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邓铿就是被枪击而死的。邓铿是同盟会会员，1920年任粤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治军法纪严明，整肃贪污现象，厉禁鸦片走私，得罪了贩运鸦片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族人陈觉民和部分粤军将领。陈觉民在取得陈炯明的默许后，拉拢了曾被邓铿训斥过的侦缉处长黄福芝，并以升官为条件拉拢陈少鹏等人一起合谋刺杀邓铿。

　　1921年3月21日，邓铿要至香港迎接教官周孝怀来粤观光。这个消息被陈觉民得知，即通知黄福芝与陈少鹏到大沙头车站埋伏。当晚，邓铿从大沙头车站出来，正要上汽车，这时，黄、陈二人紧持手枪从人群中冲出，朝邓开枪。邓铿腹部中了二弹，送中法韬美医院，伤重不治，于23白晨死去，终年三十八岁。而刺客却在混乱的人流中逃去。

　　有人认为这一事件的制造者是陈炯明之侄陈达生，是陈达生买通督署两个卫兵作为刺客，把邓刺死。邓案发生后，陈达生逃往香港。邓的被刺有不少谜团至今仍未被解破，但他是被军阀指使的刺客用手枪射击而亡，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韩复榘刺张宗昌。张宗昌在20年代担任过山东督办，干尽环事，但在山东也有一定的势力。后因败去职，闲居北京。1932年8月，现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怕张招集旧部，东山再起，便热情邀张宗昌回鲁，乘机除之。韩任命程希贤为暗杀总指挥，下由陈凤山，郑继成等组成刺杀班子。在一次宴请张宗昌的席间，张有一枝新式手枪被韩的盟弟石友三看见，石友三极口赞誉，玩之再三，张慨然相“赠”。

　　9月3日晚上，张宗昌离济返京，在车门口与石友三、程希贤等—一握别，登上车厢。这时，早候在车站的陈凤山率先开枪，接着，时任山东省副总参议的郑继成也高喊“打死你这个王八蛋”，举枪射击，但扳机却瞎了火。张见状急忙跃出车厢逃离。郑连开几枪不中，最后总算有二枪击中张的头部，使张毙命。郑继成是郑金声的侄儿（继子），郑金声原为冯玉祥部军长、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1928年北伐时，为张宗昌所俘而被杀。张宗昌还宣称要斩草除根，刺杀郑继成。郑刺张后，大呼“我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广郑随即被警察押走。此案似可至此打上句号，但经检验，张宗昌为步枪子弹所中，而郑拿的却是手枪，所以郑继成不是真正的杀张者，真正的杀手是韩复榘布置在另一列车上的韩部执法队。郑继成被捕后，押济南法院看守所，由于各民众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请求，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下令特赦。这次，使张致命的武器主要是步枪。

　　1907至1908年同盟会革命党人由于两广云南六次起义失败，且暗杀端方未成，遂准备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与假装夫妇的汪精卫、陈壁君一起回国，在北京琉璃厂租下民房，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找来一个西瓜般大小的铁罐，到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加工成一个外形不像炸弹的弹壳，再装人五十磅炸药，制成一个效能极好的炸弹，存放在甘水桥旁的清虚观。3月31日晚，他们在什刹海北面，载淬上朝的必经之路小石桥下，将炸弹掩埋，因连续三天在此作业，结果被人发现，报告警察，挖出炸弹，并通过鸿泰永铁铺，知炸弹出自守真照相馆。数日后，黄、汪被捕。

　　郭人漳，湖南湘潭人，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3月暂莅湘潭。3月5日，湘潭绅商设宴欢迎。夜阑席散时，郭人漳乘着轿子返回寓所，当经过八总大埠桥时，突有数人向前抛掷炸弹，幸弹落桥边，随岸滚下，仅伤舆夫一人。“比见桥侧某饭店，门尚未关，恍惚掷弹之人系由该店走出，当将该店主拘获，送交司法署审讯，据供，谋炸不讳，同谋三人。”据说，刺杀原因是选举中的权力之争。

　　1948年国民党特务行刺何思源和1955年行刺周恩来都是采用定式炸弹设定时炸弹这一方法。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免职。1948年底，共军已包围北京城，何思源力主和平解决，并为之积极活动。国民党为了阻止北平和平谈判，命令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到北平指挥暗杀何思源的重大行动，具体负责的是保密局北平站长王蒲臣，侦防组长谷正文、行动组长杨丕明及特务段云朋、崔铎、刘吉明等人，他们决定用定时炸弹炸毁何宅。1949年1月18日凌晨三时，特务们来到锡拉胡同何思源住宅，段云鹏与崔择二人迅速上了东西房的房顶，由杨丕明等在下面运送炸弹。四枚炸弹被分成两堆安放在适当位置后，特务们离去。四点五十分定时炸弹爆炸，何思源的二女儿当场被炸死，何的夫人被击中四块弹片，受了重伤，而何本人仅受轻伤，送德国医院，再转解放区，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告吹。

　　过了几年，他们用同样方法谋炸周恩来。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杀手赵赋丞到香港探明情况，并乘机下手刺杀。赵到港后侦得周总理将乘“克什米尔公主号”赴印尼万隆，就用六十万港元贿通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叫他用定时炸弹炸毁飞机。4月11日，周梓铭给“克什米尔公主号”加油，便在左翼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当飞机飞到北婆罗洲近海上空，飞机爆炸，坠人海洋，致使中国代表团随员三人，新闻记者五人，越南代表团一人，外国记者二人及机组人员十五人被炸死。事发，周梓铭潜往台湾。但周恩来总理由于提前坐专机改道赴万隆，而幸免于难。此事，另一说是台湾“特种工作”侦防组长谷正文和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在香港收买机场的有关工作人员所为，凶手不是赵赋丞。但从近期披露的材料表明，前说较为正确。

　　1935年2月，日本决定扩大在华北的侵略，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大将派特务酒井恭辅大尉与清水次郎到北平暗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挑起事端。因时在早春，北平气候十分寒冷，故酒井决定采用特制的炸药木炭，暗中运进何的办公室进行爆炸。“这种炸药，外形与木炭无异，投入炉中并不立即爆炸，先释放出大量刺激性气味，令使用者不得不以为火盆里混入了异物而近前去查看，铁筷子几下一拨，马上发生剧烈爆炸，准保使拨弄人血肉横飞。”清水次郎装扮成一个乞丐，用一口纯正的河南话以“老乡”身份结识了何应钦的参谋、河南人屈从松，了解何应钦司令部的用炭情况与采购途径。为此，酒井他们特地在军分会附近开了一个木炭店，以低廉的价格把炸药木炭卖给司令部。这一次由于一个伙夫不小心在“木炭”上泼了一桶污水，弄脏了“木炭”，而把这批炸药木炭丢弃了，日本人的第一次行动失利。

　　刺客按计划，决定再用定时毒气器毒死何应钦，这种定时毒气器，用发条控制，开足一次，保证在二十四小时内有效，它会发出香水似的气味，闻之者即被毒毙。他们以二十万元的赏金买通了屈从松。一天，何应钦正在办公室看报纸，屈从松送资料到办公室，假装收拾文件，把毒气器放在桌下，但离毒气爆炸还有几分钟时间的当儿，何应钦在东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加膛忠康将军前来拜访，何应钦到会客室去会晤。一会儿办公室桌下“噗”的一声怪响，冒出一团白雾，立即把在办公室的副官毒死。何应钦获报后，下令封锁官邸，清点人数，独独少了屈从松，已知屈从松在半小时前离开官邸，随即派人搜查，在巷口把屈抓住。

　　蒋介石利用“军统”这个特务组织刺杀反蒋人士与国民党内的异己分子。1933年11月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反蒋的革命政府，蒋介石叫戴笠派出特务对蔡廷锴采取“措施”。戴笠选出梅一位、唐闻、徐大龙三名军统杀手前去执行。他们中，前二位原为北伐军总司令部警卫团战士，后一位原是总司令部医务所护士；特务处成立后，由戴笠把他们网罗进来，专搞“行动”。

　　梅一位等三人冒充商人混进福州，他们利用蔡廷锴每天要到十九路军司令部后面小巷中军队医务室注射补针的生活规律，闯入医务室，用刀捅死二名军医，把尸体拖进里间，然后换上军医的服装，等待蔡的到来。但那天，蔡有要事没来打针，使他们用毒针注射的阴谋未能实现。接着，徐大龙与唐闻冒充警察，借调查暗杀军医案的名义，再次来到医务室，被蔡廷锴的警卫人员识破而击毙。最后，梅一位在蔡廷锴司令部门口的青石板下放置炸药包，等蔡的汽车经过时开爆，也由于蔡离开福州到前线而未成。

　　民国时期，日本军阀与“东北王”张作霖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当矛盾发展到严重时，日本军方就采取刺杀的手段对付张作霖。

　　早在辛亥革命后的1916年，清王朝的一些余组成宗社党，其活动由于受到张作霖的限制而十分怨恨，便与日本浪人勾结，用掷弹的办法对张作霖实行过一次刺杀。

　　十多年后，再一次发生日本人刺张事件。1925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在人、财、物几个方面都支持张作霖。张作霖却节节失利，陷入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境地。日本想乘机大捞一把，表示愿帮助张摆脱困境，但要张同意出卖东北主权的五项条件。张作霖一心想摆脱自己的狼狈处境，几乎未假思索地一口答应，并在草约上签了字。待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消灭叛张的郭松龄之后，却把五条密约置之脑后。1927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向北挺进，对进入北京的奉军形势不利，日本想借机再次索取满蒙权益，日本公使要求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商租权、营业权”等，还逼张作霖履行当年密约，但张对日本的要求以各种借口敷衍推诿，而张对蒋介石却致意妥协，并幻想获得英美的支持。张作霖的这些举动再次引起日本的愤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岗中将与参谋河本大佐，认为与张作霖谈判无济于事，不如将他剪除，乘东北四分五裂，无人主事之机，占领满蒙。

　　河本一面派竹下至北京探察张作霖的行踪，一面积极部署对张的暗杀。商量结果是采用爆炸列车的方法，爆炸地点选定在南满铁路与京奉线的交叉点皇姑屯，因“满铁”当时由日军控制。并准备了一支“拔刀队”，万一爆炸失败，由“拔刀队”使用脱轨装置颠覆列车，刺死张作霖。

　　1928年6月4日清晨五时，当张作霖乘坐的专用列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桥洞时，河本按动电钮，日本人事先埋好的三十吨炸药突然爆炸，火光冲天，黑烟升空高达二百英尺，桥梁炸断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在山海关上车的吴俊升与张的六姨太即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气息奄奄，几个小时后死去。张作霖临死前急召其子张学良回沈阳，主持大政。为稳定局势，过了几天，等张学良来，才正式为张作霖发丧。这种刺杀方法既可用爆炸，也可用卸轨等方法，其准备时间长，爆炸力大，但由于要通过火车与汽车等中介，不一定立时致人死命。

　　与颠车相似的有颠轿。清朝黄珠刺县官，就是用这种方法。黄珠是九江市一个老实的铁工，与邻居李某交好。李某教书为业，清白本分，属小康家庭。李的父亲作为乡董，性格严正，被土匪所忌恨。有一次，县令周某抓获了土匪，土匪诬指李父是窝贼的主儿。县令于是逮捕了李父，乘机索取厚贿。由于李家没有满足县令的贪欲，县令便采取严刑逼供的手法，百般凌屏，最后还是把李父杀了。黄珠决心替友人报仇，他投到县令手下，当了一名轿夫。一次，轿子抬到山岭上，黄珠故意慢行，当抬到绝险处，天已经黑了，黄珠突然放手，县令“颠于崖下，四肢皆折”。黄珠从绝壁处，攀藤萝而下，把县令的头割了下来，替人报了仇。这个故事一直在清朝传颂，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贪官污吏的憎恶。

　　陈炯明行刺孙中山，用的是“机炸”年段。1922年6月15日，广州军政府陆军部长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炮击总统府与孙中山的住所越秀楼。孙中山总统在卫兵的保护下，安全转移到海军军舰上。陈炯明叛变的消息传出，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海军全体官兵通电，一致拥护孙中山，北伐军也从粤赣边境班师讨陈。局势对陈炯明越来越不利，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陈炯明经反复考虑，决定立即除去孙中山。他以五十万大洋的价格，买通了飞行员庞炳云，并从香港借来一架双翼双座教练机，还在飞机中装上几箱带**的炸药。陈炯明决定利用每天下午六点，在永丰舰上的孙中山要到甲板上踱步的习惯，叫庞炳云驾机撞舰。一天下午，陈炯明的观察哨报告，孙中山已上甲板。庞炳云便迅速从粤军大操场起飞，直赴黄埔永丰舰，一会儿已到军舰停泊区的上方，能清晰地看到永丰舰的烟囱、大炮及甲板上的孙中山。为了寻找最佳俯冲角度和选择逃生的跳伞点，庞炳云转了几圈子，决定从东南方向切入，再转了一圈，正当俯冲时，孙中山却由于紧急军务，已回舱中了。飞机在军舰上方多次绕圈盘旋，引起了永丰舰的警惕，舰长一声令下，高射机枪射出一串子弹，在飞机侧翼掠过，庞炳云一看苗头不对，还是逃命要紧，赶紧飞回大操场。庞炳云一下飞机，即被陈炯明的副官扣住，押往粤军司令部，暗杀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