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对海关、公安、信息、文体、《新闻出版》、工商、教育……等行政机关发号施令，指令它们删除、屏蔽，封堵、查抄《往事微痕》，一经发现要“追根溯源，彻底查办”，对“违者依法从严惩处。”
什么机关有权对行政机构发号施令？在中央是国务院，在地方是各级政府；“扫黄打非”办行使如此职权，它到底是个什么机关？
从网上得知，“扫黄打非”办自成系统，中央有全国“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地方各级设有机构；从组织形式看来，起码是部级衙门。
设置部级机构、任命部首长，根据《宪法》规定必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设置“扫黄打非”办和任命该办长官的决议，“扫黄打非”办的法律地位值得怀疑。
我国法律没有对“黄”与“非”做出明确界定。“扫黄打非”办“扫”什么“黄”？“打”什么“非”？职权范围是什么？有法可依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以及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意见和愿望的自由。《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往事微痕》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意见和愿望没有违反法律。
《往事微痕》是黄泽荣先生出资自行印制的民间读物，每期注明是“友谊交流，非卖品”；或注明“友谊交流，免费赠阅”……。该刊物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没有进入市场扰乱经济秩序，而是无偿赠送给读者，不给投稿人报酬，所以无须刊号，无须出版社，无须经那个部门批准，不存在违法问题。如果《往事微痕》这样的民间读物都为法律所不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有何自由呢？
《往事微痕》的宗旨是“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所发表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而且还有很多文章是为执政党出谋献计，要如何、如何才能“保留社会主义前途”，加强执政能力，永远统治中国大陆；虽然有些言词刺耳，不使统治者舒坦，也只能归于“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之类。说句真心话，那些写文章的人，无不对共产党是忠诚的，只不过这种忠诚是刘宾雁式的“第二种忠诚”吧了。中国的文人有个“优良”传统，就是忠君，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万万年，冒死进谏，如果遇到唐太宗那样的明君，还能受点赏识，如果遇到朱皇帝，脑袋早搬家了，所以中国自古忠臣良将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悲哉！
《微事微痕》发表一些批判毛泽东的文章，不值得大惊小怪。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对国家、对民族、对老百姓做了什么？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我们汉人是个没有宗教的族群，不信上帝，崇拜“猫猫论”；有吃有穿就是好皇帝，没吃没穿就是坏主子。毛泽东统治时代搞共产，搞得哀鸿遍野，啼饥号寒，饿死四千多万；搞阶级斗争，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又整死四千多万；八千多万同胞的生命成为神坛上的祭品。毛泽东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批判他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再遭受那样的灾难。为什么有些人提到批毛就痛心疾首如丧考妣，原因是他们的灵魂被毛阎罗吞食了，是精神伥鬼。中国共产党一再号召要解放思想，不批毛，思想怎能解放呢？不解放思想中国又怎能进步呢？《往事微痕》是在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功不可没。
曾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在《往事微痕》发表文章，诉说自己的冤狱生活、悲惨遭遇、贱民地位、苦难生涯并无不当，不涉及法律问题。他们没有造谣、诬蔑，没有恶毒攻击，更没有谎言和欺骗，而是以事实说话，是为中国历史填补空白，他们是真正地在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倡说真话的号召。
曾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在《往事微痕》发表文章呼吁，要求执政当局予以彻底平反，并按现在生活标准补发过去被剥夺的工资，要求冤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当诉求，是对执政党满怀希望的表现，也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如果他们没有这种诉求，证明他们对执政党已经绝望了。一个不正视自己错误的人是个不思悔改的人，一个不正视自己丑陋的民族不是优秀的民族，一个不正视自己过失的党是个没有希望的党。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主题是宣扬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中国人的现代精神文化，都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民主运动。
“五四”民主运动旗手陈独秀、胡适是北京大学老师，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学生是五四民主运动先锋。
北京大学具有光荣的民主传统，是中国民主的摇篮。
中国的1957年是特定的历史年代，发生了“五七民主运动”；北京大学学生继承“五四”民主传统，再次充当民主革命的先锋，掀起了“五一九”民主运动。“五一九”民主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同“五四”民主运动、“一二九”民主运动都是北京大学校史最光辉的篇章。
不了解北京大学，就不知道中国现代史，就不知道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否认、篡改、攻击、诬蔑、围剿北京大学师生争取民主的行动，就是镇压中国人对民主的呼唤和要求，是独裁专制恶行，“西非办”充当的是打手角色。
1978年在中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正确决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进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为历次受政治迫害的人恢复名誉，促进了中国社会进步。然而在30年后的今天，“西非办”悍然发出通知，公然反抗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以来的正确决定，将五十来前受政治迫害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定位为“原右派”，再次将他们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再次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企图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
“西非办”所为，是“据有关部门通报”。“有关部门”指的是哪个部门？我们当然没有知情权，可是我们可以凭感觉推测，这个“有关部门”来头不小，否则，“西非办”敢与中共中央对抗？
“西非办”的《通知》，发出了一个信号：有这么一股“两个凡是”的残余势力正在磨刀霍霍，妄图发动第二次“反右斗争”，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善良的人民啊，要警惕，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再也经受不住那样的灾难了。
中国的问题，政治制度是根本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暴虐、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都是源于制度本身，所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权力和利益在一个集团、一个政党内进行分配是改良，权力和利益在全社会进行分配是革命。
今日世界，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走到了尽头，只有民主才是潮流。民主制度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不是西方人的专利，“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只有民主，其他，别无选择。
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与人的交流远隔重洋，近在咫尺；国家界线、民族差别正在消失，世界一体化已经成为定势。中国的前途不是复兴中华，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出国门，与世界融为一体，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面对二十一世纪，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对民主、自由的呼声和要求采取删除、屏蔽、封堵、围剿、镇压的手段不是明智之举，积极的办法是推行政治民主改革。邓小平将中国带到走向世界的门槛却步了，是邓小平的时代局限性。今日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完全成熟：世界和平，国家富强，人民的民主素质大大提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些都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只要执政党顺应时代潮流，举起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旗帜，勇敢地跨出一步，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否则，就没有前途了。
200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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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ugust 1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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