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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国宪政乱世浮沉》－－林楚方 [打印本页]

作者: 白衣卿相 时间: 2009-10-22 20:00 标题: 《民国宪政乱世浮沉》－－林楚方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下层的南京人还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各地发给孙中山的贺电，有称“总统陛下”的，有写“恭请圣安”的。当时，知道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而新的领导人在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什么是民主政治。
    湖北汉川一个叫向岩的人自称“神州大布衣”，发表了一则《自请为公仆之通告书》，把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品评了一番，认为都不行，自己的能力比他们都高，要求担任民国大总统。
    在只有草寇才能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帝国文化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竟然可以把两位总统不放在眼里，也算开了先例。
    一个习惯于跪下去的民族，在艰难地适应站起来的生活。
第一个被传讯的总理
    1911年以后，袁世凯答应就任民国总统，孙中山准备办他的实业，欲做中国的华盛顿，但离开大总统位置之前却下了个楔子——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这让袁世凯非常恼火，开始耍阴谋，指使北洋军人发动兵变，抢劫民居，兵变首先发生在北京，随后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等地，袁以维护秩序名义拒绝南下。
    拥握重兵的袁世凯在北京得以就职，他的誓词电达南京参议院，“世凯深望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 zhi之瑕秽，谨守党法，依国民之愿望。”
    1913年3月20日深夜，原法制院院长、国民党人宋教仁准备去北京，面对这个对手，袁世凯寝食难安，竟指示国务总理赵秉钧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年仅32岁的宋教仁带着民主共和梦想，两天后去世。
    民国宪政危在旦夕，各报馆连篇累牍报道。派人刺杀宋教仁的电文被公布后，赵秉钧一时成为年轻共和国最大的敌人，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刑事大案，而赵的背后，是大总统袁世凯。
    上海地方法院依法办理，勇敢地传讯了赵秉钧总理，迫使其辞职，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最不畏强权的事件发生了。不久后，赵秉钧在天津被袁世凯派来的人逼死。
    袁世凯参与政治角逐，甚至用暗杀手段消灭政敌，孙中山不得不举起革命的旗帜，发动“二次革命”。
    这次革命，被袁世凯认为是“叛乱”，立即解散国民党，并通过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因而无法运作。从此，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没有任何反对党的寡头总统。
    这一阶段，在北京天坛，一群以国民党议员为主的人正在起草新的宪法，外面的枪声已经响起，而这些议员不为所动，继续建立责任内阁制的努力。袁世凯决定采取武力，起草委员中四人因内乱罪嫌疑被捕，羁押天津，委员徐秀钧则被枪杀于江西九江，年仅35岁。
    为了寻求合法性，袁世凯转而求助于修改《临时约法》，建立《中华民国约法》，他还需要借用“民国”这一招牌，约法赋予袁世凯几乎和皇帝一样的权力，而那部“天坛宪草”直到1923年才完成制宪。
    袁世凯死后，北洋旧部散落天下，拥兵割据，民国名义上依然存在，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到了曹锟贿选总统的时候，一个议员居然可以得5000大洋。
    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依旧在革命。虽然他可以通过暴力赶走一个皇帝，但他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约法》，却无法弥补皇权被推翻后所造成的权威真空。
法学成为显学
    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中国的法律改革和法治建设奇迹般成长，并没有因为政治权力的变迁被终止，宪政的大旗下，没有人敢于叫停法治改革。
    当时的判决书很有水平，即使现在的法官看了也会叹为观止，判决书讲起道理来往往注重讲透讲清，民事和刑事都注重讲理，一份判决书往往长达几万字。
    法治的进步得益于法学人士的增多，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习法律的有18万人，形成“北有朝阳，南有东吴”（朝阳大学、东吴大学）的近代法学教育格局。
    从1910年开始，中国私立的法政教育迅速泛滥，只要通过一年半甚至9个月的法律教育就可以成为法官了，于是社会上开始了法学教育的“大跃进”。
    民国政府认为前清官员的法学教育太差，不具备法官任职资格，1910年的法官资格考试被民国政府否定。而各个省则认为，只有设置法院，才标志着司法独立，当时各个省又没有统一的标准。无奈之下，民国政府重新制定司法官考试法，要求法官必须要有系统化的法学教育，法官考试又开始了。
笞杖被恢复
    1914年，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开始纠正扩张法院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实行三审制，县级设置审判体系不现实，中国不适合全面照搬西方诉讼体系，简单的案件就应该快立案，快审结，快执行。
    梁氏还提出恢复笞杖，其原因在于，清末废除刑讯，但没有建立新式监狱体系。问题是，所有的板子都被销毁了，新板子打起来不顺手，于是就找来前清大理院官员，按照前清标准重新设置板子，执刑者发现，还是以前的板子顺手。
    面对新式的审判体系，国民也多有不适。比如苏州发生抢米事件，两个抢劫者当场被老百姓押送到审检所，而新式的审判要求传唤证人，老百姓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就地正法，他们甚至怀疑法官接受了贿赂。
    混乱法制高素质法官
    民国元年，社会治安混乱，盗匪丛生，而初建起来的审判体系，无法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山东地方政府致中央的一封信中以挑衅的语气说，如果追究刑讯逼供的话，山东所有的检察官都要被追究，如果他们都被抓起来，谁来提出诉讼？而司法部依旧回应：不许刑讯。
    章宗祥接任司法总长后坚决反对裁撤审判机构，但最终结果是，中国三分之二的地方法院和全部的初级法院被裁撤掉了，而如果不是章的努力，就全部裁撤了。
    从1914年开始，北洋政府决定进行严格的司法考试，考生强调国立和公立学校的法治教育背景，私立学校的学生还要严格审查毕业文凭，以及三年学习的成绩单、学习笔记，还要考察课程记录。司法考试不仅要求考法律专业知识，还要有国文考试，不仅进行笔试、口试，还有在司法讲习所里实习，实习考试后，才到检察院、法院实习。
    1922年，华盛顿会议讨论是否废除领事裁判权，西方列强考察中国司法，报告中对于民国的法官素质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中国改良司法，最为显著的是法官的素质很高。
   “训政”保姆论
    孙中山的身体开始一天不如一天，眼看着革命一次次失败，共和梦想一次次破灭，他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组党原则改组国民党，而天不假年，1925年，这位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去世了。擅长党内斗争的蒋介石很快实现了对国民党的统治，在南京建立了政府，续接民国的旗号。
    面对着刚刚完成统一的国家，面对着还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国民，按照孙中山的遗言，蒋介石开始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的“改革”。
    国民党高官胡汉民提出，国家法治应以民族为本位，国家至上，西方以人的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弊端越来越多，在无序的中国会更加无序，没有社会生活和民族生存就没有个人的权利。
    国民党的立法者们提出“训政保姆论”，以先总理提出的“权能分治”，“五权宪法”和“建国三时期”为指导，建立全国范围的政权和法制体系。
    所谓“训政保姆论”是指在“训政”时期，以国民党主持政权，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各项统治权，国民党以“政治保姆”身份教育国民，训练其行使政权的能力。
    新的法律体系也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开始建立，清末法治改革所确立的引进大陆法系的原则，北洋政府的法制建设的成果和经验也被借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有很多法官都是国民党党员，而在北洋政府统治阶段是不允许政党成员出任法官的。
     颁布“六法全书”依然有法无天
    “六法全书”在1930年前后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时即已颁布实施。
    有了“六法全书”，并不意味着“有法有天”。抗战初期，马寅初怀着爱国激情和学者正直的品格在重庆参与整顿经济。然而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大发国难财。对此，马寅初在立法院毅然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并直斥蒋介石为“家族英雄”。1939年，马寅初会见了周en来、王若飞，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无时无刻不与CCP在一起”。马寅初的言行，触怒了蒋介石。1942年12月，马寅初被以“外出考察”的名义，强送至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集中营关押。直至1944年，蒋在社会各界的一片指责声中才被迫释放马寅初。
    经过启蒙的国民始终无法容忍一党专政和一党独裁，在强大的压力下，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这就是《五五宪草》，它在政治体制上的最大特点是党、国一体、总统集权。1946年11月28日，立法院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宪法草案》，次年公布实行。
    此时，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正在进行，蒋介石急需利用民主争取民心，并有意改变“训政”，改变以党代国，还政于民，提高本党的号召力，开启宪政。
    而战场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再也没有力气完成其“宪政”，也没有力量将晚清以降的法律改革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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