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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左”、“老左”分道扬镳 [打印本页]

作者: linsun 时间: 2009-7-3 10:58 标题: “新左”、“老左”分道扬镳

龚仁

2009年6月14日，著名的新左派、清华大学中文系旷新年副教授在乌有之乡大讲堂发表演讲《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的主要论断是：“正如20世纪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一样，21世纪民族主义同样救不了中国。”

旷新年说：“最近几年，中国的政治表面上有一种左转的势头，但是，实质上却在急剧地右倾。同时，左翼思想进一步衰退。我发现一些左翼朋友迅速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一些人自称左派却不假思索地批判‘普世价值’，盲目地搭上了民族主义便车。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阶级和文化都自认为代表了普遍价值，《国际歌》就是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结束。当今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左翼思想向民族主义退化，是中国思想萎缩和危机的一个重要症候。”

旷新年在演讲中援引了张承志在《三笠公园》中话：“已经又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势。海水被舰首劈成两片白浪，他们队形严整，奏着进行曲驶过来了。而这一边却还没准备好——连民主都没有准备好。”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和民主，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和民主，即使我们“崛起”了，也会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在张承志看来，正确的取道应当是，我们必须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史无前例强大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在剧痛中，去追求彻底的人道主义。”

旷新年最后说：“我注意到何新最近从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有罪的知识分子。他终于反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要强调，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在宪政的柜架下，扩展自由、民主和人权，创造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生活。”

老左派的代言人、《09建言》的作者甄卫国则按照列宁、斯大林的一贯做法，把新左派视为最具迷惑性的、最危险的敌人。他说：一些左派“认为资本主义复辟已全面完成，必须响应西化派‘联合左派，打倒政府’的号召，共同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认为共产党已彻底变质，不仅不应再维护它的执政地位，反而应通过实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以便把它赶下台。可见，这实质上是一种和认为搞社会主义革命便要依靠工人在城市武装暴动，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相类似的错误倾向。如果我们按这种主张办，就会失去一次用党内社改派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历史机遇。但由于它是以比谁都革命的面目出现的，迷惑性特别大，只有下特别大的功夫纠正，才能防止其误导群众。”

一位署名“清源”的左派，发表题为《左派不要干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的文章，反对甄卫国联合当权派的主张。他指出：即使出现了中国的叶利钦（一般资产阶级）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官僚资产阶级)之间战略决战，中国的劳动人民也不应该站在他的最主要的威胁——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一边。“因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的革命性质虽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但是由于历史是螺旋的上升和回复，现中国社会在表面和形式上出现了一个类似封建社会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一个比一般资产阶级还要落后和反动的阶级，它的官僚专制的、封建的、法西斯的统治是劳动人民当前最主要的威胁。为了更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这个封建的、官僚专制的、法西斯的统治下，就必须要首先争取有利于劳动人民反抗的权利和形式。要争取这个反抗的权利和形式，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又无从谈起，这只能借助资产阶级的民主来更好的进行自己阶级的斗争。因此，在当前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阵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使出现了中国的叶利钦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战略决战，中国的劳动人民也不应该站在他的最主要的威胁——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官僚资产阶级)一边，因为在这个封建的、官僚专制的、法西斯统治下，更不利于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他说：“置得注意的是，当前左派中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要帮助那个咬自己的大狗去咬那个小狗，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愚蠢透顶的行为。”他要求左派警惕的就是类似老左派代言人甄卫国的言行。

（旷新年《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和甄卫国《09建言》载“乌有之乡”网站，清源《左派不要干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载“中国文革研究网”）

2009.6.29

作者: 唐人儿 时间: 2009-7-5 01:50

能否明确详细说明一下“左派”和“右派”的历史来源以及划分方式？

作者: snorkeler 时间: 2009-7-5 10:44

以上各路人马无非都是画虎皮扯大旗，妄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喊为口号，并借助其煽动性来忽悠民众，所谓的“无产阶级”。如用修辞法对撼辩证法一般，与其说是追求真理，不如说是带着各自的阴谋诡计追求一个更利于自己的所谓“新的格局”。不管是资产阶级也好、官僚阶级也罢，他们眼中的“无产阶级”无非就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已。对于什么是“新的格局”，他们是绝对没有方向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奔着“整个社会福祉”这个政治的终极目标而去的。

民主是有条件的，它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自由”、“法制”这两个必要条件上（还不是充分条件），才有可能行之有效（虽然还不一定行之有效）。如果说“自由”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法制”就是由人来缔造的社会属性。对于没有“法制”作前提条件的“民主”，中国人早已充分领教，文化大革命时期正是这种最广泛民主的最典型例子；同理，法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五月革命”也带来深重灾难。因此，与其说是建立民主，在中国首先要走的第一步是建立“法制”。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刘晓波提出的《08宪章》能史无前例地获得无论左、右、新左、新右的一致支持。并不是说他提出的宪章有多么的严谨，设计得又有多么的精巧，仅仅在于其行动的“针对性”是有史以来最正确、最击中要害的。

但知识分子也是不能领导的所谓“革命”的，那浪漫主义的“破坏”（而不是“建立”）是奔着他们的“理想”（应该是“幻想”）去的。幻想在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总是最脆弱，更加是无计可施的。革命要能有一丝希望，那就必须由“政客”所领导，而绝对不是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所领导的革命也许表现得更加华丽、浪漫，如法国大革命；由政客策划并领导的革命却平平无奇，甚至充满欺诈、狡黠、庸俗、卑劣，诸如英美革命。当然，后者的“收视率”显然不如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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