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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肯豪森的全名是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莱德·赫尔曼·冯·法尔肯豪森，1878年10月29日出生。法尔肯豪森总共来过两次中国，一次是1900-1901年八国联军时期，他作为德国“东亚”步兵团的一员对抗过义和团分子；第二次则是1934年-1938年期间作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为中国的抗战做出过相当的贡献；原本应该有第三次来华，但最终未果，详情下面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非常密切，介绍法尔肯豪森之前，请先让我大略说说这种军事合作。1927年四一二清党后，原先来自苏联的顾问不可能再加使用，于是蒋介石想到了聘请德国顾问。从1928——1938年的十年间，大约有135位德国顾问在中国任职，不仅担任训练军队、采购军火的任务，更多的是出谋划策乃至指挥军队，例如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五次围剿红军乃至抗日战争，都留下了这些德国将领的身影。下面我们大略介绍一下各期德国顾问团的总顾问，这样大家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德国将领顾问在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
1：第一任顾问团团长：Max Hermann Bauer—— 麦克斯·赫尔曼·鲍尔。鲍尔是中华民国聘请的第一位德国顾问，他带着“中国招商引资团”跑遍了德国各大军工厂，采购了一大批德国军火，并成功地招募了一批德国顾问赴中国，鲍尔自然成为了第一任总顾问。
麦克斯·鲍尔是一名退役上校，军衔并不高，但他在一战时期却有些名气。他长期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据说兴登堡计划与总体战构想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又据说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总之是个大红人，最重要的是，鲍尔是个炮兵专家。战后，鲍尔因为参与了1920年3月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政变失败后鲍尔逃至海外，在西班牙、阿根廷、苏联都担任过军事顾问。1925年政府实施了大赦，鲍尔回到德国。
（这是麦克斯·鲍尔，但这张照片的详情无从查起。）
1927年蒋介石聘请鲍尔担任总顾问，一方面是因为鲍尔的才能，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鲍尔打通与德国的关节，能得到更多来自德国的帮助。困难还是不少的，一是因为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不太可能肆无忌惮地出售大批量的军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鲍尔参与过政变所以并不受德国政府欢迎。但最终鲍尔还是在德国与中华民国间成功地建立了军火贸易与军事交流的秘密联系。
麦克斯·鲍尔给蒋介石提出了许多好建议，包括军事整训、财政改革、工业农业矿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这个范畴了，蒋介石对他非常信任。可惜的是，1929年5月鲍尔突然染上天花，最终不治身亡。他的死导致了种种猜测，因为如果真的是天花，那么应该还有其他人同样被传染，可只有鲍尔一人。后来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鲍尔积极帮助国民政府，引起了西南某些军阀的不满和嫉恨，下毒杀死了鲍尔。鲍尔死后安葬于上海。
2：第二任顾问团团长：Hermann Kriebel—— 赫尔曼·克里拜尔。这是一个老资格的纳粹党成员，曾与希特勒一起参与过啤酒馆政变，希特勒称呼他们这些人为“老同志”。克里拜尔的问题比较多，首先他在军事上的造诣比不上鲍尔，另外他的个性过于耿直，看不惯蒋介石对敌人分化拉拢的那一套“阴谋诡计”，所以他在任期内始终与蒋介石等人搞不来，最终在1930年被撤换。但在职期内，克里拜尔的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他策划了中原大战的作战计划，非常尽职。有一个说法是，克里拜尔因为啤酒馆政变坐牢，出狱后担任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这一说法我始终找不到切实的资料来证明，只能随便一说罢了。与鲍尔的去世不同之处在于，克里拜尔1941年去世后，德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很清晰的一张照片，左起第四人，穿全套军装戴着盔式帽的就是克里拜尔。他身边和他同样打扮的是著名的鲁登道夫。右起第四人是希特勒，右起第二人是恩斯特·罗姆。）
3：第三任顾问团团长：Georg Wetzell—— 乔治·魏泽尔。这是一个真正的战将，魏泽尔在一战时担任过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对于军事非常在行。中原大战、围剿红军、热河抗战、一二八事变，魏泽尔出谋划策，功劳非常大，可以说他对国军军队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后来大家津津乐道的三个德械师：36师、87师、88师，就是魏泽尔把鲍尔创建的教导队扩大化而形成的国军“示范师”。魏泽尔的缺点在于对经济不感兴趣，他是军人所以只抓军事。他依照德军的要求配置国军，不断下订单要求买这个买那个，至于这些订单用什么钱支付，他毫无兴趣去关心。按说这不能算什么缺点，军人就是军人，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这就是个极大的问题。魏泽尔与蒋介石的关系一般，上升不到“同志加兄弟”的地步，1934年，魏泽尔离职。
对于魏泽尔将军我想多说几句，魏泽尔的名气比不上后来的塞克特将军，但事实求是地说，对中国早期军事建设出力最多的还要算魏泽尔。塞克特第一次到中国，短短几个星期视察之后提出了整编国军的建议书，据德国公使陶德曼的说法是“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十分吸引人，即使对外行也是如此”，实际上，魏泽尔在华几年时间，塞克特仅仅几个星期，怎么可能比魏泽尔更加了解具体情况？魏泽尔不误醋意地表示“他（塞克特）仅仅是对当地情况有些表面的了解······”“他（塞克特）只不过是通过我的阳台了解中国”。我个人对魏泽尔的看法是：他是个很优秀的战术教官，但他无法从更高的战略角度帮助国民政府，这是魏泽尔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作为军事顾问，魏泽尔更多地参与训练士兵和策划军事行动中，这很好，但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更深一层的含义他始终未能掌握，那就是：通过德国顾问，得到德国政府的更多支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魏泽尔南辕北辙地认为那些是“不务正业”，这就导致了他最终被迫离开。
（这是一张广为流传的著名照片，展示了中国德械军队的雄姿，注意他们头戴的M35德式钢盔。1945年1月27日，德国元首大本营的军事讨论会上，希特勒与戈林谈起了武装弗拉索夫部队一事。希特勒：“我不能给他们换上军装，我们没有那么多军装······，但在我们这里，塞克特先生竟向中国人兜售德国钢盔，他根本没有自尊心。给每一个穷光蛋套上德国制服，我反对！”
从军事上说，魏泽尔参与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魏泽尔将军率领他所训练的第七军北上，积极参与到长城抗战的策划与指挥中，他提出的战略思维被中方采用。塘沽协定签订后，魏泽尔返回南昌，开始帮助策划“第五次围剿”，他提出的“分区围剿”及“分进合击”战术被国军采用，而且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
在网上流传的一些说法里认为帮助国民党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是塞克特将军，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传。因为魏泽尔所率顾问团的秘密性，使得他们的成绩不太为外人所知，甚至许多红军将领领教了国军的新战术后都认为是塞克特的点子。其实，塞克特没有参与剿共，也没有到过南昌，在前线的始终是魏泽尔将军。但是塞克特和法尔肯豪森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剿匪战略与战术”的教学工作。
塞克特接任顾问团团长之前曾问过魏泽尔，是否愿意在他的指挥下继续工作，魏泽尔拒绝了。说起来这有些滑稽，因为当初魏泽尔将军感觉到自己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相处得并不和睦，原本指望塞克特访华能够帮助自己稳固地位，所以他很积极地帮助国民政府转交给塞克特访华邀请书，想不到最后是这一结局。魏泽尔将军随即辞职回国。
4：第四任顾问团团长：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 约翰内斯·弗雷德里希·列奥佩德·冯·塞克特。他是来华德军将领中最负盛名的一位。在一战期间，塞克特将军多次展示了他的指挥参谋水平，可以说是德军中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这一段历史不再详述。现在我们提及塞克特，大多会想到“德国国防军之父”及“十万陆军”这些相连词，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士气低落，部队土崩瓦解，正是塞克特挺身而出，挑起了整编训练德军的重任。1920——1926年间塞克特将军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他的努力下，十万陆军被他训练成同时代最佳的部队，军官团得以保存，甚至在塞克特的倡导下，德国陆军还进行了类似于闪电战的新式战术训练。塞克特的威名远震，谁也料想不到，当初他的努力，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军得到了怎样的回报。
（塞克特将军与希特勒在一起。）
1933年5月8日，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随后赴南京。虽说塞克特是以退役将领的身份因私人原因访华，但还是引起了日本人的不安。德国外交部建议塞克特将军事后能到日本也访问一下，以平衡德国对日华的关系，塞克特不理这套，断然拒绝。随后通过几个月的视察，塞克特提出了他对中国军队的一系列看法和建议，但他没有接受担任顾问的邀请。7月，塞克特返回德国。
到了10月，国民政府再次邀请塞克特访华担任总顾问一职，这一次却出现了问题，因为塞克特的第一次访华使日本人大为恼火，他们不无妒意地看着中德越走越近，于是提出了抗议。为了息事宁人，德国外交部建议塞克特不要接受访华邀请，塞克特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国民政府盛情难却，于是塞克特推荐了两名军官代替他赴华（其中一位是法尔肯豪森），国民政府不依不饶，执意要聘请塞克特再次访华，非他不可。
德国国防部和外交部看法不同，国防部是赞同塞克特访华的（原因我在后面会写），于是，塞克特最终接受了邀请答应再次赴华。塞克特到了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碍于篇幅这里无法再详述。但因为身体的原因，塞克特这一次并未在中国停留太长的时间，仅仅一年时间，最后他把工作交给了他的副手法尔肯豪森将军，1935年3月6日，塞克特返回德国，1936年塞克特去世。
（塞克特将军的墓碑。）
5：第五任顾问团团长—— 法尔肯豪森将军。实际上，从魏泽尔到塞克特再到法尔肯豪森，德国顾问团的官方色彩越来越浓，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说几句。法尔肯豪森1912——1914年间曾以少尉的职务在日本担任德国大使馆武官，这使他对日军的情况有所了解。到达中国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整军工作里去，对中国的抗战而言，法尔肯豪森将军可以说是付出贡献最多的一位德军将领，仔细研究法尔肯豪森的一系列建议，大家可以发现“持久战”这一理念最早来自法尔肯豪森。
法尔肯豪森将军反对蒋介石对日军一味退让，他提出的是“······应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法尔肯豪森还准确预料到了日军的战略重点：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各海口，并提出四川为最后防地。现在大家知道的黄河决口也是出自法尔肯豪森的建议：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
黄河决口一事，在历史上众说纷纭，大多是批评国民政府“惨无人道”，作为“抵抗不力，人民遭殃”的最佳证据。实际上在这些说法里，黄河决口的军事意义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掘开黄河到底对日军的打击效果以及对抗战战略的积极作用长期以来无人研究，这实在是让人非常无奈的事情。
（这是法尔肯豪森一战时期的照片，显然他当时还没有获得“蓝色麦克斯”。）
法尔肯豪森将军看准了日军的野心，在塞克特的设计下，迅速装备和训练了全副德国装备的八万中国军队，另外进行整编30万军队的工作。1936年10月，何应钦曾想劝说蒋介石，调一部分新式军队到陕西剿共，以替换作战不力的东北军，这一建议被蒋介石拒绝，在蒋介石的心里，这支王牌针对的是日军即将进行的侵略。
八一三淞沪抗战，德国顾问团成员奔赴第一线参与战地指挥，尽管德国政府碍于日本的抗议，严令德国顾问们不许涉入中日战事。事实上，我们从后来的一系列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些德国顾问根本没有理会或者故意回避了这一命令。这对德国人（尤其是军人）来说应该是难能可贵，一方面是上级的命令，另一方面是自己作为顾问的职责，这把他们放到了两难的局面下。今天我们看一看《德国赴华军事顾问关于八一三战役呈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报告》这类文档，心里的感激和敬佩难免会油然而起。这篇文档过去是保密的，迄今为止仍然不知道是德国顾问中的何人所写，但可以一眼看出这两人军事专业知识极为丰富，对远东及中日态势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今天读来仍是不无益处。
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36师、87师、88师以及教导总队参战的情况，不再一一详述。总之，这些德械装备的精锐之师基本在抗战第一年被消耗殆尽，这是让人极为痛心的。象宋希濂的36师坚守富金山九天九夜，对抗日寇第二军，给敌于重大杀伤，36师最终剩余部队不足千人，这可以说是中国德械师最终悲壮又辉煌的落幕。从抗战杀敌的角度说，全体德械师对得起国家对他们的信任与栽培。
法尔肯豪森在华期间非常尽心，他的工作需要他经常与德国军工业的巨头打交道，按照今天的话说，这是个很有油水的工作，只要把价格上抬下压或者轻松拿些回扣，他会赚个盆满钵满。不过法尔肯豪森将军非常正直，与德国军工厂商谈判下订单时，不仅质量要求非常高，还把价格压得很低，这让德国厂商叫苦不迭，按今天愤青们的眼光看，法尔肯豪森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德奸”！1934年中国购买一批价值900万马克的重榴弹炮，参与竞争的是克虏伯与莱茵金属两个厂商，为了利润最大化，国防部要求厂商们协商好价格而不要乱压价，同时密电法尔肯豪森。法尔肯豪森坚决反对这种“假招标”，他解释说，既然他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合同担当顾问，自然要尽心尽力完成任务，另外，如果把价高质次的军火交付中国，对德意志军工优良品质的名声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同时他还批评那些纳粹党员：······一些年轻的党员······明目张胆地认为只要有人卖给中国一些东西，不论品质优劣，中国人也就求之不得、尽够满意了······，这种做法不仅会损害德国的信誉，也会削减商业方面的利益······。
其实，在德华商业中洁身自好，恪尽职守的不仅仅是法尔肯豪森将军，他的前任们也都做得很好，例如塞克特将军，下订单前绝不会见任何厂商的代表；再例如鲍尔，他本人就是厂商代表，但遇上真金白银购买德国军火时，他完全站在国民政府这一边······
（南京宁海路附近的别墅，当年这里是德国驻华大使馆，德国顾问团成员就住在这栋别墅旁边的一座小楼里。）
随着中日战事的不断加剧，德国政府原先中立的立场逐渐改变，最终完全倒向日本一方，除了对中国禁运军工武器外，还下令召回了驻华军事顾问团。法尔肯豪森将军与其所率的德国顾问团成员，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刻离开中国，几年来的工作使他们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4年4月30日，法尔肯豪森给德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们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合同都属于私人性质，与德国政府无关，而且按照合同要到1939或1940年才到期，这个时侯离开，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不合适，法尔肯豪森还很夸张地指出他的某些下属连回国的船票也买不起。陶德曼大使也支持法尔肯豪森的意见。
但此时德国已经决心弃华联日，几次催促陶德曼大使与蒋介石交涉，甚至下了死命令给德国驻华顾问：如果再不回德国，即以叛国罪论处，取消国籍并没收财产······
在此情况下，在华的顾问们于1938年6月25日离开中国（6月24日陶德曼大使被召回），法尔肯豪森几人作为善后人员于7月5日离开汉口转道广州赴香港返回德国，临行前他们纷纷起誓：为中国保守抗战秘密，绝不用之来反对中国。其忠诚之心溢于言表，令人起敬。
回国后，1939年7月10日法尔肯豪森再次应招入伍，8月28日，他在德累斯顿出任第四军区司令官并兼任第四集团军司令（这是德军战时征兵制度的特点）。
1940年5月22日开始，法尔肯豪森将军担任德国驻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军政府总督，同时他还兼任荷兰和卢森堡总督。有趣的是，一战时期，担任比利时驻军总督的是他的叔叔路德维希·冯·法尔肯豪森将军。
法尔肯豪森在比利时担任总督时，尽力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他在军政府内留用了大批原先比利时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了维护比利时境内的治安与稳定，法尔肯豪森多次顶回了来自德国的命令，这些命令大多是要他实施或者配合实施“最终解决犹太人”的计划。
（这是担任驻比利时及法国北部总督时的法尔肯豪森将军。）
法尔肯豪森将军最终退役并被召回德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于比利时境内的抵抗力量打击或报复得不够，相比较之下，比利时的德国军政府是在欧洲最为仁慈的一个。1940年年底时，比利时大约有52000——55000犹太人，而根据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命令，犹太人必须被有计划地驱逐或消灭。根据一位著名的“大屠杀”研究者——劳尔·西博格的研究报告指出，整个比利时在战争中被杀害的犹太人大约为24000人，大多是被运送到奥斯维辛，而有40000余犹太人得以生存到战后。
这不能不说是法尔肯豪森的功劳，诚然，他在被迫无奈之下驱逐过一些犹太人，大多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逃入比利时的犹太人，而作为比利时公民的犹太人则不在驱逐之列。大多数历史学者承认，在比利时的犹太人，幸存下来的远远超过遇难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死亡的犹太人，在比利时所有的犹太人中所占的比例不到一半。
在各个占领区，德国惯用的稳定治安方式是：人质！事先抓捕一批当地人，甚至包括一些知名人士，一旦发生袭击等事件，如果抓不到凶手，人质就会被枪毙。在比利时也不例外，法尔肯豪森将军战后被审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比利时的地下抵抗力量也很了得，甚至是犹太人带头起来反抗，组织游击队到处袭击德军。例如1943年4月，犹太人突然袭击了一队德军宪兵，当场打死不少德军，自己却毫发无损逃之夭夭。在比利时的犹太人甚至还组建了“第九犹太旅”的地下武装。
1941年底，犹太人雅各布·古特弗兰德组织了比利时第一个犹太恐怖组织，他们到处放火焚烧工厂、爆炸火车、制造车祸、暗杀德国人或者比利时人或者犹太人——只要对方是与军事当局合作的线人。这个恐怖组织在我们看来应该算是游击队，但这类莽撞的行为往往容易招致德军的报复：处死人质！“恐怖组织”这个词不是我而是若干历史学者的定性。
（这是法尔肯豪森将军在比利时的总督旗帜，这样的旗，似乎大多放置于汽车的前端。）
比利时解放后，德国佬走了，盟军来了，有趣的是，这回轮到英国人一下子抓捕了2000多德籍犹太人作为“敌方侨民”看管起来。
今天提起60多年前的往事，说到法尔肯豪森将军，稍稍了解一些历史的中国人立即会想到他来华帮助中国以及他在比利时担任总督时的义举。钱秀玲通过法尔肯豪森援救比利时犹太人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她被称为“来自中国的辛德勒”，这些故事网络上非常多，我不再饶舌，各位可以自己去查阅。在这里说另一个故事：
曾签署过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陆征祥（此人有一句至理名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因为内心的负罪感以及妻子去世的痛苦，1927年一个人跑到比利时出家当了洋和尚（修道院）。日军侵华后，陆征祥在比利时办报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与中国帮助，号召民众抵制日货。
1940年德军入侵并占领比利时后，陆征祥所在的圣安德诺修道院被德军强占为兵营，陆征祥等修道士奋起反抗，他们到处进行宣传演讲，斥责纳粹的野蛮行径。陆征祥的反纳粹行为很快被盖世太保们注意，几次威胁他，如果不停止这种不合作行为就把他送去波兰的集中营。陆征祥不理会这些威胁，继续从事他的工作，结果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幸亏比利时总督法尔肯豪森将军极力阻止，陆征祥才保了一条命。
1944年盟军节节胜利，陆征祥利用祈祷的机会，暗中传播盟军即将取胜的消息，给比利时人民带去了胜利的希望。战后，为了表彰陆征祥对宗教的虔诚以及不畏纳粹强权的勇气，罗马教皇亲自任命他为圣安德诺修道院名誉院长。
这件事仅仅是法尔肯豪森将军拯救无数比利时人中的一个例子。
（最常见的法尔肯豪森将军戎装照，注意他胸前的蓝色麦克斯勋章。）
法尔肯豪森将军自1940年5月22日——1944年7月15日一直担任比利时—法国北部军事总督，44年7月15日他正式退役。7月20日发生了7-20刺杀希特勒事件，7月29日法尔肯豪森将军因涉嫌7-20事件被盖世太保逮捕。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法尔肯豪森将军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期间还周转了好几个集中营，包括臭名昭著的达豪。由于法尔肯豪森将军资格太老，看守们对他非常尊敬，他在集中营里倒也没有受太多的罪。（实际上，法尔肯豪森非常反感纳粹，这使他与维茨勒本元帅、隆美尔元帅等人搞在一起，多次有过密谋，7-20事件他是积极参与者之一，法国总督施图尔普纳格将军伴随着7-20爆炸及时发动在法国的政变，如果法尔肯豪森晚几天离职，肯定也会积极响应。）
（非常珍贵的一张照片，7-20后法尔肯豪森将军在“人民法庭”上受审，让人不解的是，他竟然能逃脱“人民法庭”的死刑——一般都是这样判决的。）
1945年5月4日，法尔肯豪森被盟军解救，但随即因为战争罪又被盟军投入大牢，先是被关押在英国人的第11特别营地，随后他被交到美国佬手上，又回到了达豪集中营，这一关押就是整整三年。1948年，法尔肯豪森将军被引渡给比利时，直到1951年才开始审判。无疑，最为德国驻比利时最高军事行政长官，法尔肯豪森将军是比利时最大的战犯。尽管有许多证词证明法尔肯豪森努力营救过许多人，但也有很多证据证明法尔肯豪森在占领期内执行过驱逐犹太人以及枪毙人质的罪行。最终，法庭判处他12年有期徒刑，但考虑到法尔肯豪森年纪太大，在宣判的三周后释放了他，法尔肯豪森前后坐了六年牢。
法尔肯豪森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Cecile Vent—— 塞西丽·温特，有趣的是，温特是比利时著名的“抵抗战士”（另一说法是她是某抵抗领袖的遗孀），她是在听完钱秀玲对法尔肯豪森将军的介绍后，对这位正直的军人产生了好感，法尔肯豪森在牢里时，温特就去为他送吃送穿，出狱后，两人并携连理。
（这是法尔肯豪森1933年拍摄的照片。）
下面聊几句法尔肯豪森的军衔，这一方面所引起的谬误及争论一直比较多。
1928年4月1日，法尔肯豪森晋升为少将；1929年10月1日，晋升为中将；1930年1月31日退役；1934年3月8日，晋升为步兵二级上将；1939年7月10日，被重新召回服役；1940年9月1日重新挂步兵二级上将衔。
关于德军二战时期的军衔，在国内一直是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是关于“大将”及“一级二级上将”的纷争，这一点我会在下一次的“二战时期的德军军衔”里逐一阐述，这里不再啰嗦。
法尔肯豪森将军1940年授予的General der Infanterie z.V.这一职务很有意思，前面的意思是“步兵二级上将”，后面的z.V.代表什么呢？关于这个我与OLAF研究了一下，德国的军衔是终身制的，是一种荣誉，如果某将领退出现役，他的军衔还是会得以保留。假如该将领退出了现役，因为各种原因不可能再次重返部队服役，这样就在他的军衔后添加aD(ausser Dienst)，表明这种状况；假如该退役将领有可能会返回军队重新服役，那么就在他的军衔后附加zV（zur Verfügung）。总之，这些后缀的目的是为了与现役军官区分开来。
另外一个疑问则是：法尔肯豪森1929年10月1日晋升为中将，1930年1月31日退役，应该说他的中将军衔没挂多久就退休了，为何一个退役将领到了1934年3月8日又能晋升为二级上将呢？请注意，1934年4月开始，法尔肯豪森开始担任中国的军事顾问，在此之前提升他为上将确实在情理之中，为的是让他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和更具权威。退役将军得到提升在德军中是符合传统的，但还是要与现役将领区分开，于是在军衔前面会添加前缀：charakterisiert，一般简写为：charakter als。所以，我们注意法尔肯豪森的履历表就会看到，他在1934年3月8日的晋升是这样写的：Charakter als General der Infanterie : 8 march 1934。
（1940年拍摄的法尔肯豪森将军，在比利时。这张照片中，法尔肯豪森似乎穿了一套礼服，注意他的衣袖。）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法尔肯豪森的资料非常少，写起来也特别困难，下面就大略谈谈战后法尔肯豪森的一些情况。（俗话说酒不够烟来凑，我只好东拉西扯乱谈一气，表示自己确实懂确实是OLAF所说的“专家”啦。）
前面说到德国的许多专家应邀到中国帮助国民政府进行军事训练，但我们要注意一点，因为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这些专家不能以德国公派的形式出使中国，都是以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民间方式在中国开展工作。蒋介石这个人，你可以说他千万个不好，但他确实不是落井下石忘恩负义之徒。三十年代塞克特与法尔肯豪森给与国民政府的大力帮助让蒋介石非常感激，直到败退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还是对德国将领当年的工作赞叹不已，越赞叹越是感激，越感激越想知道：这个老朋友在哪里呢？
一打听才知道，国民政府的老朋友法尔肯豪森已经因为战犯罪在比利时身陷囹圄，蒋介石不管那些，安排人给法尔肯豪森的家人多次送去生活用品，48年至51年间的德国，这些东西可比钱管用得多。自然，钱也没少给，台湾1947年8月5日的电文里明确指出，给法尔肯豪森送去3000美元现金以资帮助。另外，（据说）在1953年10月法尔肯豪森75岁生日时，又收到了蒋介石赠与的12000美元。（另一说法是1950年10月蒋介石赠送给法尔肯豪森生日礼金一百万美元）。按照那个年代的物价和货币，一百万似乎有些不太可信，12000元更加可靠些。就是12000美金在当年也是价值不菲的巨款了。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他重整军队非常需要外军将领的帮助，当时可供选择的有美军、日军和德军将领。德国将领做顾问有个好处是：他们只做分内的事情，绝不干涉国民党的内政，只抓军事，不涉及政治或经济，这一点是蒋介石非常满意的。另外，美国政府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帮助台湾防守可以，帮助国军增强进攻能力是万万不能的，而且这些美国佬还睁大了眼睛，只要国军稍有动静，好比增强战备啊，增加后勤补给啊，美国佬马上指手划脚吆五喝六，这是蒋介石决不能接受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军在二战中的战斗力有目共睹，尤其是中后期，在装备和兵力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德军依旧刻苦顽强，打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战役，这种“穷人的战争”是蒋介石最需要的，从中能看出德军指挥官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再次聘请德国退役将领担任顾问就成了台湾唯一的选择。
聘请德国退役将领来台湾，请谁呢？蒋介石又一次想到了法尔肯豪森将军，但这时候的法尔肯豪森年事已高，从身体上来说已经不太可能，另外就是，在二战过程中，法尔肯豪森并没有统帅大军对抗敌人的一手经验，也就是说他与现代军事已经脱节，此事只得作罢。随即，台湾方面又把目光放在了二级上将瓦尔特·温克身上。
温克将军名气太大，他曾经是古德里安的参谋长。二战末期的柏林战役，希特勒的最后希望就是温克集团军，他盼望着温克集团军解救柏林。温克将军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在这一刻，“一个人的命运已经不重要了”，他下令牢牢守住易北河上的阵地，目的是守住一条通道，让德国士兵和老百姓能够通过这里向西方的美英军队投降而不是落到俄国人手里。
温克将军对华态度非常友好，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塞克特将军的副官。接到邀请后，温克思考了很久，最后以身体及家庭的原因谢绝，但他向台湾政府郑重推荐了奥斯卡·孟泽尔将军。孟泽尔将军非常愿意到台湾担任军事顾问，于是有了后来的“明德专案”（明德、培德、进德各不相同）。
当时台湾选择德军将领担任军事顾问，有几个条件，仔细看看，还是比较苛刻的。
1：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十万陆军”重建工作。
2：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3：参加过西德联邦国防军的重建工作。
4：担任过军或师级以上职务，参谋官有过教育经验。
这几个条件比较严格，好比第三条就把具有纳粹色彩的将领排除在外。此外，德国方面又提出“必须是西德国防军退役将领”这个条件，以避免政治上的尴尬，实际上这是画蛇添足，从第一个条件看就可以基本满足第五个条件了。
（蒋介石等中意的德军将领瓦尔特·温克。）
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当时的情况，德国军事顾问在台湾的月薪是1500—1800元台币，虽说比一般国军将领要高，但这份工资仍不足以养活他们在德国的家人。台湾当年的经济也不太好，但特事特办，这些顾问由海军司令桂永清专发补贴50元美金/每月，以便他们养活家人。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蒋介石给于法尔肯豪森动辄数千美元的手笔。
1966年7月31日，法尔肯豪森去世。
谈到1928——1938年间中德合作，有一些问题需要仔细说说。长期以来，我们这里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纳粹德国对中国的帮助是无私和真诚的，是不带额外条件的，即便有目的，也无非是通过平等贸易合理地得到一些战略物资“钨”以及得到一些军火订单。网络上流传着大量重复的文字，充分赞扬了塞克特以及法尔肯豪森对我国抗日战争的贡献，这些文字大多出自几篇视角狭隘的文章，但却缺乏更高角度的战略分析，未免有以讹传讹之嫌。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转交给东德一批档案，后来这批档案被东德历史学家迈勒尔充分采用，他仔细研究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还有一批在西德的关于当年顾问团的档案被赠与了法尔肯豪森个人。这些档案都可以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是有明确目的的！这些目的包括：保证德国持续得到国防工业所需要的战略物资；通过武装及训练中国军队，检验德国武器以及德军在一战后所制定的战略及战术；保持普鲁士军官团的战斗潜力；在中国灌输反共理念；为德国在远东即将进行的扩张计划作准备。德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说，德国军事顾问执行的，实际就是“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先驱”。
当然，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大多是来自民主德国（也有部分来自西方国家），可能会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至少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理论，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这比单纯的“哈德”要强。最简单的例子：外交部长牛赖特原先反对塞克特将军到中国去，在得知如果德国不允许，中国将从法国聘请贝当元帅后，牛赖特马上答应放人。
历史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实际上当年德国内部对中国的看法也有不同。德国国防部对派遣军事顾问到中国是积极支持的，他们认为一方面可以得到中国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可以大卖特卖德国武器，从而使德国军工厂开足马力，大大提高德国军火生产能力，再有就是保持德国军事在中国的影响力。德国外交部则是持矛盾的心态看待这一问题，既同意国防部的观点，又从政治上担心引起日本的反感，所以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例如德国从满洲获取工业原料，但又不敢承认满洲国；既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到中国，又坚持不能是现役军官；既愿意中国大批购买德国工业产品，又不愿意提供出口风险担保······所以塞克特将军二次访华，外交部是不赞同的，后来又提出了种种条件和建议，都是这种微妙的“平衡”所致。
（中德军事合作。）
这个话题展开来实在太大，没办法一一详述，让我们继续谈谈法尔肯豪森。法尔肯豪森将军在中国，不能说他一心一意地进行了德国政府的那些“目的”，反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帮助国民政府军事建设的工作中去。以他乐观的估计是：两三个德械机械化师就足以把日军驱逐出中国，中国士兵的作战能力超过了日本士兵（这是法尔肯豪森1937年7月所说）。尽管这有些夸大其词，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法尔肯豪森将军为何要向他的上级反复强调日本打不赢中国以及中国绝对有能力抵抗到底这样的观点呢？
原因很简单，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说，法尔肯豪森更加倾向于中国而不是日本，尽管他也出使过日本。他个人是非常反对德国政府召回军事顾问的做法，更加反对政府与日本结盟，这就是法尔肯豪森夸大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原因所在。
法尔肯豪森为什么要反对德日结盟？一方面是他在中国的经历使他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始终抱有一种同仇敌忾的心理；其次是一些历史学家在仔细研究了法尔肯豪森将军的遗稿后谨慎地提出：有这么一个军人团体，其中包括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他们在1936年就提出“绝对不讨论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实际上，包括贝克将军、法尔肯豪森将军、赖歇瑙将军、勃洛姆堡元帅这一批德军将帅，根本不相信日军的战斗力，期盼日军能配合德军以后对苏联的战争简直是荒诞不经，日本最多就是口头上喊喊罢了。这批德军将领的观点是：如果日本有力量，那么就在远东牵制住苏军，而不是入侵中国！
法尔肯豪森将军同情中国的抗日，反对纳粹德国的亲日政策及侵略主义，但他却深受希特勒信任并被赋予要职；他反对纳粹主义及种族屠杀，这使他卷入了贝克将军等人的密谋集团；他在比利时等地积极采取温和的统治措施，但还是身负驱逐及屠杀犹太人的罪责并被判有罪。这一切，是这个正直军人一生最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