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乡二元化，
2）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
2）牛鬼蛇神等外级别

       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才能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一个够“级别”的干部家里可公费装电话，出门有汽车，出差乘软席或飞机。这一切都是身份和级别的象征，普通老百姓是与电话、软席、飞机无缘的，即便你有钱。官员的食品、烟酒、生活用品都有“专供”，完全不同于普通百姓一切凭票供应的贫苦境地。当时在东北有段顺口溜就是这种差别的写照：省【群英】，县【牡丹】，一般干部【迎春】烟，工人阶级大【握手】，傻B青年【农丰】烟。（【农丰】牌香烟9分钱一包。）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的脚底下。因此，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口号是“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却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张铁生、黄帅……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英模典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英模典型，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而会不会获得这个典型完全取决于当时政治形势需要，想树你当典型，你想跑都不行。张铁生、黄帅等就是例子。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去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比较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多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的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邪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背后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就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有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打倒却又仍有很强的势力）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普通老百姓子女。
       由于现在存在社会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严重就期待回到毛时代无疑是饮鸠止渴，须知那个时代更不公平，更腐败。

       无数历史证明口号越煽情，越让人热血沸腾就有可能越有问题。老蒋的新生活如此，共匪的文化大革命亦如此。中国人自古聪明无双，总以为抱着大腿自己可以捡到小便宜，但事实证明他们永远是运动的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