦常常携夫人同行。李鹏的夫人朱琳，当年就因为珠光宝气、飞扬跋扈而备受民间舆论的批评。温家宝大概吸取了李鹏的教训，基本不让夫人在公开场合露面和陪伴外访，尽管“夫人外交”有可能为其亲民秀加分。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温家宝妻子张培莉爱珠宝，曾向台湾珠宝商买珠宝，一出手就超过台币一千五百万元。TVB电视台同期播放了温夫人采购珠宝的视频。这些报道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大哗，但对于此事和资金来源，温家宝至今没有回应。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温家宝可能“沉默似金”吗？他能不给公众一个交代就轻松过关吗？
比御弟和夫人更上层楼的乃是公子。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长相酷似其父。当普通的海归都还在为生存和创业而拼搏的时候，温云松这个不普通的海归已经一夜暴富、富可敌国了。二零一零年三月，英国权威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温云松于二零零五年与他人合作创办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在私募领域风光无限，一次便募集十亿美元。根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披露，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初，“新天域资本”共完成二十一个投资案例，投资金额虽然都不大，收益却“令人咋舌”。比如，“新天域资本”通过旗下外资全资子公司新天域湖景对新世纪百货的投资，在这两笔分别为三点五二亿元人民币和三点二三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中，浮盈达十九点四亿元。
《金融时报》的中文版网站登出这篇报道之后，第二天就被屏蔽。该文在大陆网站和论坛亦全部被封锁删除。温家宝本人是否读到了这篇文章？是不是他亲自命令有关部门封锁这个对他不利的消息的？这位自诩精力过人、勤政爱民的总理，难道不知道儿子平时在做什么吗？他在日理万机之余尚能博览群书，却无法约束家人的狐假虎威，这符合常识吗？
“官僚权贵”的“盗贼统治”
温氏家族并未置身于腐败之外。腐败已经侵蚀了中共政权的最高层。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苏珊?落实?阿克曼的说法，“腐败主要集中在政府的高层”的国家，就是“盗贼统治的国家”，那么中国是符合这个定义的。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在《腐败征候群》一书中，进一步概括出四种腐败形式：权势市场、精英卡特尔、寡头与黑帮，以及官僚权贵，他认为中国的腐败属于最后的、也是最严重的一种。
用迈克尔?约翰斯顿对中国现状的描述来透视温云松暴富的轨迹，可谓鞭辟入里：“如果国家精英们在一种制度非常薄弱、政治竞争缺乏和经济机遇正在扩大的环境下运作，那么就为不受惩罚的腐败创造了条件。那里的权贵们——势力强大的政治人物与他们的宠儿们——掌握着所有的牌。”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常常表现为强取豪夺，并且涉及单方面滥用政治权力而不是进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等交换，“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或他们的委托人掠夺社会财富和侵吞经济利益”。
在由“官僚权贵”实行“盗贼统治”的中国，讨论温家宝是否比政治局的同僚们、以及他的前任李鹏和朱镕基更加“善良”，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们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证明温家宝家族比其他权贵家族积攒的财富究竟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但在我看来，即便温家宝的家人都像奥巴马的姑姑那样一贫如洗，他仍然不能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因为他对中国日益蔓延的腐败基本上无能为力。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乃是制度的问题，而非领导人的道德问题。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在会上承认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他指出，土地审批出让、矿产资源开发、公共工程建设、企业重组改制、金融等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社会事业和民生领域腐败案件增多，少数中央企业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奢侈浪费之风屡禁不止。他进一步指出，产生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约束。这个结论没有大的错误，但温家宝有没有尝试过将权力分散和让权力接受监督呢？迄今为止，人们看不到他有这样做的任何迹象。
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和让中国社会免于走向崩溃，还有一线之希望。迈克尔?约翰斯的建议卑之无甚高论：“腐败控制可能依赖一种中国不得不进行尝试：政治改革。”所以，温家宝在国务院的廉政工作会议上应当高声宣讲这段话：“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改革为基础的，但是它目前所处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政治性的。对于目睹别人损害其利益并牟取暴利却无处求助的千万人民的希望和愤怒，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太轻视这些可怕的挑战：对该党来说，‘放手不管’将极有可能意味着终结，同时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制度压力。”我想，这是历史给温家宝留下的最后的机会了。


















杜光教授的晚节与温家宝的政改
孔义
杜光先生是本人近年来比较敬重的老教授之一，也曾有幸听老先生演讲，受益匪浅。杜先生曾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向以“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和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著称。退休之后，凭着自己的良知，频发振聋发聩的意见稿之类，震动宇内。杜光教授的变化，在当权者看，大抵不过是端起饭吃肉，放下碗骂娘一类；而在体制外看，却是身体退休良知上岗，端的是浪子回头，晚香郁馥。
虽然外界对中共体制内的教授或官员，在退休之后才说些真话的现象多有诟病、讥讽，但总体上良知上岗还是一件非常值得欢迎的事。因为他们在只唯上不唯实，只唯帮不唯真，只唯利不唯义的专制体制内浸淫了大半辈子，还能保得有一点儿良知，着实不益。也说明良知这东西，不是说丢就能丢掉的，端的是长在骨头里了，就算是绞肉机里走一趟，也有些许残渣余骨，来表达自己的坚硬。
但近日杜光教授突然一反在野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力挺“政治影帝”温家宝（见海外新世纪新闻网杜先生《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一文），着实让人看不懂。看不懂之处在于，杜光教授完全放弃了他此前写文章所贯有的理性与逻辑，仅凭温家宝数句前台做秀般的表达，就判定温是体制内“健康的、开明的、可以抑制腐烂的力量”。这个没有任何事实支撑的结论，不免让人倍感阿谀，虽不敢就此说杜老先生向中国实权人物献媚，但晚生也的确为老先生的晚节担心。所以不揣冒昧，为老先生晚节计，拽文讨教。
杜光教授将目前批温的人归于三类，“毛左派和权贵势力”（是不是左派批温的都是“毛左”，也是件大可分梳的一件事，在这里就不展开了），以及“有些民主派自由派的朋友”，这三类人形成了新的批温大合唱。这么一归类，就多少有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了，任何人再批温，都会被归入这三类，而老先生就可立于制高点上，对温家宝百般维护。这里，如果我们轻易地、主观地将杜光教授归入为了标新立异才去维护温家宝，那我们就犯了与杜光教授一样的错误。只是想问一问杜光教授，先生竭力维护温家宝的“独醒”，是真醒吗？
或者说，杜光先生有何凭据，说温就是党内的“改革和民主的力量”？
翻遍杜光先生的文章，没有一个字能够证明温就是改革派的。在杜先生所提供的视角里，温能与政治改革挂上钩的，是这么一段：
“至于批判温家宝，根本原因也在于他赞成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早在2006年9月，他在接受5家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2007年2月的一篇文章里，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2008年他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说：‘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这些讲话无疑强烈地触动了那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者的神经。于是，他们借司马南挑起普世价值争论的由头，掀起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并把这股批判的烈火引向温家宝。”
请问，如果仅仅是口头上说一说普世价值，就成了赞成普世价值，就成了民主派，对着镜头谈一谈全面改革，就是要搞政改，就是改革派，那在杜光先生那里领一个改革派、民主派的帽子就太容易了。按照这个逻辑，就连杜光先生批判的“毛左派和权贵势力”，也可划入改革派、民主派的阵营，更遑论党内高层了。看看每年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哪一次又少了对这些相关内容的阐述？但政治改革喊了30年，到了胡温手里，连杜光先生与老友们搞的一个“右派分子”的聚会，都要被通知取消，被杜光先生称为“一场荒诞、滑稽的丑剧”。请问，温家宝治下的公安部门如此做法，难道与温家宝无关吗？杜光先生有何证据能证明这与温无关？是温以外的势力为“败坏温家宝在老百姓中的声誉”所为？
杜先生在批评批温言论“凭臆想，凭感情”，那么杜先生应当是理性地挺温了，但我们从杜先生的文章中，丝毫没有读到温家宝有哪些实质行为使他在杜先生眼里成了真正的改革派、民主派。温家宝当总理八年了，于杜先生所赋予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毫无寸进，大家质疑、批判他一下，就成了反对政治改革，将温等同与政治改革，这又是什么逻辑？
本人也不敢苟同于一部分老左派对温家宝的批评，但与杜先生不同的是，本人认为老左派批温，实际上温是暗喜的。如封温家宝是“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实际上是抬高了温家宝，使得如杜光先生一类的知识分子更加深了对温的幻想。这与温自己亲自上阵撰文高调纪念胡耀邦的效果是一样的。这左派的批温，反倒在中小知识分子那里成了挺温。本质上与杜光教授干的是一类活。这也是为什么老左派批温没有受到打压，而少左派如张宏良者，一旦用借古喻今的办法批温，丝毫不提赵紫阳时，温就恼羞成怒，力行打压的原因——张宏良是真正的发了诛心之论，触到温的痛处。
    如果温真的如杜先生所说的那般忧国忧民，为什么面对其妻子、儿子拥有亿万家财的传言，他即不公布个人财产，也不出面澄清，反而是避嫌一般，出访不带夫人，还让人把他家属的名字都弄成关键词加以屏蔽？这难道也是“掌握宣传和政法大权的权贵们有意”“败坏温家宝在老百姓中的声誉”？
如果温真的如杜先生所说的是民主派？为什么在他的治下，文字狱大行其道，公民上访越来越难？作为一个活在当下的老教授，杜先生是否真切地体会到了，温治下的政府比2000年以前更宽容？
如果温真的如杜先生所说的改革派？别说政治体制改革了，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温又交出了什么可圈可点的答卷？不仅地方财产完全沦为土地财产，股市、房地产、医疗、教育，等等问题，在这八年内更加积重难返，请问，八年了，难道还要归罪于江朱？
杜先生为温辩护的另一点，就更加让人存疑了。杜先生说：“令人意外的是，……有些民主派自由派的朋友也参加了批温的队伍，……新的批温人士反对的却是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意即这部人为了“反对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批温的，“温家宝却以一种开明的、亲民的改革派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欺骗民众的假象，它会给老百姓带来对共产党的幻想，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毛派和权贵们对温家宝的诋毁和攻击，更使他们觉得温家宝是共产党内的积极因素，他的存在和当政，不利于共产党的加速腐烂”。
杜先生这么说，就不是理性不理性的问题了，总有些借意引伸，借骂抬温，有意给温贴金的嫌疑。
如果诚如杜先生所说，温家宝成了共产党的救星，是共产党续命的稻草，那左派拥护他还来不及呢，为什么要反对他？在左派那里，温的政治改革话语早已被判定是做秀，左派之批温，正是把温看成了杜先生所说的“权贵代表”，而不是认为他会启动政改。
将民主人士批温，与不希望共产党主导政治体制改革相连，也多少有些风牛马不相及。政治改革这么宏大的主体，虽然千难万难，但那是历史潮流，绝不系于温一人之身。本人虽然对杜先生所言的民主派究竟是哪些人不了解，但就本人的阅读范围，相信只要是理性地看待中国命运的人，包括六四逃亡海外的那一帮人，其大多数都还是希望共产党本身起变化，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的。因为谁都会算这笔账：由共产党本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代价最小，机率最高的。如果温是党内真正愿意启动政改的力量，相信大多数人拥护还来不及，缘何会反对他。
再说了，改革开放30余年，对中共的批判不绝于耳，平心而论，中共的部分进步，与这些批评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孙志刚事件，各界一起努力，把那个遗害无穷的收容遣送制度给废除了，成为中国人权进步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只要胡温当局象刚接掌政权时那样善待批评，中国的进步自可期待。为何到了其执政后期，肚量却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能容忍批评，哪怕是对温个人的批评？四处封杀不同意见，造成自改革开放以来言论自由最大的倒退。
回到杜先生的对温的溢美上，如果仅凭温做秀时的只言片语，就判定温是改革派，杜先生是否也犯了他指责别人的“凭臆想，凭感情，就可以独立地判定是非”的错误？这是统观杜先生挺温立论“文章的通病”。与杜先生大笔着墨左右派批温的各种原因与不是相比，杜先生自始至终没有交待清楚，为什么他就判定温就是党内能够和愿意启动政改的那个人？这就使整个文章显得头重脚轻，立论不足，越读越疑问感越强。
难道在私底下，温向杜先生表达过自己的心迹？而杜先生不便说？这个可能性有吗？
杜先生对近日左右批温皆受打压一点，说了三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主管宣传和政法的人员自行干预，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官员形象等同于国家利益，以此为借口作威作福；最小的可能是温家宝亲自指令宣传和国安部门，封杀一切对他的批判，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此外，还不应排除另一种可能，掌握宣传和政法大权的权贵们有意制造扼杀批温文章的事件，以败坏温家宝在老百姓中的声誉。在这三种可能性里，作者选择的是最不可能的那种可能性。为什么呢？恐怕只能归因于某种‘反共情结’：他们期待着共产党的腐烂溃灭，而温家宝所代表的却是共产党内那股健康的、开明的、可以抑制腐烂的力量，在他们的眼里，这是共产党用来欺骗老百姓、挽救民心的招牌。”
杜先生所说的“最大可能性”，将封杀批温言谈的责任归之于“主管宣传和政法的人员自行干预”，把温撇得一干二净。其实就是这一撇，反而把温给扯进去了。当今中国问题那么多，有许多事关稳定的大事，要这些人员去处理。这些救火跑腿的，大概是比驴还要忙的，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不追下不究的官僚阶层，在当下社会纷乱，处处皆火的背景下，他们还能有精力如此主动出击，倒真是少见。请问，这些人员这么负责任，为什么以前不干预，现在才火急火燎去封杀？
就在批温言论被打压之前几天，海外网站有人发出消息，说温家宝及其夫人看到一些海外媒体批温文章后大怒，要国安部全力追查这些媒体在国内的关系网。接着，就传出批温言论遭到打压，余杰等人被传唤的消息。
想必杜先生也看到过这条消息。中国的事，往往自己隐瞒的紧，圈起一个长城，以为外面不知道。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终究无秘密可言，因为党内有斗争，所以总有消息先传向海外。而且最终大多被证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小道消息往往最终被验证。这是专制政体的一个特色。中央党校，就是这种小道消息的主要集散地，杜先生贵为党校教授，大概自有更好的消息来源，看不上海外的小道，那么请杜先生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确切消息，证明一下先生所说的“最大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至于“权贵们有意制造扼杀批温文章的事件，以败坏温家宝在老百姓中的声誉”这一点，则完全显示出杜先生作为长期存活于体制内的一员的“老辣”，用中国人最喜欢的“阴谋论”来展示党内斗争的残酷与狡诈。受惯于“阴谋论”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大概都在点头：杜先生说得有理。
杜先生是不排除这个“阴谋论”的。想确定这个阴谋的可能性有多大，只有一个办法，请杜先生去温家宝家里问一下就明白了——如果杜先生进得去。
最令人对杜先生判断力存疑的正是他所说的“最小的可能”，即“是温家宝亲自指令宣传和国安部门，封杀一切对他的批判，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杜先生凭什么断定是“最小可能”，凭经验还是直觉？这两项可都不是理性的断定。杜先生说“几乎等于零”，说明在杜先生那里，还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等于零，就算是极其微小的一点儿疑惑，杜先生那里还是有的。那么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杜先生也应当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而不是话锋一转，将这点儿疑惑，在后文中全然无视。
事实上，像杜光先生这样在专制政体浸染一生的人，应当有这样的体会：专制政治的阴谋或阳谋，往往是看似最不可能的情况最终发生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如此，是因为专制政治在暗箱中操作，操作者在进行某一谋划时，就想到了各种可能性，并有意将所有的目光引向大家所认为的最大可能性的方向，这样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打击别人隐藏自己。杜光先生以他党校教授的经验进行了最大可能与最小可能的判别，大概这种判断在体制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焉知这种判别，不正中设计者的下怀？
杜先生不顾晚节之虞为温辩护，或许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杜先生玩了一个“绑票”游戏，先用挺温来绑架一下温家宝，有了这个政治保障，不仅以后开会不会被取消，而且把温绑在政改战车上，迫使他假戏真做，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但温家宝绝不会被绑架的，只要会议影响了温家宝眼里的稳定，仍然会被取消。而杜先生仍然会以为这是温家宝以外的政治势力干的，不仅与温无关，还能进一步衬出总理先生的无奈。连杜先生的被打压，都能为总理温添彩，何乐而不为？至于绑架温搞政改，则完全是与虎谋皮。
所以，如果温真有杜先生说的那么好，杜先生也知道温的一些不传之秘，我们倒希望杜先生继续挺温，但要交待如下几件事，否则，老先生既不能让人确信温是“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也不能保证老先生自己的晚节不蒙尘：
一、除了温那些口头上说说的言论，杜先生凭哪些行为断定温是改革派？温代表的就是中共启动政改的那一股健康力量？因为在天下人眼里，温当然也是老先生所指责的“权贵势力”中的一员，但老先生提供的权贵温有别于其他权贵的证据明显不足。
二、凭杜先生所知道的，替温先行澄清一下他家族的腐败传言，并且劝温公布包括温夫人、儿子温云松以及其弟温家宏从商及家财事宜。如果说以前温要公布个人财产，可能是受制于党内权贵，怕师出无名，将自身处于孤立地步，那么最近中共中央颁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温家宝正好可以总理身份率先垂范。作为一国总理，官僚之首，他也的确有这个责任。作为执政党的常委，党国前排栋梁，他也有维护党的规定的不二义务。唯有如此，才能证明“温家宝所代表的却是共产党内那股健康的、开明的、可以抑制腐烂的力量”。
杜先生说“团结就是力量”。这话没错，但如果团结的是个大奸似忠的，那毁了杜先生的名头事小，耽误了中国民主进步事业事大。如果真是如此，就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
文末，建议杜先生在批评别人有“文革遗风”时，看看自己的这段话：
“目前的批温高潮，既表现出权贵集团和毛派的得意和猖狂，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紧张和恐惧，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只能以对温家宝个人的人身攻击，来实现铲除在朝的改革力量的妄想。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企图，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德国之声的评论文章特意引用了杜光先生这段话，并谓之为“党刊社论特有的檄文风格”，德国之声没好意思说这就是文革遗风，希望杜先生引以为戒。













人权观察：目击者揭露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
http://www.hrw.org/en/news/2010/07/21
侵权行为广泛和严重，必须进行国际调查
July 2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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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名目击者的证词和政府亲自提供的信息都清楚展现出官方十分愿意使用致命武力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这份报告彻底反驳中国依国际标准和国内法处理示威抗议活动的声称。
人权观察亚洲倡导促进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
   （纽约）人权观察组织今天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3月10日开始引爆一系列空前的藏人示威抗议活动，目击者证实，抗议期间和之后，中国国安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并蓄意使用暴力。侵权行至今还在进行，其中包括：人们被强迫失踪，人们被错误定罪后被判处监禁，家庭遭受迫害，涉嫌亲抗议运动的人遭到攻击。
    长达73页的报告《我的亲眼所见: 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 》的资料摘自人权观察与200多人做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当年在场的藏族难民和游客，采访是在他们离开中国后即刻进行。另外也有中国官方知情人士提供的新的、从未被报道的信息。该报告透过目击者的陈述，详细记录安全部队在抗议期间和之后进行的种种侵权行为，罪行包括镇压抗议时过度使用暴力，也包括更恶劣的罪行，如进行大规模的任意逮捕活动，拘留犯罪嫌疑人时施行酷刑。
    人权观察亚洲倡导促进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数十名目击者的证词和政府亲自提供的信息都清楚展现出官方十分愿意使用致命武力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这份报告彻底反驳中国依国际标准和国内法处理示威抗议活动的声称。"
    该报告还建议，中国安全部队不加区别地向示威者开枪的事件至少有4起，包括3月14日拉萨的市中心发生的事件。
    中国官方为了避免其安全行动受到外来或独立的审察，封闭了整个西藏高原，并派出大量的军事部队到所有的藏族居住区。中国官方将记者和外国观察员驱逐出境，限制到该地区或在地区内的旅游活动，切断或监测电信通讯和互联网的使用和拘捕任何涉嫌报导镇压的人员。外界呼吁对抗议进行独立调查，都被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了，这包括来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各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要求。
    人权观察谴责藏人以及安全部队双方进行暴力行为。政府颁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3月14 至15日期间，在拉萨就有21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国际法律标准限制各国只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为了保护生命或逮捕暴力罪行的肇事者，才使用武力。目击者的陈述表明，中国部队在数多事件中违反了这些标准，违反了国际法。违反的规定包括：禁止过度使用武力、酷刑和任意拘留，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政府的声称却恰恰相反。
    抗议活动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坚决称其将会公正、"依法"处理因抗议活动源自的案件。该报告描绘的真实情节却迥然不同：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和普通藏人未经正当程序和法律程序被逮捕和拘留；中国政府未提供被拘留者的下落；由中国执政党控制的司法制度已受到政治化，进行诉讼程序时，被告几乎未经应当的法律程序。
    人权观察说，该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抗议活动和其余波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也必须即刻开放该地区给媒体和国际监测进入。众多目击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安全部队过度动用武力，蓄意残暴对待和虐待因涉嫌参与动乱事件被拘禁的藏人，剥夺被拘留者法律规定最低的诉讼保障，包括正式发出通知书说明被拘留者拘留于何处和其原因。中国政府必须检讨其安全部队的行为。
    理查森说："就西藏局势展开国际调查的需要依然迫切。安全部队的侵权行为不太可能解决平民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而进行抗议活动的根本原因，甚或会加剧问题。 "

背景
    在2008年3月初，来自西藏自治区的首都拉萨内和周围地区的各大寺庙的西藏僧侣展开了一系和平抗议活动。中国安全部队镇压抗议的做法导致拉萨的社会治安于3月14日严重遭到破坏。
    邻近省份的大量安全增援部队开始进入该地区，中国政府做出威胁，说将严厉打击犯罪者，整个西藏高原卷入空前的抗议活动。据官方报，首两个星期发生了超过150起事件。接下来数个月一直出现零星的抗议报告。
    这次西藏骚乱是数十年持续最久的事件，为了应对其，中国政府展开了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运动镇压后，中国最大型的安全行动。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未对示威者和警察部队发生数多冲突的引发因素提出解释。中国政府也未解释其安全部队应对示威者时采取的行动，这包括：涉嫌对藏族示威者动用致命武力；在3月14日当天任由示威抗议者和劫掠者占据拉萨的市中心几个小时。抗议时期数百名藏人被逮捕，中国政府仍未揭示他们的下落如何。也没有披露被逮捕的、被判处的、被拘禁而目前等待审判的和被判法律外拘留（如劳动教养）的人数。

摘自《我的亲眼所见 ：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报告的目击者陈述：
"他们一直向人群开枪。他们从江苏路的方向冲过来，一看到藏人就开枪，杀死了很多人。"
Pema Lhakyi （化名），一名24岁的拉萨居民

"她是被一粒子弹击中了头部。当地人终于把她的遗体带回她住的村庄，那里距离东谷寺院约5公里。"
Sonam Tenzin（化名），来自东谷寺院【注1】的27岁僧侣

"军人起初只是站在人群前，开几次枪吓唬他们。群众以为军人不敢向他们开枪，继续涌入小区。军人在这时候开始向群众开枪。"
Tenpa Trinle（化名），色达县【注2】的一名26岁僧侣

"我看到的第一场面是一大批士兵和警察用电击电棍殴打人群。士兵成群，每批有四、五个士兵，将人群一个一个逮捕，然后把他们带上一辆卡车。"
Dorje Tso（化名），同仁【注3】居民，今年55岁

"他们冲进寺庙，把学校和宿舍大门和栅栏门砸坏。士兵们全副武装，还带着备斧头、锤子，另外还有手电筒、手铐和钢丝绳。他们进入僧侣的房间后先要僧侣交出手机，然后有系统性地没收它们。。。被捕的一些僧侣套上手铐，其他则用钢丝绳绑起来。。。他们命令我们动作快一些，要不然会打我们。有几百名僧侣被带走。"
Jampa Lhaga（化名），他曾在拉萨哲蚌寺当过僧侣

"采取的行动没有任何一个凌驾军事的宪法权利或国际法。"
吴双战，当时任职武警部队司令员，于2008年3月16日做出的回应

"我们被殴打至严重受伤。警卫用棍棒打我们。。。大部分时间一直攻击我们的下半身。。。他们这样打了我们两天。之后，我们被带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监狱。在那里，警察连续不断审问了我们整整两天两夜。他们一直殴打我们，轮流进行讯问。。。"
仁钦朗杰（化名），从甘丹寺【注4】33岁的僧人。

"关在拥挤里的牢房多达30人，牢房宽度大概3、4平方米。因为没有空位让人坐下来，被拘留者白天和夜里大部分时间都一直站着。牢房里没厕所，又没有人让被拘留者出去，他们只好在牢房里解决。被拘留者一天只得到一碗粥。很多人遭到殴打。"
Pasang Choepel（化名），他曾在阿坝【注5】被拘留过

"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肯定【注6】，被告人多吉·康珠撰写小册子，呼吁西藏独立，将册子扔在甘孜县的重要道路，公然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团结，并认为她的行动构成了煽动独立罪。"
甘孜县的政治和法律委员会【注7】发布通知，公布判处多吉·康珠有期徒刑6年

"人民行动党【注8】士兵继续在院子里殴打他。他们用了腰带和枪托。。。他躺在地上流着很多血时，他们还一直踢他，直到他动也不动，他们才把他丢在地上就走了。。。这是我亲眼看到。"
Lhundrup Dorje（化名），一名拉萨居民

**********************
以下注为唯色写。
【注1】东谷寺院：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东谷区，2008年4月4日，军警开枪打死男女僧人村民19人。
【注2】色达县：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3】同仁：即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藏语热贡）。
【注4】甘丹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内。
【注5】阿坝：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
【注6】这句应译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注7】这句应译为“甘孜县政法委员会”
【注8】在中国没有“人民行动党”，这个翻译有误。

















2010年7月26日尊者达赖喇嘛与
中文网友的第二次推特对话（全文）
   
    中文网友在“与达赖喇嘛对话”谷歌汇问上提的问题，达赖喇嘛从2010年7月19日到24日，通过他的中文推特（@DalaiLamaCN ）对“按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的问题做了回答。此次的问答全文如下：
问题一（关于藏青会）：
    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 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 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是否有对策？
    达赖喇嘛：
    总体来讲，我往生之后，西藏流亡组织，特别是教育体系依然会继续运作、发展。另一个重要面是佛法的传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现了一批经过二十到三十年的学习、能担当宗教领袖的精英。从行政组织上讲，过去十年我处于半退休状态，所有政治上的重要问题都由经选举产生的领导决定，未来也将继续这种模式。
    藏青会等一些团体发出批评我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完全独立的呼声，而且这种声音近来有所扩大。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为互利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果，使得他们的意见越趋尖锐。然而，总体来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信赖非暴力的和平路线，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担心。以上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让您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问题二（关于“大西藏”）：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 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
    达赖喇嘛：
    我们从未提过“大西藏”这个词，这是中共统战部等反贴在我们头上的。我们的诉求是，语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护、发扬宗教文化的同等权利；以及经济发展等的平等权利。中共政府似乎承认了这一点，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自治区及其他四省藏区的发展要统一部署的政策，温家宝也在人大工作报告中有同样的宣示。这是符合现实的做法。
    平常一提“西藏”，就认为是西藏自治区。然而，自治区只有二百多万藏人，其它近四百万藏人分布在其他四省。我们要求平等、同一的权益。比如我，也不是来自西藏自治区，而是青海。从历史上来讲，现今的四省藏地出现过很多高僧大德；当今在印度的不同宗派的佛寺中，重要教职人员大部分来自这些藏区，而来自自治区的较少。所以，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宗教与文化，因此提出了统一的诉求。如果我们寻求的是分离或独立，那就另当别论，然而，我们提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中寻求保护发扬自己的文化、宗教、以及语言文字。
    相关自治的具体的细节，如有机会详细讨论，应由境内藏人负责，在无恐惧的环境中能进行自由协商，相信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关于西藏的汉人部分，在上次推特对话中我有详细的说明。比如在西藏自治区，五零年代之前就有一些汉人，康和安多地区，特别是我的出生地有不少汉人，这些是很早就居住于此，藏人从未提出除了藏人之外不允许汉人或其他民族居住。重要的是，冠以“藏族自治”的名称之后，应该是藏族为多数，其它民族为少数，如果颠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义。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像历史上汉藏民族千年共处的友好大家庭；也祈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民族抱着平等一家的心态和睦共处。
问题三（关于凶天）：
    达赖喇嘛，去年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片《The Dalai Lama’s Demons’》。片子在印度拍摄。片中，信奉Dorje Shugden的藏僧在流亡藏人的社区中被到处驱赶，他们不能进入商店，医院，甚至赖以为生的寺庙.在片中，您发布命令所有信奉Dorje Shugden的僧人必须被驱出寺院。我引用一位被驱赶的藏僧的原话：一方面达赖喇嘛在总是说宗教自由和慈悲，另一方面，他在禁止我们的宗教自由，并把我们驱赶出寺院。他在自相矛盾，我不再相信他的话。达赖喇嘛，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对您的评价？
    达赖喇嘛：
    关于朵杰或凶天的问题，讲起来比较复杂，因为这牵涉到宗教的信仰问题，没有信仰或不承认宗教的人，很难了解与理解。凶天出现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五世达赖喇嘛是怎样评价凶天的呢？五世著作“11卷”中写道：“邪愿毁戒变此怨鬼”。怎么讲呢？凶天的起因是发邪愿；本性是毁戒的怨鬼；行为是伤害众生。凶天自己也承认是毁戒的怨鬼。
    所以，曾经我也供奉过凶天，但看到五世达赖喇嘛的教言之后，经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得出不宜供奉凶天的结论。因此，我就停止了供奉， 但是，当时藏人中还有少许人在供奉，我并没有禁止。
    我们从未将供奉凶天家族的孩子驱除学校，没有这回事。在寺院中，大多数不供奉凶天的僧众与少数供奉者一起进行佛事活动，这不符合宗教誓言上的教诫。不供奉凶天的僧众都从达赖喇嘛这里接受过教法传承，而供奉凶天者置疑达赖喇嘛，这样就产生不和谐。然而，至今从未有人因供奉凶天被驱逐藏人社区。
    欢迎你们来印度，到印度南部参访，在那里供奉雄天的的僧众，他们单独建立起寺院，过着跟其他藏人一样的生活，没人去干扰他们。
    总而言之，我的立场是：信不信宗教，是个人的自由；信什么样的宗教，是个人的选择，因此，依止或供奉什么样的神、鬼，也是个人的自由。然而，解说供奉凶天的利弊得失，是我的责任，听与不听每个人自己决定。
    一个汉族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有兴趣，这是你的自由，但希望你认真观察了解。平常我们学佛的人讲：“对人要净观；对法要观察”。因此，对法，必须要进行分析，比如，即使是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言，也要分析“了义”还是“不了义”，这是龙树菩萨等的传承，所以，有“依法不依人”之说。你们也要观察分析，这很重要。
问题四（关于08年拉萨事件）：
    我想问在08年的西藏事件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僧侣藏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要知道，政府才是始做俑者
    达赖喇嘛：
    据我所知，2008年的抗议事件，开始于3月10日，之后11、12、13日陆续发生了抗议，当局还派武警制止前往拉萨市区抗议的哲蚌和色拉寺的僧众。一位现场目击记者告诉我，14日上午在拉萨发生火烧商店等事件时，警察们除了摄影之外，不作任何干预。这很奇怪，中共只提“3.14”，从不提之前发生的事，似乎故意让14日上午发生事情，然后一一摄影“取证”之后，指控藏人骚乱。
    之后从拉萨来的藏人告诉我，当时他们看到当局运来了很多外人，14日当天的主事者几乎都是他们。按道理讲，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公正的调查机构作客观、彻底地调查，这样真相会大白。另外，当时在康和安多地区，当局把寺院的护法殿中，藏人按照传统习俗献供护法的刀枪子弹撤下来，指控这是寺院僧人准备从事恐怖活动的证据，这些都是不符事实的。
    不管怎样，在当时情绪高昂的状况中，有的藏人在愤怒之下变得不理性，如有一些藏人，对汉族同胞进行了骚扰，对此，我深表歉意！当时中共的宣传谎称，这是藏人在反对汉人，但是，绝大多数藏民并非如此。藏人反对的是中共的政策，因为爱护自己的宗教文化，以及信奉自己的喇嘛而遭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藏人的内心因此而冰冷，反对这种政策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愿你们不认为这是反对汉民族。
    据我所闻，08年三月事件之后，很多藏族商人、学生、游客等到内地时，因为是藏族的原因，出现住不到旅馆进不了饭店的状况；而且当中国官方的一个出访团在机场，只有其中的藏人成员受到边检的特别盘问时，怎么能不让藏人感到心寒？
问题五（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共）：
    请问尊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事先就是个阴谋哩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何而变？您是当事人，也受到中共厚待，请简单说一下好吗？
    达赖喇嘛：
    这很难讲，当初中国共军攻打昌都时，七八千藏军被消灭，那时在昌都总管部门任职的官员，门仲•堪穷后来告诉我，当时王其梅将军流着眼泪说，这是我们兄弟民族之间的残杀。因此，他们的初衷也许是真诚的。另外，在修筑川藏、青藏公路时，有的战士用身躯来阻挡洪水土石等，的确付出了代价，这些人也是真诚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当初的想法是什么，我难以定论。
    如果政府能将当时的秘密文件解密，提供给历史研究人员做详细的研究，这样会很清楚，才能真相大白。
    从总的政策来看，我于1954年前往中国，在内地住了五六个月。那时，我多次与毛泽东相见，特别是前往不同省份去参观时，见了很多中国官员，我感觉到，他们是一批具有革命精神，一心一意为劳动人民和国家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些人毫不利己，专门为公，他们的作风吸引了我。特别是毛泽东，他对我作了很多承诺，但在1956、57年之后变了，整个政策走向了左的极端。
问题六（西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请问达赖喇嘛，如果未来内地实际拥有一个符合政治概念的民主政府，您认为西藏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实现与内地政府这种关系的“西藏”您认为应当是怎样一个疆域范围？
    达赖喇嘛：
    我认为目前中华人共和国的外交也好，内政也好，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是因为没有信任，以及猜忌和疑虑所致。过去五十一年我是住在境外，不管在美国、欧洲，还是在日本、印度等，我有不少朋友，稍微了解一些情况。中国虽然希望建立友好外交关系，但无法如愿以偿的最大原因，是相互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机制不透明，表面上的呈现与实际状况有很大落差的原因。
    不管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和民众的实际感受相差很大，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实行一个内外透明、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政策，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关于西藏问题，我们没有寻求独立。虽然西藏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注重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因为西藏在物质发展上的落后，我们认为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对西藏的发展有利，所以，我们不求分离。
    最重要的是，西藏具有特殊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从宗教上讲，当今世界上很多学者异口同声表示，藏传佛教是佛教中保留最完整，内容最博大深奥的佛教传承。这样博大精深的内容，能够延续发扬，是因为藏文这个优秀的文字所记载，从梵文音译和意译的内容，都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如能保护好我们的宗教和文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是有益的。 总体来讲，中国本身可以说是一个佛教的国度，近来信佛的人也日趋增多，我想我们可以利益双方，是互利双赢的。
问题七（西藏的民主化）：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假如争取到西藏高度自治或独立，您是否有计划使西藏的执政制度民主化？如何保持政教分离？
    达赖喇嘛：
    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作特别回答，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到印度来，你会看到在流亡期间我们是怎样实施民主的；五十一年来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我们的未来设想等，您看到后就会明白。
    就我个人而言，早在1969年就公开宣示，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延续与否，应由西藏人民决定。因此我个人没有任何担忧。
    最关键的是，需要拯救、发扬藏民族特有的宗教与文化；另一方面，是西藏的生态保护，我们希望在建设、开发过程中，不要破坏到西藏的生态环境。西藏高原的生态非常脆弱，如果遭到破坏，这样高海拔与空气稀薄的生态状况，恢复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如西藏高原的冰川，是亚洲很多江河的发源地，这就需要特殊的保护。
问题八（达赖喇嘛的权威）：
    达赖喇嘛将如何看待死后流亡藏人的权威整合，一旦达赖喇嘛的权威不在，而按照现实又不能实现达赖身份的转世，那么继任者的权威能否压制激进的藏民族主义，而实现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达赖喇嘛：
    即使我不在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在二三十年前就一再告诉流亡藏民，不管你们担任政、教上的任何职务，就当着我不存在的模式来承担责任，他们正是是抱着这种心态，累计经验，步步向前的。
    现在是每隔五年产生一个新的领导人，明年就会产生人民直接选举的新领导； 宗教方面，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会承担宗教传承方面的责任，我的在与不在，其实没什么区别。
问题九（西藏政治制度的变迁）：
    请问达赖喇嘛，您一直提出西藏要民主自治，而在您以及您的前世统治的西藏是否实现过民主统治？如果没有，那么为何您觉得您会比中共更能实现在西藏的民主统治？如果实现了西藏独立自主，那么您又会如何分配现在追随你的那么多僧侣的权利，这种权利分配又将和60年前在西藏统治的僧侣集团的性质有何不同？
    达赖喇嘛：
    第一世达赖喇嘛到四世达赖喇嘛都从未涉足政治。第五世达赖喇嘛担任了西藏的政教领袖，那时，不管是东方的中国，西边的印度，北部的俄罗斯，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同样都是一种封建制度。但是，因为佛教，整个西藏普及了非常强的、给予所有众生的慈悲观念。比如，在1959年之后实行“民主改革”时期，很多被批斗的地主是由他们的仆人救出；后来流亡到印度的不少地主，也是他们的仆人们通风报信之后才得以逃脱而来，因此，虽然是同样的奴役之名，但实质大有区别。
    在四川藏区，1955年就开始实行了所谓的“民主改革”，但在藏地不适合实行与中国内地相同的改革方式，所以出现了问题。你们当然不一定要认同的我的观点，但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客观、彻底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这样的结论很重要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晚期，思考了民主的施政方式，但未能实现。1952年我在拉萨时，成立了改良委员会，开始进行对税赋和债务制度等的改革，但是未能完全实施。
    因为早在西藏就有这种改革的想法，因此我一到印度就建立民主机制，实施改革方案。早在1992年我就公开宣布，未来西藏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境内外西藏同胞共聚一堂之时，我将不担任任何职务；有一天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之时，我们将返回家园，那时，我将历史上赋予达赖喇嘛的所有特殊职权，全部交给地方政府。我的想法依然坚定不变，从未想过未来要担当什么职责。
问题十（如何看待藏地汉人居民）：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藏地汉人居民，尤其是居住在藏地的第二代汉人?对他们来说，故乡只意味户籍上的显示，而西藏已是不折不扣的家乡。高度自治有可能使其处境边缘，这就是很多反对您和流亡政府的藏地汉人的担忧。您对他们是否有话要讲。
    达赖喇嘛：
    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地方，藏人不能变为少数，除此之外我们当然不反对汉族朋友的居住，如果汉族朋友能够尊重、关爱西藏的宗教文化，我们一定欢迎他们。
    我有时开玩笑说，汉族给藏族好吃的食物，藏族给汉族佛法上的精神食物，因此根本不用操心。当然也有一些汉人会歧视藏人，认为藏人有臭味、很肮脏；信仰宗教是低俗的行为，这样的人，可以离开肮脏之地，回到自己干净的地方为好。
    过去，在西藏的寺院中也有学佛的汉僧，但当时从未有过民族之分，佛陀的教法中，本来就没有民族的区分。过去西藏寺院中，有很多蒙古人担任堪布（方丈），虽说是不同民族但从未排斥，未来如有汉人能苦学经典，成为智者的话，也可以担任西藏的堪布，甚至上师。
   
    【由王力雄 @wlixiong 汇总。】

[完]
作者: weiqyu    时间: 2010-8-20 11:27

謝謝樓上兄台,謝謝
作者: SHOUDAO    时间: 2010-8-20 16:36

你老兄不容易呀，顶你
作者: weiqyu    时间: 2010-8-20 22:11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
——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余 杰

全文看完,寫得太好了,谢谢先生!!
作者: a981234    时间: 2010-8-20 23:03

楼主辛苦了，好文要顶！
作者: SHOUDAO    时间: 2010-8-21 09:31

希望楼主定期做公布以飨驴友
作者: oldxu    时间: 2010-8-21 10:04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作者: pjslfsj    时间: 2010-8-21 22:48

這個網葉太大，太過於佔用内存了！！！
請關注小水管弱勢群體！！！
作者: 最新驴友    时间: 2010-8-22 11:34

文章太多太长，一下子看不完，但感觉都是能够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欣赏这样的文风。
作者: 九阿哥    时间: 2010-8-23 16:59

万分感谢楼主 ，感谢基地，基地真是一座宝山啊
作者: baiyuweixia    时间: 2010-8-23 23:44

谢谢~~要不我们真还不能搜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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