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地下党”的16字方针(天涯男人)fficeffice" />

方针如下 ：

建国前：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建国后：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相关内容如下：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作者：邢质斌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但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

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 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ffice:smarttags" />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共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共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作者没有分析，为什么毛订出这第二个“十六字真言”的方针。其实，这方针不只是针对地下党员的，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几乎如此。为什么呢？以下是我的理解。
    
    一、工农参加革命，为了吃饭翻身，打了天下坐了江山，便万事大吉。地下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却为了民主自由的理想，革命成功而理想没有实现，对一党专政不能无异见，结果又会造反的。
    
    二、知识分子有知识，会独立思考，口除了要吃饭外，还要说话，说经过脑子思考的话。这样，必然与一党专政发生矛盾冲突，动摇没有民主自由的政权。
    
    毛看透这两点，从“反右”到“文革”，就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直至跪地求饶为止。

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理想、信仰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人，借用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致词：他们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二十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不可分割的两块中国领土之间，一幕幕爱恨情仇的故事上演了，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迈进了。漫长的岁月流逝后，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难以被后人看清真正的面目。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宝岛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出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立场和截然不同意识形态，对他们有着不同的命名。在当年的台湾当局口径中，他们被称为“匪谍”、“共谍”，被形容为恶魔般的破坏者。在更广袤、更主流的另一种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他们的事业，是改变中国历史的壮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自身，是一个更大的、处于历史上升期的团体的组成部分。他们从属的这个团体──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功，而他们自身，如果从当年成败的角度看，却是失败者，因为并没有达成“解放台湾”的目标。然而，事过境迁，尘埃落定多年之后，虽然一切是非成败被后来纷繁变幻的人和事淹没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发现，有这样一群隐忍、坚韧、拼搏、牺牲的人。他们的奋斗，注定永不消逝。

源起：解放台湾

在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中共地下工作者余则成作为已经攀上高位的国民党情报工作人员，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余则成自然而然转变成台湾岛上的“潜伏者”，也便是“台湾地下党”的一员。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目的而隐藏潜伏在宝岛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余则成也不是这些“共谍”的唯一类型，事实上，早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之前，各种背景、来源的地下党已经活动几年，还影响了诸如“二·二八”事件等台湾历史的进程。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她将以谢雪红这个名字书写激昂悲壮的一页，并被历史永远铭记。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却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失败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的复杂经历浓缩了一言难尽的台湾历史。她算是一位公开的台共，但她的背景是另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了主义和信仰不惧牺牲奋斗，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发生着复杂的关系。抗战结束后，这些背景各异的理想主义者有了不约而同的归属认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努力，为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息。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正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人士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这样的隔阂多少影响了整体的地下工作。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传递情报，为战场胜利作出贡献，则主要依靠余则成那样打入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潜伏者。

活动：将台湾、金门等地军事地图、军队布署等机密情况上交中共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任何一种台湾历史叙述中无法不触及的领域，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虽被后来的镇压者屡次定性为“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作为组织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从头到尾采取了静观其变的姿态，没有积极参与。对于这种做法，一种评价认为是保存实力，为更重要的人民解放事业蓄积力量，一种则认为是丧失良机，应变不力。然而，党员谢雪红、张志忠投入并领导了群众抗争，两人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举世瞩目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此后，李登辉提出退党，后来又有反复。这是一段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据当年的台湾地下党人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被检查之际，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局面危急万分。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在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是类似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他为党的工作需要，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一带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余则成是一个艺术形象，综合了当年许多真实人物的特点。如果要在现实中找到一个最贴切的原型，许多人会想到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国民党内谋求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在内战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与其单线联系。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或设法保存在大陆。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的决心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避免嫌疑，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中共地下组织给予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布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有的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呀”，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牺牲：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被杀害

为台湾地下工作者赋诗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还有一位西方革命者说：在斗争的过程里，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变节叛卖。这两种说法从不同侧面概括了台湾地下党血色浪漫般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巨大的，而由于台湾的历史结局与全国其他地区迥异，让他们的牺牲更形悲壮。确实有不在少数的变节者，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其中包括了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干。

台湾光复后，当局对岛内中共地下活动的镇压就没有停止过。1949年大陆山河易色，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如果说汪声和一案是个案，1月29日蔡孝干的被捕则造成整个台湾党组织的灾难。没有人能料到，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招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 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然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引起蒋介石本人的巨大震动，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谱写了地下工作者最可歌可泣的一幕。吴石留下了“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诗句。这一年当中，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终局：过去的岁月变成回忆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览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表明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一种新的思考和审视。到了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之间发展出和解双赢的全新关系，更令健在的当年亲历者备感唏嘘。

物是人非，当年奋斗者有着不同的终局，吴石、朱谌之、张志忠、汪声和英勇就义，为生命划下最凄美的句号。他们的名字，或不知名的事业，将被后人永远纪念。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蔡孝干这样获得中共中央高度信任的干部，为何会在当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轻易叛变，一直是个迷。有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军警特务利用与其有染的姨妹拉他下水，如今这些说法真假莫辩。也许，只有从人性的复杂中揣摩答案。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有了见证新中国诞生、成长的荣誉，也经历了以后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党组织在1950年完全瓦解后，刘青石历经沧桑，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22年，直到文革后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既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长期定居下来，将过去的岁月变成回忆。随着岁月流逝，分居两岸的台湾地下党逐渐凋零。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其中可能有真有假，有人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并有大陆方面的健在者证明。有人则在年龄和其他方面都不符合，大概是如今盛行台湾的“作秀”文化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