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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是相对于“白色恐怖”而言的。一般的理解是：“红色”指暴力革命，“白色”指反革命。“红色恐怖”有时候也指“多数人暴政”，“白色恐怖”则相应的指少数人暴政。

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红色恐怖”一般特指1966年夏天红卫兵普遍盛行暴力武斗（批斗、抄家、打人）时为武斗合理性辩护、叫好的口号。北京市6中后院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私设“劳改所”的刑讯室曾书写过用人血涂抹的“红色恐怖万岁”标语。它虽然貌似个别存在，却典型地反映出红卫兵文化的特征，也呼应了把人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人民与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官方意识形态，使其获得极端化表达。

毛泽东与红卫兵宋彬彬“要武嘛”的著名对话（1966年8月18日）强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同时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被谱写成“毛主席语录歌”广为传唱。既从感性上怂恿人们崇尚暴力，更为暴力的施行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阐述毛泽东8月22日批转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更让全国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容忍默许。

与此对应的现实是，打人从校园里的打老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并学术界推广到各行各业的权威）的戴高帽挂黑牌，到与破四旧偕行的抄家打人，批斗走资派……据旅美学者丁抒的估计，文革初期被打死的约在10万左右（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1700余人），因不能忍受屈辱、毒打而自杀的有20万。其时红袖章、红旗、红宝书、红海洋盛行，红色作为革命象征已经被泛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打人这样的野蛮行为也被冠以“红色恐怖”的名称，给予正义性、诗意化的豪迈修饰。在革命的名义下，生命的尊严、价值被肆意贬低、轻蔑，乃至彻底否定。

更加极端的例子是北京大兴县（1966年）、湖南零陵地区道县“道县事件”（1967年）对黑五类灭门的事件。其中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最突出的大辛庄公社杀了近100人）、48个大队（最突出的黎明大队杀了60多人）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湖南道县在60多天里动用了武装部和公安、基干民兵等组织力量，甚至成立了派性组织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死4193人（零陵地区全境杀死769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其手段有从刀枪、棒打、绳勒到沉水、火烧、活埋等10种。1968年7、8月广西宾阳县由县革委到区、公社逐级动员安排，使全县的23种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有3951人被打死或被逼致死。

相对说来，发生于1966年的西纠和大兴县事件对贯穿文革全过程的暴力行为更具有普遍性（日常性），而发生于武斗高潮的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事件阶段性特征（派性冲突）较突出。

[编辑] 香港

1967年的六七暴动，被有些人认为是香港红色恐怖严重的时期。当时，商台广播员林彬就是被左派分子杀害，沙头角警署也有多名警员被左派分子杀害，北角亦有一对姊弟被亲共分子放置的炸弹杀害。

香港政权移交后的2001年，董建华当局向当年左派分子头目，亲共组织工联会的杨光颁发大紫荆勋章，惹来争议。

[编辑] 柬埔寨

另见：红色高棉 及 赤柬政权

[编辑] 西方

在西方，“红色恐怖”也指俄国内战期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于1918年起针对反革命人士作出的集体逮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