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索爾仁尼琴？fficeffice" />

发此文，以纪念这位伟大作家逝世一周年 

壹     命定之時

在塔什幹的某一個醫院裏，有著一本特殊的病歷，時至今日它是否還依然存在，我們已經不得而知。假如還能將它找到，慢慢翻開，會發現在一頁頁紙的頂端，寫著各種癌症的名稱，而在紙面之上，一分爲二畫爲兩格——左半頁的上方寫著：“已經死亡”；右半頁的上方：“尚未死亡”。各分3欄填寫著姓名——是不同時間寫的，有鉛筆字，有鋼筆字。左邊半頁沒有塗改，而右邊半頁的姓名一再被劃掉、劃掉、劃掉。“暗，就是這樣。出院時我們把每個人的姓名都寫在右邊，可後來就陸續轉到了左邊……但畢竟還有幾個幸運的人留在右邊“♂

時隔半個世紀之後，2008年8月3日，終於有一只顫抖的手，在這個本子之上，輕輕地將右邊半頁中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名字劃去——那，是上帝之手，他終於結束了這個人苦難的一生，讓一切歸於塵土……。

    冥冥之中，有著太多不可解釋之事。誰能夠想到，古拉格之囚，癌症病危者索爾仁尼琴，會看到鐮刀旗在紅場落下，會聽到新世紀的鐘聲敲響，會見證一個弗拉基米爾到另一個弗拉基米爾的循環交替。也許我們只能這樣理解，這個人的存在，就是上帝賜予我們的一個神迹，讓他幫助我們去追尋，彌漫於歷史之中的對於整個20世紀人類苦難深深的思考。

贰   古拉格之子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諸">諸ersonName>君，要敍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爲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的）一切，沒有想起（的）一切，沒有猜到（的）一切。”♂在他40歲這一年, 也是整整50年前，索爾仁尼琴開始撰寫《古拉格群島》。之前，他已經完成了使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癌症樓》和《第一圈》。但是，索爾仁尼琴知道，幾千萬（具體有著多少人，永遠沒有人知道）古拉格之子也知道，這一切雖然已足夠重要，但還不是結束，甚至遠遠不是開始。

因爲，古拉格之子們已別無所求，他只希望在天堂門口，得到上帝的一個答案——爲什麽是我？！

漢娜·阿倫特在其不朽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將20世紀特有的大規模、有組織，關鍵是得到“大多數”民衆支持的對於成百萬、上千萬人的鎮制與殺戮，稱之爲“絕對的惡”。其中最爲著名的就是希特勒式集中營制度與史達林式勞改營制度。但是，二者之間還是有著一個本質的區別，集中營制度所針對的主要是猶太人爲主以血緣爲分界的某一族群，至多包含第三帝國 “真正意義上”的持不同政見者。而史達林式勞改營制度所侵害的人群，卻遠遠沒有這麽簡單。

古拉格之子林林總總，成千上萬，你卻無法把他們絕大部分歸類。這其中確實有諸如社會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託派和共產黨人（！）等持不同政見者或無不同政見者（乔治·奥威尔语）;誠然也有著知識份子、神職人員（集權政體之天敵）;但是，如同偉大人物的先進學說所指出，這些人是真正的5%。而其餘的95%，則是——家兔。是你，是我，是他！是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除了“唯一正確的”那個人。哪怕你是第二號人物，（往往就是第二號人物），也絕不可能得到倖免——永遠不要有僥倖的心理！

每一個人（包括統治階層自身，在革命成功的第十七個年頭）都具有成爲人民的敵人的可能性，每一個人都是“一小撮”，每一個人也就都是“大多數”。 有史以來第一次，人民變成了它自己的敵人，儘管也獲得了一個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對於這種情況，林昭曾經有過這樣的精闢論斷：在集權體制之下，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秦城監獄的創造者們發現，原來從內部更能看清這個監獄的全景。社會災難從局部開始，經星星之火以燎原，而後引火燒身，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古拉格之子，在劫難逃，而無一能倖免，最終上演一場全社會都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悲劇。　

   叁   牛犢頂橡樹

我曾經和別人這樣講過，僅僅就純粹文學水平而言，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也配得上諾貝爾文學獎。就好比說，嚴格意義上，《古拉格群島》中所描述的嚴酷勞改營生活，索爾仁尼琴並未真正度過幾年。但是，作爲一名以描寫“監獄題材”而著稱的著名作家，他是以一個“囚犯”成爲“作家”的身份轉換且體現出的巨大勇氣而獲得全世界的認可與尊重。

怎樣成爲“作家”，和一個“作家”應具備何種態度？ 1967年5月，莫斯科。第四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前夕，索爾仁尼琴給大會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和秘密的檢查制度”。（也可以是寫給某一次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的回應），這根植于作家對於國家不合理制度的深深反思。到了第二年，布拉格。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大會上，帕維爾·科胡特、米蘭·昆德拉、伊凡·克裏瑪等作家在大會上宣讀了這封信，由此在鐵幕中拉開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1968年8月，蘇聯以非程式方式“進入”布拉格，結束了這場長達半年的民主化運動。而在蘇聯坦克壓上捷克斯洛伐克這個主權（人權）國家心臟之時，索爾仁尼琴寫下了與蘇維埃帝國的最後訣別——做一個蘇聯人是恥辱！

古拉格之子終於理直氣壯地與古拉格之邦決裂，從此分道揚鑣，絕不低頭，對於極權主義社會的態度由反思升級爲反抗。

“針對公開的暴力的無情猛攻，文學又有可能做些什麽呢？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夠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與虛假交織在一起。在它們之間有著最親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結合。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援。”

而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所採取的簡單的一步就是不參與虛假，就是不支援虛假的行動！讓它進入世界，甚至讓它在世界上稱王稱霸——但是卻沒有得到我的幫助。♂
   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可以不誇張的說，自索爾仁尼琴開始，人們認識到了在生活之中“拒絕說謊”是戰勝（終極式）謊言最简单方式（當然，這與揭穿“皇帝的新衣”還有差距）。人們對於集權政體的反抗從秘密走向公開，首先得益於人們對於謊言的不妥協，這種對於極權主義最基本原則的頑強抵制，恰恰是揭穿皇帝根本沒有穿任何衣服地開始。

肆   怎麽不是癌

恐怖的形式有很多種，而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紅色暴">紅色暴君史達林的，恰恰是最恐怖的一種……

史達林式鎮治可以歸結爲以下幾點：（1）以目的和意願定罪，而並不是以罪行定罪；（2）對於“一小撮”的鎮壓，其目的在於對大多數的震懾：（3）鼓勵告密；（4）以謊言對恐怖手段加以掩飾，以終極目的標榜恐怖的合法性。（5）大規模的社會動蕩。（6）利用戶籍制度進行社會控制。

而這一切加諸於社會的傷害不僅僅在於鎮治時期的對社會體系的顯性破壞，其對於社會環境的潛在敗壞更是無窮的。這種敗壞不僅僅在於鎮治實施之時，而更是在於鎮治解凍之後，也就是哈維爾所說的後極權社會時期。

當人們已經習慣了在恐怖與謊言的雙重壓制下生活——就如同索爾仁尼琴將勞改營制度形象的比喻爲俄羅斯民族之癌，當這種癌細胞慢慢擴散之後，受到危害的並不僅僅是癌細胞所在之地、之时，而是整個社會長此以往的同質化和犬儒化。

在群島上産生的人與人的關係、風習、觀點和語言等方面一切最有傳染性的東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動物組織滲透的普遍規律，首先滲出到這個傳送區，然後擴散到全國。勞改營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進入全國文化的成份正是在這個傳送區裏自動地受到核對和挑選。當莫斯科大學新樓的走廊裏哇哩哇啦地傳出了勞改營裏的用語，當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婦女對生活的實質說出和勞改犯完全一致的見解，請你不要奇怪：這是通過傳送區、通過營旁世界到達這裏的。♂

如霍布斯所言，當社會動蕩演變爲“所有人與所有人的戰爭”，今天是你死，明天才是我！整個社會充滿了告密者與不信任，沒有人願意（更多是不敢）站出來爲社會上的不正常現象負責。這一病態的社會積累在幾年之內就能夠建立起來，（而這種互不信任所帶來的封閉與冷漠正是制度建立建立者所夢寐以求的）而要將這些毒素慢慢排出，卻需要，不知道多久以後。

 “一切人的感情——愛情、友誼、妒忌、仁愛、善良、好名、誠實——隨著筋肉一起從我們身上消蝕了……我們沒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憤恨——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罪惡的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林昭—1967，獄中。

這是二十世紀两大紅色帝國之中最深刻思想者做出的判斷，而這一判斷正是基於兩人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加於人們最深刻的傷害而得出的認識，二者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這種對於“人”的摧殘，這種對於不正常現象的習以爲常，當社會走向正常化之後，卻仍然尾大不掉，藕斷絲連，成爲社會去魅化的最大阻力所在。於是會出現在極權主義社會轉型過程中最爲凸顯的癥結所在——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們用他們所反對的的方式去反對他們所要反對的社會形態。這一切並非來自於所謂歷史抑或文化，而是由於人們對於某些基本原則，經過長時間的急劇不正常的曲解，産生了一種思維上的慣性。這一貫性導致人們在價值重建過程中,失去自由的同時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思想。

伍  科巴和澤克

如果一個人居然活著來到群島之上，（曼德爾施塔姆就死在了遞解站），這樣的人就叫做“澤克”。對於“澤克民族”的精神走向，索爾仁尼琴曾經做過如下思考：向上？還是敗壞？

一個人如果以活下去爲前提，在勞改營是很難做爲一個人活下去的。所以，作爲“澤克”的一員，精神上的敗壞幾乎是不可避免。但是，精神上的反思呢？顯然，也是有的……

“您知道，一般地說，我確信人世生活中降臨到我們頭上的任何懲罰都不是平白無故的。表面上，它的降臨可能與我們真正犯下的那個罪過無關。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細地檢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們總會找出使我們今天遭受打擊的我們所犯下的罪。” ♂

這是一個被懷疑是眼線（勞改營告密者）的人在被人暗殺前夜對索爾仁尼琴所說的話，而索爾仁尼琴自己則說到：“在我被監禁的第七年，我對自己的一生做了足夠的回顧和檢驗。我終於懂得了我爲什麽會得到了這一切：監獄以及補充監獄之不足的——惡性腫瘤。如果連這樣的懲罰都被認爲是不夠的，我也決不會抱怨。”

人是怎樣變成惡人和怎樣變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覺得自己是不會有過失的，因而我殘忍。當大權在握時我曾是一名劊子手和壓迫者。在我窮兇極惡的時候我確信我在做好事，我有頭頭是道的理由。只有當我躺在牢獄裏黴爛的麥稭上的時候心裏才感覺到善的第一次蠕動。我逐漸發現善與惡的界線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在一切人的心中穿過。這條線在移動，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擺動；連被惡佔據了的心中也保持著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著一個……尚未剷除的惡的角落。♂
   一個人最難以戰勝的，是自己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這才是我們內心深處那永遠無法消解的罪惡。我們痛恨擁有權力的人，但當我們一旦擁有權力，甚至有可能比那些現在擁有權力的犯下更大的罪惡。

科巴與澤克是一對雙生兄弟，是一枚硬幣上的兩面。古拉格群島的存在，正是根源於掌權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們這種永不滿足的欲望。獨裁者不來自別處，他來自於我們每一個人人性中的永恒弱點——終極權力即暴力，我們痛恨他，乃是因爲我們熱愛他！

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一個人。因爲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做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麽人只是一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製造了這部機器。”

每一個人都是集權體制的受害者，每一個人也是集權體制的締造者。漢娜·阿倫特在《以色列的愛希曼》中，推翻了自己關於“絕對的惡”的觀點，而將這種每一個普通人都可能參與其中的惡的行爲稱之爲“平庸的惡”。如何祛除這一我們根植於我們內心的更加隱蔽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對於集權體制的“愛”）？只當每個人都想成爲“人”（來自於人們對於“美”的向往），我們才不會成爲奴役自我良知的獨裁者，而這正是真正能使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的前提。

陆    群島到群島

古拉格之癌的繁殖居然不屬於蘇維埃帝國專利，罪惡之種播下之後，卻在半個地球上開花結果，給人類帶來無窮的災難。

20世紀中國的巨大災難，難道真要怪到張學良頭上嗎？沒有延安，怎麽會有西安。而無論西安、延安，都有莫斯科深宮之內一雙黃色眼睛兇狠的瞪視著，隔岸觀火，妄圖從中漁利。

雅科夫死在德國人的集中營——但如果不是約瑟夫，他又何必去朝鮮？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誰無後乎？我無後乎！！

從始於1957的茶澱、夾邊溝式中國勞改營，到1966無所不在的自我改造牛棚，一直到公民孫志剛的非正常死亡。勞動教養制度在中國還遠遠沒有結束。還是那個終極性的問題，這一可以傳染的並迅速蔓延的癌一般的致命症狀，他的病竈來自何處呢？

1983年，在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紀念大會上，時任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在中央黨校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周揚提出了著名的“異化”問題——所謂“異化”，最早由盧卡奇提出，即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之後，由於擁有絕對權力而異化成爲人民的敵人。

而之所以如此，恰恰在於1930年代蘇聯用政治上的專制制度，經濟上建立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盤剝農民獲得剪刀差，通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但是今天我們看到，這種沒有民主制度的經濟體制也讓俄國爲此付出極高代價，陣痛至今依然無法完全消解。（楊小凱語）

而中國在１９５６年以後，效仿蘇聯，人爲進行強制性國有化，將私人財産權消滅殆盡，最終如朱學勤先生所言：有了1956年的經濟整肅，才會有1957年的政治整肅，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正因爲如此，1937年的歷史磨盤，才會在20年後在另一片土地上又一次深深碾過。

成功的改革大多數以經濟改革開始，而以政治改革結束。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其內部自然派生出對於政治改革的衝力，而如果這種正常的改變訴求被人爲的壓制，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執政者不能夠當機立斷，雙管齊下，解除各種禁錮，則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第二種形式的惡性循環，終將在所難免。

柒   我永遠不會相信一個契卡

在應該是2003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觸到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自傳《牛犢頂橡樹》。而後，又在我的大學圖書館裏（！！！）借到了《癌症樓》。再後，則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第一圈》以及《古拉格群島》。

從此，我的網名（QQ）改爲古拉格公民，而簽名則是“我永遠不會相信一個契卡”。意思是說，一個自由主義者生活在當下，就如同生活在“古拉格群島”之中……

曾經有人問過我，爲什麽要起用一個這樣的簽名。我說，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不認爲一個克格勃頭子會帶領一個國家走向政治現代化（結果可以說被我不幸言中，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歷史悲喜劇正在重演，而演員正是那個本應退出歷史舞臺的人，這一切則上演在約瑟夫的老巢）。如果更深入一些，就是我不相信一切可以帶來鎮治的權力，或者說一切可以不受限制而被濫用的權力，甚至包括民權！

這種對於權力的不信任，和對於歷史的反思與自責。經過索爾仁尼琴的文字在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哪怕試想一下，有一天真的在我們這個國家實現了如對岸般的人類普世制度，也還是存在著娜拉出走之後的問題——民主（共和）與憲政並不是結束，更未必是歷史的終結（格魯吉亞的事件更證明了這一點），而僅僅是開始。現代化的演進是一個長期而持久的過程，對民主制度也應心存警惕。民主制度並不是不犯錯誤的制度，只不過更少犯錯誤，並且能夠較好的糾正錯誤。

而就算是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們也不應該在索爾仁尼琴面前背過身去。因爲在他身上，展現出了人類知識份子最優秀的一面，爲了追求公正和歷史的真相，爲了推動社會的進步，曆盡艱辛，最終竟然大功告成，這不能不說是上帝創造的奇迹。當然，更來自於索氏那種個人面對集權制度時巨大的犧牲精神與道德勇氣——當軀體已經因死亡的臨近而變得僵硬的時候還能堅持自己信仰的的人才是知識份子！

跋

終於到了停筆的時刻。也許冥冥之中確實有天意存在吧，在我得知索爾仁尼琴逝世之時，我正在進行人生之中第四遍地閱讀《古拉格群島》。而在一次不經意之間，我看到了索爾仁尼琴逝世的消息，當時在我的內心之中，沒有悲傷抑或其他的什麽。因爲我知道，無論是作家本人，還是如我般一個普通的讀者，在作家上千萬字的作品和浩如煙海的歷史面前，都已沒有任何遺憾。

在寫這篇文字之前，我就已想到了會有諸多困難的存在。但是，一朝動筆，其難度還是遠遠超出我之想象。我以爲對於索爾仁尼琴，我還是有著一些瞭解，對於作家作品中之所言，還是進行過一些淺薄的思考。但是，我最終也無法真正完成我寫下這篇文字之前許下的心願——在這篇文字之中注入我自己的靈魂！太難了，因爲我的靈魂早也不再完整……

甚至，在寫這篇紀念文字的後期，我居然同時在寫一篇“人民日報體”的應景文章。這本身就是對作家的一種不尊重。可是，我已無能爲力。醉生夢死，終了一生？我真的害怕自己有一天會不認得自己如今寫下的文字，那是真正比死亡還可怕的事。絕不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每一個夜晚，我在黑暗中獨自默默祈禱……

謹以此文，獻給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中曾经具有索爾仁尼琴式性格的人們——他們卻遠遠沒有索氏的幸運，因爲他們已無法活著說出他們想要說出的一切，但我們作爲後來者有義務、更有責任記住這些名字：林昭、顧准、遇羅克、李九蓮，以及自由女神像下的那些無辜的孩子們……；還有那些在当下爲了在這個社會追求公正而身陷於今日古拉格的人們：陳·光·誠、胡·佳、郭·飛·雄……最後，獻給那位向全世界訴說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苦難的老人，願你在上帝之處得到永恒之安息。

2008年8月29日星期五        

於北京

古拉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