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教会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组织。当基督徒发现世界末日还很遥远，最后审判并没有随着耶稣之死立即降临时，很快感觉到应该建立某种形式的政治机构，因为他们还要在被泪水浸泡的尘世中度过漫长的岁月。
        最早的基督徒是在犹太教会堂中集会的，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出现了裂痕，后者就到某个人的家中聚会，如果找不到房子或者房子容纳不下所有的信徒（和好奇的人），他们就在露天或者废弃的采石场举行会议。
        起初这种集会都在安息日安息日，举行，但是随着犹太人基督徒和非犹太人基督徒之间矛盾越来越深，后者放弃了安息日的习惯，改在星期天，也就是基督复活的那一天集会。
        这些仪式虽然庄重，却体现了这个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大众化和情绪化的特点。没有固定的讲话和说教，没有讲道者，不论男人女人，只要感受到圣火的激励，随时都可以站起来表白自己的信仰。据保罗书简所说，这些虔诚的兄弟们直抒胸臆的话语，常常使这位伟大使徒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尽管这些即席发言中所包含的真诚不容怀疑，但是他们情绪激动时常常会大喊大叫，像是些躁狂症病人。教会虽然能够抵御迫害，但是对于冷嘲热讽却无能为力。因此保罗和彼得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做了大量的努力，以使这种精神宣泄和对神的热情看起来更有秩序。
        开始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固定的程序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似乎是两件水火不容的事情。然而实际的考虑最终占了上风，集会开始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他们先朗诵圣诗（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  太人基督徒），然后大家齐唱一首为罗马人和希腊人教徒新近谱写的赞美诗。
        唯一预先确定的致词，是一段包含了耶稣全部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讲道一直是完全自发的，谁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会登台发言。
        集会的人数渐渐增加，而警察对秘密团体总是心怀戒备，他们开始进行干涉，这时必须选出一个人来代表基督徒同外界打交道。保罗早就对领导才能非常重视，他曾把自己在亚洲和希腊见到的众多小教会们比作风浪中漂荡的小船，要想不被大海的狂涛吞没，船上必须有一个聪明的舵手。
        就这样，信徒们再次聚会，选出了执事。执事由虔诚的信徒担任，他们是教会的“仆人”，负责照料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所关心的大事），并且负责管理教会的财产及其他日常事务。
        再后来，教会的成员越来越多，管理工作越来越繁杂，必须有专职人员才能应付，因此选出了几位“长者”来担当这些工作。希腊人把他们称为“长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士”。
        又过了若干年，每个城市、每个村庄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教堂，因此还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策。这时又选出了“监督”（或主教）来领导整个教区，指导地区教会与罗马政府之间的事务。
        很快在帝国的各个主要城镇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主教都被人们当作非常有权威的人物，甚至与当地的军政长官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起初，掌管耶路撒冷的主教自然倍受人们尊敬，因为耶稣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最后又在这里受难死去。但是在圣城被毁，期待世界末日来临、天国胜利的那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那位可怜的老主教发现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声望。
        自然而然地，这个信徒领袖的位置被罗马主教取代了，因为这里是文明世界的首都，也是保罗和彼得这两位伟大的西方使徒殉道的地方。
这位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样，被人称为“教父”或者“圣父”，这是对圣职者表达敬爱之意的一种通用的称呼。然而在几百年间，在人们心目中“圣父”这个头衔逐渐成了罗马主教专用的名词。当人们说起“大主教”的时候，指的就是罗马主教，而决不会是君主坦丁堡主教或者迦太基主教。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发展过程，就像今天我们的报纸说起“国王”的时候不必再加上“英格兰”几个字一样。
        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里，是在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在皇权的笼罩之下，主教的权力显得黯然无光。但是在此后的三百年中，由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威胁，凯撒的继任者们开始寻找更安全的住所。他们在自己的另一块地土上找到了一个城市，叫做拜占庭。拜占庭的名字来自于一位神话英雄，他叫拜扎斯，据说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曾在此登陆。它坐落于分割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贸易通道，而且掌握着几种重要的垄断产业，因而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为争夺这座富足的要塞，斯巴达和雅典曾经大动干戈。
        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拜占庭一直是独立的。成为马其顿的领土之后没过多久，它又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这时，经过十个世纪的持续繁荣，它的“金号角”中挤满了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成为帝国的中心。
        留在罗马的人落在了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别的野蛮人的手里。皇宫一连几年空无一人，政府机构一个接一个地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而首都里的人们还要遵守一千英里之外的人制定的法律！……真让人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都是此长彼消。皇帝走了，主教就成了城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皇位之荣耀的唯一实际继承者。
        这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被他们利用到了极致。他们是些精明的政治家，这个职位具有的声望和影响引来了全意大利最聪明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永恒思想的代表，所以从不着忙，而总是刻意带着一种冰河般的迟缓。别人做事也许会因为急于求成而草率行事，继而忙中出错前功尽弃，而他们则可以抓住那些别人抓不到的机会。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些目标单纯的人，总是坚定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他们做的、说的、想的，都受到一种渴望的指引，那就是为上帝增添光荣，使代表神的意志的尘世组织更加强大。
        此后一千年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工作是多么成功。
        其他的一切都在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的洪流中湮灭了，帝国的城墙一段接一段地倒塌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上那样古老的文明体系被像垃圾一样扫除干净，只有基督教一直坚强地耸立着，坚如磐石，尤其是在中世纪。
        胜利虽然最终得到了，但是代价却非常惊人。
        基督教起源于马厩（据《新约》福音书记载，圣母玛丽亚在马厩中生下了耶稣。），却在宫殿中走到了尽头。它最初是对统治制度的一种抗议——在这个统治制度中教士自封为神与人之间的仲裁者，要求所有的凡夫俗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最初的革命事物，发展成一个新的超级神权政体，与之相比原先的犹太国倒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宁静自由之邦。
        然而这一切都是完全符合逻辑、不可避免的，我就要说明这一点。
        游览罗马的人大都会去参观圆形剧场。在那早已风化的围墙内，人们会看到一块被神圣化的场地，在这里曾经倒下数千位基督徒，他们是罗马专制的受难者。
        尽管对基督徒有过若干次迫害，但这与宗教专制却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迫害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作为众多宗教派别之一，基督教曾经享有极大的自由。
        但是有些基督徒公开声称自己是有良知的反对者，国家受到外族侵略威胁时还大肆鼓吹反战论，不分场合地公开蔑视本国的法律，这样的基督徒自然被当作国家的敌人，受到相应的惩处。
        基督徒按照他最神圣的信念行事，但一般治安官根本无法理解；他试图解释自己的道德精神，长官大人却一脸迷惘，完全弄不懂他在说什么。
        罗马的治安官毕竟都是凡人。当他们突然被叫去审讯犯人，却发现犯人的供述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自然摸不着头脑。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要远离各种各样的神学争论。而且很多皇家文告也警告这些公仆们，和这个新教派打交道，一定要运用一些“手段”。所以他们就使出浑身解数，与对方理论。但是当这种争论最终都归结到原则问题时，逻辑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最后，长官大人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有些理屈词穷）？但是对于坚信死亡是新生的开始，为能够离开这个悲惨世界前往天堂而欢欣鼓舞的人来说，监禁和酷刑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这样，基督徒和当局之间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争终于爆发了。究竟有多少人伤亡，我们没有什么准确数字。公元3世纪，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宗教迫害中，著名教父奥利金（奥利金（约185~约254），希腊教父代表人物之一，早期护教家。）的几位亲属被杀，按照他的说法，“为信仰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人数，可以很容易地统计出来。”
        我们探究一下早期圣者的生平，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接连不断的血腥故事。我们几乎要怀疑，这样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
        不论我给出什么数字，肯定都会有人说我是个带有偏见的骗子，所以我决定保留自己的观点，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人们只要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生平，就会对那段最黑暗的迫害时期里，罗马专制的真实嘴脸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认识。
        此外，假如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在位期间帝国传染病流行，战争频繁，他减轻税赋，兴建学校、医院和孤儿院。这样的开明君主，都承认自己不能很好地处理基督徒的问题，那么远在帝国偏僻角落，又想尽忠职守的无名小吏所面临的窘境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必须或者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言，或者杀掉自己的邻居亲朋，因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遵守帝国赖以自保的几条简单的法令。
        这时，基督徒并没有因为异教徒同胞的虚伪伤感而停步，而是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
        早在公元4世纪，罗马元老院中的基督徒抱怨说，异教偶像的阴影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格拉提恩皇帝便下令搬走了胜利女神像，这座女神像在朱利叶斯·凯撒修建的大厅中已经矗立了四百多年。有几位元老提出了异议，结果其中的一些人被流放他乡。
        这时，有一位知名的爱国者昆塔斯·奥勒留·西马克斯，他写了一封有名的信，提出了妥协的建议。
        “为什么我们这些异教徒和基督教邻居不能和睦相处呢？我们抬起头看到同样的星空，我们同是这个行星的乘客，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追寻终极真理，这又有何妨？生命之谜如此难解，通向答案的道路不应该只有一条。”
        这样想的人不止一个，也有不止一个人看到了罗马的宗教宽容传统所面临的危险。就在胜利女神像被移走的时候，罗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双方是拜占庭的两群相互对立的基督教徒。这次争吵引发了有史以来关于宽容的一场最富才智的讨论。讨论的负责人是哲学家泰米斯提厄斯，他一直信奉祖先的神，当瓦伦斯皇帝在正统基督徒和非正统基督徒的斗争中偏袒一方时，泰米斯提厄斯感到有责任提醒他注意自己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这么一片疆域，任何统治者都休想在其中施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个人信仰之国。在其中实行强制，必然会导致以欺骗为基础的皈依和伪善。所以统治者还是容忍所有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凭借宽容才能避免民众的争吵。何况宽容是一道神谕，上帝自己已经明确地表示希望有多种宗教。只有上帝才能判别，人类渴望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是否正确。上帝喜欢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忠诚。他喜欢基督徒用一种方式，希腊人用一种方式，埃及人再用另一种方式。”
        这实在是金玉良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
        旧的世界，以及它的思想和理念早已死去，任何使时光倒转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则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地解体，军队全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暴徒，边境地区已经出现公开叛乱，英格兰等边远地区则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公元410年，罗马放弃了不列颠，将其占领军撤出，其后不久，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了不列颠。
        当灾难最后降临时，几百年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所有晋身之阶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教会任职。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原来地方长官的权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学主题，就一定可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代表罗马主教，或者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腹地，与那些野蛮部落的首领修好，就一定能够迅速得到提拔；如果你是基督教财务官，则可以通过管理那些迅速扩大的房地产来积累财富，就像拉特兰宫的主人一样，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在最近的五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具有相同本质的事情。到1914年为止，欧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指望以手工劳动为生的年轻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国家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帝国陆军、皇家海军里担任军官；他们占据高级司法职位，管理财政，或者在殖民地做几年地方长官、军队司令。他们并不指望变得非常富有，但是职位给他们带来很高的社会声望，只要再付出一些智慧、勤奋和诚实，就可以享有一个非常舒适而又受人尊敬的晚年。
        这时，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社会上那些旧的封建残余被一扫而光，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前官员中的一些人年事已高，无法改变生活习惯，典当了自己的勋章之后凄然死去。然而绝大多数人则顺潮流而动。从幼年起接受的教育就使他们认为，商业是一种低等的行业，不值得他们去劳神。也许商业的确是一种低等职业，但是他们必须选择进办公室还是进收容院。相对来说，为了信念宁肯饿肚子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巨变之后没过几年，我们发现从前的军官和政府官员们做起了十年前从来不碰的事情，而且干得心甘情愿。另外，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世代从事管理工作的家庭，与人打交道驾轻就熟，所以相对而言更容易在新职业中取得进展。现在，他们的幸福和富裕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当年的预料。
        今天商业的情形，就如同一千六百年前的基督教。
        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斯、罗慕拉斯或者特洛伊英雄，要想让他接受一个奴隶儿子牧师的训诫，大概不会太容易；但是这位普普通通的奴隶儿子牧师能够提供一些东西，恰恰是那个有着赫拉克利斯、罗慕拉斯或者特洛伊英雄祖先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希望得到的。因此，如果他们双方都很聪明（这非常可能），很快就能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融洽相处。这又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法则，越是表面上变化很大，越是实际上没什么变化。
        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小部分聪明人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人服从。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集团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名称，但无非总是一方代表强大和领导，另一方则代表弱小与顺从。它们曾经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团、君主，以及民主政府、奴隶、农奴、无产阶级。但是不论在莫斯科、伦敦，还是在马德里、华盛顿，左右着人类发展过程的神秘规律一样起作用，因为它既不受时间也不受地点的限制。它经常以各种形式、带着各种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地以谦卑的面貌出现，大声宣扬自己热爱人类，忠于上帝，渴望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但是在这种令人愉悦的外表下面，一直隐藏着、而且还继续隐藏着原始法则的残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不愿接受人具有生物性这个事实的人，常常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气愤，他们把我们称为“唯物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如此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看作一本赏心悦目的童话故事，所以当发现它是一门科学，遵守着宇宙万物都要遵守的铁律时，一定会惊得目瞪口呆，没准他们还会反对平行线公理，怀疑乘法口诀表呢。
        我个人建议他们还是接受这些客观规律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对人类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同胞大众的无知中坐收渔利者的盟友。
        如果有谁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那就请他从前面所写的几百年间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吧。他可以研究一下基督教最初四百年间，那些伟大领导者的生平。
        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来自原来的异教社会，一直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接受训练，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他们中有几个人，是被这种新思想所吸引，真心真意地接受了基督的教诲。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之所以从效忠世俗的主人变为效忠天国的统治者，是因为这样升迁的机会要大得多。
        而教会一方则总是通情达理，并不追究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么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而是细致入微、竭尽全力地满足每个人的愿望。那些喜欢过实际的、世俗的生活的人，被安排到政治、经济领域多行善事。而对那些秉性不同、信仰中有较多感情色彩的人，则尽可能地提供远离城市喧嚣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在宁静中思考生命的邪恶，达到他们认为灵魂的永恒幸福所必需的个人圣境。
        起先，要过这种身心投入、静思冥想的生活是相当容易的。
        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纽带，连结着远离权贵豪宅而居的卑微百姓。但是当教会继承了帝国的世界主宰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了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的大片房产之后，过隐居生活的机会就很少了。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时光”，那时真正的基督徒每一天都是在祈祷、做善事中度过的。如果能人工地再现发展过程中自然经历的那个阶段，他们也许能再次体会那种幸福感觉。
        追求修行生活的运动是从东方发起的。在其后的一千年中，它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教会的武器库增加了一支忠诚的突击队，可以用来有效地对付各种异端邪说。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吃惊。
        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几个国家，文明已经非常非常古老，人们也已经疲惫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仅在埃及，自从尼罗河谷有了第一批居民，已经交替出现了十个不同的文明时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情况也是如此。生命的虚无，人类努力的徒劳结局，都清晰地写在昔日宫殿庙宇的废墟上。欧洲的年轻一代也许会把基督教作为对生活的一种强烈渴望，作为对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的持续激励，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宗教却有着不同的感受。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一种解脱。设想着死亡那一刻的快乐时光，他们可以从阴森记忆中逃脱出来，躲进一片荒原，在那里只有他们的忧愁和他们的上帝，而不必再面对可怕的生存现实。
        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改革的事业似乎总是对士兵很有吸引力。和其他人相比，他们对人类文明中的残酷和恐怖有更直接的了解。而且他们懂得，没有纪律就会一事无成。为基督教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勇士，原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中的一位上尉此处似应指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他曾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查理五世指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1516年继承西班牙王位，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第一位把那些精神流浪者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组织的人，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中的一个列兵，名叫帕科米乌，是个埃及人。他服完兵役之后，就加入了一小群隐士的行列，领头的人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这群人离开了城市，在沙漠中与豺狗为伴，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似乎会引起各种各样奇怪的精神痛苦，使人们过于投入，不是整天呆在古老的石柱上，就是终日闷在废弃的古墓中（这会使异教徒窃喜，真信徒伤心）。帕科米乌决心使这个运动更有实际基础，于是成立了第一个宗教团队。从那以后（4世纪中叶），聚集在一起的隐士开始听从一个指挥官命令，他被称为“大将军”，由他来指派一些主持，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则被他们看作主的堡垒。
        到公元346年帕科米乌去世的时候，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斯已经把他的修道士思想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逃避世界，逃避邪恶，还有那些不依不饶的债主。
        然而，由于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性格，创始人的设想不得不做一些小的改变。在冬季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并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而且西方人更加实际的头脑，也难以接受东方的神圣理想中沾满泥土污垢的形象。
        所以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自问道：“早期教会如此重视的那些善事有什么结果呢？让一群群狂热的信徒在远离尘世的潮湿山洞里禁欲修行，弄得个个面容憔悴，难道这样能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因此，以西方人的观点，必须按照更加合理的方式改革修道院制度。这要归功于亚平宁山脉纳西亚城的一位居民，他的名字叫本笃，总是被人称为圣徒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读书，但是这座城市使他那颗基督徒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于是他逃到阿布鲁奇山下的苏比亚克村，那里有一片当年尼禄行宫的废墟。
        在那里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后来他的美德盛名传遍了乡村，渴望接近他的人蜂拥而至，多得足可以组建十几个像模像样的修道院。
于是他告别了穴居生活，成了欧洲修道院制度的制定者。首先他建立了一套组织体系，其中的每个细节都流露出他那种罗马人的秉性。僧侣们宣誓遵守他的规定，就再也别想过懒散的生活。
        除了祈祷或者冥想，剩下的时间僧侣们必须下地干活。那些年纪太大，不能干活的人，就被安排去教育年轻人，怎样做一个好基督徒，怎样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得本笃修道院在教育方面的垄断长达近千年之久；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一直获准教养那些具有超常才能的年轻人。
        作为辛勤劳作的回报，僧侣们有体面的穿着，充足的食品，还可以拥有一张床——每天不工作不祈祷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僧侣们不再只是一些闲汉，逃离现实世界和种种义务，在那里为来世准备自己的灵魂。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必须通过漫长而痛苦的考验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尊严，还必须积极地参与传播天国的力量与光荣。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为了避免使徒们的成果化为乌有，传教工作必须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有组织的支持。僧侣们扛起斧子、锄头，拿上祷告书，来到了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和遥远的冰岛。他们垦荒种地，办学传道，给那些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另一种文明的基本元素。
        于是教宗——整个基督教的执行首脑——就以这种方式使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发挥了作用。
        头脑实际的人可以获得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梦想家则可以在宁静的树林中找到快乐。
        没有白费的工夫，没有浪费的时间，结果基督教的力量得到了巨大增长，皇帝和国王们很快发现，如果不小心留意自己臣民中那些基督追随者的意愿，就无法继续统治自己的国家了。
        基督教获得最后胜利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它向人们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一些实际原因的，而并不是有时候人们所说的，是因为宗教热情的心血来潮式的突然爆发。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是在戴克里先303年  颁布四项命令，大肆迫害基督徒：（1）拆毁全国教堂，焚毁教会经书；（2）搜捕教会神职人员；（3）在押教徒拒不信奉罗马神者一律处死；（4）帝国各地教徒拒不参加罗马神祭礼者也一律处死。这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皇帝统治时发生的。有趣的是，在那些倚仗亲兵卫队统治欧洲的权势人物中，戴克里先决不是最坏的一个。但是他有一个人类统治者常见的毛病——对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一窍不通。当他发现自己的帝国迅速地支离破碎时，一辈子的军旅生涯使他确信，薄弱环节在于罗马的军事体制组织涣散。边远地区的防御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军队，而这些士兵早已丧失了斗志，变成了与世无争的乡下人，竟然向那些本应远拒于国境之外的野蛮人卖起了萝卜白菜。
        戴克里先不可能改变这套历史悠久的体制，所以他想建立一支新型的野战军来解决这一难题。这支军队由身手敏捷的年轻人组成，能够在几周之内开赴帝国疆域内任何受到侵略威胁的地方。
        这是一个高明的主意，但是像所有军事方面的好主意一样，它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这笔钱只能以税收的形式由国内的人民提供。果然不出所料，老百姓怨声载道，说如果再交钱就一文不名了，皇帝则说这是他们的错，并且把过去刽子手才有的权力授予收税官。但是，这都无济于事。帝国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活，到头来却还要倒贴钱财，还不如抛家舍业涌到城里去当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不想半途而废，为摆脱困境又制定了一个法律，大笔一挥，把所有的政府官职、所有的手工艺、所有的商业贸易，都变成了世袭职业。这就是说，官员的儿子将来还是官员，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面包师的儿子一定还得做面包，尽管他可能更有音乐天赋，或者更适合做个典当行的老板。水手的儿子则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呆在甲板上，就算他过台伯河都会晕船。而那些打短工的呢，虽然理论上讲他们还可以做自由人，但是却不能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因此与一般的奴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下彻底表明，原来的罗马共和国已经退化成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统治。
        这样一位对自己的能力极其自信的统治者，指望他能够容忍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人仅仅遵守那些自己愿意遵守的法令，岂不是有些荒唐？但是，在评价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当时处于一种毫无退路的境地。在他的臣民中有几百万人，这些人从他对他们采取的保护措施中得到好处，却不肯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忠诚。
        你也许记得，最早的基督徒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他们觉得世界末日随时有可能来到，何必费时费钱做那些文字上的努力呢？那些东西不出十年就会被天堂之火化为灰烬。但是新天国并没有到来，而基督的故事（在一百年的耐心等待之后）开始被人们添枝加叶地传来传去，弄得真正的信徒也难以分清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人们感觉到应该有一本这方面的权威的书，于是把耶稣的一些短传和保存下来的使徒信件原稿收集起来合成一卷，称为《新约》。
        在这本书的众多章节中，有一章叫做《启示录》，其中提到了一个建在“七座山”上的城市，并有关于它的一些预言。（大家都知道，自从罗慕拉斯时代起，罗马就是建在七座山上的。）尽管这位无名作者小心翼翼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他所憎恶的巴比伦，但是书中用到了“妓女的母亲”、“大地的污点”这样的字眼，说这座城市浸满了圣徒和殉道者的鲜血，注定要成为恶魔的洞窟，邪恶灵魂的归宿，可憎的鸟类的巢穴，等等诸如此类的贬损之辞。帝国的法官不需要有太多的洞察力，也能够明白这些文字的寓意。
        这样的句子也许可以解释成一个可怜的狂人的胡言乱语，他也许想起了五十年来被杀害的众多朋友，被怜悯之情和熊熊怒火蒙住了双眼。然而这些句子却是教会庄严活动中的一部分，每个星期在基督徒聚集的地方，这些东西都要被反复地诵读。外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代表了所有基督徒对台伯河畔这座强大城市的真实感受。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们没有理由产生那样的感受，但是我们也很难谴责戴克里先不理解他们的热情。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罗马人渐渐熟悉了一个以前从没听到过的词——“异教徒”。最初“异教徒”这个词特指那些选择信仰某种教义的人，或者说属于某个教派的人。但是渐渐地这个词的含义变得狭窄了，指那些信仰基督教权威认为“不正确”、“不合理”、“不真实”或者“不正统”的教义的人，用使徒的话来说，就是指那些“异端、不合理、虚假、永远错误”的人。
        还有一些罗马人仍然信奉古代的宗教。从理论上讲，他们完全不应被扣上异端的罪名，因为他们还在基督教的圈子之外，因而严格地说，他们也没有义务解释自己的个人观点。不管怎么说，《新约》中的一些说法着实有伤帝国的尊严，比如说“异端就像通奸、不洁、淫荡、懒惰、巫术、愤怒、争吵、谋杀、煽动骚乱、酗酒一样可怕”，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出于礼貌的关系在此不便—一列举。
        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会，摩擦和误会  又导致了迫害。罗马的监狱里再次关满了基督徒，罗马刽子手又使殉道的基督徒人数增加了许多，再次血流成河，但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最后戴克里先彻底绝望了，他放弃了王位，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项更有意思的消遣，在后院里种起了大圆白菜。
        继任者没有继续实行镇压政策。相反，因为看到无法用武力翦除基督教的势力，他决定做一笔交易，用一些特别的恩惠换取敌人的好感。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313年。第一次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功绩，属于一位叫做君士坦丁的人。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搞一个“国际历史修订专家委员会”，所有的皇帝、国王、主教、总统、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向这个委员会说明自己的资格。其中的一位候选人我们必须特别留意，他就是后面将要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
        从英格兰的约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欧洲的每一处战场，都有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挥舞长矛的身影。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兄弟和自己的侄子（一个七岁的孩子），还杀死了几个地位卑微的亲属。纵然如此，在迎战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时，由于他慌乱中大胆地请求基督徒的支持，结果得到了“摩西第二”的美名，最后又被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封为圣徒。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终其一生都是个野蛮人。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取出祭献的羊的内脏，蒸了来预卜将来，而这些都被大家体谅地忽视了。毕竟皇帝颁布了那部有名的《米兰敕令》，保证他所钟爱的基督徒享有“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和“在自己的会场不受干扰地举行集会”的权利。 
        我已经说过多次，4世纪前半叶的基督教领袖，是一些实际的政治家。他们终于迫使皇帝签署了那部值得永远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一个次要的教派一跃而享有了国教之尊。不过他们知道这是怎样得来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尽管他们想凭借如簧之舌把这些掩盖起来，但是机关算尽仍然要露出一点狐狸尾巴。
        “拯救我吧！强大的统治者！”聂斯托利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我从教会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吧，我将给你天堂！站在我这一边，打倒那些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吧；我们也会站在你的一边，帮助你打倒你的敌人！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交易。
        但是像基督教掌权这样厚颜无耻的妥协，的确非常罕见。

     就在古代世界的帷幕即将落下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的命运本该更好一些，但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还留下了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叛教者”的名声。
        我说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公元331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都城。公元337年，他那有名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立刻像恶狼一样扑到遗产上面，扭作一团。
        为了防止有人提出财产要求，他们命令杀掉所有住在城内和离城不远的亲戚。朱利安的父亲成了受害者之一，而母亲则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就这样，这个六岁的小男孩成了孤儿。他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同父异母哥哥，二人相依为命，一起读书。他们学的课程多是些宣扬基督教好处的内容，讲课的是一位没有多少灵气、但为人和善的老主教，名字叫做尤西比乌。
        但是当孩子们长大些的时候，人们觉得还是把他们送到远处比较好，那样他们不会太显眼，或许可以免遭拜占庭王子中的地位较低者时常遭逢的命运。他们被人送到了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那是一段无聊的时光，但是朱利安却借此机会学到了不少东西。因为他的邻居是一些纯朴的卡帕多西亚山民，仍然供奉着他们祖先的神。
        对这个男孩来说，不可能有什么机会担任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当他要求从事研究工作时，被很痛快地批准了。
        他先去了尼科美迪亚，那里是仍在传授古希腊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在那里，他的头脑中装满了科学和文学，从尤西比乌那里学到的东西全被挤掉了。
        然后他获准去了雅典。在当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圣地学习。
        这时，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也遇害了。君士坦丁的儿子中仅存一个，朱利安的表兄君士坦提乌，想起了自己的表弟，这个小哲学家，此时帝室中剩下的唯一男性成员。他派人去请朱利安，客客气气地把他接回来，又仁慈地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嫁给了他。然后，君士坦提乌命令朱利安前往高卢抵御野蛮人。
        看起来朱利安从他的希腊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辩论的本事，还学到了一些更实用的东西。公元357年，当阿拉曼尼阿(一个日耳曼部落联盟，3世纪时居住在欧洲大陆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多次侵略高卢。)人威胁法兰西的时候，他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击溃了敌人的军队；又巧作安排，把穆茨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国家全部收入了自己的省，自己则撤到了巴黎，藏书室里摆满了新添的他喜爱的书籍，一向不苟言笑的他显得非常高兴。
        这些胜利消息传到皇帝的耳朵里，皇帝不仅没有点燃庆祝的焰火，反而定下周密的计划，要除掉这个竞争对手，因为他的成功有点太过头了。
        但是朱利安深受他的士兵拥戴，他们听他们说自己的统帅要被召回家（这是一种礼貌的砍头的邀请），于是闯进他的宫殿，当即拥立他为皇帝。同时，他们放出风去，说如果他不答应，就要砍下他的脑袋。
        朱利安并不糊涂，就接受了。
        这个时候，罗马的道路一定保养得很好，所以朱利安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带着他的军队从法兰西中部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在他还没有到达首都，就听到了他表兄的死讯。
        就这样，西方世界再次落入了异教徒的统治。
        朱利安要做的事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聪明人竟然相信借助外力能够重现过去：只要建造一个雅典卫城的复制品，让教授们站在学园的树林里，穿上仿古的宽外袍，用五百年前的语言互相交谈，就能够再现伯里克利的时代。这真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这恰恰是朱利安想要做的。
        在他短短两年的执政生涯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创建古代的科学，而这时的人们大都对这些东西不以为然。他企图再度点燃人们探索的热情，而这时统治世界的却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僧侣，他们觉得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已写在一本书里了，再做什么独立的调查研究只会导致信仰的丧失，引来地狱的烈火。他想让人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快  乐，而人们却对鬼魂的事充满热情和活力。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精神上的对立，就是再坚韧的人也要发疯、绝望。朱利安崩溃了，至少有一段时间，他曾求助于他伟大祖先的启蒙思想。安提阿的基督徒曾向他扔石头土块，可是他没有惩罚这座城市；愚蠢的僧侣曾经故意激怒他，要掀起新的迫害高潮，但是这位皇帝一再告诫他的官员们：“不要造成任何牺牲。”
        公元363年，波斯人一支仁慈的箭结束了这个奇怪的生命。
        对于这位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异教统治者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假如再活得长一些，他的忍耐力和对愚昧的痛恨，也许会把他变成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人。这时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可以坦然地说，在他统治时期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见解不同而被处死。然而对于这种仁慈，他的基督徒臣民却报以永久的仇恨。他们吹嘘说，皇帝是被自己军中一个士兵（一个基督徒士兵）用箭射死的，还精心谱写了赞歌来吹捧凶手。他们还描绘了朱利安临死前是怎样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怎样承认基督的伟力。为了抵毁这位生活清苦，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的诚实的人，他们把4世纪词汇库中丰富的恶名诨号都加在了他的头上。
        朱利安被抬进了坟墓，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把自己看成帝国真正的主宰了，他们立即开始清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一个角落，摧毁那些与自己的统治相对抗的势力。
        公元364年到378年，在瓦伦丁尼和瓦伦斯两兄弟的统治下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给所有的罗马认为旧的神祭献牲畜。这样异教的教士失去了收入来源，只能另谋出路。
        但这些规定还算温和。狄奥多西380年入基督教，曾连续发布支持基督教的命令，并于392年定基督教为国教，严禁异教信仰，关闭异教神庙，没收其房地产。西部在吉尼厄斯称帝时曾恢复异教活动。394年，狄奥多西在基督教教会的帮助下打败吉尼厄斯，又将异教取缔。皇帝的法律规定，所有的臣民都得接受基督教，而且还必须遵照“天主”教会规定的形式；他自己则是天主教会的保护人，并使它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令公布之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就是那些坚持自己的“愚蠢的异端邪说”的人，那些仍旧忠实于“可耻教义”的人，将会由于故意违抗法令，被判处流放甚至死刑。
        从那以后，旧的世界迅速地走向最后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英格兰，几乎没有留下一座异教的寺庙。它们不是被人拆掉，用拆下的石头去修建桥梁、道路、城墙和水渠，就是经过改造成了基督徒的会场。共和国建立以来，积攒下来的成千上万金制、银制的神像，都被没收或者盗走，剩下的则被碾成了粉末。
        亚历山大城的塞拉佩恩，是一座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寺庙，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一直对它非常崇敬。它也被夷为平地。那里还有一座大学，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以来，一直享誉世界。它一直传授、解释各种古老的哲学，从未间断，因而吸引了来自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学生。她没有遵照亚历山大主教的命令被关闭，于是主教手下的僧侣们就自己动手了。他们闯进教室，打死了柏拉图学派最后一位伟大教师海帕提亚，还把她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一样糟糕。
        朱比特神庙被关闭了，旧罗马宗教的经典《西比尔书》被烧毁了，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在有名的图尔斯主教领导下，旧的神被说成是基督教中恶魔的前身，所以他们的庙宇都必须从地面上消失。
        在偏远的乡村，农民有时候会冲上来保卫他们热爱的神，于是就会有军队开来，用斧子和绞刑架平息所谓“撒旦的复活”。
        在希腊，毁灭工作进展的慢得多。但是到393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被废除了。这个希腊人生活的中心（此时已连续存在了一千一百八十年）已经不复存在，其他事情相对而言就容易多了。哲学家被一个接一个地赶出这个国家，最后，遵照查士丁尼皇帝的命令，雅典的大学也被关闭了，维持其运转的资金也被悉数没收。硕果仅存的七位教授失去了生计，只好逃到波斯。波斯皇帝倒是热情收留了他们，让他们平平安安地享受晚年，还让他们玩新奇的印度游戏——国际象棋。
        在5世纪的前半叶，克里索斯托约370年受洗入教。398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403年被撤销主教职务。大主教可以毫不夸张地宣布，过去那些作家的著作，和哲学家们一起，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西塞罗、苏格拉底、韦尔吉尔和荷马早就被人遗忘在地窖和阁楼里了（更不必说那些被正派基督徒痛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了）。六百年之后它们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只能靠那些神学家赏赐的文学粮食过活。
        这是一份奇怪的粮食，而且不太均衡（套用医学术语来讲）。
        基督教虽然对异教敌人大获全胜，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考验。那些吵着要给古代的神烧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倒是很容易让他们闭嘴，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法律是站在基督徒一边的。但是，奥斯特罗哥特人、阿拉曼尼人和朗哥巴德人各执己见，争论是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他最初提倡苦修，信奉新相拉图主义。约323年写成诗作《宴会》，反对三位一体教义，宣传圣子基督不完全是神；圣灵更次于圣子。）关于基督本质的说法对呢，还是阿里乌的死敌、亚历山大主教阿塔那修斯的说法对；朗哥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对基督和上帝是“完全一样”还是仅仅“相像而已”争论不休；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在辩论，聂斯特利说的“圣母玛丽亚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究竟对不对；伯艮第人和弗里西人在纠缠耶稣是否具有双重本质，即是不是半人半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现在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虽然有些糊里糊涂，但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所以决不能革出教门，也不能用永恒的地狱之火吓唬他们。必须委婉地说服他们，然后用宽厚的仁爱和奉献把他们引回正道。但是首先要让他们有明确的纲领，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不信国教者正是由于人们希望使教义中的某些东西达到某种统一，最终便导致了一系列著名的会议，后来被称为“公会议”或者“普世会议”，自从4世纪中叶起，这种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召开一次，确定哪些教义是正确的，哪些教义包含着异端的萌芽，因而应该被判为错误、谬论和异端邪说。
        第一次会议是公元325年在离特洛伊遗址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的，第二次是五十六年后在君士坦丁堡，第三次是公元431年在以弗所。从那以后，连续在查尔斯顿召开了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两次，然后又在尼西亚，869年又在君主坦丁堡召开一次。
        从那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者教会指定的某个西欧城市举行。这是因为，自从4世纪以后，尽管理论上皇帝有权召集这样的会议（这个特权的附带条件是，他要支付主教们的旅费），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对强大的罗马大主教提出的建议应该认真对待。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尼西亚的会议是由谁主持的，但是后来的所有会议都是由教皇控制的，这些神圣会议的决议，也必须得到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正式同意，才能真正生效。
        所以，我们可以辞别君士坦丁堡，到气候更宜人的西方去了。
        在宽容与专制的战场上厮杀一直没有平息。有人把宽容看成人类的最大美德，也有人说它只不过证明人类有很多道德弱点。我不想探讨这个问题纯理论的一面，但是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惩罚异端的行为辩解时，都讲得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比如一个村庄、部落，或者一座堡垒，必须有一个总指挥，有一套明确的法令和细则，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强制服从。所以，任何人发誓加入教会，就同时默认了要尊重总指挥，服从法令。如果他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则必须承担自己的决定造成的后果，并且离开教会。”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非常正确，非常合理。
        如果今天一位牧师感到自己不再信仰浸礼宗的教义，他可以转到卫理公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再信奉卫理公会的教旨，还可以加入一位论教派、天主教派，或者犹太教，乃至印度教、土耳其穆斯林。世界非常宽广，大门为人敞开，除了饿着肚子的家人，谁也不会对他说“不”。
        但这是一个蒸汽轮船和火车的时代，而且还有无穷无尽的经济机遇。
        而5世纪的世界则不像这样简单。想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主教影响的地方，可远非一件易事。当然，你可以从波斯走到印度，就像很多异端教徒做的那样，但是路途漫长，生存的机会非常渺茫，而且那还意味着和你的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而且，假如人们真心觉得自己对基督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要说服教会对教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弃信仰自己喜爱的宗教的权利呢？
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正统信徒还是异端分子，都只有相对的教义，而并无绝对的教义。
        如果一群博学的神学家硬要定义无法定义的东西，把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公式化的东西，就像数学家因为对X的取值意见不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一样荒唐。
        但是，唯我独尊和专制牢牢地控制了世界，直至最近，那些因为“我们永远不能肯定谁对准错”而鼓吹宽容的人，仍然有性命之忧，他们只好把自己的看法小心翼翼地用拉丁文写出来，只有一两个最聪明的读者才能够明白他们的意思。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数学问题，出现在这本关于历史的书中也许不算为过。
        拿一根线，把它绕成一个圆圈，就像下面这样：
        在这个圆圈中，所有图1的直径都相等。AB＝CD＝EF＝GH……等等以至无穷。轻轻地拉动它的两边，使它变成椭圆，完美的平衡立刻就被打破了。各条直径全都挪了位置，有一些如  AB和  EF大大缩短了，而其他的，尤其是CD，则被拉长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数学问题转化成历史学问题。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设：
        AB代表政治；
        CD代表贸易；
        EF代表艺术；
        GH代表军事；
        圆表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所有的线都一样长，不论是对政治、贸易，还是对艺术、军事，得到重视的程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椭圆中，贸易占据了不应有的优势，而政治却被削弱了，军事也差不多，艺术则几乎完全消失了。
        或者让GH（军事）成为最长的直径，则其他的就几乎要消失。
        你会发现，这是解决很多历史问题的一种方便的办法。
        让我们试着把它用在希腊人身上。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希腊人保持了一种完美的均衡发展，但是不同政治党派之间愚蠢的争吵，很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无休无止的内战消耗了这个民族大量的精力。军队不再用来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侵略，而是被用来对付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邻居——不管他们是投了别的候选人的票，还是稍稍改变了一下税制。
        贸易，这个圆中最重要的一条直径，变得越来越困难，后来干脆成为不可能，便转移到其他局势稳定的地方去了。
        于是贫穷从前门大摇大摆地进来，艺术则悄悄地溜出了后门，再也不见踪影；资本慌慌张张找了一条最快的帆船扬长而去；而知识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奢侈品，所以好学校办不下去了，最好的教师都跑到罗马和亚历山大去了。
        留下的是一群二等公民，他们过着墨守成规的日子。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圆的完美被打破了，政治这条线长得不合比例，而其他各条线如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则短得微不足道。
        假如你把这个圆圈问题用来研究罗马，会发现有一条叫做“政治权力”的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最后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个曾经构成共和国的辉煌的圆圈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条细细的直直的线，你可以把它看成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假如再给你一个例子，让你把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简化成这样一个数学问题，你将会发现什么？
        最早的基督教一直企图保持一种完美的行为圆圈。也许他们确实忽略了科学这条直径，但是既然他们不在意世俗的生活，对医学、物理学或者天文学自然不会特别注意。对于一心等待末日审判的到来，只不过把眼前的世界看作天堂前厅的人来说，实用的东西自然不会有多少吸引力。
        但是就其他方面来说，这些真诚的基督信徒一直努力过积极向上的生活（尽管并不完美），努力做到勤勉宽厚，善良诚实。
        然而，一旦他们的小群体统一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原来那个完美的精神圆圈，立刻被新的国际性的义务和责任粗鲁地打破了。对于一小群半饥饿的木匠和采石工人来说，要坚持那些清贫、无私的原则并不难，因为他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但是对罗马教皇——西方世界的大主教、整个大陆最富有的地主来说，波米拉尼亚或者西班牙乡下祭司的简朴生活是无法想像的。
        或者，用我们的“圆圈”语言来说，代表“世俗”的直径和代表“对外政策”的直径变得太长，使得代表“谦逊”、“清贫”、“无私”等基督徒基本美德的直径几乎要消失了。
        我们今天谈起中世纪愚昧的人们时，总喜欢用一种怜悯的口吻，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在彻底的黑暗之中。是的，白天的教堂里是摇曳的烛焰，夜晚床头只有昏暗的烛光，没有什么书，现在小学校里或者高级一些的精神病院里都在教授的知识，他们也一无所知。但是知识和智慧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对于后者，这些出色的人并不缺乏，他们建立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我们今天仍在沿用。
        也许很多时候，在教会的种种可怕的虐待面前，他们显得孤立无助，但是我们在评价他们时还是应该手下留情。他们至少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仰，全然不顾个人的幸福与安宁，坚决地与那些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进行斗争，并常常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是的，相对来说，在公历纪元的第一个千年里，很少有人为了自己的思想而牺牲。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教会此时对异端的仇恨不像后来那样强烈，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时间对付这些相对而言危害不大的反对者。
        首先，在欧洲的很多地方，奥丁和其他的异教神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不祥的事情，险些将整个欧洲毁灭。
        这“不祥的事情”是，突然出现了一位新的先知，叫穆罕默德；一群追随新的神“安拉”的人，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我们孩提时代读到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能看到“异教狗”和土耳其人的暴行，使得在我们的印象中，耶稣和穆罕默德所代表的是两种水火不容的思想。
        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人出自同一个种族，他们的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他们都声称亚伯拉罕是自己的远祖，而且他们有共同的祖籍，波斯湾岸边一个一千年前就已存在的地方。
        然而，这两位导师的追随者，虽然本是近亲，却总是恶语相向，打了一场长达十二个世纪的战争，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时至今日，假想过去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不过确有一次，罗马的宿敌麦加，本来可以轻易地落入基督徒的手中。
        像其他沙漠民族一样，阿拉伯人要花费大量时间照料成群的牲畜，所以有很多时间进行冥想。
        城里的人们或许可以在终年不断的乡村集市上获得乐趣，但是牧民、渔民和农民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喜欢实在的东西，不喜欢喧闹和刺激。
        在寻求拯救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尝试过几种宗教，但却对犹太教情有独钟。这很容易解释，因为阿拉比亚到处是犹太人。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王的臣民不堪沉重的赋税和专制的统治，纷纷逃往阿拉比亚；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征服犹太，又有大批犹太人逃往南部的沙漠地区。
        因此，犹太教广为人知，而且犹太人追寻唯一真神，这也和阿拉伯部族的理想与渴望不谋而合。
        稍稍了解一点穆罕默德事迹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麦地那人从《旧约》中汲取了不少智慧。
        以实马利是一些阿拉伯部落的祖先。他的母亲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使女，母子二人被亚伯拉罕赶出家门。以实马利在旷野中落脚，娶了一位埃及女子，成为十二支沙漠部落的祖先，这些部落后来生活在阿拉比亚的中部和北部。穆斯林把自己视为以实马利的后代。（他和他的母亲夏甲都埋葬在阿拉比亚中部的至圣所）的后代，对耶稣的思想也丝毫没有敌意，相反，这位拿撒勒的年轻改革家提出的只有一位上帝，他是所有人的慈父的说法，他们都表示热情的支持。不过他们不大相信耶稣的追随者们说的那些奇迹，至于复活，他们则明确地表示不相信。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对于这种新信仰很有好感，愿意给它一个机会。
        但是在某些狂热的基督徒那里，穆罕默德却遇到了很多麻烦。这些人不假思索地把他称为骗子，不等他开口就说他是伪先知。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很快流传开来，说基督徒都是些偶像崇拜者，他们信仰三个神而不是一个神。这两件事使得沙漠里的人们终于不再相信基督教，而是宣布他们喜欢那个赶骆驼的麦地那人。他只讲一位上帝，而不是讲什么三位神“一体”但又不是一个，“三个”还是“一个”全由当时的情况和管事教士的好恶而定，弄得人糊里糊涂。
        就这样，西方人发现自己有了两个宗教，它们都声称自己的上帝是唯一真神，都说别的神是冒牌货。
        这样的意见冲突很容易导致战争。
        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
        十几年间，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埃及都被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所征服，大马士革成了它的首都。
        到656年底，整个北非海岸都把安拉作为自己的精神主宰，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之后不到一个世纪，地中海就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泊，欧洲和亚洲的联系全被切断了，直到17世纪末，欧洲大陆一直处于包围的状态。
        在这样的条件下，基督教不可能把它的教义向东推进，只能设法保住自己已经拥有的地盘。德国、巴尔干、俄国、丹麦和瑞典、挪威、波西米亚、匈牙利被选作强化精神培养的沃土，总的来说工作是很成功的。偶尔也有查里曼曾强迫被征服者接受基督教。那样膂力过人的基督徒，好心好意但却有点粗野，结果用起蛮力，对那些只信自己的神，不接受外国神的被征服者大开杀戒。不过基督教的传教士还是被人渐渐接受了，因为他们都是些诚实的人，他们所讲的故事简单明了，直截了当；而且，在那个充满了血腥和争吵，到处是拦路抢劫的世界里，他们带来了一些秩序、清洁和仁慈的成分。
        但是就在边境上平安无事的时候，基督教帝国中心的情况却并不太好。代表世俗的那根线不断地增长，结果基督教中精神要素完全成了纯粹的政治、经济考虑（请参考本章开头的数学描述）的附属物。而且，尽管在此后十二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罗马的权力不断增长，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分裂的因素已经出现，有头脑的世俗人士和神职人员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现代人有时会把“教会”看成一座每星期有六天空着的建筑，星期天的时候人们到那里去听讲道，唱圣歌；我们还知道有些教会里有主教，这些主教有时会在城里召开会议，那时我们会见到很多和蔼的老先生，他们的衣领都朝后开；我们还会看到他们在报纸上声明自己喜欢跳舞或者反对离婚，然后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社会的宁静和欢乐不会受到一点打扰。
        我们很少会把某个教会和自己的所有经历，包括生与死联系起来，即使是我们自己的教会。
        国家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国家可以把我们的钱拿走，如果觉得为了公众的利益有必要把我们杀掉，它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属于国家，国家是我们的主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教会”，则是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偶然发生了争吵，也不会成为真正的敌人。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那时，教会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组织，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它用很多“国家”想也想不到的办法来掌握人的命运。当教皇第一次从心怀感激的皇太子手中接受土地，否定过去的清贫思想时，很可能没有料到这种做法必然带来的后果。起初，基督的忠实追随者向使徒彼得的接班人赠送一点他们的世俗财产，似乎毫无妨碍，而且复杂的管理机构也确实需要大量的日常开支。从约翰格罗茨到特利比桑德，从迦太基到乌普撒拉，秘书、书记员就有数千人，更不必说数以百计的各个部门领导，他们都要吃饭、穿衣、住房；要维持横贯大陆的信使往来，也需要非常可观的开销；外交人员今天要去伦敦，明天又要从诺夫格罗德回来，旅费自然不能少；教皇的朝臣要与世俗的王公贵族见面，穿着当然不能逊色……这些都要花去不少的钱财。
        好了，看看教会现在变成了什么，想想看如果条件更好些，情况又会如何，这种发展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罗马迅速变成了一个带点儿宗教味道的庞大的超级国家，教皇成了全世界的独裁者，西欧所有的国家都笼罩在他的统治之下，过去的皇帝与之相比都显得温和宽厚得多。这时，正当彻底的胜利就在眼前，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给统治世界的野心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主的真正精神再次在群众中引起轩然大波，这对任何宗教组织来说，都是一件最令人头疼的事情。
        异端不是什么新鲜事。
        从有第一条教义起就有了持不同见解者，欧洲、非洲和西亚被各种争论分成了不同的阵营，这些争论已经存在了若干个世纪，几乎和教会的年龄一样长。
        但是，多纳图派、撒伯里乌派、一性论派、摩尼教和聂斯托利派之间的血腥争吵，不在本书中所讲的范围之内。一般来说，双方的心胸都很狭窄，阿里乌追随者的不宽容，与阿塔那修斯支持者的不宽容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这些争论全都围绕着一些晦涩难懂的神学观点，这些观点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上天不允许我把它们从故纸堆里翻出来，我也不打算浪费时间再挑起神学之争。我写下这些，只是想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了精神自由的理想而斗争；我还想告诫他们，要警惕傲慢自大的教条态度，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它曾经造成了非常巨大的痛苦。
        但是我所要讲的13世纪，却又是另外一个模样。
        这时，异端分子已经不再仅仅是持不同意见者，因为发现了《启示录》上误译的句子或者《约翰福音》上的错字，就到处与人争论。
        现在，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成为捍卫某些思想的斗士，为了这些思想，提比留皇帝统治时期，拿撒勒的一位木匠曾经慷慨赴死！

  1198年，塞格尼郡的罗它里奥登上他的叔叔波洛只坐了几年的教皇宝座，成了英诺森三世。
        他是在拉特兰宫住过的最显赫的人物，三十七岁登上皇位，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高材生，富有、聪明，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使自己的职位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统治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整个世界。
        他把帝国的执政官赶出了罗马，重新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被帝国军队控制的地区，最后又把帝国的皇位继承人逐出了教会，那位可怜的皇太子无计可施，最后只好退到了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就这样，他使意大利摆脱了日耳曼人的干涉。
        他组织了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次远征压根儿没有去“圣地”，而是直奔君士坦丁堡，杀了城中无数居民，抢走了所有能够拿走的东西，从此以后，十字军士兵再也不敢在希腊的港口露面，唯恐被当作罪犯吊死。对于这种令少数值得尊敬的基督徒心灰意冷的天怒人怨的行径，英诺森确实曾经表示过反对。但是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委任一个威尼斯人做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这一聪明之举使得东部教会再次置于罗马的管辖之下，同时还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青睐。自此以后，威尼斯就把拜占庭的疆域看成了自己的东方殖民地，随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同样造诣深厚、手法老到。
        在近千年的犹豫之后，教会终于决定，婚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民事契约，而且是一圣事，应该得到神父当众祝福才能真正生效。法兰西的菲利普·奥古斯都和莱昂(今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当时的一个王国)  的阿方索九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国内事务，马上就受到了警告，他们都是小心谨慎之人，于是乖乖地顺遂了教皇的心愿。
        即使在北部高地，尽管这里刚刚成为基督教的领地，人们也能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海盗伙伴们都熟悉地称他为“老哈康”）刚刚拥有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自己的挪威以外，还包括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但是他要想在特隆海姆的天主教堂加冕，还得不情愿地向罗马法庭说明他那有点复杂的身世。
        就这样，教廷的势力越来越大。
        保加利亚国王曾经滥杀希腊战俘，折磨拜占庭皇帝，自然不该是个对宗教事务感兴趣的人，但是却不远千里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请求做教皇的家臣。英格兰的一些男爵搞了一个《大宪章》想约束他们的君主，立即被粗暴地告知，这个宪章是无效的，因为那是“用武力得到的”，这些人随即被逐出教门。
        所有这些可以看出，英诺森三世决不会轻易放过那些企图质疑教会法律的人，不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纺织工人，还是胸无点墨的牧羊人。        但是还真有人敢于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所有的异端分子都是最难管辖的臣民。
        异端分子几乎都是些没有多少宣传鼓动才能的穷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偶尔写些简陋的小册子，解释自己的思想，却总是轻易地落入宗教审判机关鹰犬的手中，随即就被付之一炬。异端的敌人也会写一些文章，向那些真正的信徒揭露“撒旦的阴谋”，已儆戒其他人不要效法，我们对大多数异端的了解，也正是来自这些文章，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们的审讯记录。
        结果，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异端的形象：他留着长发，穿着肮脏的衬衫，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地窖里，从来不吃体面的基督食品，完全以蔬菜为生，除了水什么也不喝，从不接近女人；他总是念叨着救世主的再度降临，咒骂神职人员，说他们都是些世俗卑劣之徒；他对世间万物的恶意攻击，会令任何体面的人感到恶心。
        诚然，确实有不少异端分子让人感到厌恶，这似乎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一个通病。
        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一种近乎邪恶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身体肮脏，面似鬼魅，气味难闻。而且，他们那些关于基督真义的怪诞思想，也把自己家乡宁静的生活搅得不得安宁。
        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嘉许他们的勇气和诚实。
        他们失去了一切，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补偿。
        他们注定要失败。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日趋组织化，最后那些不相信任何组织的人，要有所成就的话，也必须成立一个“非组织促进会”。中世纪的那些喜爱神秘，喜欢在思绪中徜徉的异端也不例外。保存自我的本能使他们聚在一起，不安全感迫使他们把自己神圣的教义隐藏起来，用种种神秘莫测的仪式祭典作为层层掩护。
        但是那些忠于教会的大众，自然无法区分这些教派群体之间的差别，他们一概将其称为肮脏的摩尼教徒，或者别的什么不恭的称呼，觉得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我用的后一个名字当然不是指几年前掌管了原俄罗斯帝国的那个定义明确的政党，而只是借用了一个用来骂人的含义模糊的名词，现在的人们经常把它安在自己的私敌头上——从上门收租的房东，到弄错了楼层的电梯服务员。
        对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来说，摩尼教徒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但是没有什么罪状来控告他，只好根据道听途说谴责他。和拖沓无比、场面难看的常规司法审判比起来，这个办法无疑有很多优点，就是有时候不太准确，造成了很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糟糕，是因为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波斯人摩尼，一直是仁慈与宽厚的化身。他是一位历史人物，3世纪初出生在一个叫做埃克巴塔纳的小镇，他的父亲福塔克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财主。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芬受过教育，青年时代他所处的环境，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是一个语言混杂的国际化社会，有的人非常虔诚，有的人不信上帝，有的人追求实际，有的人则非常理想化。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大商业中心，人们来自东南西北，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异端，每一个派别，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摩尼聆听了各种各样的说教和预言，然后提炼出自己的哲学，其中包含着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米斯拉斯崇拜的思想，还掺杂了一些古巴比伦迷信的味道。
        如果不考虑某些追随者将他的教义极端化的情况，可以说摩尼只是复活了古代波斯关于好神和坏神的传说。这两个神无休无止地争夺着人类的灵魂。而摩尼把古代的坏神和《旧约》里的耶和华联系起来（这样耶和华就成了他的魔鬼），把诸善之神和福音书中的天父联系起来。而且（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身体是邪恶污秽的，人们应该通过不断的禁欲来去除自己的世俗野心，必须遵守严格的饮食、行为规定，以免落入恶神之手，遭受地狱煎熬。所以，他又规定了一大堆禁忌，规定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门徒制订了一个只有冷水、干菜和死鱼的食谱。最后这条法令也许会让你吃惊，但是他们认为，比起陆地上的热血动物，海里的冷血动物对人类灵魂的永生妨碍小一些，这些宁死也不会吃下一块牛排的人，津津有味地大吃其鱼，却从来也不倒胃口。
        摩尼轻视妇女，这一点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鼓吹缓慢地灭绝人类。
        对于犹太教首先实行的，以施洗约翰。
        二十五岁时，这个怪人开始向世人宣讲他的思想。首先，他到了印度和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后，他回转家乡，要用他的教义保佑自己的近邻。
        但是这时候波斯的教士发现，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教义使自己失去了很多隐秘的收入，于是，他们便开始反对他，甚至要求杀死他。开始时，摩尼还受到国王的保护，但是当这位统治者死后，继位者对宗教毫无兴趣，便把摩尼交给了教主阶层。他们把他带到城墙下，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城门前示众，警告那些可能对这位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随着与当权者的激烈冲突，摩尼教派土崩瓦解了。但是这位预言家的一些思想片断，却像许多精神流星，在亚洲和欧洲的大地上四散开来。在此后的几百年中，时常有些朴素的贫苦人不经意地拾起它们，仔细端详，发现它们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于是这些思想常常引起他们巨大的反响。
        我不清楚摩尼教是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欧洲的。
        很可能它是沿着小亚细亚、黑海、多瑙河一路流传过来，然后穿过阿尔卑斯山，在德意志和法兰西广为流传。在那里，这个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卡萨利”，或者“过纯净生活的人”。其影响迅速传开，以致在整个西欧，这个词都成了“异端”的代名词。
        但是，请不要把卡萨利当作某个具体教派的信徒，并没有人试图建立新的教派。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教会的儿子，但他们却深受摩尼教的影响。可见，这种形式的异端是多么危险，多么难以察觉。
        如果一种细菌的体积非常巨大，在地方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一个普通医生也能够比较容易地诊断由这种细菌引起的疾病。
        至于那些在紫外线照射之下还能够藏身的微生物（也许它们将会成为地球的继承者），我们要想不受它们的侵害，就只有靠老天爷保佑了。
        因此，从教会的眼光来看，摩尼教就是所有社会瘟疫中最危险的一种，对于这种不寻常的精神折磨，教会的首脑们心中充满了以前未曾有过的恐惧。
        虽然很少有谁大声张扬，但是早期基督教最坚定的支持者中，确实也出现了这种疾病的症状。比如，那位最机智勇敢、不屈不挠的基督斗士圣奥古斯丁，对待异教比任何人都严厉，但是据说他内心深处却非常向往摩尼教。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利安深受摩尼教的影响，主张苦修，提倡独身，甚至认为婚配是罪恶行为；要求信徒放弃世俗荣华。该派多次遭正统教会的谴责，并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至6世纪时逐渐消亡。38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成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牺牲品，罪状是“倾向摩尼教”。
        就连教会的首脑，似乎也渐渐地被可怕的波斯教义给迷住了。
        他们开始劝诫普通教徒不要读《旧约》，12世纪时还颁布了一道著名的法令，规定所有神职人员都要保持独身。禁欲的波斯理想迅速在一位伟大的精神改革领袖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最受人爱戴的方济各麻衣赤足，托钵行乞，步行各地，宣传“清贫福音”。建立了一套具有摩尼教式纯洁的修道院制度，当之无愧地被人称为“西方的佛陀”。
        当这些自甘清贫、谦逊做人的精神渗入普通大众的思想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在喧嚷皇帝与教皇又要开战的时候，当打着十字旗的雇佣军和打着鹰旗的雇佣军打作一团，争夺地中海沿岸最有价值地区的时候，当十字军士兵们带着从朋友和敌人那里抢来的不义之财蜂拥而归的时候，当修道院院长养着成群家臣住在奢华宫殿里的时候，当教士们从清早的人群中疾驰而过，匆忙赶去参加狩猎早餐的时候，就注定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而且，事情确实发生了。
        对基督教现状的公开不满，首先出现在法兰西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旧的罗马文化传统保存得最久，文明也从来没能真正地消融野蛮。
        在地图上你能找到这个地方，它叫做普罗旺斯，是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和罗讷河之间的一个不大的三角地带。原先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当时是（现在还是）它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它有很多富裕的村镇。它一直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享受着充足的阳光和雨水。
        当地中海沿岸其它欧洲地区还在聆听着长头发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们，早已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后来演变成了现代小说。而且，普罗旺斯人和西班牙、西西里的穆斯林邻邦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使得他们能够看到科学领域的最新书籍，而此时欧洲北部这类书籍的数目还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回归早期基督教的运动，早在11世纪的最初十年就已经出现。
        但是不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都算不上公开叛乱。只是偶尔有人建议教士可以像普通教民一样朴实无华；有人拒绝在领主出战时跟随参战（可怜的古代的牺牲者！）；有人想学一点拉丁文，以便可以自己阅读和研究福音书；有人表示不赞成死刑；有人否认存在炼狱，尽管基督死后六百年，它就被正式宣布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还有人拒绝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上交教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细节）指“什一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6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利用《圣经》中的“农牧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向居民征收什一税，教会法上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779年查理大帝也规定，缴纳什一税是法兰克王国每个居民的义务。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西欧各国才陆续废除，英国一直征收到  1936年。。
        教会总要尽可能查出这些反抗活动的首领，有的时候，如果这些人不听劝告，就会被悄悄地除掉。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普罗斯旺的主教们不得不聚集起来召开一个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办法来制止这种非常危险的、具有高度煽动性的骚动。他们的会议和讨论一直延续到1056年。
        这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般性的惩罚和逐出教门没有任何明显作用。
        那些渴望过“纯净的生活”的村民们，乐得能有机会在铁窗下表现基督徒的宽容忍让精神，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他们会带着羔羊般的顺从走向火刑柱；而且，一个殉教者留下的空位，立刻会有十个人怀着神圣的感情补上。
        教廷方面的代表坚持要进行更残酷的迫害，而当地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他们知道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并且抗议说暴力只会使异端更加死心塌地，听不进任何道理，那样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双方的争执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11世纪后期，这场运动又从北方获得了新的动力。
        在与普罗旺斯隔罗讷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住着一位名叫彼得·韦尔多的商人。他是一位非常严肃、非常善良、非常宽厚的人，一心只想追随救世主的榜样，几乎着了魔。
        耶稣说，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几十代基督徒一直想弄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确切含义。而韦尔多不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
        他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穷人，退出了商业，不再积累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等须自寻圣经。”
        二十位教皇给这句话加了评语，还详细地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凡人可以直接研读圣经，而不需要教士的帮助。
        彼得·韦尔多不这么看。
        约翰说了：“汝等须自寻圣经。”
        好吧，彼得·韦尔多就自己读。
        当他发现自己读到的东西跟圣徒哲罗姆的说法并不一致，便把《新约》译成了他自己的语言，并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开始，他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他那种对清贫的热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大不了他会在别人的建议下建立某种新的禁欲的修道院体系，以满足那些希望过艰苦生活，嫌现有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适的人的需要。
        罗马总是精于寻找一些合适的发泄渠道，以免那些信仰过于强烈的人惹出什么乱子。
        但是要做这种事情必须符合规定，还要有例可循。如此说来，普罗旺斯的“纯洁的人”和里昂的“穷人”却犯了可怕的错误。他们不仅忘了通知主教自己在做什么，还做出了格、胆大包天地宣布，一个人即使没有专业教士的帮助，也能够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还说罗马主教没有权利指挥他管辖之外的人们应该做什么，应该信什么，正如鞑靼的大公爵和巴格达的哈里发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被置于两难境地。平心而论，它是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才最终下决心用武力来根除这种异端邪说的。
        但是，如果按照一个组织的原则，只有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其它的方式都是不正当的，应该受到谴责，它必定会在自己的权威受到公开质疑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
        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就别想生存下去。正是这种考虑，迫使罗马采取坚决的行动，制定出一系列的惩罚措施，为的就是在所有潜在的反对者心头投下恐惧的阴影。
        阿尔比教派和韦尔多派（以它的创始人彼得·韦尔多的名字命名）所在的城市没有多少政治价值，因而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便被教廷选作第一批牺牲品。
        教皇的一个代表统治普罗斯旺许多年，他一直把那里当成被自己征服的土地，作威作福，结果被人杀死了。这给了英诺森三世一个干涉的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的十字军，攻打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
        凡是参加讨伐异端的连续四十天远征的人，可以免付所欠债务的利息，可以赦免过去将来的一切罪孽，还可以暂时免受普通法庭所做的司法审判。这是相当优惠的条件，北欧人正求之不得呢。
        和去东方的远征相比，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裕城市能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精神和经济的报偿，服役期又短许多，又能得到同等的荣耀，为什么还要大老远地跑到巴勒斯坦去呢？
        人们暂时忘记了“圣地”，法兰西北部、英格兰南部、奥地利、撒克逊和波兰的贵族绅士中的败类们纷纷涌到南方，借以逃避本地的司法长官，顺便拿那些富裕的普罗斯旺人开刀，把自己空空的钱箱重新装满。
        被这些勇敢的十字军士兵吊死、烧死、淹死、砍头、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究竟有多少，说法各不相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遇害。在各地发生的正式的处决中，我们有一些比较确切的数字，根据城镇的大小，这些数字从两千到两万不等。
        贝济埃城被攻陷后，士兵们弄不清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他们把这个问题拿到随军作为精神顾问的教皇代表那里。
        “我的孩子们，”这位大善人说道，“去把他们全部杀掉，主会知道谁是自己人。”
        但是在所有这些人中，有一位叫做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贵族，他是那位著名的德·蒙特福特的父亲。由于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残暴做法，他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作为对卓著功勋的回报，他在这个刚刚被自己掠夺过的国家得到了大片的土地，他的部下自然也一一论功行赏。
        少数躲过屠杀的韦尔多派教徒，逃到了人迹罕至的皮耶德蒙皮耶德蒙，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山谷，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教堂，直到宗教改革时期。
        阿尔比派教徒则没有这么幸运，经过一个世纪的鞭打绞杀，他们的名字从宗教裁判所的报告中消失了。但是三百年后，他们的教义稍作改动再次出现了，并且被一个叫作马丁·路德的撒克逊教士大加传播。这些教义引发了一场改革，打破了教廷保持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垄断统治。
        这些当然没有被精明的英诺森三世发觉。在他看来，困难已经过去，绝对的服从已经被再次成功地确立起来。在《路加福音》中有一个有名的故事，有一个人想举行聚会，发现他的宴会厅里还有空位，几位客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就招呼仆人：“去到大街上拉几个人进来！”这个故事再次发生了。
        “他们”，那些异端分子，就是被拉进来的。
        问题是怎样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呆在教会里，这个问题多年以后仍未解决。
        经过地方法院的很多不成功试验之后，欧洲的各个首都纷纷建立了特别的调查法庭，就像最早在阿尔比教徒起义时建立的那种法庭。它们负责审理各种异端案件，后来被称为宗教法庭。
        即使在今天，宗教法庭虽然早已不复存在，提起这个名字仍然会给我们心头带来一阵隐隐的不安。我们仿佛看见哈瓦那的地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克博物馆里生锈的铁锅和烙铁，看见黄色的头罩和黑色的面具，看见一个长着巨大下颌的国王，用眼睛斜斜着一队队望不到尽头的男男女女，缓缓地走向绞架。
        19世纪后期的几部深受欢迎的小说中，无疑描写了这种阴森可怖的场景。即使扣掉百分之二十五作者的浪漫想象，再扣掉百分之二十五新教的偏见，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巨大的恐怖。这足以证明，那些秘密法庭都是些让人无法忍受的恶魔，绝不应该容忍它再次出现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
        关于宗教法庭，亨利·查尔斯·李写了厚厚七卷书，我在这里只能把它缩减为两三页，在这样短的篇幅中，要对中世纪史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进行简明的叙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可以和现在的最高法院或者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而它们又担负着各种各样的使命。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异端裁判所。前者带有地方性，负责监视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端活动；而后者则把它的触角伸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在北方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方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
        然而严格说来，宗教法庭的确没有杀死一个人。
        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法庭宣判以后，被定罪的异端分子就交给了世俗当局，他们可以任意决定怎样处置犯人。但是，假如他们没有判处犯人死刑，就有可能面临很多麻烦，很可能会被开除教籍，或者失去教廷的支持。有时候犯人逃脱了这种命运，没有被交给地方法官，那他的遭遇只会更惨。因为他可能要在异端裁判所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因为死在火刑柱上比在黑暗的岩石城堡里慢慢地发疯要好一些，所以很多犯人大包大揽地承认了许多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以期被定为异端邪说罪，早日脱离苦海。
谈论这个问题，要让人觉得你没有偏见，那是不可能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人，仅仅是因为多嘴的邻居信口开河，便被人半夜三更从床上拖起来；他们也许会在肮脏的牢房里关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见到一位既不知姓名也不知身份的法官；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究竟被控何罪，也不允许他们知道是谁在指控他们；他们不能和自己的亲属联系，也不能请律师；假如他们一再辩解自己无罪，就会饱受酷刑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端只能证明他们有罪，却不允许提供任何有利于被告的证言；直到最后被处死，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此厄运。
        更不可思议的是，已经死去五六十年的人，也会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缺席”定罪。以这种方式被判有罪的人，死后五十年他们的后代还要被剥夺世俗财产。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宗教法庭主要靠没收的财产来维持他们的存在，所以这样的荒唐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怀疑爷爷几十年前做了什么事，就把孙子逼得上街乞讨，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
        凡是读过二十年前俄国沙皇权力鼎盛时期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暗探”。通常这些暗探都是些洗手不干的小偷，或者是退休的赌徒，他们都比较引人注意，而且带着一副“忧伤”的样子。他会悄悄地告诉别人，不幸的经历使得自己参加了革命，这样常常能够博得真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是一旦他知道了自己新朋友的秘密，就会把他们出卖给警察，口袋里装着赏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重复他的卑鄙伎俩。
在13、14和15世纪，西欧和南欧到处游荡着这种穷凶极恶的密探，他们靠告发那些批评教会或者对教义中的某些观点提出疑问的人为生。
        假如实在找不出异端分子，那就要靠这些密探人为地制造几个出来。
        因为他们完全有把握，不论被捕者如何清白无辜，在酷刑之下都必定会屈打成招，所以他们不必冒任何风险，可以把这个行当无休无止地做下去。
        在很多国家，允许人们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就在人们的头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统治。结果，没有人敢信任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就连一家人之间也不得不相互提防。
        那些掌握了大量宗教裁判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地利用了他们这种办法造成的惊恐，搜刮民脂民膏达两个世纪之久。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的痛恨。他们披着僧袍，随意闯进安分守己的公民家里，要睡最舒服的床，吃最好的饭菜，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应该被当作贵宾对待。他们会威胁说，如果得不到自己应当享用的这些奢侈，就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们的施主，于是没有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对此，教会当然可以说，宗教法庭只是担任了精神健康检察官的职责，以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它还可以指出自己对那些由于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是多么宽宏大量，还会说除了叛教者和屡教不改者以外，很少有人被判处死刑。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同样一般手段，既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能够使他成为一头迷途知返的羔羊。
        密探与造假者历来是一丘之貉。
        对于奸细来说，几份伪造的文件算得了什么呢？

        像古代的高卢人一样在《高卢战记》中，朱利叶斯·凯撒从地理上把高卢人分为三部分，即比尔及人、阿奎丹尼人和克勒特人。，现代的不宽容可以分为三种：懒惰的不宽容，无知的不宽容和自私的不宽容。
        最普遍的也许是第一种，在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够见到，尤其是在那些小村庄和古老的镇子最为常见，而且它并不局限于人类。
我家的老马督德在科里镇温暖的马棚里度过了二十五年平静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愿到西港同样温暖的谷仓去，就是因为它一直住在科里镇，已经熟悉了那里的一草一木，知道在它每天散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陌生的新玩意儿冒出来吓着它。
        我们的科学家们迄今为止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早已死亡的玻利尼西亚群岛方言，而可怜的猫、狗、马、驴们的语言却被忽略了。
        但是，假如我们能听懂督德对它过去的科里镇邻居说的话，就可以领教到马的不宽容了。因为督德已经上了岁数，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固定的“套路”。它的那套马的习惯是很多年前养成的，因此所有科里镇的风俗习惯在它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而西港的风俗习惯，到死它也不会接受。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得父母们对他们子女的“傻气”大摇其头，使得人们荒唐地相信“过去的好日子”的神话，使得文明人和野蛮人都穿着让人难受的衣服，使得世界充斥着大量的废话，而总是把那些有着新思想的人当成人类的敌人。
        不过在其它方面，这种不宽容的危害还不算大。
        我们迟早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吃苦头。在过去的岁月中，它曾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家园；而今它又使得大片无人区成了永久居住地，否则这些地方现在还是一片荒野。
        第二种就要严重得多。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无知便可以成为非常危险的人。
        但是如果他还要为自己的智力缺陷寻找借口，那就更加可怕。这时他会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一座唯我独尊的花岗岩堡垒，自己高踞于这堡垒之上，向他的敌人（也就是所有不肯接受他的偏见的人）挑衅，要所有的人说明为什么自己应该活着。
        有这种苦恼的人，都是些即苛刻又卑鄙的人。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忍暴戾，喜欢折磨那些他们憎恨的人。
        就是在这群人中，最先产生了“上帝的选民”这个奇怪的念头。而且，被这种思想所迷惑的人，总喜欢想象自己和看不见的神灵存在某种联系，以此来为自己打气壮胆，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专制增添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比如，这些人决不会说：“我们要绞死丹尼尔·笛福，因为我们觉得他对我们的快乐构成了威胁，因为我们恨死了他，就是要把他吊死！”不，不会的！他们聚在一起隆重地举行秘密会议，一连几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地研究如何处置这个丹尼尔·笛福。在最后判决宣读之后，也许只是干了点小偷小摸的可怜的丹尼尔，就俨然成了最可怕的人物，竟胆敢违背上帝的意志（这些意志只传给了上帝的选民，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理解），因此将对他行刑是一件神圣的职责。敢于给这种魔鬼的同伙定罪的法官们，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本性善良的人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幻觉所迷惑，变得像那些残暴野蛮、嗜血成性的人一样，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都已司空见惯。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一群群围观殉难者惨状的人并不是罪犯，他们是些正派虔诚的百姓，而且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会讨得上帝的欢心与褒奖的事情。
        倘若有人提起宽容，他们会觉得那等于承认道德上的弱点，因而会拒绝这种观念。也许他们不宽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会理直气壮地以此为骄傲。你看，在清晨潮湿寒冷的空气中，丹尼尔·笛福穿着藏红花色的衬衫，一条饰满小魔鬼的灯笼裤，向前走着。他走得很慢，但是很坚定，一步一步地走向立在集市中的绞刑架。而那些围观的人一等这场面结束，便会回到自己舒适的家中，饱餐一顿豆子和熏肉。
这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所做所想都正确无误吗？
        不然，他们为什么会是看客，而不是被人看着死去的受难者呢？
        这种说法自然经不起推敲，但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当人们都真心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是上帝的意志，无法理解自己会犯错误时，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还有第三种，由自私引起的不宽容。它本质上是一种嫉妒，而且就像麻疹一样常见。
        当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向人们说，要得到万能的上帝的垂青，靠宰杀牛羊是不行的。于是神庙中那些靠祭祀仪式为生的人就低毁他，把他描绘成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耶稣就这样被处死了，再也不会对他们的收入来源造成什么危害。
        几年之后，圣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所宣讲的新教义威胁到当地珠宝商人的生意，因为这些人靠贩卖当地女神戴安娜的小塑像发了大财，于是金匠行会差点把这个不速之客用私刑弄死。
      有些人靠某种已有的宗教崇拜为生，而有些人的思想却能够把群众从这个神庙吸引到另一个神庙，自古以来这两种人之间就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在讨论中世纪的专制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谈到那些宗教迫害案例时，很少只遇到一种形式的不宽容，常常会见到所有三种形式的不宽容。
        一个组织掌握着巨大的财富，管理着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自然会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那些试图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农民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扫除异端就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需要，这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的不宽容。
        但是还有一群人也受到官方的大力压制，他们是些科学家，这个问题就不知要复杂多少倍了。
        要理解教会当局对待试图揭示自然秘密的人所持的乖戾态度，我们还得倒退几个世纪，看一看公元6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欧洲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般无情地扫荡了欧洲大陆，污浊的洪流中只剩下零星几座罗马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原先这些城墙内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的书籍都已被波涛卷走，他们的艺术被深深埋在新的无知的淤泥之下，他们的收藏品、博物馆和图书馆，他们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素材，都被那些来自亚洲腹地的粗俗的野蛮人投进了篝火。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10世纪的几个图书馆的目录。那时，西方（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它对于欧洲中部就像今天的墨尔本一样遥远）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希腊书籍。这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它们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时的学者如果想了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思想，只能去读他们著作中某些章节的译本（译得很差）；想学习他们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教他们，除非能找到几个由于拜占庭神学之争到法国、意大利避祸的希腊僧侣。
        拉丁书倒是不少，但大多是4至5世纪的。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手稿，经过反复的漫不经心的传抄，只有那些研究了一辈子古文书学的人才能看得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欧几里得习题，图书馆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更为可悲的是，再也没有人需要它们。
        因为这时的统治者对科学怀着敌意，对任何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独立研究都不支持，更不用说什么医学、天文学了。科学已经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再也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了。
        用现代的眼光理解这种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我们20世纪的人都深深地相信进步，尽管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但是我们都把这样的努力当作一种最神圣的职责。
        是的，对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仰，有时似乎成了一种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却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
        希腊人曾梦想世界充满美丽和乐趣，但是这梦想只持续了多么短暂的时间！席卷这个不幸国家的政治风暴无情地摧毁了它，大多数希腊作家从此成了悲观主义者，面对昔日幸福家园的废墟，他们对所有世俗的努力彻底地绝望了。
        而罗马人则从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向上的趋势，他们的哲学家（尤以伊辟鸠鲁学派最为著名）则为了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兴致勃勃地担当了教育年轻一代的责任。
        后来出现了基督教。
        关注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向了别处，一夜之间人们又回到了黑暗的深渊，在绝望中逆来顺受。
        那时人是有罪的，他的天性和喜好都是罪恶的。他在罪恶中孕育，又在罪恶中诞生，他在罪恶中成长，又在对罪恶的忏悔中死去。
        但是这种绝望和那一种有所不同。
        希腊人觉得他们比自己的邻居们更有知识、更有教养（也许确实如此），他们确实为那些不幸的野蛮人感到悲哀，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宙斯的选民，并因此觉得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
        然而，基督教却没有超出自己的前身犹太教的境界。当基督徒把《旧约》作为自己信仰的圣经之后，他们便继承了那条不可思议的犹太教教义，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人们必须公开宣称信仰某些正统教义，才有希望得到拯救，否则只能被贬入地狱。
        对于那些缺乏谦虚精神，相信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得天独厚之辈的人来说，这样的观点自然有巨大的好处。在很多危急时刻，它使得基督徒形成一个紧密连结、自成一体的整体，超然地漂流在异教的汪洋之中。
        对于特图里安和圣奥古斯丁，以及其他忙着把基督教教义写成白纸黑字的早期作家来说，天涯海角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不是自己关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希望就是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里建起他们的上帝之城。至于其它地方的人们有什么憧憬和希望，则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此他们为自己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概念，描述人类的本源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起点与终点。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的那些奥秘，丝毫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深信，从基督诞生的那一刻起，所有旧的价值就全被摧毁了。
        比如说，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的科学家认为它是数十亿个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断然拒绝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小圆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创造它，就是为了给某一群人提供一个临时的家园。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简单，《创世记》的第一章中写得清清楚楚。
        要确定这些被上帝偏爱的人们来到地球已经有多久，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各方面都有非常古老的证据，有埋在地下的城市，绝迹的巨兽，还有成为化石的植物。不过不要紧，这些都可以推翻，可以视而不见，可以矢口否认或者硬说它不存在。做完这些之后，要给时间的起点定下一个日期，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静态的世界，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止，而且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一个宗教派别的需要。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们的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因为他们只关心那些通用的原理，还总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领域摆弄一些“永恒”、“无限”之类的概念。
        不错，那些科学家中有很多人抗议说，在内心深处他们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心里更清楚，一个人如果真心热爱并且献身于基督教，决不会知道那么多，决不会有那么多书。
        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逗点，每一个冒号和感叹号，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出的。
        如果有人告诉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有这样一本圣书，里面有一点晦涩难懂的民族史，有一些难辨真伪的爱情诗，有半疯半癫的先知们含混不清的预言，还有连篇累牍的恶言恶语，痛骂那些得罪了某位亚洲部落神的人，希腊人也许会觉得有些好笑。
        但是3世纪的野蛮人对“文字”却崇敬得五体投地，对他们来说，这是文明中最神秘的东西。就在这时，教会连续召开的几次公开会议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说这是一本没有错误、没有缺陷、没有疏漏的书。于是他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本不同寻常的书，把它作为人类已经掌握和可能掌握的知识的总汇，而且加入了痛骂与迫害的行列，谁超出摩西和以赛亚划定的界限，做了蔑视天国的事情，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痛骂与迫害的对象。
        自古以来，甘愿为原则而死的人总是寥寥无几。
        但是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求总是无法压抑，一定要找机会发泄他们集聚日久的精力。结果，在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之下，长出了一株瘦弱的知识小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院学派”。
        这要追溯到8世纪末，当时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的妻子贝尔莎生了一个儿子。和国王路易，指路易九世（1214~1270），法兰西国王（1226~1270年在位），被尊称为圣路易。1248年，路易九世觉得，作为教会之子的责任重于王位，于是离开他的王国进行了六年的冒险。他参加了十字军第四次东征。  1250年他的军队在埃及被打败，路易九世被俘，被迫交纳大笔赎金，后在巴勒斯坦滞留四年，1254年回到法国。1270年他参加另一次十字军远征，死于北非的突尼斯。比起来，这个孩子更有资格作为法兰西民族的圣主恩人。路易花掉了老百姓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却给臣民们建立了一座宗教法庭，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
        这个孩子受洗时被取名为卡罗拉斯，在很多古代法律文书的末尾都能看到这个名字。签名有点笨拙，因为，这个查理从来就不擅长拼写。他幼年时曾学习法兰克语和拉丁语，但是当他再次拿起笔的时候，由于长年和俄罗斯人、摩尔人打仗，他的手已患了风湿病，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写字的努力，请了一位最好的书记员做他的秘书，为他做书写工作。
        他虽然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五十年中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的外袍），但却真心实意地重视学习，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让自己的孩子和官员的子女上学。
        闲暇时，这位皇帝总喜欢在众多名流的簇拥下到那里去。他非常尊重学术上的民主，放下架子，像平易近人的大卫兄弟那样，饶有兴趣地参加讨论，连地位最低的教授也可以反驳他。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看一看这些气氛融洽的对话所谈论的话题，自然会想起乡间辩论小组所列出的讨论提纲。
        至少可以说，他们非常天真。公元800年人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到1400年仍然不错。这不能怪中世纪的学者，他们的大脑无疑和20世纪的科学家们一样出色。假如给现代的化学家、医生以“充分的研究自由”，只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超出1768年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化学、医学知识，他们能做什么？——在1768年，人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是什么东西，外科则跟屠宰差不多。这就是中世纪的学者们所面对的处境。
        其结果是，中世纪的科学家们有充足的脑力，但是实验的领域却非常有限。这就像把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装在低档车的底盘上，一加速就会出问题。等他能够安全操纵，按照交通规则驾驶这个奇怪玩意儿的时候，已经有点滑稽可笑，费上半天力气也到不了什么地方。
        当然，那些最优秀的人对于不得不遵守的限速规定是无法忍受的。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摆脱教廷的耳目；他们写下宏篇巨著，试图证明与人们的看法相反的东西，用以暗示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摆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象：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在屋顶挂满鳄鱼，向人展示各种各样装着怪物的瓶子，把气味难闻的药草扔进火炉，为的是把别人赶得远远的，同时让人觉得他们是些无害的疯子，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而不必为自己的思想负太多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套彻底的科学伪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断定他们的真实意思。
        几个世纪之后，新教对科学和文学的不宽容，与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非常类似，这里就不多谈了。
        那些改革者可以大声地谴责、诅咒，虽然心里痛快，却很少能把口头威胁变成反抗压迫的积极行动。
        罗马教廷则不然，它不仅有力量置敌于死地，而且从来不吝惜动用这种力量。
        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与专制的理论价值的人，也许会觉得这种差别无关紧要。
        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作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接受鞭笞——的可怜虫来说，这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倘若他们有时缺乏坚持己见的勇气，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启示录》中野兽名称组成的填字游戏上，我们也不必对他们过于苛责。
        倒退六百年，我也肯定不会写这本书。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难了。我就像一个小提琴手，三十五岁的时候忽然有人给我一架钢琴，要我做得像一位键盘乐器大师那样，因为“那也是音乐”。我学到了某一个领域的技艺，却必须用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去。我所学的是从一种确定的事物存在秩序出发，观察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这是一个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国会议员、政府大臣的辅佐下管理的世界。而且，在我年轻时候，上帝仍然是人们心中天经地义的万物之尊，必须礼拜有加。
        后来，战争爆发了。
        旧的秩序被彻底打翻，皇帝、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议会的法令正式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定为所有古代先知的继承人。
        这些当然不会长久，但是文明要过几个世纪才能恢复元气，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此时我还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
        就拿俄罗斯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那块“圣地”待过一段时间，外国报纸送到我们手中时，大约四分之一的版面涂满了一种黑乎乎的东西，人们习惯称之为“鱼子酱”。这些东西是细心的政府为了不让心爱的臣民看到某些内容而涂上去的。
        人们普遍把这种监督看成中世纪的余孽。我们保存了几份涂着“鱼子酱”的滑稽报纸，拿给国内的人看，让他们知道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其实多么愚昧落后。
        后来就发生了俄国大革命。
        我生长在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这个社会信奉弥尔顿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发言和自由地辩论。”
        正像电影中说的，“开战了”，于是《登山宝训》被列为亲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国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胆敢出版就要被罚款或者关进监狱。
        看到这种情形，真觉得应该放弃研究历史，改行写短篇小说或者做房地产生意才是明智之举。
        但是那就等于承认失败。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让自己记住，在一个法制国家里，每个守法的公民都有权利去说、去想、去发表        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他没有干扰别人的幸福与舒适，没有违背文明社会的良好礼仪，没有触犯当地警方的任何规定。
        当然，这会使我被列为所有官方检查的敌人。但是我认为，警方应当留心那些靠色情内容牟利的报纸和杂志，至于其它的，谁爱印什么就印什么好了。
        我这么说并非因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改革家，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不愿意浪费精力，而且我对近五百年来的历史非常熟悉。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暴力镇压，从来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胡言乱语就像炸药，只有当被放进密闭的狭小空间，并且在原本不受外力的情况下突然受到打击时，它才是危险的。一个满脑子半生不熟经济学思想的可怜虫，如果任由他去，顶多能够吸引几个好奇的听者，恐怕还会被人嘲笑一番。
        还是这个人，如果被关进监狱，判处三十五年单独监禁，他就会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奉为烈士。
        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
        做坏事送命的人和做好事牺牲的烈士一样多，前者都是些诡计多端的家伙，没有人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要说，让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当然应该听一听；如果不是，它们很快就会被忘记。希腊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帝国时代之前的罗马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自从罗马军队的总司令成了帝王，成了朱比特的远亲、半人半神的人物，远远地离开了普通百姓，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于是便有了“欺君犯上”的大罪。这完全是一种政治过错，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王朝，很多人因为直言不讳地向皇上进谏而被投进监狱。但是只要不涉及皇帝陛下本人，罗马人的谈话倒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这种幸福的日子随着教会统治的到来结束了。耶稣死后若干年，善与恶、正与邪之间划出了分明的界限。公元1世纪后期，使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镇压非常出名）附近游历了很长时间。他四处讲道驱魔，非常成功，使很多人相信自己信奉异教是错误的。为了表示悔改，他们挑选了良辰吉日，聚在一起，把所有的魔法书都付之一炬，烧掉了大约价值两千英镑的秘籍，不信你可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
        不过，这些完全是一群悔过的罪人自愿的举动，从未听说保罗曾经刻意禁止以弗所人拥有或者阅读这些东西。
        一个世纪以后，真有人这样做了。
        当时，还是在以弗所，一些主教聚在一起，宣布一本写有圣徒保罗生平的书为禁书，警告信徒不许阅读。
        但是到尼西亚公会议（325年）以后，基督教会成了帝国的官方教会，检查文字就成了神职人员的例行公事。一些书籍被绝对禁止，还有一些被称为“危险的”。有人警告，读这些书就是冒险。作者们发现，要想在出版之前得到当局的批准，更方便的办法是把手稿送到当地的主教那里取得首肯，后来这成了一条惯例。
        即便如此，作者仍然不敢肯定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于世。这个教皇说一本书有益无害，他的继任者则可能说它亵读神灵。
        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办法倒是保护了那些写书人，他们不必和自己的牛皮纸作品一道被烧成灰烬。那时的书籍全靠手抄，出一本三卷的书大概要整整五年，所以这套体系一直运转良好。
        然而，这一切都被约翰·古登堡（别名古斯弗莱士）的发明改变了。
        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一个能干的出版商两星期之内可以印出四五百本书，从1453年到1500年短短的时间内，欧洲西部和南部的人们一下子有了四万多册图书，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所有的藏书。
        书籍数量意想不到的增长，使教会忧心忡忡。一个异教徒有一本手抄的福音书，要想抓住都很困难；那么两千万异教徒手里有两千万本制作精良的书，又该怎么办呢？它们对当局的所有思想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今后必须指定一个专门的法庭，检查所有的出版物，从源头上把关，看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名单，宣布哪些书含有“违禁内容”。后来从中产生了有名的“禁书目录”禁书目录，从前罗马天主教会发布的书目，列出一些被认为有害于信仰和道德的书籍。未经教士同意，天主教徒不得拥有、阅读、出售、传送名录上所列书籍，否则将受到开除教籍的惩罚。第一次正式公布“禁书目录”是在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时期。，它几乎和宗教法庭一样臭名昭著。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有这种出版检查制度，那就有失公平了。由于惧怕印刷品造成的雪崩效应威胁国家的安宁，很多政府都规定各地的出版者必须把稿件送到公共检查机关，禁止出版任何未经官方许可的东西。
        但是除了罗马，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到现在。即使在罗马，这种制度自16世纪中叶之后也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也是迫不得已。出版业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来势汹汹，枢机主教任命的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即使再勤勉工作也难以应付。这还不算潮水一般的报纸、杂志和各种各样的小册子，漫说分类检查，就是通读一遍，也要这些人辛辛苦苦花上个几千年。
        但是人们很少看到，在不幸的臣民身上施加专制统治的人，又是怎样遭受专制的报复的。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表示，他反对迫害作者，因为“这是一种愚蠢之举，只会给原本不被公众注意的书籍做广告。”
        “禁书目录”印证了这种说法。宗教改革刚获成功，禁书目录就成了一种指南，人们就靠它来跟上当前流行的文学主题。还不止这些。在17世纪，德国和低地国家低地国家，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想大捞一笔的出版商在罗马安插了很多耳目，他们的任务就是提前获得被禁或被删节的书籍。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就交给特别信使，由信使日夜兼程，越过阿尔卑斯山，穿过莱茵河谷，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雇主的手中。然后，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就开始工作，日以继夜赶印。出售这些书籍可以得到高额利润，还有大批职业书贩，将这些书偷运到被禁地区。
        但是能够运过边境的书毕竟非常有限，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直到不久之前“禁书目录”还在执行，高压政策的后果的确非常显著。
        如果这些国家在发展中渐渐落后，原因并不难找。在这些国家，大学生不许读任何外国教科书，只能使用质量低劣的国产货色。
        最糟糕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不愿意认真从事文学和科学。因为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愿意写出一本书，然后看着它被那些无能的检查官“改正”得支离破碎，或者被宗教法庭不学无术的书记官“修订”得面目全非。
        他宁可去钓鱼，或者在酒馆里玩多米诺骨牌，以此来消磨时光。
        或者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对民族的绝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如果你厌倦了现代小说，我强烈推荐你读一读伊拉斯谟书简。那里边有很多老生常谈式的告诫，是一些比伊拉斯谟这位博学长者还要羞怯的人写给他的：
        某行政长官写道：“我听说您准备写一本关于路德派之争的小册子，请务必谨慎处理，因为您可能会触怒教皇，他愿您平安无恙。”
        又比如：“某君刚从剑桥归来，告诉我您正准备出版一部短文集。看在上帝分上，请不要触怒皇上，他完全可以让您吃尽苦头。”
        一会儿是卢樊卢樊，比利时中部的一个城市。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神学院的全体教师，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这些人物都得小心伺候，否则作者就会失去收入，失去必要的官方保护，或者落入宗教法庭的掌心，在轮下碾成碎片。
        现在轮子（除了用于转动）已经降格送进了古董陈列馆，宗教法庭关门也有好几百年了，对于投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官方保护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历史学家凑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从不提“收入”这个词。
        但是，当有传言我要写一部宽容史的时候，另一种忠告和建议便来到了我那与世隔绝的小屋。
        “哈佛已经拒绝黑人学生进入宿舍，”一位书记官写道，“请一定把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写进你将来的书里。”
        或者：“马萨诸塞州弗拉明戈市的一位杂货店老板宣布加入天主教，当地的三K党已经开始抵制他，你一定会在写宽容的故事时就此谈几句吧。”
        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非常愚蠢，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它们恐怕不应该包括在一本关于宽容的书中。这些仅仅是缺乏风度和不遵纪守法的表现，与那种官方形式的专制有很大的差别，官方的专制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连，使迫害成了所有好公民的神圣职责。
        贝奇霍特说过，历史应该像伦勃朗的铜版画，对一些选定的、最好最重要的对象，应该用生动、明亮的光线来表现，而对其余的东西，则应该用暗色来处理。
        现代专制主义也曾经多次愚蠢地爆发，新闻报章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即使在这里边，我们仍然能够分辨出一些未来的希望之光。
        因为，那些过去人们认为不证自明的事情，由于“向来如此”便能通行无阻的东西，现在都能够引发激烈的辩论。我们身边常常有人挺身而出，为一些被我们的父辈、祖辈斥为荒诞不经的思想进行辩护，而且在与普通大众愚昧可憎思想的斗争中，他们常常能够大获全胜。
        这本书不能写得太长。
        因此我不能再写当铺老板的趋炎附势，北欧强者渐已消褪的荣耀，还有偏远地区无知的福音传教士，固执己见的农民教士、巴尔干拉比拉比，犹太教领袖的称呼。，这些好人和他们的糟糕观念总是不离我们左右。
        但是只要没有国家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多大的危害，好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种可能。
        个人的专制是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东西，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麻疹、天花、饶舌妇加在一起还要多。但是个人的专制不会有刽子手。如果它设置了刽子手的角色，就像偶尔发生的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将会受到警方的注意。
        个人的专制没有监狱，不能规定国民应该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如果它试图这样做，就会引起所有安分守己的百姓的反对，必然无法实施。
        简而言之，在一个自由国家里，个人的专制必须以不引起公众注意为限，不能超出这个限度。然而官方的专制则实际上是万能的。
        除了自己，它不承认任何权威。
        它凡事都要插手，不听任何分辩，不给无辜受害者任何形式的补偿；而且总要借助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总想解释天国的意志，似乎解开生存之谜的钥匙，只在当权者的手中。
        如果本书中“专制”这个词仅指官方的不宽容，如果我对个人的不宽容关注不够，还请不要见怪。
        因为，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有一位博学的美国漫画家，他总喜欢问自己，台球、低音大提琴和擦鞋垫子会怎样看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倒想知道，那些奉命操纵现代攻城大炮的人心里是怎样想的。
        在战争中有很多人执行着数不清的奇怪任务，但是还有什么比操纵贝尔塔巨炮更可笑的呢？
        其他的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能够通过飞溅的火光判断自己是否击中了煤气厂。
        潜艇指挥官会在攻击后两三个小时再回到战场，通过残骸的多少判断战果如何。
        趴在壕沟里的可怜虫只要肯定自己还呆在某一条堑壕里，就知道自己至少守住了阵地，便可心满意足了。
        就连那些攻击不可见目标的野战炮兵，也可以给几英里外藏在枯树上的同伴打个电话，问一问那该死教堂的塔尖是否有倒塌的迹象，是否需要换个角度试一试。
        但是那些操纵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自己奇怪而不真实的世界里。
        就算有称职的弹道学专家帮助，他们也无法预测自己高高兴兴放出去的炮弹会落向何方。也许炮弹正好命中预定的目标，恰好命中兵工厂，或者正中碉堡的中心，但是也可能会击中教堂或者孤儿院，或者悄无声息地潜入河里，钻进墓穴，不造成一点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们和这些攻城炮手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也在操纵一种大炮，他们的文字炮弹可能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发革命或者毁灭性的大火，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一些可怜的哑弹，静静地落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变成废铁，最多被人拿来做伞架或者花盆。
        除了文艺复兴之外，历史上再没有这样的阶段，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大量消耗如此多的纸浆。
        亚平宁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克，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斯博士、里卡得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急忙忙地出了自己的书，最少也要来上十几本，更不用说模仿希腊人写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们，以及学着罗马祖先写颂歌的李卡蒂诺们  。在整整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还有数不清的人收集钱币、雕塑、画像、手稿和古代的盔甲，他们忙不迭地把从古代废墟中挖掘出来的东西收集整理、登记造册、分类存档，又出版了无数配着精美铜版、木版画的集子，介绍他们的收藏品。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古登堡，却让弗罗本、阿尔都斯、爱提尼这些从事印刷的人大发其财，从人们巨大的求知热情中捞到不少油水。但是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的成果并没有对15、16世纪的作者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真正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很少几个拿着鹅毛笔的英雄，他们就像那些操纵巨炮的朋友一样，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很多障碍。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彻底清除了大量的精神垃圾，不然这些东西今天还会阻塞我们的心灵。
        然而，严格地说文艺复兴本质上不是一次向前看的运动。它厌恶刚刚过去的一切，把上一代人的作品称为“野蛮的”或“哥特式的”，(因为哥特人和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而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浸透着“古典精神”的艺术上。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了精神自由，为宽容的事业、为更美好的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一击，那也不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的本意。
        在这之前，早就有人对罗马主教的权力提出质疑：为什么他可以规定波希米亚的农民或者英格兰的自耕农用何种语言祈祷，用什么样的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该为一张赎罪券付出多少金钱，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养孩子。他们向那个超级国家的强权提出了挑战，但最终全都被这强权镇压了。他们有时是为某个民族而战，但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约翰·胡斯1415年7月在康斯坦茨广场以异端罪被用火刑烧死。他在烈火中向群众演讲、唱诗，英勇就义。胡斯之死激起了捷克人民更大的反抗，终于发展成为波希米亚武装斗争，史称胡斯战争。冒着青烟的骨灰，被屈辱地抛进了莱茵河，这是向全世界的警告：教廷仍然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统治。
        刽子手焚烧了威克里夫的尸体，似乎是为了告诉莱切斯特郡卑贱的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的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座强大的传统堡垒，是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用无限制的权力慢慢地精心建立起来的，外力休想攻破。神圣的光环下丑闻不断：三个主教都说自己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廷腐败透顶，制定法律只是为了让人花钱违反法律；修道士过着完全堕落的生活；唯利是图的人利用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进行勒索，要那些可怜的父母为他们死去的孩子交纳大笔钱财。
        所有这些尽管尽人皆知，但从来没有对教会的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是，几个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或者主教也并无特别痛恨的人，无意中胡乱开了几炮，却让这座古老的大厦轰然倒塌了。
        来自布拉格的那个“瘦弱苍白”的人指约翰·胡斯，他曾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后来在这所大学任神学讲师、哲学系主任。没能实现的，关于基督真义的崇高理想，却被一群杂七杂八的百姓人等实现了，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能成为教会虔诚的子民，诚心做善事，安然享天年。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有历史学家点破他们的家底，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
        譬如马可·波罗。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他说起自己见到的塔一般高的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有足可以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花岗岩城墙，直引得那些见惯了西方城市小场面的邻居们哈哈大笑。
        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无可奈何，但是他的确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是一个好的作家。对文学，他带着自己的阶级和职业所固有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长剑，而不是耍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为了打发难熬的铁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人讲了那些奇异的故事，而那人碰巧是个作家。欧洲人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了解了很多原本不知道的事情。波罗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小亚细亚见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诚的圣徒挪动了几英里，为的是让异教徒见识一下“信仰的力量”；他还轻易地相信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无头人和三脚鸡的故事。
        在过去十二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游记那样动摇过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当然，波罗自始至终都是教会的虔诚儿子。假如有人把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的罗杰·培根相提并论，他一定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对知识的渴求，他被监禁了十四年，失去读书写作的自由达十年之久。
        但是两个人比较起来，波罗的危险性却大得多。
        十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能够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与当时的神圣思想对立的精妙的进化观点，而每一个学过  ABC的平民百姓，都能够从波罗那里知道很多《旧约》中压根儿就没有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当整个世界还没有获得一点自由的时候，仅靠一本书的出版，就能够引起对《圣经》权威的反叛。大众的启蒙是几个世纪痛苦准备的结果。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生动明了的叙述，人们都能够理解，确实为怀疑精神的兴起产生了很大作用，而怀疑精神正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个特征，它使得人们可以说、可以写一些几年以前还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东西。
        以卜迦丘的朋友们离开佛罗伦萨后听到的第一个奇特故事为例。故事中说，所有的宗教体系，都一样有对有错。如果真是这样，既然它们都有对有错，怎么能因为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观点就把人送上绞架呢？
        而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去世时是罗马教会机构中一位颇受尊重的成员，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过程中，他确凿无疑地证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其它西部省份送给教皇希尔维斯特”的说法（历任教皇一直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是整个欧洲的主人），完全是一个拙劣的骗局，是教廷中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官在那位皇帝死后几百年编造出来的。
        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更实际的问题。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圣奥古斯丁的说法，认为谁相信地球另一面也有人类存在，谁就看不到耶稣再次降临，也就没有理由活在世上。而当1499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向大家描述星球彼端那些人口众多的王国时，这些虔诚的信徒对奥古斯丁的教义又该作何感想呢？
        朴素的人们一直以为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当“维多利亚号”维多利亚号(生于葡萄牙的西班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1480？~1521）1519年9月率领五艘船进行环球航行，1522年9月探险者返回西班牙，仅剩的一艘船就是维多利亚号)环球旅行平安归来，证明《旧约》的地理学中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时，他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我还要重复我说过的话。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觉致力于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也常常令人遗憾地表现得叶公好龙。在这三百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娱乐的欲望支配着。教皇虽然会对一些臣民的邪恶思想暴跳如雷，但是只要这些反叛者非常健谈，而且懂一点绘画和建筑，他会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而那些热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萨伏那洛拉，还有那些年轻聪明的不可知论者，则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后者攻击基督教宗旨的涛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远远超过了良好的品味。
        在向往新生活的种种表象后面，无疑暗藏着一股强大的暗流，那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是对全能的教会束缚人类理性发展的不满。
        从卜迦丘到伊拉斯谟，大约经历了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抄书匠和印刷商从来没有清闲过。除了教会自己出的那些书以外，在当时的重要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曾间接地提到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被入侵野蛮人的无政府状态取代、西方世界落入无知僧侣掌心之后的惨状。
        马奇雅维里和洛伦佐·德·美第奇这样的人对伦理学没有什么兴趣，他们都很实际，很善于利用现实世界。表面上他们和教会和平相处，因为它力量强大，罗网密布，完全有能力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也不曾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提出质疑。
        但是对过去的事情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对新感觉的不停追求，还有他们不安分的思想，使得原先那个自以为“我知道”的世界开始自问：“我真的知道吗？”
        比起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和拉斐尔的画集，这更值得后世纪念。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几条有用的原理，其中之一就是，人很少出于单一的动机做某事。不论我们向一所新大学捐十万美元，还是不肯给饥饿的流浪汉一个铜板；不论我们宣称只有在国外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是发誓再也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我们坚持把黑说成白，还是把白说成黑。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促使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但是如果谁真的把这些原因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十有八九会在公众面前落得个惨不忍睹的形象。我们总会本能地在众多的动机当中挑选一个最令人尊敬、最值得称道的，按照公众的品味粉饰一番，然后对大家说“这就是我做某事的原因”。
        但是，尽管大多数时候这可以蒙骗大多数人，但是还没人发现有什么办法能让一个人蒙骗他自己，哪怕是几分钟。
        因为对这个让人尴尬的事实都很清楚，所以文明时代的人们早已心照不宣，无论何时都不会当众拆穿这个秘密。
        我私下怎么想，那是我自己的事。大家只要表面上都道貌岸然，就都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遵守“你不拆穿我，我也不拆穿你”的原则。
        人的天性可不讲究任何礼数，对于这个通用的行为准则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因此天性很少被允许进入文明社会中的神圣场合。就拿那位叫作克里奥的可怜缪斯缪斯克里奥，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九个女儿，人们认为缪斯们为艺术家，尤其是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带来灵感。罗马时代，人们认为每一位缪斯掌管一门艺术，其中克里奥掌管历史。来说吧，由于历史至今还只是少数人的消遣，所以她一直百无聊赖，而她那些姐妹虽不如她受人尊敬，但自古以来一直可以唱歌跳舞，到处参加晚会，这自然惹恼了可怜的克里奥，于是她就用自己微妙的手段不断进行报复。
        这完全是人性的一种，但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时常耗费人类大量的性命与资财。
        每当这位老妇人向我们展示积攒了几个世纪的成套的谎言，整个世界就会立即失去和平与幸福，笼罩在一片战火之中。庞大的骑兵团左冲右突，长长的步兵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开去。最后，国家变得一片荒凉，钱财被消耗殆尽，打仗的人们回到家乡，或者被抬进墓地。
　　渐渐地、渐渐地，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同行中的某些人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要遵守一定的规律，就像我们已经在化学实验和天文观察中认定的那样。所以，我们正在做一项有益的科学大扫除，这将会使我们的后代受益无穷。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内容，那就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
        对这场社会和精神的大变革，直到不久之前还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彻底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高贵的神学家对教廷统治的道德败坏深感震惊，于是就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教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向那些真心要做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那些仍然忠实于罗马教廷的人就不那么热情了。
　　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学者认为，宗教改革是一次应该受到谴责的阴谋，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想解除婚姻，还想获得原本属于教会的财产，于是就密谋行事。
　　不用说，双方各有对错。
        宗教改革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这场大变革中，宗教不满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革命，只有很少的神学色彩。
        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们，菲利普亲王菲利普亲王（1504～1567），德意志新教领袖。1518年成为黑森伯爵。　　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国，他自1524年起就站在路德一边。为此与萨克森选候约翰，以及德意志北部、东部的一些公爵结成防御同盟，他自己成为这一新教集团的领袖。他曾因重婚受到皇帝的审判。是个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本人对改革后的教义很有兴趣，当然比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毫无操守的政客，在向其他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的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塑造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英雄，而不提他希望看到黑森家族取代宿敌哈普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雷芒教(指克雷芒七世（1478～1534），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1523～1534）年在位)曾试图阻止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但遭到失败)可以被描写成一位仁爱的牧羊人，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阻止羊群被引入歧途。这比把他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王子要容易得多。（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运动看成喝醉酒的德国僧侣不体面的争吵，还利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如果在天主教的课本中看到这样一位传说般的人物向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讶。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义务坚持我们祖先的错误，完全可以自由地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
　　黑森家族的菲利普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虽然他有很强的政治野心，但是这并不说明他的宗教信仰不够虔诚，不能这样下结论。
　　当他在1529年那份著名的“抗议”上签字的时候，和其他签字者一样，他知道自己将“置身于暴风骤雨之中”，而且可能在断头台上了此一生。如果他没有非凡的勇气，就不可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想阐明的观点是：如果不深入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在什么动机的激励下做了他所做的事，又是由于什么原因放弃了他所放弃的事，我们就很难——几乎不可能——对他作出评价（即便对我们的邻居，想必也是如此）。
　　法国有一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说法似乎有点太简单了。我想把它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仁慈的主几百年前就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把宽恕的事交给他吧。
　　我们可以诚惶诚恐地努力去“理解”，对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这已经足够承担了。
　　刚才我们绕了一点弯子，现在，让我们回到宗教改革运动吧。
　　抗议就我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它基本上是一种新的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是前三百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们称为“民族主义”，因而必将是那个已经统治所有欧洲国家达五百年的“超级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
　　如果不是同仇敌忾，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就不可能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推翻那道将他们监禁很久的高墙。
　　如果不是这些各自为政、互相忌妒的力量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暂时联合起来，忘掉各自的怨恨和野心，宗教改革运动也决不可能成功。
　　那样宗教改革就会退化成一连串小规模地方起义，只消一支外国雇佣军团和几个气势汹汹的宗教裁判官就能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
　　那样改革的领导者就会重蹈胡斯的覆辙，像从前的韦尔多派、阿尔比派一样，他们的追随者也会被斩尽杀绝。对那些“违反纪律”的人施行一通施雷克里克式的整治之后，教廷就会再次轻松取胜。
　　即便如此，这场伟大的改革运动成功的程度也被削减到了最小。胜利刚刚到手，对反叛者生命安全的威胁刚刚解除，新教的阵营就分化为无数彼此敌对的小集团，重演他们昔日的敌人全盛时期犯下的罪恶，只不过规模小得多。
　　一位法国修道院院长（很遗憾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学会热爱人类，不论它做了什么。
　　从四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头望去，那是一个有着巨大的希望，但是失望更大的时代。想想那些为了从未实现的理想，在断头台上、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无数男女；想想那些为了心中的神圣而丢掉性命的无名百姓；再想想旨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文明的世界，结果却一败涂地的新教起义，人们的博爱之心会受到最严峻的考验。
　　直言不讳地说，“新教从这个世界带走了很多高贵的、美好的东西，带来了很多狭隘的、敌意的、粗野的东西”。它不仅没有使人类历史更加简单和谐，反而使之更加复杂和无序。然而，这些并不应该过多地归罪于宗教改革运动，而是应该在大多数人固有的思维弱点中找原因。
　　他们不愿意太匆忙。
　　他们根本无法跟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良好的愿望，而且最终他们也会跨过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桥梁。但是他们要等待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时机，而且将尽可能地保留祖先的传统。
　　宗教改革本来要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摈弃旧时代的偏见与腐败，结果却被它的支持者背负的中世纪包袱弄得一塌糊涂，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世人很快发现，宗教改革运动成了它深恶痛绝的教廷制度的翻版。
　　这就是新教反叛运动的最大悲剧，它无法超越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平庸的智慧。
　　结果，欧洲北部和西部人们没有获得预想中那样长足的进步。
　　被奉永远正确的人没有了，宗教改革又给世界带来了一本被视作完美无暇的书。
　　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没有了，又出现了上千个小的统治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至高无上。
　　基督教世界没有被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半，分成当权者与在野者，分成虔诚信徒与异端分子，而是出现了数不清的各执己见的小集团，彼此毫无共识，却都对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怀着深仇大恨。它没有像早期的教会那样，建立一个宽容的王朝，而是在获得权力、凭借不计其数的问答录、教义和告解书筑起坚固的城池之后，立即向那些敢于反对官方教义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
　　这无疑是最令人遗憾的。
　　但是从16、17世纪的思想发展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路德和加尔文（1509～1564）（加尔文，瑞士宗教改革家，新教归正宗创始人。生于法国一教会法律顾问家庭，十二岁开始领取教会俸禄。幼年学习拉丁文、哲学和神学，后来从具有人文思想的天主教徒转变为宗教改革的积极倡导者。1533年因鼓吹宗教改革被法国王室认为是异端而被迫离开法国。1536年他成为日内瓦市议会的实际领导人，在此期间他编订教会法规，由市议会强迫市民宣誓奉守，拒绝者驱逐出境。1538年以下层市民为主的自由派将加尔文逐出日内瓦。同年他迁居斯特拉斯堡任牧师，其间结识马丁·路德、梅兰希顿等人。1540年，日内瓦宗教改革派重掌政权，加尔文应邀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及市政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这些领导者的勇气，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一个相当可怕的词：胆大包天。
　　一个朴素的奥斯定会僧侣，德国偏远地区一所新建大学的教授，公然烧毁了教皇的圣谕，把自己的反叛主张贴在一座教堂的大门上；一个病病恹恹的法国学者把一座瑞士小城变成了挑战教廷权威的堡垒；这些人堪称刚强坚毅的楷模，后世无人可及。
　　这些胆大妄为的反叛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这些朋友各有各的打算，支持者则想浑水摸鱼，不过这都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当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相博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料到北方大多数国家都会聚集到自己的麾下。
　　但是，一旦他们被卷入自己掀起的漩涡，就只能听凭洪流的摆布。
　　不久，他们发现必须拼尽全力才能不被洪水淹没。远在罗马的教皇终于明白，这场可恶的骚乱并非只是一些多明我会僧侣和奥斯定会托钵僧的争执，而是一个前法国牧师的阴谋。教皇停止修建他心爱的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让他的众多出资者很高兴），召开会议准备讨伐。教皇的通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汹涌而来，帝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反叛的领导者此时已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
　　历史上，伟大人物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失去分寸，早已经不止一次。同是一个路德，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端分子是违背圣意的”，几年之后当他看到德国人和荷兰人倾向于再洗礼派（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中一些主张成人洗礼的激进派别的总称。因该派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给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人施洗才为有效，故名。该派从出现起，就受到世俗当局和教会权威——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双重迫害。1530年奥格斯堡议会开会时，诸侯、天主教会和新教路德宗一致主张按处置异端的方法对付再洗礼派）的主张时，却好像失去了理智，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起初，这位无畏的改革者坚持认为，决不能把人类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给上帝；到了最后，他却把对手用火烧死，而对方的理论显然比他自己的更有说服力。
　　今天的异端明天就会成为异端的死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黑暗过后的崭新时代，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中世纪的忠实儿孙。
　　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宽容当作什么美德。当他们无处栖身时，还乐于打出精神自由的神圣旗帜，因为它可以用作攻击敌人的一个理由。一旦打了胜仗，这件可以信赖的武器就被小心翼翼地藏到新教废品库的角落里，在这里，早已堆放了许多别的因为无用而被弃置一边的好东西。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被人遗忘，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在满满一箱老式说教的后面发现它。有人捡起它，擦去锈迹，再次用它投入战斗，但是这些人却与16世纪那些参战者有些本质的不同。
　　不过，新教革命为宽容精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并非革命的直接结果，它在这方面确实收获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起到了进步的作用。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正面禁止人们读圣经，但是它也从未鼓励普通百姓研读这本圣书。现在，每个面包师、造烛台的工匠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熟悉之后，对未知神秘事物的敬畏和恐惧心理就一扫而光。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两百年间，虔诚的新教徒对《旧约》中的一切，从巴兰的驴子巴兰，《圣经》故事中的先知（原为术士。据《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摩押后，摩押国王巴勒备厚礼派使臣请巴兰诅咒在摩押平原扎营的以色列人。他因难于推辞只得奉命。上帝于是派天使持剑阻拦他座驴前进。巴兰三次鞭打驴逼它前行，天使则让驴吐人言，并命巴兰按上帝旨意说话。后巴兰在摩押登高设坛，不仅不诅咒以色列人，反而作赞歌加以祝福。后因替巴勒出诡计让摩押女人引诱以色列人纵淫，在以色列战士灭摩押国时被杀。）到约拿的鲸鱼约拿，（《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的先知。据《旧约·约拿书》记载，生于迦特希弗城。上帝曾命他到亚述国首都尼尼微布道，他心恨亚述，唯恐尼尼徽人从此免灾，因此抗命乘船逆向而去。上帝大怒，兴风作浪。约拿为息上帝怒气，让水手把他扔入海中，被上帝所遣大鱼吞没。约拿在鱼腹中祈祷三天三夜，遂被鱼吐上陆地。他乃诚心前往尼尼微，在那里传达上帝将于四十天后毁灭全城的消息。尼尼微人闻讯立即忏悔，弃恶从善，上帝便不再降灾。约拿因此大失所望，负气离城。于是上帝又显神迹，教导他上帝是普爱众生的。）都深信不疑。胆子大的人即使对一个逗号有疑问，也知道最好不要随便让人家听见自己怀疑的窃笑。这时候倒不用害怕什么宗教法庭，但是新教的牧师有时候也能让某个人的生活过得非常不痛快，而且牧师的公开谴责带来的经济后果，如果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也常常是非常严重的。
　　然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民族史，对于这本书的反复不断的研究，必然会带来一些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者从未料到的后果。
　　假如他们预料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不喜欢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会小心谨慎地使《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不落人外人的手中。因为到了后来，越来越多认真的学生开始把《旧约》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有趣的书来欣赏。他们觉得书中包含的那些描写残忍、贪婪、谋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可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成的，从内容上看，它只能出自仍然生活在半野蛮状态的作者之手。
　　从那以后，很多人自然不会再把《圣经》当成唯一的智慧源泉。而且，自由思维的障碍一旦被清除，被诅咒了近千年的科学研究，开始汇成洪流，沿着自然的渠道倾泻而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中断了的工作，也从两千年前被丢下的地方重新连续起来。
　　其次，对宽容的事业来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独裁统治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实际上完全是罗马帝国精神专制的一种延续。
　　信奉天主教的读者一定很难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他们也应该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运动心怀感激，因为它为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因为，种种错误做法已经使教会成了贪婪暴戾的代名词，教会自己也在想方设法，努力恢复往日的圣名。而且它的成功还很辉煌。
　　16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再也不能容忍博尔贾家族。（博尔贾家族，一个意大利家族，其中包括罗德里戈·博尔贾（1431～1503），即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凯撒·博尔贾（1476～1507），意大利军人、政治家和神职者，罗德里戈·博尔贾的私生子；还有罗德里戈·博尔贾的女儿卢克莱西亚·博尔贾（1480～1519），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支持者。）和以往一样，教皇还是意大利人。要改动这个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深孚众望选举教皇的肃机主教们挑选了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或者其他的外国人，罗马的下层群众一定会把整个城市闹得天翻地覆。
　　新教皇的选举非常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望当选。
　　新主人在忠实的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而创建。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又被称为“基督连队”。会士辅佐下，开始了彻底的大扫除。赎罪券再不允许出售。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学习（进而遵守）他们的创始人制定的条例。
　　在文明的城市里，街上再没有托钵化缘的僧人。
　　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追求圣洁有益的生活，为那些不幸的人做善事，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承担生活的重担。
　　即便如此，大部分失地再也无法收复了。粗略地按地理学划分，欧洲北部仍然信奉新教，而南部则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结果用图表示出来，欧洲发生的变化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中世纪，有一座无所不在的精神和智力监牢。
　　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这座古老建筑，又用它的一部分原材料建起了一座自己的监狱。
这样，从1517年起就有了两座监狱，一座为天主教专用，另一座则是新教的。
　　至少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
　　但是新教徒没有经过几百年迫害镇压的训练，没能建起对付反对者的樊笼。
　　大批难以驯服的囚徒从窗户、烟囱和牢房门逃走了。
　　不久整座建筑便破败不堪。
　　大格列高利（约540～604），罗马教皇（590～604年在位），他推行修道院制度，严饬教规，强调修土的苦修和绝对服从，厉行教士独身制。和英诺森三世原先建造的监狱有相同的外表，但是却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到了晚上，异教徒们拉走整车的石头、横梁和铁棒，第二天早晨便用这些东西建造他们自己的小堡垒。
　　它刚刚建成准备使用，还没来得及制定一套新的规章制度贴在大门上，心怀不满的管理人员便大批出走。这些人的上司——现在叫作牧师教长，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约束办法（逐出教会、酷刑、处死、没收财产和流放），只能站在一边，眼睁睁看着那些反叛者按照自己的神学主张建立起一套防御壁垒，大肆宣扬符合他们当前信仰的教义。
　　这样的过程反复出现，最后在不同的壁垒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无人区”，好奇的人可以在这里随意漫步，诚实的人则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毫无障碍地自由遐想。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精神所做的贡献。
　　它重建了个人的尊严。

 每一本书在写作中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它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则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来。实际上，一本没有遇到危机的书，就像一个没有出过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隐藏着什么问题。
        这本书的危机几分钟前刚刚出现，因为现在我感到，在1925年写一本关于宽容的书，这念头很有些荒唐。迄今为止进行的所有基础工作大概都是浪费时间。我很想把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怀特的书堆起来，用我自己的书把它们引燃，一把火烧光。
        这该怎样解释呢？
        这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终日对一个主题冥思苦想，日子久了必然会感到有些枯燥。其次，是担心这种书没有一点实用价值。再次，还怕这本书会为那些不太宽容的国人提供素材，让他们顺手从中找出一些史实为自己的恶劣行径作依据。
        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大多数严肃书籍都有这些问题）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体系”的问题。
        完整的故事必须有开头有结尾，这本书已经开了头，但是它能有一个结尾吗？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举出一些可怕的罪行，它们都打着正义、公正旗号，骨子里却是专制。
        我可以描绘出当专制被抬高为美德时，人类忍受的苦难的日子。
        我可以对专制口诛笔伐，直到我的读者们异口同声地高呼：“打倒这该诅咒的东西，让我们都变得宽容！”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怎样达到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种各样的书告诉你该怎样做。上个星期天我看到一个函授课程广告，里边有二百四十九个科目，这家学院保证把你教得出神入化，学费还很低廉。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许诺，能用四十（或者四百）堂课教会你“如何宽容”。
　　就连历史，虽被人们认为能够解开很多秘密，也无法解此燃眉之急。
是的，人们能够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论述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筑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即使缺乏其它资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维护这些东西或者反对这些东西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出色人物研究问题的方式，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交往，从他们的饮食爱好，对烟草的态度，甚至从他们所穿的裤子，我们都能够对他们积极拥护或者强烈反对的思想得出一些结论。
　　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宽容当成自己的事业。那些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热情工作的人都是出于偶然。宽容是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医生或者朴素的艺术家。国王处理日常事务时，医生为病人治疗时，艺术家制作雕塑时，也许会为宽容说上一两句好话，但是他们不会终其一生为宽容而奋斗。他们对它感兴趣，和喜欢下棋或者拉小提琴没什么两样。而且因为他们各自属于某一个群体（想一想斯宾诺沙、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怎能成为好朋友！），所以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特质，不论是当兵的人、测绘人员，还是拯救世界于罪孽之中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很想求助于名言警句。不论碰到什么进退两难的境地，总会有一两句名言警句可以解决它。但是对现在这个问题，《圣经》、莎士比亚、·沃尔顿（1593～1683）(英格兰文学家)甚至老贝恩汉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记忆中，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盎格鲁(爱尔兰讽刺作家，著名的英国散文大师，作品辛辣讽刺人类的愚昧与虚伪。)说，大多数人从宗教中学会了恨别人，而不是爱别人。很遗憾，这句金玉良言对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并不能提供多少帮助。有些人拥有的宗教不比任何人少，但却对别人恨得无以复加；有些人完全没有宗教的慧根，却对迷途的猫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都充满了热爱。
　　我只能自己寻找答案。经过一番必要的思考，我想说一说我以为正确的东西（尽管还没有太大把握）。
　　曾经为宽容奋斗过的人，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仰中都掺杂着怀疑，他们可能确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的怀疑决不会达到变成绝对信念的程度。
　　在这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吵嚷要百分之百的这个，百分之百的那个。我们也许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的教训，它似乎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大家都知道，血统纯粹的猫和狗都是些傻瓜，没有人把它们从雨中带走，它们就会死掉；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叫做钢的合金；没有珠宝商会费力做百分之百纯金或者纯银的首饰；不论多么好的小提琴，都是由六七种不同的木材做成的；至于完全由蘑菇做成的饭菜——多谢！我可不想吃！
　　一句话，世上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是混合物，我看不出为什么信仰应该例外。除非我们“肯定”的基础中含有一点“怀疑”的合金，我们的信仰才会像纯银制成的铃铛那样悦耳，否则就会像黄铜制成的长号那样声音刺耳。
　　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认同，使得宽容的英雄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在个人品行方面，若论信仰真诚，尽忠职守，以及其他平常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清教徒检察官的审查。我想说得更深入一些，现在看来他们中至少有一半堪称圣人，但是他们却受自己良心的驱使，成了某个组织公开的敌人，而只有这个组织才有权把普通人封为圣人。
　　幸而他们有着神圣的怀疑。
　　就像从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非常庞大，头脑正常的人决不会指望解决它。也许他们希望并且祈祷自己脚下的路最终能够安全通向目的地，但他们决不会把这当成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认为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旁门左道、通向地狱的罪恶之路。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和我们的教义问答书以及伦理学教科书的观点相左。这些教科书宣扬的是在绝对信仰的火焰照耀下的一个具有高度美德的世界。也许这没错。但是在这团火焰最耀眼的几百年中，平常人的生活却并不特别幸福舒适。我并不希望什么激进的改革，只是觉得为了有一点变化，不妨尝试一下别的光亮，看看那些宽容的兄弟们是怎样看待人间万事的。如果不成功，我们总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体制中。但是如果它确实能够投下一片溶溶的光辉，为世界带来一点友善和包容，使社会少一点丑恶、贪婪与仇恨，人们一定会受益颇丰，而代价却很小。
　　轻重几何，自有公论。我还是回到我的历史中去吧。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之后，最后一个世界公民（取这个词最好、最广义的含义）也就烟消云散了。直到很久以后，世界才再次为包容万物的博爱——这古代世界最优秀的精神特质——敞开安全的栖身之所。
　　我们都已看到，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贸易的复苏，为备受贫穷之苦的西方国家注入了新的资本。一批新的城市逐渐兴起，一个新的阶层成为艺术的资助者。他们花钱出版书籍，为那些紧随经济繁荣而来的大学慷慨解囊。人文学科——就是那些大胆地把整个人类作为试验对象的科学，这时也找到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奋起反叛经院哲学那些狭隘的条条框框，一些虔诚信徒认为他们对古代智慧和原理的兴趣是邪恶污秽的好奇心，他们便与这些虔诚信徒分道扬镳。
        本书后面的部分，将要讲述走在最前面的一小队先锋的故事。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谁的功劳能够超过一个生性羞涩的人，他就是伊拉斯谟。
　　尽管生性羞涩，他却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交锋，把他那准确的远程大炮——幽默，变成了最致命的武器，令他的敌人胆战心惊。
　　那些炮弹带着他的智慧做成的芥子气，射向敌人的国土。这些伊拉斯谟式的炸弹乍看似乎毫无危险，但实际上都是些最厉害的家伙。它没有嗤嗤作响的导火索，看上去像是新式的焰火，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它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吧！它的毒害一定会侵入那些幼小的心灵，而且毒性持久，四百年来都无法使人类免受它的侵袭。
　　这样一个人，竟然出生在北海东岸泥泞滩涂旁边一个沉闷的小镇，倒也奇怪的很。15世纪时，这片被水浸透的土地上还没有建起那个独立富足的共和国。这里形成了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空气中长年飘着青鱼的气味，那是他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偶尔有来访者，也是在那该死的岸边触礁沉船的水手。
但正是这种恶劣环境带来的孩提时代的恐惧，激励着这个好奇的孩子奋力挣扎，最后终于挣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
　　他从一出生就麻烦不断。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与大自然都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对这种事情比我们敏感得多。他们对此深感遗憾。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们自然非常不赞成。除此之外，这些心地单纯的人倒不会惩罚摇篮中无助的小生命，因为这完全不是他自己的罪过。非正常的出生给伊拉斯漠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他的昏头昏脑的父母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局面，于是把自己的孩子们（伊拉斯谟还有一个哥哥）交给亲戚抚养，而这些亲戚不是笨蛋就是无赖。
　　这些叔叔兼监护人压根儿不知道怎样处置这两个小家伙，母亲一死，他们就从此无家可归了。他们先是被送到了荷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德温特一家有名的学校，那里有几个教师是“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不过按照伊拉斯谟后来所写的书信判断，这些年轻人只是在与字面意思完全不同意义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后来，两个孩子被分开，弟弟被送到荷兰西部的一个城市戈达。由一位拉丁学校的校长直接监护。这位校长是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三个指定监管人之一。假如伊拉斯谟当年所处的这所学校像我四百年后参观时那样糟糕，我只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雪上加霜的是，几个监护人这时已经把他的钱花得一分不剩。为了逃避起诉（那时的荷兰法庭对此类事情非常严厉），他们匆匆忙忙把孩子送进了施泰恩修道院，还说什么“这下他的前途有保障了”。
　　神秘的历史磨盘终于把这段可怕经历碾成了某种具有巨大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末期，修道院中的僧侣半数以上都是大字不识、粗手粗脚的庄稼汉。我真不愿意设想，这个敏感的年轻人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度过许多年时光。
　　幸运的是，由于施泰恩修道院松弛的纪律，伊拉斯谟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前任修道院长留下的拉丁文手稿上。他吸取着这些书稿的精髓，最后成了经典学说的活百科全书。这些对他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后来他总是搬家，很少有条件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但是他可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摘取所需的东西。读过他的厚厚十卷著作集，或者只读过其中一部分的人（现在生命太短暂了），都会对15世纪的“经典知识”赞叹不已。
　　当然，后来伊拉斯谟离开了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的。他们能够在最不可思议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环境。
　　从此伊拉斯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他一直想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以避开大批慕名而来的朋友，不受干扰地工作。
　　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带着童年对“活生生上帝”的渴求，灵魂行将滑入死亡的沉睡时，他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悠闲”。对于追寻苏格拉底和东罗马帝国皇帝（474～491年在位）塞诺（约426～491）（为了消除一性论（MonoPhysitism）活动造成的宗教摩擦，塞诺于482年发表了一份名为《和谐》的布告，意图统一相互斗争的派系。这份布告被教皇菲利克斯二世否定，促成了东西教会的第一次大分裂（484～519））足迹的人来说，这样的时刻真是难得的佳境。
　　哪里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谟就到哪里去，这样的迁居经历已经被介绍得很多，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他曾经在巴黎学习，那时他是个穷学者，差点冻饿而死。他曾在剑桥讲过学，在巴塞尔出过书。他还曾试图将启蒙的火花带进远近闻名的卢樊大学，结果徒劳而返。他在伦敦度过了很长时间，还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运河，对希兰（荷兰西南部的一个省份）和隆巴蒂（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地区）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就连希腊神话中遗忘河（希腊神话中，冥府中的遗忘之河。死者的灵魂升入极乐世界之前，要饮河中的水，以忘却尘世的烦恼忧愁。）的水也不能洗去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只要他肯迁居威尼斯，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学都会向他发出隆重邀请，请他担当一个自己中意的职位，或者什么也不做，只需要偶尔光顾一下校园即可。
　　但是他总是坚决地加以拒绝，因为这些邀请似乎都意味着久居和依附。在万物之中，他最离不开的是自由。他喜欢舒适的房屋，讨厌破败的陋室；他喜欢风趣的谈伴，难耐沉默的枯坐；他不会把伯艮策甘醇的葡萄酒，混同于亚平宁山地寡淡的红墨水。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须把任何人当作“主人”，这个愿望就不可能实现。
　　他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的角色。不论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物体，伊拉斯谟都会立即把他明亮的光束投射过去，竭尽全力让其他人看清它的真面目，剥掉那些装饰，戳穿他痛恨的愚昧和无知。
　　他能够在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做这些事，而且既躲过了新教狂热分子的怒火，又避开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这是他一生中招来最多非难的一点。
　　后代子孙提起祖先的时候，似乎总是对殉难者怀着满腔崇敬。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支待路德，和其他改革家并肩奋战？”这个问题大概已经困扰了至少十二代有识之士。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做激烈的事情不是他的天性，他从未想过做任何运动的领导。有人想告诉世人应该怎样迎接千禧年，据《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称，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耶稣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故又称千年王国。在此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与耶稣一同为王。魔鬼撒旦将被暂时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洞里。一千年完了，魔鬼又被释放，再次为非作歹，此后才是世界末日，即为现世的终结。这时，所有世人都将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亦称为末日审判。得到救赎者升入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永罚。魔鬼被丢人火湖。这些人都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特点，但是伊拉斯谟缺乏这种自我感觉。而且他觉得，不见得每次重新规划住房时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确，地基需要修缮，下水道已经过时，花园里扔满了过去的住户丢下的垃圾破烂，但是只要房东愿意花些钱马上改进，而且给他一定的时间履行诺言，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拉斯谟所期望的就是这些。尽管伊拉斯谟的敌人轻蔑地称他为“温和派”，但是他的成就并不下于（也许更高）那些　　极端的“激进派”——从前世上只有一个暴君，他们却带来两个。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他不支持任何制度。他认为世界的拯救在于个体的努力。只要改造了个体的人，就改造了整个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发出呼吁，以这种方式对当时的不良现象发起攻击。而且他的方法非常巧妙。
　　首先，他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写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恶棍等各色人。他向每一个愿意接近他的人写信，提起笔就是至少洋洋八页纸。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经典读物，原先这些作品被传抄次数太多，以讹传讹，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语。他多次试图掌握这种被禁的语言，因此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打心眼里觉得他和地道的异端一样坏。这听起来未免有点荒唐，但这是真的。在15世纪，正派的基督徒做梦也不会想到学习这种被禁的语言。它就像现在的俄语一样，被当作一种邪恶的语言。懂希腊语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多麻烦，会让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书和自己读的译本做比较，而教会早就保证这个译本是原文的真实再现。不久他还会跑到犹太区去，学习希伯来文法，这离公开背叛教会的权威只有一步之遥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写着奇形怪状弯弯曲曲文字的书，就可能会被当作有秘密的革命倾向。
　　教会当局常常会突然闯进屋子搜查这些违禁物品，拜占庭难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语言为生的人，经常被迫离开这座借以避难的城市。
　　尽管有种种障碍，伊拉斯谟还是学会了希腊语。他在编辑西普里安（西普里安（约200～258），拉丁教父，曾任迦太基主教，其著作《论恩宠》和一些书信是了解北非基督教的重要资料）、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作品时，加入了不少边注，其中隐藏了许多对时事的议论，这些东西写在单行本中是断断无法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谟发明的另外一种文学形式中，注释的顽皮精灵又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模样出现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腊语、拉丁语成语集。他把这些收集在一起，是为了让当时的儿童能够学会用优雅的文字写古文。这些所谓的“格言”妙语连珠，在保守的人士看来，决不会出自教皇的好友之手。
　　最后一点，他还写了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奇怪小书。它实际上是为博几位朋友一笑而作，结果不经意间成了一部文学经典作品。这本书叫做《愚颂》，我们碰巧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那是在1515年，一本小册子轰动了世界。它写得非常巧妙，谁也弄不清它是在攻击修道主，还是在为修道院生活作辩护。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文学界的知情人还是看出，这略显反复无常的手笔出自一个叫做乌里希·冯·赫顿的作者。乌里希·冯·赫顿（1488～1523）是德国诗人和人文学者（早年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几所大学学习）后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军队。1517年被皇帝授予桂冠诗人称号。他热情鼓吹日耳曼爱国精神，热情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他是《无名者信札》的主要作者，这是一部攻击修道院制度的作品。他们的确没有猜错，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兼城市游民，的确在这本诙谐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为豪。当他听说连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新学领袖都对他的作品大加称赞，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询问端详。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政治家和作家。生于伦敦，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早年写了大量喜剧，花大量时间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学。曾做过僧侣，后从事政治，以其乌托邦思想著名。因宗教观点与国王亨利八世相左而被杀。
　　伊拉斯谟与赫顿并非朋友，他那条理的头脑（反映于他那条理的生活方式）对这些里邋遢条顿骑士素无好感——他们上午为启蒙事业舞剑弄笔，下午便躲进附近的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借此忘掉这个时代的腐败堕落。
　　但是冯·赫顿有自己的方式，的确是个天才，而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他写着写着，渐渐称赞起自己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托马斯一家美满迷人的家庭画面，简直可以作为所有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这封信中他提到，作为一个非凡的幽默作家，莫尔是怎样给了他《愚颂》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是莫尔创作的善意闹剧（其中描写了一个真正的诺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还有鸟和狗，一个私人动物园，一个私人业余话剧团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那本令人开怀并让他永远留名的讽刺文。
　　隐隐约约地，这本书让我想起了木偶剧《庞奇与朱迪》中世纪英国剧作家创作的木偶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是荷兰儿童的唯一娱乐。这些木偶表演都有大量粗俗的对话，但是又总保持着一种严肃高贵的道德腔调。场景正中是一个声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员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位破布做的主人公面前，自我表白一番，然后——这永远是最令小观众开心的场面——被人用大木棒在脑袋敲一下，扔进假想的废品堆。
　　在《愚颂》中，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被小心地剥离开来，而“愚蠢”原文为Fully，意为“愚蠢”，伊拉斯谟的作品《愚颂》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一个受到启示的法医，站在公众一边，用它的评论为公众说话，无人能够逃脱它的评论。“中世纪大街”上所有合适的形象都被搜罗过来，沿街叫卖“拯救世界”的僧侣当然逃不脱。他们可怕的无知，故作虔诚的言辞，空洞无用的夸夸其谈，都被拿来毫不留情地击得粉碎。
　　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们（作为加利利贫苦渔民和木匠耶稣出生于木匠之家，他最初的几个门徒都是渔民。不和谐的继承人）也上了人物表，在其中的几章登场。
　　不过，伊拉斯谟的“愚蠢”比幽默文学式的盒中木偶盒中木偶，一种小丑形象的木偶，打开盒盖就会从中弹出。有更丰富的人格。在这本小书中（在他写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样），伊拉斯谟通篇都在宣讲他自己的福音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宽容”的哲学。
　　热爱生活，同时允许别人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守神的律法之精华，而不对律法的章节咬文嚼字；真正把宗教作为一种伦理体系接受下来，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统治形式。正是由于这些，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把伊拉斯谟骂作“不信神的恶棍”，认为他是一切宗教的敌人，他借那本机巧的小书，用滑稽可笑的语言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在“诽谤”基督。
　　这些谩骂陪伴着伊拉斯谟一直到他去世，但是却没有任何作用。在那个时代，给既定的文字加上一字或者减去一字，都有可能招徕杀身之祸，而这个鼻子尖尖的小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他对公众人物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丝好感，而且公开这样讲。他从不指望凭借剑和火绳枪得到任何东西。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场小小的神学之争便会演变成世界性的宗教大战，那将是多么可怕。
　　所以，他像一头海狸，没日没夜地工作，建起理智与真知的堤坝，希望能够挡住日渐汹涌的专制与无知的潮水。
　　当然，他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倾泻而下的恶意与仇恨的洪水是不可能的，他死后没过几年，那些书也全都被冲走了。
　　但是他的作品如此精致，当很多残骸被冲上后人的海岸，那些永不低头的乐观主义者发现，它们仍然是很好的材料，有朝一日还可以用来建造一道大堤，真正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1536年7月7日离开了人世。
　　他在出版商的家中死去，把幽默感一直保持到最后。

  社会变革总会产生一些奇怪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印在可供全家人阅读的书上，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提起拉伯雷的名字，就显得有伤大雅。弗朗西斯·拉伯雷（约1493～1553），法国作家，以其辛辣讽刺的作品著称。其作品宣扬个人自由，对知识和生活充满热情，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充满活力的代表。拉伯雷曾在里昂从事医疗工作，还重印了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格言》。这个家伙的确很危险，已经有法律规定，禁止让无辜的儿童接触他的邪恶作品。
        对于拉伯雷的作品，20世纪的普通人大概只知道枯燥无味的《汤姆·琼斯》、《七面山墙的房舍》等，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另外，拉伯雷的作品中没有什么有意识的寓意。他用的都是当时常用的词汇，今天已经不怎么常用了。但是在那个充满乡村蓝调韵味的时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靠土地生活，“铁锹”就是“铁锹”，也不会有人把“母狗”当成“贵妇狗”在英语中，“铁锹”（spade）这个词还有扑克牌“黑桃”的意思，而“母狗”和“贵妇狗”则同为lady-dog。
        不，现在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医生的抵制，不是因为对他那丰富而稍显直白的词语的反感，而是要深刻得多，是因为面对不肯向生活低头而且直言不讳的人时，很多出色人物都会感到一种恐惧。
        在我看来，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对生活说“是”，一种对生活说“不”。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且勇敢地努力，尽可能充分利用命运的赐予。而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这又怎能由得了他们自己呢？），但是他们看不上这些赐予，还为此不开心。就像是一个小孩，本想得到一个木偶或者玩具火车，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是”派的快乐弟兄乐于接受愁眉苦脸的邻居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对他们报以宽容的态度，也不去阻拦他们将悲伤洒满大地，为自己的绝望竖起可怕的灵幡。而“不”派的弟兄对前者则很少有这样的礼遇。
　　事实上，假如“不”派有办法，会立刻把“是”派从地球上清除干净。
　　既然这做不到，他们就不断地迫害那些声称“世界属于生者而非死者”的人，借此来满足他们嫉妒的灵魂。
　　拉伯雷医生属于前一种人。他的病人，或者说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向往过墓地。这在当时无疑是件憾事，但是我们总不能都做掘墓人。这世上应该有些乐天派，如果清一色都是哈姆雷特，那世界岂不要变成一个恐怖的老宅子？
　　至于拉伯雷的生平，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的朋友写的书中遗漏的内容，在他的敌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
　　拉伯雷属于紧随伊拉斯谟出生的那一代人，不过他降生时世界仍然在僧侣、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的把持之下。他生于芝农，父亲不是药材商就是醑剂贩子（在15世纪这可是不同的职业），完全有能力送儿子上个好学校。在学校里年轻的弗朗西斯结识了当地著名的杜贝拉·德朗家族的后裔，这些男孩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有一点天才，善于写作，偶尔也很能打架。他们都老于世故——这个词常被曲解，在这里时褒义。他们都是皇帝的忠实仆人，担任数不清的公职，成为主教、枢机或者大使，翻译经典，编辑步兵、炮兵训练手册，出色地完成了当时的贵族该做的很多有用的事情。那时，一个头衔会把人送入除了义务和责任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乐趣的生活。
　　后来杜贝拉家族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他显然不只是一个陪人饮酒聊天的食客。在一生经历的坎坷沉浮之中，拉伯雷总能够得到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每当他和自己的上司有麻烦，杜贝拉家族城堡的大门都会向他敞开；每当法国的土地容不下这个年轻率直的道德家，杜贝拉家总会有人恰好出使国外，而且急需一个懂点医术的拉丁学者做秘书。
这些绝非琐碎细节。有好几次，这位博学医生的生活似乎就要突然在痛苦中终结了，都是他的老朋友把他从怒气冲冲的索邦神学院，或者咬牙切齿的加尔文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当作自己人，可他却毫不留情地嘲弄加尔文派教主的狂热，就像他在枫迪南和马尔塞斯嘲讽自己从前的同事一样，这让加尔文主义者大失所望。
　　在这两个敌人中，前者当然厉害得多。加尔文可以大发雷霆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个小小地界，他的电闪雷霆也就像几个爆竹，没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学院则不同，它坚定地捍卫正统和旧学，决不会坐视自己的权威受到质疑。而且，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刽子手总是给予默契的合作，何况还有牛津大学助阵。
　　拉伯雷一离开学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喝好酒，爱讲同伴僧侣的笑话，他所做的比这些恶劣得多——经不起诱惑学起了邪恶的希腊语。
　　这消息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那里，于是下令搜查他的房间。结果发现了满满一屋子禁书，有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还有一本《希罗多德》等。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学之父”。
　　这个发现太可怕了，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到处活动，才使他脱离困境。
　　这是教会发展史上一个有意思的时期。
　　前面我已经讲过，起初修道院曾经是文明的先导，僧侣和修女为提高教会的声望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经预见到，修道院的力量过于强大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尽管谁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行动。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看法，觉得天主教会是一个平稳的组织，由一小撮高贵的独裁者无声无息地，甚至是自动地操纵着，从来没有一般人类组织中司空见惯的内部动荡。
　　这真是大错而特错。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常常是由于误解了一个词。
　　沉湎于民主思想的人们，听到谁宣扬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惶惶不安。
　　所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如果这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需要跪在地上说‘阿们’服从他，管理起来一定很容易。”
　　对于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有正确公正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搞错，关于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样屈指可数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有27项。
　　而且，这样的重要决策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商讨才能确定，决定之前的辩论常常会撼动教会的整个躯体。因此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不会有错的，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不会有错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的，而且一旦生效，任何争论都将结束。
　　倘若有人说治理美国很容易，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全体人民都会坚定地支持宪法，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好像说，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所以他们都是些驯顺的羔羊，会放弃任何拥有自己思想的权利。
　　如果真是那样，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日子就好过了。但是只须对近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稍加研究，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有些维护新教的斗士们写文章，说罗马当局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对声讨的那些邪恶事情一无所知，其实他们才是对事实一无所知，或者被追求美好事业的热情冲昏了头脑。
　　像阿德里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这样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可是，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王子最后也明白，指出丹麦王国的腐败是一回事，铲除邪恶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人以为，一个诚实的人，凭借无私的努力，能够在一夜之间推翻数百年的苛政。那位不幸的王子并不是这种幻想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当年很多有头脑的俄国人知道，统治着他们的帝国的旧官僚机构已经腐败无能，已经威胁到民族的安全。
于是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推行改革，结果失败了。
　　有多少美国人，对这件事反复思考之后，仍然不能看清，如果不建立代议制政府（像共和政体的创立者希望的那样），而推行民主政体，必将产生一系列的混乱。
　　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这种问题开始引起公众注意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非常复杂的程度，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动乱，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而社会动乱是可怕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想尽力避免。他们不愿走极端，而是试图修补旧的、老朽的机器，同时祈祷上苍显灵，让它再次运转起来。
　　依靠一些宗教组织建立起来的并维持运转的专横跋扈的宗教和社会独裁，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恶之一。
　　不知这是历史上的第几次，军队要离总司令而去。直截了当地说，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他们能做的只有稳住阵脚，改善自己的组织，同时尽力妥善安置那些引起托钵僧人不满的人（现在这些托钵僧也成了教皇的敌人）。
　　伊拉斯谟是经常受到教皇保护的众多学者之一。不论卢樊（指比利时中部的天主教卢樊大学，比利时最著名的大学）如何发怒，多明我会如何生气，罗马都一动不动，对这个不听自己命令的人无可奈何：“由这老头去吧！
　　有了这番铺垫，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当思维敏捷但桀骜不驯的拉伯雷即将受到本修道院的上司处罚时，他总能得到教廷的支持；当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研究遭受不断的干扰时，又顺利地得到批准，离开了修道院。
　　就这样，拉伯雷长嘘一口气，弹掉脚上马尔塞斯的尘土，来到蒙彼利埃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在地中海边。和里昂学习医学。
　　他真是一个非凡的天才，不到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本笃会本笃会，天主教隐修会之一。529年由贵族出身的意大利人本笃所创，规定会士不得婚娶，不可有私财，一切服从长上，称为“发三愿”。要求祈祷不忘工作，视游手好闲为罪恶。该会会规后来成为天主教修会制度的范本。的僧侣，成为里昂市医院的主治医生。但是刚刚得到这些荣誉，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就又开始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没有丢掉自己的药粉和药片，而是在研究解剖学（和研究希腊话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之余，又拿起了文学。
　　里昂位于罗油河谷的中部，对关注纯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地方。这里离意大利不远，从从容容走上几天就到了普罗旺斯。尽管那个特鲁巴德特鲁巴德，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对活跃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抒情诗人的称呼。的乐园在宗教法庭的手中备受蹂躏，但是它古老的文学传统并没有完全丧失。而且，里昂的印刷业非常有名，产品品质优良，书店中满是最新的出版物。
　　当时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格里菲斯的大印刷商，要找人编辑一个中世纪经典作品集，自然想到应该找这位被人称为学者的新医生。他请来拉伯雷做这件事。加朗（129～199？），自希波克拉底之后最杰出的古代医学家。他在动物身上的解剖学研究和对人体功能的观察，指导了其后一千四百年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加朗和希波克拉底被视为“医学之父”。论文之后，紧接着又是年鉴和小册子。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产生了那本大部头的作品，使它的作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对新事物的天才使得拉伯雷成了一位成功的医学实践家，同样是这种天才，又使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情，开始用普通群众的语言写作，打破了一千年来学者只能用老百姓不懂的语言写作的传统。他先用法语，进而在1532年又用不加修饰的本地方言写作。
　　拉伯雷是在何时何地，怎样找到他心爱的两个主人公枷冈杜亚和庞大固埃的呢？我很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文学教授们。也许他们本是异教神，凭着异类的本性，经受了基督教一千五百年的迫害与鄙视。
也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喜中创造出他们的。
　　不管怎么说，拉伯雷为各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人们说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内容。对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赞扬了。但是，他的作品决非现代意义上的“滑稽”作品，它们有着严肃的一面。16世纪上半叶教会的恐怖统治造成了无数惨剧，拉伯雷的作品为那些神学专制者描绘了一幅幅讽刺画，为宽容的事业发出了勇敢的一击。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神学家，拉伯雷知道怎样避免可能带来麻烦的直率言论。他的原则是，一个自由快乐的幽默家，胜过铁窗后一打忧伤的改革者。所以他总是避免用过于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他的敌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索邦神学院指名道姓地谴责他的作品，巴黎国会也把他的书列上了黑名单，并没收焚毁了自己管辖范围内所有拉伯雷的作品。但是尽管刽子手们磨刀霍霍（那时他们也是官方的毁书者），《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经典作品。在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启迪着那些能够从幽默的智慧和善意的笑声中得到快乐的人们。然而有些人固执地认为，真理女神的嘴角挂着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所以《巨人传》一直让他们十分恼火。
　　至于作者本人，过去和现在都被看作“一本书走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非常忠实，据说他那本洪水猛兽般的作品能够出版，就是得益于这家人的“特别关照”。但是拉伯雷一生都保持着谨慎的美德，总是与这个名门望族的宅第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他冒险去了罗马，却没遇到任何困难，反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1550年他回到了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离开了人世。
　　要准确地衡量这样一位人物产生的影响，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股电流或者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只是一个破坏者。
　　或许如此。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恰恰非常需要一支社会拆除队，它的领头人恰恰应该是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
　　然而，很多即将出现的新建筑，和他们企图拆掉的老建筑一样丑陋不堪，这却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这无论如何是下一代人的错。
　　他们是些理应受到责备的人。
　　他们本来有一个千载难逢的良好开端。
　　愿主宽恕他们的灵魂，这些毁掉了好机会的人。

 现代最伟大的诗人把世界看成一片大海，上面有很多航行的船只，每当这些小船互相碰撞，就会发出“美妙的音乐”，人们把它称为“历史”。
        我想借用海涅海的大海，不过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我也有一个比喻。小的时候，我喜欢往池塘里扔石子。石子溅起优美的水花，然后是一串美丽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四周散去，煞是好看。如果有砖头，还可以用果壳和火柴盒做一支“无敌舰队”，然后把这支小小的舰队送入人造的惊涛骇浪。不过扔砖头的时候可不能失去平衡，否则掉进水里，回家就别想吃晚饭了。
        在成年人专有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也有，只不过结局糟糕得多。
        阳光普照，一片安宁，划船的人愉快地挥着桨。这是突然闯过来一个胆大的坏男孩，抱着一块大石头（天晓得他从哪里搬来的），没等众人拦住，他已经把石头扔进了池塘中心。顿时一阵大乱，“谁干的！”“揍他！”也有人说：“算了，让他走吧。”还有些人，看见这男孩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心痒难耐，抄起手头没用的物件就往水里扔，溅得人人满身水。这故事的结局往往是，你动手我也不示弱，最后是一场混战，几百万人打破了头。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男孩。
        历史上到处都有他们的踪影。
        但是最坏的作恶者，还是那些把麻木不仁的精神死水作为游戏场，用思想玩这个游戏的卑鄙小人。我相信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痛恨这些人，如果他们不走运被人捉住，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想想他们在近四百年中造成的破坏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领袖。中世纪森严的护城河折射出一个色彩、结构都很和谐的社会，它虽非完美，但是人们喜欢。他们喜欢看自己小房子的红砖墙与教堂高塔阴森的灰色交织在一起，那些高塔俯瞰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的闪电袭来，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但这只是开始。可怜的人们尚未完全从震惊中清醒过来，那个凶神恶煞的德国僧侣就拉来满满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把它们投进了教皇环礁湖的中心。这的确太厉害了，难怪经过三个世纪世界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过去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经常犯一点小错误。他们只看到了动荡，就认定涟漪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同，一个叫文艺复兴，一个叫宗教改革。
现在我们明白多了。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所宣称的目标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为了达到最终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经常互怀敌意。
　　它们都崇尚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在中世纪，个人完全被社会淹没。人们不能像约翰·多这个名字常和理查德·罗出现(最初是不成文法诉讼中假想原、被告的名字。现在法律中用这两个名字指代身份不明的一方，且更常用“约翰·多”这个名字。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身份不明，即把这样的诉讼称为“约翰·多诉讼”。在这里仅是一个假想的人名)那样，做个来去自由的聪明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去哪个教堂就去哪个教堂（或者哪个也不去，只要他自己高兴）。那时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们就必须按照一本僵硬刻板的手册生活，从柴米油盐到精神思想。这手册教导人们，身体不过是从大自然母亲那里随便借来的劣质衣服，除了暂时容纳不朽的灵魂之外，别无他用。
　　它教人们相信，世界只不过是辉煌来世的中转站，不应对它过于看重。就像一个以纽约为目的地的旅行者不会正眼瞧一下昆斯顿昆和哈里法克斯一样。
　　现在再来看看约翰·多，他幸福地生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里（因为他只能看到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位神仙教母，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她们说：“起来吧，高贵的人，你从此自由了。”
　　可是约翰问：“我自由了能够怎样？”
　　回答大不相同。
　　“自由地追求美。”文艺复兴答道。
　　“自由地探求真理。”宗教改革正言相告。
　　“你可以自由地寻找过去的印记，那时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人类王国。你可以自由地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心中曾经拥有的理想，你可以自由地把宇宙变成你永恒的实验室，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她的一切秘密。”这是文艺复兴的诺言。
　　“你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的训谕，你的灵魂会得到拯救，你的罪恶会得到宽恕。”这是宗教改革的忠告。
　　她们转身离去了，只留下可怜的约翰·多。现在他有了一份新的自由，但是却比过去做奴隶的日子更难受万分。
　　很难说幸与不幸，总之文艺复兴很快便与现行的制度相安无事了。菲迪亚斯（活跃于前490～前430）和霍拉斯  （前65～前8）的后人们发现，真心信仰官方规定的上帝与表面上遵守教会的规定完全是两回事。只要你记住把赫拉克利斯说成施洗约翰，把赫拉称作圣母玛丽亚，就可以放心地画你的异教油画，写你的异教十四行诗，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他们就像那些到印度去的旅游者，遵守着那些在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法律，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准进入寺庙，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旅行，而不会惹什么麻烦。
　　但是在路德的忠实追随者看来，最细枝末节的东西也有无比的重要性。弄错《申命记》《申命记》，《圣经·旧约》的第五卷，一般认为是摩西所作。中的一个逗号，恐怕就得流放他乡；要是弄错了《启示录》中的一个句点，那就要被当场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妥协是一种可耻的懦夫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了，从此再没有碰过头。
　　从此以后，宗教改革单枪匹马地面对整个世界。她披挂着正义的甲胄，随时准备保卫自己最神圣的东西。
　　开始，反叛的大军中几乎全是德国人。他们英勇无畏地战斗、受难。但是北方民族之间的互相嫉恨成了他们的致命伤和祸根，很快便抵消了他们的努力，于是只得接受停战。最后提出制胜策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路德退在一旁，让位于加尔文。
　　正该如此。
　　就在那所伊拉斯谟度过了许多不愉快时光的法国大学里，有一个留着黑胡须、腿有点瘸（高卢人炮弹的结果）的西班牙青年指伊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出身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山区吉普斯夸省罗耀拉城一贵族家庭。十四岁父母双亡，未成年即接受教会剪发礼，并学习作为教土的预备课程。后从军，1521年被法军炮弹击伤右腿，终身伤残。1528－1535年在巴黎大学深造，在此期间邀集一批同道，创建了耶稣会。耶稣会在反宗教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率领一支主的新军，扫清世上所有的异端。
　　只有狂热者才能战胜狂热者。
　　只有像加尔文这样用花岗岩制成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16世纪的日内瓦，可是我也深感庆幸，16世纪有一个日内瓦。
　　如果没有它，20世纪的世界将会难过的多，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身陷囹圄。
　　这场辉煌战斗的英雄，大名鼎鼎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略小几岁。（出生日期：1509年7月10日。出生地：法国北部城市诺杨。出身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教会低级官员。母亲：酒馆老板之女。子女：五男二女。早期教育的特点：节约，简朴，做事井井有条，不吝啬，但是讲究细致和效率。）
　　作为次子，约翰应该去从事神职。他的父亲有一些有影响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一个好点的教区。还不满十三岁，他就在家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做事，有一笔数目不大但很稳定的收入。他就靠这笔钱在巴黎一所不错的学校里读书。他是个出众的男孩，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留意那个小伙子”。
　　16世纪法国的教育体制完全能够培养好这样的孩子，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十九岁时，约翰被批准讲道，后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副主祭，似乎是已经注定的事情。
　　但是家中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教会的升迁太缓慢，而学法律机会则多一些。况且，当时正是宗教动荡时期，前途难料。一位名叫皮埃尔·奥里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翻译成法文，当时约翰正好在巴黎，经常跟这位表亲在一起。一家之中有两个异端是不行的，于是约翰背起行囊来到了奥尔良，从师于一位老律师，学习诉讼、辩论和起草公文。
　　巴黎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再次发生，一年还没有结束，学生就成了老师，给那些不太用功的同学辅导法学概论。很快他就学会了所有该学的东西，可以开业了。他的父亲热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儿子可以和那些一辩千金，坐着四轮马车到贡比思贡比恩，法国中北部的一个城市。去见国王的大律师分庭抗礼。
　　但是这些梦想未能实现，约翰根本没有从事法律。
他回到了最初之爱。他卖掉了法律文摘和法令全书，投入了收集神学著作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两千年来最重要历史人物的历程。
　　然而，他钻研罗马法典的那几年，为他日后的活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决不会凭感情研究问题；他体察万物，而且入木三分。读一读他写给落入天主教徒之手的追随者的信件吧，那些人被判处用煤火慢慢烤死，在绝望的痛苦之中，他们把这些信件视为人世间最精美的东西。信中表现出对人类心理细致入微的理解，这些可怜的受难者一直到死都在心中默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将他们引入如此绝境。
　　加尔文并不像他的敌人说的那样，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对他而言，生命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他拼尽全力以求真诚对待自己，真诚对待上帝。对于任何一件事，他都必须先将其归结到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则和教义，然后才敢把它放在人类情感的试金石上。
　　教皇庇护四世（1499～1565）听到他的死讯时说道：“这个异端的力量在于，他视金钱如粪土。”如果他的圣谕是在称赞他的敌人丝毫不顾个人利益，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直是个穷人，而且拒绝接受最后一笔季薪，因为“疾病使他无法像从前那样挣到这笔钱”。
　　但是他的力量在于别的方面。
　　他只有一个念头，他的一生都围绕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冲动：寻找《圣经》中展现的真正的上帝。当他最终得到一个似乎可以压倒一切反对与争辩的结论时，便把它纳入自己的生活准则。从此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全然不顾后果，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多年以后才显露出来，在转变信仰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解决谋生这个平庸的问题。
　　“新学”在巴黎大学的短暂胜利，希腊语词尾的变化，希伯来语动词的不规则变化，都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当作为学界名流的校长也受到了这种新日耳曼教义的毒害时，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把那些（套用现代医学术语）“思想携带者”从校园清除出去1533年，加尔文的挚友尼古拉斯·科布任巴黎学校长，加尔文在帮助他起草就职演讲词时，强调宗教改革是大势所趋，被法国王室认为是异端。。据说加尔文把他的几次最有争议的演讲稿交给了校长，于是他的名字被排在嫌疑犯名单之首。他的房间受到搜查，论文被没收，逮捕令也已经下达。
　　他听到消息，躲进一位朋友家中。
　　小小学院里的风浪自然不会持久，但是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作出明确选择的时候到了。
　　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决裂了。几乎就在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一伙同学正在庄严宣誓，不久之后这种宣誓被写进了耶稣会的会规按照耶稣会会规，一般会士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最高一级会士还有发第四愿，即绝对服从教皇。
　　从那以后，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伊纳爵先向东而去，但是一想到第一次进攻圣地的不幸遭遇，便去了罗马，开始做那些令他声名远扬（也许该用别的什么词）的事情。
　　约翰则不同。他的上帝之国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漫无目的地前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僻静的所在，他可以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读书、沉思，心平气和地阐述他的思想。
　　他正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的战争爆发了，他只好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认识了法雷尔。法雷尔张开双臂欢迎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国里也可以成就辉煌事业，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留下了。
　　就这样，一场战争决定了新天国要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世界真是奇妙。
　　哥伦布去寻找印度，结果却撞上了新大陆。
　　加尔文本想寻找一个宁静之所，在潜心读书和圣洁沉思中度过余生，却来到一个三等瑞士小城，使它成了一个精神之都，不久之后，它的人民把大部分天兰教疆域变成了庞大的新教帝国。
　　为什么大家还要读小说呢？历史的情节同样地丰富！
　　我不知道加尔文家的《圣经》有没有保存下来。如果它如今还在的话，写有第六章《但以理书》的那一页一定磨损得厉害。这位法国改革者是一个谦逊的人，但是他一定经常从那位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得到安慰。      但以理是  《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人著名先知。据《旧约·但以理书》记载，他原为犹太国人，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征服耶路撒冷时，被尼布甲尼撒带进宫抚养长大。他智慧过人，谙熟天文学和圆梦术，屡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大受赏识，被任命为巴比伦地区主要长官。伯沙撤继承巴比伦王位后，一天大宴群臣，席间忽然有一只手出现，在宫墙上写下几个神秘大字。众人大惊，不解其意，急招但以理前来解释，方知文字称巴比伦王国气数已尽。当夜，伯沙撤果然被杀。玛代国王大利乌继承巴比伦王位，任命但以理为公爵，大加宠爱。大臣和省长们甚为嫉妒，伺机向国王密告他违反上谕，在禁止祈祷的时间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国王无奈，只得将其抛入有饿狮盘踞的深沟，但他得神佑未受伤害。后大利乌恢复了他的爵位，一直在巴比伦生活到居鲁士即位，死后葬于王家陵墓。虽然被抛进了狮巢，可是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免于不明不白地惨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小城，城中住着些令人尊敬的瑞士裁缝。他们对待生活很严谨，但是还比不上这位成了他们的圣彼得的新宗教领袖。
　　而且还有一个叫做萨沃伊公爵的尼布甲尼撒，就是在与萨沃伊家族的不断争吵中，阿罗布热的结盟就像一场各有好处的婚姻，与其说是因为两情相悦，倒不如说是为了共同的利益。
　　但是还没等“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传开，莱芒湖莱芒湖，即日内瓦湖。欧洲最大的湖泊，横跨瑞士—法国边境，面积约583平方公里。畔就聚集了不下五十个千奇百怪教派的狂热信徒，干劲十足地宣讲起凡人能够想到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打心眼里厌恶这些业余先知。这些人充满热情，但是误入歧途。加尔文仔细思索了这些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在休息了几个月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尽可能简练明确地制订了他希望自己的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限，这样任何人都不能再用那个老掉牙的借口来搪塞：“我不知道规定呀！”他和他的朋友法雷尔亲自把十人分成一组，检查了所有的日内瓦市民，只有那些宣誓效忠这部奇怪的宗教法律的人，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紧接着，他又为年轻一代编写了厚厚的教义问答手册。
　　然后，他使城市议会通过法律，将所有仍然坚持错误观念的人逐出城外。
　　为进一步的行动扫清道路之后，按照《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的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路线，他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家。像别的很多伟大改革家一样，加尔文不像现代基督徒，倒更像古代犹太人，嘴上说忠于耶稣基督，心里却想着圣人摩西。
　　当然，在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在仇恨和争吵的问题上，谦卑的拿撒勒木匠观点非常明确，毫不含糊，这些观点与两千年来国家与个人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用的暴力手段之间，根本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
　　所以，一旦打起仗来，在所有各方的默许之下，我们都会暂时合上福音书，高高兴兴地滚进血泪与炮声之中，沉浸在《旧约》“以眼还眼”的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没有人祈求宽恕，也很少有人得到宽恕。加尔文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军营，所有人类自由的表现都被一点一点的压制了。
　　当然，这样做并非没有反对。1538年，社会上倾向自由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加尔文不得不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到1541年，他的支持者们重新掌握了政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士们朗诵赞美诗的声音中，加尔文又回到了罗讷河畔的大本营。从此他成了未曾加冕的日内瓦国王。其后的二十三年，他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完美的神权政府，就是自以西结以西结，以色列先知。《圣经·旧约》中有一卷《以西结书》，传为先知以西结所作，共四十八章。和以斯拉以斯拉，以色列祭师兼经师。《圣经·旧约》中有《以斯拉记》，共十章。之后世人从未见过的那种政府。
　　《简明牛津辞典》中对“训导”原文为discipline。这个词的解释是：“使受控制；通过训练使服从命令；”这最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加尔文梦想的政教合一体制的精神。
　　路德具有大多数日耳曼人的气质，是一个感伤主义者，所以在他看来，上帝的话本身，就足以给人指出通向永恒生命之路。
　　这太不确切，不能满足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也许是灯塔上的希望之光，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很多诱惑，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真正目标。
　　然而牧师却不会迷失方向，他是与众不同的人。他知道所有的陷阱，也不会腐化堕落。假如偶尔有偏离正轨的倾向，每周一次的教士例会也会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因为会上每个人都要参加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心渴望得到拯救的人的偶像。
　　登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向导有时候会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哪一堆岩石有可能伤人，哪一块雪地隐藏着危险。所以不论走到哪里，对于他所带领的一队人马，他都有绝对的命令权。哪个傻瓜敢不听命令，就会招来劈头盖脸的训斥。
　　在加尔文的理想国中，牧师有着与此相似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在地，请求帮助的人，他们很乐于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假如有人一意孤行地偏离正道，离开群体，那只手就会收回来变成拳头，击出迅猛可怕的惩罚。
在很多其他组织中，管理者也很乐于行使这种权力。但是，行政当局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一般不会允许教士与法庭和刽子手争夺权力。加尔文知道这一点，于是就在自己的辖区内，建立了一种实际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教会训导制度。
　　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误解，其中之一是：法国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与他们的条顿邻居形成对照），他们痛恨一切管辖。
　　在几百年中，法国人一直在官僚体制的统治之下，这个政权比战前的普鲁士政府还要错综复杂、效率低下。官员们总是抽着劣质香烟，从来弄不准上班时间，衣领倒总是一尘不染；要不然就爱管闲事，惹人厌烦，像东边那个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鲁士成为魏玛共和国。的官员那样。
　　奇怪的是公众竟然温顺地接受他们的粗鲁态度，让人难以想像这是一个喜欢造反的民族。
　　从喜欢集权这方面来说，加尔文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在某些细节上，他几乎已经掌握了拿破仑获得成功的那些秘诀。但是他不像那位伟大的皇帝，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只是一个严肃得可怕的人，胃口很差，没有幽默感。
　　他搜遍《旧约》，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然后要求日内瓦人把他对这段犹太历史的解释，当成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
　　几乎是一夜之间，罗讷河畔的这座快乐的城市，变成了可怜的罪人云集之地。一个由六名牧师、十二位老者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日夜不停地监视着人们的个人观点。谁被怀疑有“异端邪说”倾向，就会被传讯到教会法官面前，检查他所有的观点，要他解释何时、何地、怎样得到那些将他引入歧途的书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强制到主日学校听课就可以了；如果他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得在　　日内瓦共和国的辖区内出现。
但是，缺乏正统情感并不是被宗教裁判所找去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镇上玩一下午保龄球，如果被人告发，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开玩笑，不论有没有效果，都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在婚礼上开玩笑则完全可能被判刑。
　　很快，新天国里到处都是法律、布告、条例、敕令，让人寸步难行。生活变得非常复杂，大大失去了原有的滋味。
　　跳舞不允许；唱歌不允许；打牌不允许；赌博当然不允许；生日聚会不允许；乡间集市不允许；丝绸锦缎和其它代表外在浮华的东西都不允许；只允许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思想鲜明的人。
　　“禁止”的标志可以挡住罪恶，但却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只能来自内心的领悟。因此日内瓦建起了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大学，鼓励一切学习；组织了相当有趣的集体活动，吸收了人们大量的剩余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们必须忍受的艰苦和约束。
　　如果完全不考虑人性的因素，加尔文的制度就不可能存活下来，也不可能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些内容应该在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发展的书中讲述，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前几页我已经列举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那个发生了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1572年8月23日从巴黎开始的屠杀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事件，发生于8月24日圣巴托罗缨日前夜）  许多荷兰城市被夷为平地的世界里，有什么理由让其中的一方（这里指弱的一方）展现美德呢？那意味着坐以待毙！
　　然而，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协助、教唆法庭杀害格鲁特和塞尔维特的罪责。
　　在前一桩案子里，加尔文还可以找借口说，格鲁特有很大的煽动市民骚乱的嫌疑，而且他属于一个企图推翻加尔文派的政党。但是塞尔维特，则根本不可能对日内瓦的社会安全构成任何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规则，他只是一个“过境者”，本该已经离境。但是他误了船，于是便送了命。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米格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证人，米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图卢兹图卢兹，法国南部城市。大学，因为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所有讲课都用拉丁语，学习是国际化的，只要你掌握了五个词尾变化和几十个不规则动词，知识的世界就向你敞开了大门。
　　在这所法国大学里，塞尔维特结识了一个名叫胡安·德·昆塔纳的人，昆塔纳不久之后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神父。
　　在中世纪，皇帝加冕礼很像现代的国际展览会。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亚加冕时，昆塔纳把米格尔带去做秘书。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在那里大开眼界。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此后的十年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医生。在钻研神学的过程中，他用到了血液循环的概念，并把它写进了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的第十五章。检查他的著作的人，竟然没有一个看出他得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这反映出16世纪神学思想的片面性。
　　如果塞尔维特坚待他的医学研究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活到高龄，平安地死去。
　　但他就是没能远离当时那些火炭一样烫手的问题。他找到里昂的印刷商，开始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看法。
　　今天谁被判定“亵读神明”，一定会让人惊愕不已，在这样的时代描绘那时的情景，的确不太容易。那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三位一体”论说了不敬的话，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恐慌。可是如果我们不用心想像一下这种情形，就不可能理解16世纪上半叶，塞尔维特给全体善良的基督徒带来的巨大恐惧。
然而他根本不是什么激进分子。
　　他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者。
　　他否定了天主教和新教都认同的旧三位一体论，他如此真诚（有人会说：如此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对的，于是就给加尔文写信（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建议允许他到日内瓦去做一次私人交谈，把整个问题彻底讨论一下。
　　他没有接到邀请。
　　其实，塞尔维特无论如何也木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已经插手此事，他被捕了。这位宗教法官已经对塞尔维特亵读神明的行为有所耳闻，因为有人在加尔文的授意下，将一封信秘密地送到了他手里。
　　这件案子很快又加重了，因为找到了塞尔维特的几份手稿，这也是加尔文暗中提供的。看起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把这个可怜的家伙绞死，只要他死就行了。但是宗教法庭的官员们有点玩忽职守，塞尔维特逃跑了。
　　看来他先是想去西班牙边境，但是对于一个知名人物来说，横穿法国南部的漫长旅程太危险了。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然后到地中海。
　　1553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了日内瓦。他本想找一条船到湖对岸去，但马上就是安息日了，没有船出航，他被告知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为不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不参加宗教活动都是有罪的，所以塞尔维特去了教堂。他被人认出，遭到逮捕。没有人解释有什么理由逮捕他。塞尔维特是西班牙公民，也没有受到任何违反日内瓦法律的指控。但是在教义方面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不敬神、亵读神明的人，胆敢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信奉三位一体的人。这样的人还想得到法律的保护，岂不是荒唐！普通罪犯可以，异端绝不可以！他不由分说被推进了一间又脏又潮的牢房，个人钱物全被没收。两天以后他被带上法庭，要他回答的问题清单上列着三十八个不同的问题。
　　审判持续了两个月零八天。
　　最后他被判定有罪，“持异端邪说危及基督教基础”。在关于教义的问答中，他的回答气得法官七窍生烟。通常这种案件，特别是当被告为外国人时，一般是判处永远逐出日内瓦城，塞尔维特的案子是一个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的法庭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犯的案子，宗教法庭的官员们得出了和新教同行一样的结论。他们也判处塞尔维特死刑，并派地方司法长官前往日内瓦，要求将犯人引渡回法国。
　　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加尔文自己也能烧。
　　通向刑场之路是多么令人生畏，一路上还有一队不停说教的牧师，伴随着异端走完最后的路。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还未结束，直到围观的人群出于对受难者的怜悯向火中添了一捆新柴。对于那些关心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些意思，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略去吧。这不过是一次行刑，在那个宗教狂热放纵无羁的时代，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但是塞尔维特的案例确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揭示了一些可怕的东西。这时人们可以看清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些口口声声宣扬“拥有自己观点的权利”的新教徒，只不过是些改头换面的天主教徒，他们和自己的敌人一样心胸狭窄，对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人残酷无情，他们只是在等待机会建立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决不是一句“那你觉得该怎样”就可以打发掉的。
　　我们有大量关于这次审判的资料，也详细地知道外界对处死塞尔维特的反应，这些东西读来让人震惊。加尔文的确曾经一时心善，建议把火刑改为砍头。塞尔维特谢过他的好意，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他想得到释放。他据理力争（道理全在他这一边），这个法庭对他没有司法管辖权，他只是一个真诚追求真理的人，因此有权要求公开和他的对手加尔文博士公开辩论。
　　但是加尔文不会听这些。
　　他已经发过誓，一旦这个异端分子落到他的手里，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遵守誓言。没有他的宿敌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合作，就不能给塞尔维特定罪，这没有关系。如果教皇手里有可以给这个倒霉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可以与教皇同仇敌忾。
　　但是还有更坏的事情。
　　临死的那个早晨，塞尔维特要见加尔文。加尔文来到关押他的敌人的地牢。
　　到了这个时候，他至少应该大度一点；好一点的话，他应该有点同情心。
　　可他什么也没有。
　　他站在这个一小时之后就只能向上帝申诉冤情的人面前，大讲他的道理。他口沫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就是没有一句同情怜悯，一句仁慈宽容，一句也没有。只有恶毒和仇恨：“活该，你这执迷不悟的恶棍！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些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塞尔维特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诅咒也不会打扰坟墓中的他。
　　审判期间狂热的宗教改革家激动得浑身战栗，唯恐放走了这个亵读神明的恶棍；教会的中坚分子听到行刑的消息后大唱赞美诗，奔走相告：“日内瓦万岁！终于做了该做的事！”
　　他们都死了，也许最好还是把他们忘掉。
　　让我们只记住一件事。
　　宽容就像自由。
　　只凭祈求得不到它，只有永远的关注和警觉才能保有它。
　　为了子孙中的塞尔维特，让我们好好记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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