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的援段方针与直皖矛盾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通电辞去总统职务，段祺瑞再度出任国务总理。但段拒绝恢复《 临时约法》 和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孙中山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西南各省军阀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以“护法”为招牌，与段祺瑞北京政府相对抗，中国政局出现南北分裂的形势。
此时，日本公开抛弃了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骗人幌子。内阁于七月二十日通过决议，宣称：“现鉴于各国既已对中国现政府成立的合法性表示承认，并表示同情，因此，帝国政府认为，给予段政府以相当友好援助，以期中国时局的稳定，同时设法解决日中两国间的若干悬案，方为得策”。并决定采取如下政策：“一，中国政府为改进其施政，向我要求所需之借款时，我财团可按照与有关各国财团之契约，或者与之保持协调，共同或单独予中国政府以所需要之财政援助。二，关于武器等军需品之供给，可权衡利益，审度机宜，对中国政府之希望，加以友好的考虑。三，帝国政府官宪须保持与南方派之间相当接触，同时，始终持以公正态度，要注意不要有引起南方派期待我援助之言行。四，南方派在我势力范围地域内之活动，除以该地为阴谋策源地外，帝国政府只可采取严密监视，要避免特别露骨地压制。五，关于南方派切望之借款及军需品的供给，帝国政府拒绝为之斡旋，且勿予以鼓励或后援。”[40]这说明日本已认定段祺瑞皖系军阀是其理想的侵华工具，决心全力支持段祺瑞的北京政府。
寺内内阁确定援段方针后，便以各种名目给予段祺瑞政府大量借款。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后不久，即先后派傅良佐、吴光新拜会日本驻华武官斋藤季治郎，希望日本提供军械装备。十月六日，日驻华公使通知段祺瑞，日本政府决定给予军事援助。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北京政府陆军部与日本泰平公司签订一千八百余万日元军械借款合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又签订第二次二千二百四十二万余日元军械借款合同，两次购买日本军械计有：步枪125 , 000 支，子弹7 , 750 万发，机枪372 挺，子弹1 , 577 万发；山炮316 门，各种炮弹119，100发；野炮228 门，各种炮弹96 , 400发；榴弹炮27 门，各种炮弹3 , 360 发；以及各种武器的附件、配件等。[41]
另据日本大藏省理财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编制的一份文件透露，寺内内阁在职两年期间，“对华借款总额约达386 , 000 , 000 日元的巨大金额。与寺内内阁成立前当时的对华借款总额120 , 000 , 000 日元相比，仅仅两年之间，就增加到三倍。”这其中“对中央政府借款：279 , 860 , 000 日元，对地方政府借款18 , 570 , 000 日元，对公司及私人借款88 , 020 ，000日元。”[42] ；
上述借款由西原亲自经手签订的共有交通银行等借款八项，共145 , 000 , 000 日元，此即所谓“西原借款。”
日本的巨额借款，大部分都充作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据北京政府财政部所经手的电信、吉黑两省林矿、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山东二铁路五笔借款一亿日元的开支明细帐，其中仅直接用于军费和购买军械之款即占总数35.3 ％。支付内债本利占34 % （内债系指北京政府临时挪用或借用交通银行等用作军政费之款），实际这笔钱也多用作军费。上述两项合并即占借款总数69.3 ％[43]，至于直接归陆军部门掌管的军械借款和参战借款，则全部用于内战军费开支。曾任段祺瑞财政总长的曹妆霖，在其《民初外交回忆录》 一文中说：当时军政开支“每月约需二千万元，而财政部可靠之收入，每月只余关余、盐余（海关、盐税抵押外债，每月付本息所余者）、烟酒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等，合计不足一千二百万元，尚短八百万元，则藉借款为弥补”。[44]当时任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的陆宗舆回忆说：“若所谓卖国头衔者，实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原来该借款之欲求汇行代转合同，系中日两政府之转圜办法，而为舆所拒谢。时润田（曹汝霖）长财政，需用孔急，以至我两人大生龃龉，致数日不相往来。一日舆为合肥（段祺瑞）所招，谓曹锟师将北溃，苟无大借款以撑此局面，则政局将生绝大波澜，除将二千万日金借款令汇业代转合同，以期速得款项救急之外，绝无其他办法”；“舆以义不容辞，而允为即签”[45]。上述有关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说明，若无日本的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则无力向南方用兵；而日本之所以积极支持段祺瑞向南方用兵，则是为了向长江流域南方各省扩张侵略势力。
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中的两大实力派。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冯国璋的直系则盘据长江流域的江苏、湖北、江西等省。段主张武力统一，对西南各省用兵；冯却主张和平统一，与西南各省信使往来，双方明争暗斗，不时出现矛盾和磨擦。湖南战事爆发后不久，冯国璋即指使直系军阀王汝贤、范国璋两师通电主和，主张南北双方停战，并遽然退兵，致使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傅良佐仓皇由长沙溃退。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直系督军，也相继通电主张南北停战撤兵，并声言愿任调停之责。直系这些活动，使皖系进攻湖南的计划破产。段祺瑞被迫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冯即任命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王士珍继任国务总理。在和战问题上，直皖矛盾表面化，并且随着政局的发展，日趋尖锐。
在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中，日本总是站在皖系一边，压制和打击直系。对段祺瑞被迫辞职一事，日本政府非常关心。徐树铮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致皖系军阀的密电中曾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指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讯，称以各省不拘留为疑。……又询此次结局如何，答以在个人之见，恐不免小则苏、赣易人，大则东海（徐世昌）出面收拾云云。彼即立电寺内，详报一切。昨燕孙（梁士诒）自日来电，言寺内已训令渠系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尽力友谊援助等语。所关甚大，特飞闻。”[46]因而，段祺瑞下台后，仍气焰嚣张地向日人坂西利八郎说：解决时局的办法是首先将江苏督军李纯免职，“王（士珍）不认去李，可即去王，冯国璋不认去王，更恐有人起而去冯。”[47]皖系为反对直系，淮备发动政变。为实行上述计划，皖系还拉拢奉系张作霖，将奉军陆续调进关内。
日本虽然对直系的活动和段祺瑞下台深为不满，但也不赞成皖系的政变计划。因为日本顾虑北洋派发生内哄，势将引起北方政局混乱，这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极为不利，且易引起英、美的干涉。所以，正当皖系积极布置政变之际，日本外相本野于二月二十一日致电驻华代理公使芳泽谦吉说。“本大臣于二月二十日邀章公使前来，作为私人谈话，对他说‘据各方面的情报，似有使冯总统和王总理退隐，使徐世昌与段祺瑞等掌握政权的计划。其根本目的虽系树立举国一致的中央政府，以谋求中国的统一，但北京政界将因此而更加引起混乱。鉴于世界政局的现状，并鉴于中国目前对外关系，相信此计划决非适当的措置。而且中国政界的动摇不安定，将对实现中日提携的两国方针，形成莫大障碍。希望此时在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等之间，充分疏通意见，取得同心协力，以谋求解决日前时局的办法，尚希章公使对此有所尽力。’其次，对于冯国璋，预定由青木（宣纯）中将，对于段祺瑞，预定由坂西（利八郎）少将，根据上述意旨予以劝告。希阁下即与二人协商，为完成此任务而采取适当措施。”[48]
与此同时，曹妆霖、陆宗舆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邀请西原尽快来华。寺内、胜田认为西原应“立刻前往”。三月十八日西原抵北京，二十日见段，极力怂恿段再次复任总理，不要计较冯国璋是否有诚意。西原说：“当前中国的现状不容许吾人斤斤于此类问题。只要能灵活运用政权、兵力和财力，天下事何不可为？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没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 [49]日本既不希望直皖兵戎相见，，又不愿自己苦心扶植的代理人失势，故而一面制止皖系军阀轻举妄动；一面向冯国璋直系施加压力，促其同意段祺瑞再次出任总理。
由于日本出面干预，直皖双方终于妥协。三月二十三日王士珍辞职，冯国璋任命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段一上台，即于二十六日召集国务会议，决定再次向湖南发动军事进攻，声言要在三、四个月内打下广东，并将唐继尧滇系军队逐出四川。对于段再次向南方用兵，日本帝国主义予以积极支持。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给外相本野一郎的电报中说：“目前的（中国）政局，不仅是段内阁对西南政策的危机，而且就帝国的立场来说，也是非常严重的危机。”当前段应该“进一步南征，有必要再向南方施加压力。”在段夺回广东和肃清四川以后，“再提出南北议和较妥”; “在讨伐经费方面，如果我方不予相当援助，也显然难以成功。”[50]
为了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对湖南用兵，日本政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三十日，以电信借款名义，给予段祺瑞政府二千万日元借款。对于这笔借款，“彼此心照，不用于电信方面”[51]，而大部分拨充皖系内战经费。
此时的日皖关系，正如徐树铮所说的那样：“我北军（实际指皖系军阀）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52]；日本政府也认为段内阁的危机，对日本来说，“也是严重的危机”，双方的勾结已浑然成为一体。
五、日本所谓的日中“军事合作”与“经济合作”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段祺瑞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日本寺内内阁即将其酝酿已久的所谓日中“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的各项方案，一个个地提上日程，而签订“中日军事协定”，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所谓中日军事协定，即是以防止“俄、德势力东渐”为借口，以军事协定为依据，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及其军队的控制，出兵北满，夺取原沙俄在华的侵略利益。时任北京政府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在写给寺内的信中，曾十分露骨地说：“此次在对俄国的军事协定名义之下，首先是把对中国军事指导控制在我国手中”；并主张“军事协定签订后，迅速援助中国政府编练其准备参战的几师国防军，加强中国对内对外的实力”；新编国防军“经费仰给于我国，其组织和训练，也由我国给予帮助。”[53]显然，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加强皖系军阀在国内的实力，更主要的是企图借此控制中国的军队，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附庸。
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田中义一致函坂西利八郎，指示他采取措施，诱使冯国璋、王士珍同意并主动提出中日建立军事同盟，以免“万一由我方建议，而冯、王不表同意时，极有损我国体面”[54]。二月二日坂西复电说：“本职和参战督办段祺瑞（段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辞国务总理后，于十二月十八日任参战督办）与陆军总长之间，正在制定大体计划。”二月五日田中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式提出，由冯国璋指定段祺瑞负责此事的交涉。段对日方的建议，欣然允诺，并表示将为日军提供一切方便。段对坂西说：“请放心吧！我所担负的互相协作的军事行动，一经开始，事实上不致使日军有任何不便。例如贵国军队对西伯利亚作战而使用北满，乃理之当然，在外交上应无任何障碍。”[55]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由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共同防敌的要求；日方函复表示接受；五月十六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五月十九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参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的军事行动，则“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中国军队及军需品经南满铁路运输者，须交由日方负责，而日军须经中东路运输者，“中日应设协同机关”负责。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和占用中国的各项设施，而中国必须提供交通运输等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满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后，段祺瑞即以参战处名义，密电北方有关各省确实遵守“协定”条款，并规定：“我军接待各国军队，和平为要，敬礼诚恳尤为要；途次为要，居处往来时为尤要。交邻之道，允宜抱信守礼，尽其在我。条文内既经声明，两国互相尊重其平等，万不宜时有强弱之见，或遇事过存猜测之心。务祈切饬各队行之以慎，待之以诚，持之以久，并明白誡谕所属官长兵士，共明斯义，一体遵行，不至失己失人，是为至盼”[56]。一副卖国嘴脸，跃然纸上。
军事协定一经签订，日本立即将其策划已久的阴谋，付诸实施。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日本宣布对俄出兵，十三日即往黑龙江省调兵；十六日未与中国协商，即单方面宣布出兵北满；十七日陆续侵入哈尔滨、博克图、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并强占满洲里驻军营房，勒令中国在满洲里的驻军“退驻后方”，限期将营房腾出。黑龙江驻军急电北京政府告 道：“此次日军举动，志在乘机侵吞北满，其借口满站我兵单薄，迫令退出，已事在必行。将来沿线驻军，恐亦在排斥之列，即不明为排斥，而路权若归日人主持，交通难免受制。”[57]同时，在黑龙江各地，日本公然行使军用票，俨然如占领军。十月十八日新疆督军杨增新报告说：日本调查员九人已来新疆，分赴塔城、伊犁、喀什等地从事调查，并“拟在兰州、肃州一带屯驻四师团之重兵，又酌分一、二师团集中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名义上仍托为防俄防德云云。”[58]上述日军的种种侵略行径，充分说明了中日军事协定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日本凭借这个协定，肆意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即使按协定规定应由两国共同商定的重大事项，日本也任意单独行动。当英、美等国询问北京政府，日本出兵北满是否事先征得中国同意时，日本竟蛮横无理胁迫中方出面澄清，声明双方事先已有所协商云云。[59]中日军事协定中所谓双方“互相尊重其平等”的漂亮辞令，完全是欺骗世人耳目的谎言。它实质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了合法的条约根据。段祺瑞皖系军阀这种赤裸裸的卖国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当日本在华积极推行中日“军事合作”，的同时，也加紧实施中日“经济合作”的具体计划。这主要由西原具体贯彻推行。所谓“经济合作”的具体内容，主要反映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寺内亲笔拟定的题名为《借款问题及其他》 文件中。这份文件是寺内与外相后藤新平、藏相胜田主计共同商定后起草的。它提出了有关对华政策中中日经济合作的具体要求。[60]文件中所列各项，重点是矿产资源、铁路、币制改革。吉黑两省森林金矿借款、建立炼钢厂、放弃庚子赔款，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铁矿、棉花、羊毛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变中国为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及商品销售市场；组织中国铁路资本团，目的在于对抗和排斥欧美各国在华的铁路建设，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范围和战略地位；发行金本位纸币，是企图逐步改变中国的银本位货币，使之与日元联系起来，以便于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日本想以大量资本输出的形式，加强它在华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准备战后与欧美各国在华进行激烈竞争。这也是寺内内阁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西原携带着寺内的指示，第六次来到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会谈。六月十八日签订吉会铁路一千万日元借款合同；八月二日签订吉林黑龙江金矿森林三千万日元借款草合同；八月六日又就下列问题交换了如下文件：一、国营制铁厂借款合同，制铁及铁矿砂供给合同及其他附属文件。二、退还庚子赔款及产业发行议定书。三、关于中国铁路资本团的议定书。上列文件，俱作为曹汝霖、西原协定，拟成备忘录互换，言明俟征得日本政府同意后，另行缔订正合同。[61]同时，双方还就整理税制和改革币制等问题，具体交换了意见。日本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部分如愿以偿，西原非常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到燕以来，以七十天的时间，为日中经济合作结成纽带，为东亚永久和平打下基础。前年访华时值袁世凯去世不久，回忆当时日中关系的情况，实有隔世之感。”[62]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吉林黑龙江金矿森林、满蒙四铁路、山东济顺高徐铁路、参战等四项借款合同，而炼钢厂一亿日元借款，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危机，致使寺内内阁倒台，而被搁置下来了。
段祺瑞北京政府，对日本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有求必应。只要日本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拍卖。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已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寺内正毅下台时曾自夸侵略中国之功绩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什倍于二十一条”[63]。
一九一九年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美列强势力卷土重来，各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打破了日本在华称王称霸的局面。继寺内正毅任日本内阁首相的原敬，被迫采取与欧美各国协调一致的对华侵略方针，开始修正它的支持皖系一派军阀的对华政策。
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日本根据它与北京政府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与英、美、法等国狼狈为奸，竟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特权，全部交给日本，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成为帝国主义宰割的对象。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愤怒起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参与历次对日交涉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皖系军阀祸国秧民的罪行，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二○年七月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利用了全国人民反日反皖系的斗争情绪，发动了直皖战争，打垮了皖系的主力军队，长期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皖系军阀也倾刻瓦解。这样，日皖勾结、操纵中国政局的时期也随之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