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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确实震惊中外，皖南新四军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事变后国民党在政治和舆论上的处境也十分被动。历来关于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及事变前的一些相关情况史学界都有个不少的讨论，现在大多都已盖棺定论，而笔者近来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重新分析对比，提出一些浅薄之见。

—，中共与项英

在事变发生前的犹豫不决，耽误时机的右倾错误是比较明显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关于中共在事件中的失误也是比较明显的，这里我们不再讨论已被大家讨论得过多的策略性失误，而是组织管理和用人方面的失误。事变前中共已觉察出项与中央在路线和策略上的不一致，针对中央的态度项也表明了自己看法“为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统导之责……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的”（1），在1940年5月12日的报告中，项再次表明“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为党的利益应公开宣布撤职，为便利更能团结全体军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变领导不可，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2），针对这一系列的报告，中央并未采取免职或其他果断措施以保障政令的畅通和军队胜利北移，反而在1940年5月23日中共又发出一份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及军分会仍由项领导的指示，在中称“……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个别错误……应继续担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时局严重转变关头全党同志应团结一致……项英同志的领导下亲密团结……”（3），在这份批评报告中的‘个别错误’措辞模糊，很难有说服力和震慑力，这一点就连项在1940年5月29日对中共批评不满的报告中谈到“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吧！）有错误应公平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如若不了解错误均无法改正和转变，对领导是极端有害的，但我公开说对于领导已无信心，而事态变化无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请求改换领导……”（4）。

总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央在人事指导策略上的严重失误，针对项的多次请求，中央未准。依我看来在当时撤职或接受辞职未尝不可，一是新四军内部不乏优秀领导人才，二是此时是1940年5月离期限还有好几个月，即便换将也不会对军心有太大的影响。虽未准，但中央对项的批评含混其辞，不利于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改进和革命的发展。

二，关于时间和路线问题

在1940年12月9日的蒋介石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中“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5），当时北渡的路线有两条，“一是经马头镇，孙家埠，郎溪至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敌战区北渡长江至苏北。另一条是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至无为”（6），中共最早的原备北渡路线是第二条，后由于被桂军占领，且沿江有日伪据点，后经两军相商走第一条路线，但12月25日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渡江。最后在新四军北移的前夜即1941年1月3日，蒋在指定新四军北移路线的电文中“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7）。新四军北移的实际时间为1月4日夜，分三队从云岭出发，先向东南方向的泾县移动，再打算从苏南渡江，这条路线也是得到毛，朱的肯定的，在1941年1月3日朱毛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致叶挺，项英电中“你们全部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8）。

综合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情况下，共军承诺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接受统一领导，而这次行动在时间和路线上明显地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虽然毛及中共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严重失误这是不争的事实（9），但是这种对国民党军令闻而不睬的态度未免太轻率，说严重一些是把近万名新四军战士生命作为赌注。

三，事变发生的偶然而非必然

关于事变的发生传统的大部分人的观点都认为是蒋集团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标志，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而笔者通过对史料的探询和对比得出此事的发生偶然而非必然，不是国军蓄意要消灭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更不是共军要存心进攻国军，现将理由阐述如下；先说共军是否是有主动袭击国军的意图呢？我想能推翻这个假设的理由谁都能讲一大堆，只要他稍微懂点历史。那么在这里我就只举一个关键的事实，我们都知道当时共军的总体兵力与国军病房里相比一牛毛而已，在皖南的新四军军力是国军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十分之一左右，若主动攻击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陆军一四四师唐明昭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5日—20日）中的战斗终结中分析共军败因有一条是“非战斗员随军者太多，行动迟滞，无武装非战斗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行李不但增多，给养亦所不资……”（10），从中也可看出主动攻击不可能。

那么是不是国军蓄意的呢，当然如以往所认定的那样，1940、41年的国际形势对蒋发动又一次反共高潮很是有利，但是人们在研究历史，在为自己心里早已有定论的论点寻找论据时。往往人为地夸大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一面而忽视或缩小另一面，不管这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这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大打折扣，阻碍对历史真实性探究进程。其实这种有利因素有限且受国内因素制约，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内局势，使蒋在以后处理国共关系上不得不着重考虑社会舆论和自己执政威信削弱的压力，国难当头，我想蒋不会有大规模剿匪的强烈愿望和计划，即便有也不会自己动手，他会借刀杀人（当然抗战胜利后又应当别论）。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在事变发生时，国军在这一地区突然集结了众多兵力，难道这不是早就心存预谋吗？问得有道理，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作为中央军的国军在当时命令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谨慎甚多，也要防止共军北上途中的不臆之举（因为此前已发生个多起双方有争议的类似事件）是有必要的。以下略引三个国民党内部文件，以资作证，在国民政府军令部制订的‘防制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中，“为防制中共在皖南利用固彼等军事之意外……”（11）；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亲笔函（1940年12月3日）’“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N4A（笔者注：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军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12）；陆军一四四师唐明昭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5日—20日）“师受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指挥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以防止该军万一反动之目的，分向云领，戴家汇方向严密搜索警戒方是以一团兵集结太平，防匪南窜……”（13）。

那么既然双方都没有谁吃谁的意图，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新四军军委的错误决定导致的偶然事件，在皖南新四军出发前九千多人编成三个纵队，一月四日晚移动，在这里就涉及到三队的行动方向和路线问题，据事变的亲历者叶超同志回忆“一纵队为左路纵队……准备五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二纵队为中央纵队……准备五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坛前进……。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五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四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去占领樵山，大麻岭，徉攻太平，这样一个态势目的是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我们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14）。这一点也可从陆军第四十师方日英部在皖南围击新四军部战斗详报（1941年1月4日—15日）中“元月六日，复以其全力兵分三路，（一路榧岭山口，一由屯仓徐源岭，一由人坑双家洲）向我进攻，欲将本师主力击破而达到阴谋之企图”（15）中得到证实。从地图（下注）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四军徉攻的的路线和国军一直担心的（并在此布防）最后真的不期而遇地吻合，由局部引起的战斗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一点，因为国军的兵力都部署在安徽东南部的宁国，广德，青阳，太平一带（下注地图），若这次事变是有预谋的，那么照理说国民党方面给新四军规定的北上路线应该也是这同一方向，但事实确不是这样，不论在早些时的1940年12月10日蒋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电“（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16）中，还是在前面我们已说过在最后1941年1月3日，蒋在指定新四军北移路线的电文中“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中可明显地看出规定路线和布防地区是不一致的，我想论述到这里事实已很清晰了。

总上几点我可以得出战争本可避免，这个事件的发生没有必然性，在那时那地，双方都没有谁主动吃掉谁的意图，也就是说若新四军不‘违反’中央军在北移时间和路线上的军令的话，事件不会发生，在这里时间是次要，路线是诱发的主因。

注：关于文中涉及的路线请参见《皖南事变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中国CCP历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两书中的附图

【1】（5）（7）（12）分别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71，74，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2】（6）（14）分别参见《皖南事变回忆录》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年。

【3】（1）（2）（3）（4）（8）分别参见中央党史资料丛书，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6，67，66，68，1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4】（9）参考《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杨奎松
2001年第288页【5】（10）（11）（13）（15）（16）分别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464，345，488，429，42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