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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被埋没了的伪满洲国最高机密 [打印本页]

作者: 210007508803 时间: 2009-12-21 09:00 标题: 被埋没了的伪满洲国最高机密

　　“绝密会见录”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等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见情况，堪称伪满洲国最高机密。它由当时一直担任溥仪的随从翻译的林出贤次郎暗中记录，并偷带回日本秘藏数十年。通过这份详尽的会谈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伪满洲国真实的一面。本文选自《溥仪的另一种真相——秘藏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05年，林出24岁在新疆的中俄边境进行调查时

　　

　　秘藏在林出家的《绝密会见录》

　　文件共有十来册，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件，是在位于和歌山县御坊市一户姓林出的世家中。那一天，林出家的主人林出贤三，从书房搬出这些文件，放在客厅内用榉木做成的结实的桌子上。文件共有十来册，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这些文件都用白色的和纸作封面，并经过一番精心的装订。封面上没有标题，而在封面的背面，用独特的字体写着“绝密会见录”五个字。

　　“这是父亲贤次郎遗留下来的文件。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决不要把库房里的东西给任何人看。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这些文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父亲一直以来都严守着的秘密啊。”贤三说。

　　贤三的父亲林出贤次郎长期在外务省工作，在“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日本大使馆”担任书记官时，有好几年兼任“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翻译。

　　收藏在林出家仓库中的《绝密会见录》，以对话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日本方面的要人、名人会见（会谈、谒见）时的谈话内容(其中也有一些是“满洲国国务总理”和日方要人的会谈记录)。可想而知，这部文件是外界绝对无法知道的“皇帝密室会谈记录”。

　　记录者之所以用“绝密会见录”这一标题，与其说是想表明这是一份“顶级机密”，倒不如说更想强调“属于最高机密的会谈内容被记录并发送”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

　　《绝密会见录》的记录，从1932年11月开始，到1938年4月结束，历时五年零五个月。所记录的会见时的谈话内容，共计四百九十六回。与溥仪进行会谈的日本人有二百十余名。与会见次数相比，出场人物的数目要少一些，这是因为与同一个人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在“满洲国”，历届关东军司令官都同时兼任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为了让“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法律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并且为了能把“日本的政策动向，日本政府的目的、意向及时传达给皇帝”，溥仪每个月有三次会谈，是与关东军司令官进行的。

　　《绝密会见录》所记录的会谈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满洲国”的人事组阁；关东军和“皇帝”、“国务总理”在人事安排上的交涉；有关“国政”的议案；溥仪的访日；“帝位继承”问题；有关“满洲国”的国际形势；卢沟桥事变和中日战争战况；日本移民和“满洲国”民众的摩擦；对“日满”双方有关人物的评论、各种流言丑闻等方方面面。《绝密会见录》把在“满洲国”初创时期属于最高机密的会谈，事无巨细都记录了下来。

　　关于《绝密会见录》，就连林出贤三也从未听父亲贤次郎提起过。

　　自从1938年1月，林出“宫内府行走”的职务突然被解聘以后，在长长的五十年岁月里，这本绝密记录就一直被深藏在和歌山县御坊市的仓库中，没有任何人知道。

　　1967年10月，溥仪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在他生前，曾在1946年8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证言中以及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谈到了很多有关“满洲国”的事。可是他绝对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着一份原原本本记录着他本人谈话内容的文件。通过这份详尽的会谈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满洲国”真实的一面。

　　《绝密会见录》可以说是绝密的公文。这份与昭和历史相关的重要记录，为什么会被埋藏在林出家的仓库中直至今日？对此，贤三是这样说明的：“父亲一直受‘皇帝陛下’的宠爱，他怕给‘皇帝’带来麻烦。父亲生前，‘会见录’不要说是外人,就连家人都不曾看见过。估计从中国回日本时，父亲把这份文件混在家具中，小心翼翼地带了回来。如果被军部发现，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的确，当时如果泄露了这份与“特命全权大使”，也就是关东军司令官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件，将会因泄露军事机密而受到严厉处罚。

　　贤三继续说道：“这一份是留在‘满洲国’的副本，正本是发送给外务省的，想必留在外务省。”

　　日后通过调查得知，外务省的“正本”，战后因战败的混乱而丢失。送往外务省的那一份，估计都是用打字机打印整齐的。留在林出家的，可能部分是正本的复印件，部分是打印之前的底稿。

　　1985年，曾在“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管理机密文件的书记生佐久间真澄(1995年去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是当时知道《绝密会见录》的唯一在世者。

　　“《绝密会见录》啊？记得很清楚啊!是林出做的……因为我在大使馆是专门负责管理机密文件的”，佐久间明确地回答。

　　1932年，在“满洲国”开设“日使馆”时，佐久间被录用为特约职员。

　　外交官的工作，是两年左右就会有一次调动的。在满洲国，有很多如日满议定书之类绝对不能向外界泄漏的绝密文件。所以外交部就设置了一个专门管理机密文件的职位，我担任这份工作直到战争结束。

　　这位佐久间得知，《绝密会见录》在过了半个世纪后依然被完好地保存着，不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父亲去世后，儿子贤三在整理遗物时才知道这份重要资料的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他，1985年，将此事告诉了国立国会图书馆政宪资料室的广濑顺皓。这一年已是林出去世后的第十四个年头了。

　　关于林出贤次郎

　　为什么《绝密会见录》会被秘藏在林出家中长达五十年之久？这话还得从收藏者林出贤次郎说起。

　　林出贤次郎，1882年作为津村长次郎和泰芦的次子，诞生在和歌山县日高郡美滨町。林出十三岁时，作为养子，被送往御坊市汤川町林出精一的家中。1901年，林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和歌山县立第一中学。由于养父母不同意他继续升学，林出便在纪三井寺高等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始终没有放弃壮志的贤次郎，终于有幸被选为和歌山县唯一的公费留学生，于1902年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当时二十岁的林出从此开始了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生活。

　　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期间，林出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增长见识，常利用暑期到中国各地旅行，三年留学期间他一直都没有回家过。

　　1905年4月，林出刚毕业，便被外务省录用为特约职员。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刚上任的林出接受了一项危险任务，名为“调查清国新疆省俄清边境伊犁地区”。

　　林出在伊犁逗留了五个月，后又在乌鲁木齐逗留了三个月。其间，他与乌鲁木齐的布政使王晋卿结为知己。返回北京后，林出被正式录用为日本外务省驻清朝的中文翻译。同时，经外务省特别批准，又受聘于清政府，成了一名清朝的教官。

　　1907年，他又一次前往乌鲁木齐，这一次是作为清政府官员，去完成与王布政使的约定，赴任新疆法政学堂和新疆陆军小学堂的教官。为了表示对林出的谢意，王氏把自己所知道的清朝礼节、中国文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林出。

　　林出贤次郎在乌鲁木齐生活了三年，于1910年回到北京。

　　林出受到溥仪的绝对信任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因日本承认“满洲国”，9月15日，在“新京”(长春)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的签字仪式。

　　作为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陆军大将——武藤信义的随员，林出在签字仪式结束之后，便被直接调往了在“新京”的“大使馆”。1933年1月，林出同时又兼任了“满洲国”执政府的“行走”，也就是溥仪的翻译。同年2月，林出又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部的特约事务员，顺理成章地兼任了关东军方面的翻译。

　　两次新疆之行，让林出从布政使王晋卿那里学会了清宫廷用语，当林出作为翻译出现在“日满议定书”签字仪式上时，溥仪注意到了对清朝宫廷用语运用自如的林出。

　　1934年3月1日，溥仪从“执政”转为“满洲国皇帝”后，对于新设置的“尚书府秘书官长”这一职位，溥仪强烈要求林出就任。可是对林出同样有极高评价的日本政府方面的要求被优先考虑，林出只好兼任溥仪翻译。因为，林出如正式就任于“宫内府”，就须辞去“日使馆”外交官员的职务。

　　溥仪在自己的人事安排受挫后，觉得至少也应该给林出一个名誉职位，于是特别授予林出“宫内府行走”这一官职。就任“行走”期间，林出一直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溥仪。

　　外务省和“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的苦恼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外务大臣弊原喜重郎表明了不扩大事变的方针，遭到了具有武力背景的军部的反对，军部强行扩大了事变。外务省充满了对军部的强烈不满，但对此又无能为力。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就任了第一任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之后到战争结束为止，先后有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共计六任。

　　根据“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对“满洲国”的政务指导全盘委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因此，外交问题的政务指导权最上级是关东军司令官，但是这份权力应该和“在满日本大使馆”共同行使。而事实上，“使馆”外交官们却被无视，外交事务都是关东军司令官独断专行的。位于“新京”(长春)的“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所谓的馆舍，只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个角落。关东军不过是想以这种方式向日本政府表明：外交事务是他们和外交官们共同管理的。

　　当时，外务省对于军部的独断专行已有了危机意识但又束手无策，所以驻“满洲国”的外交官决心冒险，将绝密情报送往日本外务省，这便是《绝密会见录》诞生的背景。

　　1933年，栗原正一等书记官向谷东亚局长申报了《绝密会见录》一事。

　　为了防止一旦被军部发现，能够应对军部的责任追究，外务省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绝密会见录》由“驻满洲国大使馆”的参事官或一等书记官发送给日外务省东亚局长，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属于“半公信”。也就是说，文件内容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私事。因此，发送时不需要经过大使的许可，便可发送给外务省。在“满洲国”的外交官，就是以发送“半公信”的方式躲避了关东军司令官的监视。也因如此，在《绝密会见录》中，凡关东军司令官的谈话，都是写“武藤大使说……”，用“大使”的称呼。

　　只要写上“大使”，那么就属于外务省的内部问题。不能说是泄露了关东军司令官的情报，因此不能算泄漏军事机密。

　　栗原正、谷正之和《绝密会见录》

　　在阅读《绝密会见录》过程中，一天，一张印有“在满特派全权事务所”的公用信笺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仔仔细细地读了起来，读完之后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张公用信笺是1933年1月10日，“驻满日本大使馆”向日外务省发送的信函。发送人是“驻满日本大使馆”事务方面的负责人栗原正一等书记官。收件人是外务省的谷正之东亚局长。信函是这样写的：

　　武藤大使现每月逢一与执政(溥仪)及国务总理(郑孝胥)举行定期会谈。鉴于此会谈内容深入涉及诸般问题，因此执政对会谈内容的泄露极为防范，连室外的侍卫官都被下令退到远处，执政府的专任翻译也不得在场，唯独林出书记官被许可同席。

　　由于会谈内容涉及满洲国的现状及将来，当然会谈到帝政问题以及对中国的外交原则等重要问题，想必是一份重要资料。就连关东军参谋等人也迫切想知道会谈内容，但未经大使批准，会谈内容一概不得告知。从今日起将会尽力向阁下呈送每一次会谈内容。关于严守秘密，对外当然如此，即使对于省内(外务省)，也望仅给非常有必要的人作为参考资料。

　　这封信函，明确地写下了记录《绝密会见录》的目的。这份记录正是日本外务省用来窥探溥仪和在“满洲国”的关东军动向的情报。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的会谈内容，是连关东军参谋都渴望到手的极其重要的情报，外务省为了收集这些情报，利用了溥仪对“驻满洲国大使馆”书记官林出的绝对信任。

　　在外务省被允许阅读《绝密会见录》的，只有外务大臣、次官和东亚局长三人。

　　摘自《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作者: 66989 时间: 2009-12-21 09:14

内容呢?8803......该不会成阄割版嘛

作者: 守夜的狗 时间: 2009-12-21 09:39

没看到啥机密，瞎忽悠一通，浪费人的间

作者: 天云易 时间: 2009-12-21 20:08

不能不说,TG对溥仪的洗脑还是相当成功的,看过其自传"我的前半生"就知道了
活生生把个皇帝改造成个GD死忠分子

,以前穿衣服都不会,洗脑后来居然还加入了首都民兵,接受老毛的阅兵

作者: 蒋光头 时间: 2009-12-25 00:28 标题: 回复 5# cocodota 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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