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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体面的女人，能看出来。

即便是现在，她还是维持着自己的那份体面。她的短发抿得一丝不乱，穿得干干净净。经常露出笑容，言谈举止里有一份优雅。

她说自己的故事，像在说别人的事。有时有讥讽和玩笑，比如：“他们就是盖世太保，他们行礼应该是抬起手来，像盖世太保似的！”“我们生活在白色恐怖中吧？”“这比《红岩》要厉害多了，比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要厉害。”“我也想像革命英雄一样咬紧牙关，但是我办不到啊，那太疼了。”

她坐在公园的一角，说自己的经历。Dv机照下北京六月公园里的安静，树林，经常有路人经过，好奇但不过分的看了一眼摄影机。他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经历了什么。

她的丈夫把她从简易帐篷里抱出来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上衣滑上去，露出了她的一块腰。我想原来的她一定不愿意这样。她的丈夫也笑眯眯的，一张顺从的脸，牙齿掉了许多，露出黑黑的齿根来。

于是他们就像说家常话一样，说出了曾经发生的事。真实发生过的事，有一种魔力，有时会超越了美。因为真实意味着力量。她说起他们是如何打她，说那些细节，八个人将她压倒在地，用膝盖顶她浑身的穴位，如何打残了她的腿，折磨了她五十个小时。她大声的哭，因此成了罪名，名为“在警察局内大喊大叫”。

她说这些时是比较平静的。

她牢牢的记得每个打她的警察的名字。她一定把这些名字在心底念了很多遍。

她有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那是一个人在受苦，受屈辱，悲伤的脸。她低着头，头发剪得乱七八糟。身高线显示她有一米五零。在残废之前，她是一米六六点八。她记得那个“点八”。

在监狱里她必须爬行，没有拐杖。她爬六个小时去上工。她因为爬行太慢，不能参加早操而受罚。在小黑屋子里挨打给她的痛苦，似乎比不上在众人面前受罚的痛苦。她的语气激动起来。

受罚的内容是在墙边“撅着”，让所有人都看见。

她用了“邪恶”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女狱警。之前，她很少用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字眼来形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还有一次，她用了一个词：“杀身大祸”。

公园里不只她一个，很多有相似经历的人聚集在一起。很多人脸上写着愤怒，不平，激动。面对摄影机，很多人激动之中有一份害怕，于是在说完愤激的话之后，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

她是一直比较平静，笑吟吟的。她一直平视着镜头。

只有当一个维权律师，有些不好启齿的叫她将被猥亵的经历讲出来时，她很快的瞥了一眼镜头外。镜头外是她老实巴交的丈夫，一个退休教师。

她讲了自己被某一个警察脱下裤子，警察尿在她的身上。她不敢喊“警察耍流氓”，喊“警察打人了”。警察因为被她踢伤下体，她又判了两年。她的残腿踢伤了警察——这样的监控录像，在判决时从来没有放映过，是空光盘。

夜幕降临了，丈夫支好了简易帐篷。她觉得有个帐篷还是不错的，因为一个女同志，还是需要一些遮蔽。她在公园的沟渠前刷牙洗脸。

她叫倪玉兰。她看起来约莫将近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