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GCD和其他的民主党派要求实现民主政治，还老百姓以真正民主选举的权利，而国民党方面称：中国人民文化水平低，尚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针对国民党的论调，《新华日报》早在1939年就发表社论《民主政治问题》，提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搞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的观点。毛泽东1944年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更以延安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再次反驳国民党的论调。他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联系到现实，我国的《村民选举法》才刚刚颁布几年？可就是这样一部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还是阻力重重吗？一些人阻止《村民选举法》顺利实施的理由和当年国民党提出的理由是何等相似：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给农民以民主权利。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真的不错。

当然，中Gong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也是深恶痛绝的，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中国GCD人在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闻自由理论。这样仅举前中☆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字为证，题为《报纸应革除专Zhi主义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在这篇文章中，陆定一除批驳国民党的专Zhi制度对新闻事业的压制外，还有理论性的发挥，他说："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们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Zhi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Zhi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Zhi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害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情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这样的文字，我看是有着哲学高度的，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谁会说它对今天失去了意义？ 

不用再举例，我们就可以对《历史的先声》这本书予以如下的概括：所谓历史的先声，是中国GCD在未夺取全国政权前就民主自由精神所进行的先期阐释，也是中国GCD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庄严承诺。承诺是需要兑现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承诺到底兑现了没有？兑现了多少？相信读过本书的人自会有自己的判断，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我要说的是，既然这是中国GCD历史上一笔"丰厚的精神资源"，我们就不应该轻易地丢弃，过去不应该，现在更不应该。尤其是在我党提出了要大力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应对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备加珍视。

注：此版本是《历史的先声》原版，网盘不知道能放多久喜欢的朋友赶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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