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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还记得吗？1988年上海“甲肝” 一月病倒30万 [打印本页]

作者: 210007508803 时间: 2009-12-7 01:11 标题: 还记得吗？1988年上海“甲肝” 一月病倒30万

1988年初春，在上海市民的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打乱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正常生活。空前拥挤的医院门诊，摆满病床的工厂仓库，甚至是旅馆和学校教室，还有街头关于疫情蔓延的传闻和流言……
一时间，分管卫生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来势凶猛
一月病倒30万

　　1988年1月中旬，上海出现了第一例甲肝病人。之后，患者人数急剧攀升，开始每天约为一两百例病人，接着三四百例，后来是每天一两千例。我们虽然已有准备，但还是没想到疫情会如此严重。至1月底，每天新增的甲肝病人已上升到一万例左右。2月1日那天病人数量更是惊人地超过了一万九千例。各家医院都有大量的病人涌进来，他们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乏力，少部分有脸色发黄等典型症状。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等待诊治。有的怕传染家人，医院没有空床位就自带折叠床、被褥，来到医院，要求立即住院。

　　上海各家医院，包括肝炎等传染病房，以及所有的内外科病房，当时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但甲肝病人数以万计，且发病十分集中，即使医院里任何病人都不收治，腾出所有床位，也无法解决甲肝病人的住院问题。于是我们要求沪上一些大中型企业腾出仓库，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本企业的甲肝病人。

　　另外，适逢中小学放寒假，有的区就把部分学校的教室办成病房。一些小旅馆也被要求空出客房接收病人。部分正在进行改建的房子，也暂时停止改建，用来接收病人。当时，我们召开了各区分管领导以及市卫生行政防疫部门的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要求，要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就多了一个传染源。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这确实是建国以来上海全社会参与的一场防治传染病的“硬仗”。

　　当时部分人群显得特别紧张，如果听说某户人家出了甲肝病人，同一幢楼里的居民上下楼都不敢摸栏杆，有病人的家庭会很快被周围人“孤立”起来。所以病人一旦得病，就要为家人、为楼里的邻居考虑，千方百计地想住进医院。由于床位供不应求，甚至发生了不少病人和家属跑到病房抢床位的情况，引起了争执和吵闹，医院也不得不请来警察帮助维持秩序。

　　不仅医院，卫生行政部门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市民的意见焦点都集中到了卫生系统。当时上海南市区（现已与黄浦区合并）的卫生局局长韩幼文是我二医大的同学。我记得她打电话给我，哽咽着说：“病人那么多，都要住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一位区卫生局局长在电话中哭诉她的无奈，可见当时所受的压力之大。

　　甲肝流行后不久，出现了死亡病例。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关于死亡数字的多个版本，造成了部分人群的恐慌心理。

　　这场甲肝暴发，共有31例病人死亡。死亡病例的出现，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甲肝是一种自愈性疾病，患者可不用任何药品，只要休息好，保证一定的营养，注意卫生，一般一个半月或两三个月左右就能自己痊愈。我们对这些死亡病例作了调研分析，发现这
31例死亡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的原来就患有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等。从总体上看，从总体上说，全年有230万人吃了毛蚶，而得了甲肝的35万病人中，仅31人死亡，这个死亡率还是很低的。

　　追根溯源
美味毛蚶是祸首

　　当时，一开始出现的并非甲肝，而是一场痢疾流行，这场痢疾流行于1987年年底。那时，当我和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得知本市因腹泻而急诊的特别多，立即走访了好几家医院。上海的医院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凡是患有腹泻的病人看病时都要被查问并登记其可疑的饮食史及有无同时发病。我们从登记本上发现，绝大多数病人都吃过毛蚶。因此，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我们基本确认，是受到污染的毛蚶引起了痢疾流行，之后对病人粪便的细菌培养得到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判断。

　　现在很多上海人一定还记得当年是怎样吃毛蚶的。用开水把毛蚶泡一下，然后用硬币把壳撬开，在半生不熟的毛蚶肉上加点调料就可以吃了。这被许多上海人视作美食。这种生食毛蚶的方法，就让毛蚶腮上所吸附的大量细菌和甲肝病毒轻而易举地经口腔侵入消化道及肝脏，导致疾病。

　　菌痢的潜伏期短，可以在24小时内发病。甲肝的潜伏期则是两周或至一个半月。因此，由受污染毛蚶导致的菌痢流行后，就要警惕有甲肝的流行。我和王道民意识到痢疾的流行，也许是甲肝流行的先兆，上海很可能会在两周以后出现甲肝流行。而对于食源型甲肝流行，我是有经验的。在1983年初，共有4万人患上甲肝。当时我在医院工作，一时间病人来得很集中，对于因床位不够，急于增设病房、扩充床位等印象很深。当时的病人多数也是食用了毛蚶，属食源型甲肝暴发流行。

　　有这点意识之后，在1987年末菌痢流行之初，我们立即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甲肝病毒；二是通知各家医院把床位逐步腾出来，做好收住甲肝病人的准备。送检一个月之后，毛蚶病毒检验报告出来了：有甲肝病毒颗粒。这证实了确实是由毛蚶传播甲肝的判断。

　　对于1988年的甲肝流行，我们可说是做到了“未雨绸缪”——既有思想准备，也有物质准备。但是我们还是没能料到，这次甲肝流行来势会那么猛，影响会那么大。

　　市政府领导
承受了巨大压力

　　当时，不但疫情严重，社会的恐慌心理也随之造成了双重压力。但平息市民的恐慌，并非说几句话就能行得通，还要让他们感到疫情是能得到控制的。我作为分管卫生的副市长，责无旁贷。

　　除了疫情的压力外，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有人说，你这个管卫生的副市长没有管好食品卫生，卫生局的局长没有管好食品卫生，导致上海有这么一场甲肝暴发流行。指责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他们中的领导层，甚至当时有的医务人员也认为，我和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应该引咎辞职。但我和卫生局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消防队”，未雨绸缪，是尽了大力的。

　　在舆论的追究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来到市政协做解释工作。他说：“这是一场病灾，上海有什么大事，要说责任，都是我这当市长的责任……”有了江市长这句话，舆论似乎平息了。不久，在市人大的一次会议中，有位市人大常委口气很严厉地当面质问我：“你是怎样对待甲肝问题的？你是怎么做的？”我就回顾性地陈述了甲肝暴发前的预见和准备工作等等。他听了，就没有继续发问和指责了。

　　在这场防治甲肝的大战役中，市政府自始至终信任我、支持我。当时，江泽民市长对甲肝疫情非常关切。他在北京开会的几天中，每天来电话询问甲肝疫情，我就在电话里向他汇报当天发病情况。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对尽快控制疫情，还应该怎么做，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得开一个全市党政干部动员会。江市长一回到上海马上就筹备这个会。会上，由我报告本市甲肝暴发流行的严重情况，江市长则作了动员和部署。此后，全市的干部和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这对那场病灾的扑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甲肝高峰时
小平来上海过春节

　　对甲肝的恐慌心理很快从上海蔓延到了兄弟省市。一时间，兄弟省市对上海人都比较忌讳，认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传播源。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民航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生产”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避之惟恐不及。各处都不欢迎上海人，排斥上海人。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客满”；上海人出差在外，上馆子吃饭，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要给他们单独划定区域。

　　就在上海被扣上“瘟疫”帽子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和他的家人决定要来上海过春节。上海市委的领导很是担心，怕他来上海可能会染上肝炎。我做过医生，根据我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我认为，其实并不需要担心，预防人与人传染甲肝的卫生措施就是“饭前便后勤洗手”这么简单。

　　市委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如果小平同志在这一非常情况下还来上海过节，我们要十分重视他的健康。其中提到的一点就是，以前每一次文艺演出结束之后，小平同志都要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这一次小平同志在看完文艺演出后，就请他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了，演员们也不要到台下向小平同志问好。

　　就这样，小平同志知道上海在流行甲肝，但还是来到上海过春节，并在2月18日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本来领导和演员握手的程序取消了，但晚会后，小平同志不顾周围人的劝阻，执意上台与演员们见面，并亲吻了小演员。小平同志在1988年来上海过春节，虽然并不一定只为了在这个非常时期稳定人心，但在甲肝肆虐上海的时候，他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带着家人、随员来上海过年，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给上海公共卫生体系
敲响警钟

　　1988年春天的甲肝疫情，在肆虐了两个多月后很快被平息，但其对于上海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场防治甲肝的战斗，为上海防病工作敲响了警钟，也留下了丰富的防病应急经验。

　　这场甲肝暴发流行让我们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和经验，对于上海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立流行病预警机制、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例如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甲肝暴发后建立起来的。会议由分管卫生和财贸的两名副市长主持，有关部委办负责人参加，研究、决定重大的食品卫生问题。区县政府也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又如市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区县卫生防疫站先后建立食品卫生监督员巡回执法队，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及重点品种进行监督执法；此外还修订多个食品卫生管理规定，使食品卫生工作得到了有力加强。经过这次疫情，上海市民的卫生习惯有了很大改善。很多市民洗手非常勤快，养成了“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饭店里面使用公筷的做法也在那时得到推广。

　　从整体而言，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可以说，全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在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袭来时，医护人员重视消毒隔离，上海市民重视预防，使“非典”的传播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非典”之后的禽流感疫情也是如此，大家都能应付裕如。因此，在经受了一次大锻炼、大考验之后，认真建立并完善一些制度，是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的。

作者: tongxp 时间: 2009-12-7 08:51

人类教训，牢记，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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