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异的态度。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 zhi的人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这几年来，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至此，“主张一阶级专 zhi”的民权论者与“信仰自由”和“争自由”的人权论者的政治分野已经泾渭分明。而二者最初的裂痕，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所提社会进步之“两轮”——人权和科学，到后来改为“德”“赛”两先生——民主（或民权、平民主义等）和科学，便已见端倪。
此时，正在北京搞学运的陈毅（笔名“曲秋”）将一篇《纪念列宁》的油印稿寄给徐志摩，徐不以为然，于1926年1月21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进行反驳：“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不希望马列主义“传布”，因为列宁“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他认为“共产革命”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他劝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