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共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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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說明他會剝我皮 ----------------© 转载注明出处 否则剥你光猪

ZG還有一小撮還是個人，但在強勢權勢集團面前選擇了沉默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什麽---是民主不民主--- 是自由不自由---是公平不公平--=還是腐敗不腐敗—

 我認為都不是 ---而是清算不清算的問題-----以後還是爲了這個問題暴風雨還會來的更猛

中國改革最好的時期已過---ＺＧ積累的債愈多－－－就會爲了免於清算而積累更大的罪惡

而最大的罪惡是權利塔尖下的幕後黑手－－－首要還是江世家的全面操控－－中國的改革的轉折

也是江的出現－－ＺＧ也是在江的操控下顯得搖搖欲墜－－－而江最害怕的問題就是怕死後的大清算

－－權勢塔尖的都怕清算－－－上賊船難下－－－所以爲了避免清算..........　中國老百姓的苦日還會很長

中國未來還會很悲慘－－－

中國的代表不代表人民

中國需要一些談判專家 與 ZG談判-----這也是一條改變現狀的路【條件先放過他們一會 】

只要全國一條心--坐牢一起做-罷工-罷課-上街遊行--鐵棒也磨成針了

團結就是力量 :hug:

三位高官最近讲了三句重要的话

第一位高官是河南省政法委书记李新民，他在做客人民网时说：不准访民告“洋状”。 在中国，老百姓有了冤屈，找县里县里不解决，找省里省里不解决，最后怀着“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心情，千里迢迢不畏艰辛来到北京找中央，然而依旧还是不解决，而且还时刻有被打被关黑监狱被送精神病医院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十年八年过去了，如果仍然还找不到述说心中冤屈的地方，恐怕真的会像东东“教授”所说的那样十有八九会变成精神病（这对我们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极其不利）。于是我们的有冤无处伸的访民出于无奈，只得向“洋人”们去吐苦水，以求得全人类（包括中国人）的在道德和舆论上的救助。这有何不可以？它违背了哪一条法律？可我们的李新民书记大人却公开宣布“不准”。 第二位高官是司法部长吴爱英。吴部长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任何案件在法律面前都不应当有区别，都是一样的案件，违法就是违法，不违法就是不违法，而绝不应当有所谓“敏感案件”所谓“ 群体性事件”案件的划分；而且，律师有权代理所有案件，在代理案件时，律师只要严格遵守了法律就等于“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可我们女士吴部长在讲话中却只讲“政治”“大局”“纪律”，讲“敏感案件”讲“群体性事件”，就是不讲律师的涵义是什么。真把我们老百姓的头都弄昏了。我们的律师在遵守了法律的前提下还要另外去“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这个“政治”这个“大局”这个“纪律”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律师不能去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案件？或者在代理所谓“敏感案件”“群体性事件”案子时，律师应当放弃法律原则而站在有益于司法部长的立场上？ 第三位高官是国务院副总理戴秉国。戴秉国副总理最近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宣称：“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现代国家尤其是宣称为“共和国”的国家，它的本质应是人民主权，在无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这种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根本不存在有遭到危害的问题，因为全体人民会自动的去捍卫它维护它。故而，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我们中国，它的核心利益第一应当是保障全体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使中国人民在和谐、有序、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然而在我们戴副总理的脑海里，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中根本就没有人民的基本人权，没有人民的自由、幸福，在他观念中，深深扎根的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 于是乎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为什么有一年多过一年的成千上万的访民。于是乎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李新民书记为什么不准访民告“洋状”。   责任编辑：沈波　　　　　　　　　来源：天涯杂谈

几位中国问题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万里谈话”没有采用内部上书、而是采用公开的方式历数中共罪恶，是因为这位老人看到中共不可能改良、无可救药的末世现状。这本身也是对中共摇摇欲坠的现状及必将灭亡的命运的直言。该谈话超越中共底线， 极大冲击中共。中共的缄默就是最大的反应，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这也说明中共统治已经很衰弱，到了末路的尽头。 专家还认为，“万里谈话”代表中共体制内一批良知尚存、本性还在的高官、党员的心声，这是在退党大潮不断向前推进、更多人们反思中共邪恶、选择未来新生的大背景下的现象，是精神觉醒、人性复苏、勇气回升的必然过程。中共已成为众夫所指，甚至在体制内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不骂中共的。“万里谈话”展现的是，公开唾弃中共已到了中共最高层、最要害部门。

这篇“万里谈话”直指中共执政非法、宣传野蛮、没有起码的伦理，还批评说，过去那么多年来，中共是中国动乱之源，自身的折腾殃及了国家和老百姓。中共不仅对老百姓没有道歉，而且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和对错误决策的修正。谈话在反思中共罪行、否定中共的同时，也主张通过重建政治伦理改变中国社会。

无论从文章的用词语气和涵盖范围，还是从不同的消息渠道和自己的经验判断，张伟国都认为，这是万里的谈话。他说，万里在中共高层元老里一直是出手不寻常的、少有的敢于批评当局的人物。对于中共高层人物来说，选择用网络方式公开发表，这也是一种惊人之举，以前只有赵紫阳如此做过。

张伟国说，他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非常清楚，对如何解决中共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才能影响高层决策，非常精通。此时他没有按照内部运作上书，而是选择了公开，这足见他已经清楚看到中共的末世现状，用旧有的渠道和模式上书领导人，已经时过境迁、没用了。中共不可能改良，已是无救了。

另一方面，张伟国也指出，重视这篇谈话稿的内容、价值及其影响，应当比调查考证谈话者的身份更为重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位中共最高层元老。

他说，中共把中国社会、国民、政府绑架了60年，毒化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三代人灵魂深处深受其害。像这位做到中共高层顶尖权位的老人这样没有被中共专制机器彻底腐化、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能坚持自己的良知、并敢于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已是中共内的异类。

“这位老人认为，需要社会大众、各种社会力量反思。除了解决中共之外，还要解决整个国家、社会、文化、国民的伦理道德等问题。”

这篇被各界认为的“万里谈话”开始就指出，“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文中还批评，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中共中央机关至今没有挂牌办公，仍像非法地下机关那样运作。仍是党指挥枪，“党军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

这篇谈话中还说，“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共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

伍凡认为，这里也区分了中国和中共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共不等于中国。伍凡特别指出在“万里谈话”中有“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等句子。伍凡表示，这种国家在前党在后的措辞，在中共高层也属首次，“万里谈话”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其实是直接暴露了中共劫持中国、凌驾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之上的事实。

“万里谈话”文中还说，“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

“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伍凡指出，“万里谈话”此处直指中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党文化舆论宣传的虚假和野蛮。他还认为，中共这种连基本事实都不符合的宣传手段是根本无法欺骗老百姓。

万里谈话”文中坦言，“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

伍凡指出，此处直接指出中共是中国乱象和灾难的根源。其实现在老百姓早就把中共号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耻笑的对象。现在的流行语是“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国才会好”。

“万里谈话”文中说，“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 ”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张伟国认为，这里谈到整篇谈话的主题，就是主张通过重建政治伦理改变中国社会。作为一个人、政治团体、执政党，讲话要有信用，有诚信，遵守、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基本的现代文明准则。中共从60年前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曾经给中国老百姓乃至于整个世界，都作了非常漂亮的承诺，但至今从未兑现过任何承诺，甚至也不承认自己曾有过承诺。这把中共和社会的关系彻底颠倒了。最近中共自己的喉舌所作的民意调查，那些官员和御用知识份子的社会信誉都不如妓女，这反应出中共统治中国社会整个信用破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所有无赖流氓最黑暗的黑社会的手段，已经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这无论对于中国历史、还是人类历史来说，都是罕见的。

伍凡指出，一个人要重德，作为一个政党，不仅要有志向和抱负，更应重视伦理道德，有志有德方能成正事，否则什么都无从谈起。中共没有道德伦理，它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所以中国人民也不会让中共有未来。

“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

“万里谈话”中还说，中共曾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社论、评论、声明，向全中国人民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可是后来都被修改掉了。“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伍凡指出，“万里谈话”这里间接的指出中共必然灭亡的命运，正像前苏共一样的下场。中国古人有很多类似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对于中共这样根本就是欺压和凌辱老百姓的政权来说，灭亡是必然的。大家都知道，中共现在的处境就是，中央四分五裂，完全失去控制，中层绑架高层一起走向死亡，中共用任何手段垂死挣扎的企图都是无效的。

张伟国：超越中共底线 极大冲击中共

这篇全文有近万字的谈话目前在网上流传，引起很大反响。张伟国认为，这篇谈话对中共进行的分析和评论振聋发聩，分析中肯、深入、直指要害，可以看出，这是对中共腐败制度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研究的一个老人的反思。

他说，这位老人很了解中共内部政治运作机制，他的这篇尖锐的谈话，表面上使用了中共那一套讲话的方式、语言、行话、术语，用圈内人听得懂的话表达，对中共内部的触动会很大。他的谈话，可能外面的人看上去觉得很保守，但实际上句句都很到位，没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大家都能看出他击中了中共的要害和最怕。中共体制内不管哪个派系的，都知道每句话背后的潜台词。

“这篇文章足以给中共一个沉重的冲击，对于中共内部不同的政治派别应该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中共体制内良知尚存的开明派，或者犹豫不决的人士来说，这篇谈话是一个很难得的答疑解惑式的反思，以及具有鼓舞作用的思想精神支援。只要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还有一点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有深刻的触动。对于那些坚持中共一党专制的死硬派们，这也是一个相当有杀伤力的动作。”

张伟国指出，“对于中共高层人物来说，这篇谈话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他已经看到，中共已无药可救，中国社会也是烂透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他的讲话不少地方越出了中共的限制，对中共性质的定位和批评，都大大地超出了、从根本上超出了中共所能容忍的范围

张伟国：中共的不敢回应 就是最大的回应

张伟国指出，这位老人不会在乎中南海知道其谈话，而且肯定会让他们知道。而且他对形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他知道，中共不敢对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更不敢软禁他，如果没有基本判断，当年就会像赵紫阳一样牺牲掉了。

这篇“万里谈话”已经在网上发表、热传了10天，中共当局没有像当初孟伟哉退党时那样的辟“谣”，而是保持缄默。张伟国认为，对于这篇谈话，中共的不敢回应就是最大的回应，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中共不敢有任何反应，因为一反应就是最好的公关宣传，那就热闹了。中共对此避之犹恐不及，根本不敢挑衅、批评，甚至讨论，不敢碰，只能尽量让人不谈、让人淡忘。

“这也说明中共统治已经很衰弱，穷途末路，管不过来了。管外面都管不过来了，更不用说里面了。中共越来越下三滥，完全违反人的伦理。对于一般的人，他可能会打压，但是对于这样树大根深的元老级人物不敢轻易下手。”

这篇“万里谈话”中还引述一名病重的元老的担忧，“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文中还提到一名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元老，曾对他表示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能为中共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遗憾是没有推动中共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七十年代末在一次中共党内讲话时提到“政治伦理”。

“万里谈话”中说，“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己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份历史责任。”

张伟国还表示，“我猜测，像他这样一位有强烈抱负理想的，60年都没有被完全腐蚀掉的中共元老，当然不愿意就这么样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把他的这篇谈话理解为他对历史、后人，至少是自己良知的一个交待。”

中共元老 萬里————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