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那么，都有些什么样的“特殊”且“秘密”的小组呢？
首先当然是“医疗小组”，这是应该的。因为主席一生操劳国是，晚年疾病缠身，成立医疗小组，为他解除病痛，这合乎天理人情。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及其成员多有变动，前后两次成立过医疗小组。据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两次医疗组成立的时间是：第一次“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高日新、吴阶平、尚德延、徐荫祥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谁是组长的问题，因为李志绥出版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书，且书中多有杜撰，以林克、徐涛、吴旭君三人为名义出版的《历史的真相》组织了参加过毛泽东医疗小组的多位专家回忆，确认李志绥不是第二次组的组长。但是组长是谁，至今没有答案。但组员中还是有李志绥，其他专家有王新德、方圻、陶寿淇、高日新、陶桓乐等。据回忆结论，总负责人是陶桓乐。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服务着，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解散。
与之相同情况的另一个组是毛泽东的“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准确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的历史系、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他们是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吴乾兑、刘修明、谭其骧、杨宽、邹逸麟、王文楚、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等等。当然，这个小组里的成员不是太固定的，以专长而定，或进入全部注释工作，或进入擅长科目。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为毛泽东阅读服务的“大字本”
再大的读本，也毕竟要用眼睛去读，能不能让毛泽东的精神生活更充实一些呢？这样，又产生并成立了与之相关的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
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歌唱演员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要炳淑、要元华、方洋、计镇华，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一琵琶演员刘德海、王范弟，二春演员闵惠芬、许蒋德，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有从事词牌“翻译”的专家，他们是文化部从上海音乐学院调来的廉颇、周大风，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古书《粹金词谱》中古代的音阶标记，再根据个人的理解，谱成演员们能读懂并能演奏的简谱或五线谱。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人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以便进入“角色”。
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那个曲子了，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在这个故事之外，实际上，上海、北京的一大批艺术家为了打发主席晚年的寂寞，付出了大量劳动。
供毛泽东“听”的古诗词
有音乐吟唱小组，也有戏曲小组。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修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托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意，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还有一些什么秘密小组，随着历史迷雾的消散，将会陆续显露出来。但有一个“秘密小组”，这里却不得不说。那就是为毛泽东服务的“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从抽中华烟到抽雪茄，这事是贺龙引起的（一说由李先念）。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玩意儿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毛泽东感兴趣的东西，当然会有更多的人感兴趣。毛身边的人没有惊动什邡烟厂，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这样每批烟就通过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工处（服务处），然后被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
毛泽东在火车上抽的就这是种雪茄
这种取烟方式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但这样取烟，毕竟不是很方便。发生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让中央笼罩了一层紧张气氛。其间，毛泽东身边的各项事务防范更加严格，有关人员做事比平时更趋谨慎。由是反思到毛泽东所抽雪茄烟一事，万一有人捣乱，后果不堪想像，毕竟从什邡来的烟经手太多、运转时间长，这些都存在着不安全的因素。于是，在“九·一三事件”过后不久，从什邡取烟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抽起了“中华”牌来。但抽贯了什邡雪茄了，不免有些挂欠。于是，中办准备派人学习制烟技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经过认真权衡，最终也选定了人选，他们是中央办公厅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他们去什邡学习，但学了好长时间，实在是太难了，学不会。做出的烟也没有那种味道。为此，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北京做烟。”决定下来后，甑选工作在什邡烟厂严格且秘密地进行着，最后选中了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于是，研制小组成立了，研制小组的名义是“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首都北京，为了保密，选择了僻静的南长街八十号作为生产场地，这是一个相对很隐密的地方，既方便，又安全。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
“一三二”雪茄烟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烟叶的特别，二是手工卷制技术的精湛。所谓烟叶特别，是说在天府之国新都县的独桥河两岸有200亩油沙地，这里生产的烟叶有柳烟和毛烟两种，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烟支长时间搁置不会熄灭，只要再抽一口便会继续燃烧。其每年产量最多不过20担（2000斤）。“一三二小组”所用的正是这种烟叶。
为毛泽东特制的什邡雪茄烟
这个称之为“一三二”的小组名字看起来很是神秘，其实，也就是两种烟的型号，即十三号和二号，简称就成了“一三·二”小组了。
1976
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此后，华国锋、李先念、姚依林以及几位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也接着抽着“一三”号雪茄烟。但毕竟这是毛泽东独家抽的烟，在那个时代其他人要抽这种烟，多少得掂量一下自己。这样，对雪茄的需求量也就明显减少，国家领导人都改抽纸烟，到年底，“一三二”就停止生产了，随后“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当然，有这么多人为毛泽东服务，作为服务人员，他们都是感到幸福的。毛泽东自己对一个厨师说过：“你们为我服务，我为人民服务。”
.....怪不得在水区到了一盆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