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八年三月，贊比亞的Chambishi銅礦爆發了一場騷亂。五百多個贊比亞工人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廉的工資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燒了幾棟房子，還暴力襲擊了管理人員，管理人員戰戰兢兢躲在辦公室裏，直到警察把他們給解救出來。 這似乎是一個普通的勞資糾紛案，但此事有個不同尋常之處：那個銅礦是個中資公司，那些被襲的管理人員是中國人。 說到中國和贊比亞的關係，大多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條著名的「坦贊公路」——革命年代中國人曾勒緊褲腰帶，捐助第三世界國家，幫助它們走向現代化。但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記憶還未消失，「階級兄弟」眼中的中國人卻在悄悄起變化。上述騷亂並非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贊比亞的反華情緒一直在滋長：零六年已有一次銅礦騷亂，當年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打的竟然是反華牌；零七年胡錦濤訪非時，臨時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據說是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議。反華情緒也不只是在贊比亞存在。尼日利亞零七年曾出現綁架中國人事件；在南非，人們抱怨廉價的中國製成品導致其產業結構「去工業化」；在安哥拉和剛果，據說中國的貸款強化了當地的腐敗；在蘇丹和津巴布韋，中國的武器銷售被認為是流氓政權的權力支柱。 在一定程度上，被廣泛批評其實是「大國崛起」的標誌。過去十年，中國在亞非拉國家的影響力直線上升。拿中非經貿關係來說，零零年兩地貿易總額還只有一百億美元，零八年達到一千零六十八億美元，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非洲第二大貿易夥伴。在中國政府「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迅速增加。正如當年港商台商到中國來辦合資企業，中國現在很多企業到亞非拉國家去買廠買礦當老板——這和之前中國人只能在海外開小餐館和雜貨鋪的形象迥然不同。經貿關係發展的後果就是政治影響力提升。比如，很多本來和台北建交的國家現在紛紛轉向中國：零五年塞內加爾棄台投中、零六年乍得、零七年哥斯達迪加、零八年馬拉維……今年南非拒絕達賴喇嘛入境，再次顯示中國政府「不怒自威」的影響力。 中國為什麼近十來年如此鍾情於發展中國家？經濟上的互補當然是主要原因：中國迅猛的經濟增長需要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而這些南部國家能源和原材料豐富。巴西的鐵、秘魯的銅、津巴布韋的鉑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國發展之所需。但中國最迫切的需求，還是石油。目前中國大約一半石油依賴進口，其中三分之一來自於非洲。中國的頭號石油進口來源不是沙特阿拉伯或俄羅斯，而是安哥拉。除了購買石油，中國還到這些國家去直接買油田股份。比如中國花二十三億美元購買了尼日利亞大陸架油田百分之四十五股份；花十八億美元在安哥拉購買馬拉松石油公司股份；在蘇丹擁有其最大油企百分之四十的股份——這項投資備受爭議，因為很多人認為蘇丹政府左手從中國收石油錢，右手拿這個錢買中國武器，「石油換武器」成為達爾富爾大屠殺的一個基礎。當很多中國人因伊戰而對美國高喊「No Blood for Oil」時，很少有人想到，這塊牌子其實也可以反過來朝向自己。 中國向亞非拉靠近的另一個原因則恐怕是政治上的相容性：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集權，談判項目無需經過太多國內的民主協商，「辦事效率高」。和集權政府合作的這種優越性，與中海油零五年收購美國UNOCAL石油公司失敗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美國眾議院出於「安全考慮」施壓，楞是把這個合作機會給攪黃了，最後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資更低的價格賣給了Chevron。而且，對於某些聲譽太糟的集權國家，一些西方跨國公司對與其合作有所顧忌，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場空白點或者薄弱點，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難以與西方國家在一般條件下形成有力競爭，只能撿一些國際市場中的小魚小蝦吃，也屬情有可原。 和中國拓展關係的確給一些發展中國家帶來實惠。正如外資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中資的湧入對於資本饑渴的非洲可以說是雪中送炭。比如零七年中國宣布將向剛果投資九十億美元，幫其修建基礎設施以換取其金屬礦物。這對於內戰後百廢待興的剛果來說可以說是一顆救心丸。即使是爆發騷亂的贊比亞銅礦，雖然條件惡劣，畢竟解決了一萬個當地人的就業。與歐美貸款不同，中式投資具有「一攬子」特色，即，除了買企業股份，中國還派工程隊去修路、機場、學校、醫院——雖然這些都是為了自身的投資便利，但對當地百姓的好處顯而易見。零七年中國投入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達四十五億美元，超過八國集團總和。過去十年，非洲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九七至零七年均增長率百分之五點四，幾個與中國經濟聯繫緊密的國家增長尤快（零七年安哥拉增長百分之十七點六，蘇丹百分之九點六），這些未必都是中國的功勞，但其中肯定有一定的中國因素。 這大約也是為什麼雖然反華情緒在滋長，大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看法總體仍是正面的。比如零八年PEW的一個調查報告中，當被問及「你認為中國是夥伴還是敵人」時，七成八的尼日利亞人、五成三的南非人、四成五的墨西哥人，四成的阿根廷人將中國視為「夥伴」，這和只有一成三的美國人、二成一的法國人、一成七的英國人、二成四的西班牙人視中國為「夥伴」形成對比（這幾個國家大部分人認為中國「非敵非友」）。 既然如此，反華情緒為什麼會日益滋長呢？批評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貿易結構問題，二是與無條件經濟合作問題，三是公司倫理問題。這些批評，有些有道理，有些則不完全合理。 新殖民主義？比較優勢？ 從貿易結構上來說，由於中國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出口製成品，一些人批評中國抑制了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並造成了大量失業。比如，有研究稱南非和萊索托紡織業被中國的廉價紡織品摧毀，南非三萬個工人、萊索托一點五萬個工人因為中國「颶風」而失業。這種批評和六、七十年代興起的「依附理論」、「新殖民主義理論」不謀而合。中國九十年代的教科書還熱衷於用這套理論批評西方，大約沒想到這麼快它就被用到了中國身上。 這種左翼批評只能說有一定道理。畢竟，非洲、拉美很多國家的要素腽賦決定了其比較優勢在於初級產品，與其拔苗助長發展工業，不如順應其比較優勢。當地工人被擠掉飯碗固然令人同情，但與其說是因為中國的「新殖民主義」野心，不如說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後果之一。畢竟受中國「颶風」影響的，不僅是南非和萊索托工人，還有歐洲和美國工人，而中國的汽車業、農業、服務業也同樣面臨來自其他國家的挑戰。面對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帶來挑戰，而是挑戰與機遇是否對稱。 當然另一方面，在中國缺乏勞工保護、其他國家存在勞工保護的情況下，所謂的「全球競爭」又註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時工資五十美分，我的一美元，你的工人一週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麼競爭呢？如果要和中國競爭，它們必須也降低勞工標準，這正是很多國家對中國怨聲載道之處：通過貿易中國輸出的不僅僅商品，同時也是一種缺乏倫理的生產模式。 「無條件經濟合作」是另一飽受爭議的問題。中國和他國經濟往來時堅持「政治不干涉」原則：你的部隊正在殺人放火是吧，沒關係，我們接著做生意；你正在選舉舞弊是吧，沒關係，我們接著做生意；你剛貪污了幾百萬美元是吧，沒關係，我們接著做生意。總之，「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我無條件跟你做生意。而這是廣受國際批評的焦點。雖然歷史上歐美國家亦是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們近年來卻有「良心發現」之意：對「流氓政權」實行經濟制裁，對一般發展中國家發放「有條件貸款」。貸款條件包括抑制腐敗、政治透明等，即援助不僅是援助，也是改造發展中國家政治模式之工具。 中國的「無條件合作」無疑削弱了這種改造的努力。比如當IMF告訴安哥拉政府，只有當它停止濫用石油收入才會重新得到貸款時，中國卻甩手二十億美元說，你不需進行任何政治改革就可以得到貸款。這就像那些寵小孩的老人，父母剛開始訓練孩子不要過度吃糖，老人卻一把一把地給孩子塞糖。這種「濫發糖」行為的極致，在很多人看來，體現在中國和蘇丹、津巴布韋這兩個「流氓政權」的關係上。中國不但是它們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也是它們的主要軍火供應商。據說達爾富爾二十萬平民的死亡，中國製造的輕型武器「功不可沒」。這也是零八年北京奧運被一些西方人稱為「屠殺奧運」的原因。 血汗工廠搬到非洲 對這個批評，我只能說是有保留地贊同。贊同是因為經濟不可能僅僅是經濟，它一定有其政治後果。中國對蘇丹、津巴布韋的經濟支撐和武器銷售的確是兩國獨裁者為非作歹的一個基石。但另一方面，「無條件經濟合作」也未必全是壞事。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是，西方的「有條件合作」開展多年卻收效甚微。就經濟制裁來說，史上最長的兩次經濟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沒有推翻獨裁政權，反而演變成用獨裁者的錯誤來懲罰老百姓。就有條件貸款來說，從八十年代執行到現在，鮮有成功。所以，中國的「無條件合作」不妨是一種嘗試，其最大受益者也許是獨裁者，但經濟滲透效應也許可以把其中一些好處帶給百姓，比如緩解就業、發展基礎設施。既然直接命令發展中國家政治改革鮮有成功，帶動其經濟發展，讓政治改革從經濟發展中生長出來，也是一種思路。 對中國最有力的批評集中於公司倫理問題。如果說貿易只是間接降低發展中國家勞工標準的話，直接投資則往往把中國式的血汗工廠直接搬到了他國。Chambishi中資銅礦工人月工資四十五美元，零五年四月的爆炸導致四十六人喪生；剛果礦工抱怨他們在危險的地下八十英尺處重體力勞動十個小時，中國老板只給他們一天三美元時；加蓬出口中國的木材百分之七十來自於非法砍伐。總之，在中國資本湧向世界時，它也將中國低工資、低環保、低人權的企業模式帶到了世界各地。在那些本來就低工資低環保的國家，中國投資則可能雪上加霜。 一些中國投資者似乎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比中國還窮，那麼其「投資環境」一定比中國更寬鬆，卻沒想到並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國民工那樣溫順，並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國那樣對外企鞍前馬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超過經濟發展，工會、環保組織非常發達。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中資血汗工廠的出現，與當地缺乏市場規範、或規範執行不嚴有關。當本地政府熱心於保護本國民眾和環境時，中資企業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例證莫過於當中國投資者在歐美收購企業時，往往也能做到遵紀守法。正如在中國的台商港商是否尊重中國工人本質上取決於中國政府是否尊重中國工人，中國投資者是否尊重贊比亞工人本質上也取決於贊比亞政府是否有決心保護國民。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走出去」戰略除了經濟收益，也有意外收穫。中國的蘇丹政策受到廣泛批評後，中國政府開始調整政策，努力勸說蘇丹政府接受維和部隊；和一些「流氓政權」打交道之後，中國也開始權衡其政治成本和經濟風險；在接觸過他國工會、環保組織之後，中國企業家漸漸意識到經商還有社會責任問題。一個國家的投資者無需和本國的勞工和環保組織對話，卻往往要和他國的勞工和環保組織協商，雖然這有點反諷，但「曲線救國」也是救國。也許，「走出去」之後影響是雙向的：在中國向世界輸出低人權、低工資、低環保的發展模式時，中國政府和企業也在被動地學習他國的人權、勞工保護和環保意識。在一個政治和經濟相互滲透的世界，「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的觀念，不僅不對，而且是不可能的。■ （劉瑜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劍橋大學講師。）亞洲週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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