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郑宇硕教授，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在一份中共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香港的管治力量在回归后有了重大变化，他说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有两支管理队伍，一个是香港特区建制队伍，一个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队伍。在香港的行政管理方面，是不是像曹二宝所说，是有两支管理队伍在进行管理工作呢？

郑宇硕：目前还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提示。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上出现，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言论已经被视为合理的意见，是在中国系统里面合理合法的表达。要是这种意见在1997年前后一定会被压下来，因为会对"一国两制"不利，或是影响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等等。现在这种言论发表在中共份量很重的刊物上，就是说，这种意见可供讨论。第二个问题呢，就反映了中共本身的特性。你要管好香港澳门，就要有一个跟香港澳门有关的党政系统，像你刚才所说的研究部等等。这个系统，根据我们对组织的研究，自然而然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了。这个利益集团当然希望多点权力，多点利益。曹二宝的文章就是反映了，现在管港澳的干部认为他们的权力，影响力应该有所开拓，甚至不把"一国两制"的考虑放在心头。

德国之声：曹二宝说的"港人治港"往"京港共治"这个趋势发展，这种观点被媒体公开之后，香港民众有何反应？

郑宇硕：这一点是很可惜的。香港民众对这个问题不太关心。这种情况也反映了香港的经济文化。第一，现在香港很多人觉得，我们在经济上很多事情都要靠中国大陆，就不愿意得罪北京，不愿意和北京对抗。对于这类言论也不太关心。第二，你要看，香港一般人对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的评价比对特区政府领导人有更大好感。比如他们认为温家宝是很好的总理，他们对特区政府不满。那么这样，他们对中央干预香港，对中央派来的干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就很难形成一种左右的力量。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说到，香港民众对这些问题不太关心。我们知道，2003年7月1日，有50万港人上街游行，要求普选，要求民主诉求。那么近几年，这个"七一大游行"的传统还在，但是民众参与的热情远不如当年了。难道香港人只要经济发展，不要民主诉求了么？

郑宇硕：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基本是香港经济、文化、价值观的反应。一方面，刚才说了，香港人不愿意和北京对抗，因为很多香港人的生活和工作都越来越和中国经济有关。另外，一般人也觉得，曹二宝的言论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对他的反感不太大。但是，香港人还是比较聪明的，在不公开对抗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希望有一定的制衡机制来保护他们所争取的自由。比方说，去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还是获得了60%的选票，在西方选举制度下，这是民主派一个很重要的选举胜利。所以你看，香港人在不愿意公开的情况下，还是希望香港的民主组织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制衡。

德国之声：刚刚过去的周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据美国一个名为"自由之家"的人权组织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状况一览表，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是从原来的"自由"被降级为"部分自由"。这该让人如何理解？

郑宇硕：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香港的媒体现在普遍出现一种自我制约的现象。就是媒体不愿意批评中共领导人。香港媒体很少，几乎没有批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很多对中共不利的消息和报道，他们都非常低调地处理。这和他们生存环境有关，大部分媒体都在大财团手上。目前香港大财团差不多都和中国大陆有深厚的经济往来。所以大财团控制的媒体当然不愿得罪中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自由之家"给香港媒体的评价在下降，这是一个警号，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德国之声：当初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模式成功实行的一个典范，当时常用的一种说法也是"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现在是2009年，香港回归12年，就出现了"京港共治"，或是"西环指挥中环"的说法。那么您认为，这个50年不变的承诺还有可能兑现么？

郑宇硕：不变当然只是一种说法，事物总是在变动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香港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大，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下降。这种情况下，香港人就感到，你对中共依赖这么重，当然不能得罪中共。还有就是我们的特区政府不争气，什么事情都要请示中央，什么困难都要请中央帮忙。加上香港人对中共领导人比对特区政府评价高。所以，来自北京的影响，大家也觉得，不用去抗拒了。整个香港的工商界也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的生意都和中国大陆有关，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也去讨好。你说"一国两制"不变动，这是不科学的说法。事情总是在变化，香港人本身也在变化。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去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发表文章，谈到香港的管治力量在回归后有重大变化。据他说，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有两支管治队伍，一支是「香港特区建制队伍」，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各级公务员；另一支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

曹二宝在文章中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稳定繁荣列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令中共这个全国执政党在香港工作中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简单来说，管理好香港已成了中共及中共在港官员的重要工作及任务，他们作为一支管治力量将会合法、公开运作。

曹二宝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去年的中共党校内部刊物。虽然目前并不知道这一去年发表的观点为何在现在突然曝光，而且最早是通过哪个渠道曝光，但这一观点曝光后，确实引起了香港媒体的极大震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曹二宝的文章推翻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港人治港"的共识，而明确代之以"两支管治队伍"。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按照曹文的解释，"港人治港"模式已逐渐为"京港共治"所替代，而这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定位以及香港未来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曹二宝作为中联办研究部部长的重要而敏感的身份。众所周知，在北京的政治体系中，研究室主任是重要的智囊人物；曹二宝作为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显然承担了研究京港关系并向北京高层提出各种决策建议的重要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曹二宝去年发表的文章，即便只是以个人的名义，但也隐含了向北京高层进行政策建议的意味。

曹二宝的这一观点被披露后，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表示，这意味着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实际控制已逐渐清晰化，"港人治港"模式已彻底破产。在这之前，李柱铭曾利用各种与西方官员交谈的内部场合指出，今日的香港实际上存在两个政府，一个在香港西环（即中联办所在地），一个在香港中环（即特区政府所在地）；香港目前的情况是"西环指挥中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曹二宝文章风波发生后，无论是北京还是驻港中联办，都没有正式出面予以回应。这到底是疏忽还是默认？十分耐人寻味。

凡是长期跟踪观察香港政情的人士都可发现，主权移交十二年来，"港人治港"的内涵正在逐渐缩小，而"京港共治"的意味则在逐渐增强；这其中的转折点发生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在零三年七月之前，北京基本上遵循"港人治港"模式，在对香港内部事物问题上基本上不发表意见；但零三年七月一日五十万港人上街游行使北京看到，香港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外部势力的介入空间。因此，北京一方面实施经济挺港措施，另一方面则开始逐渐介入香港事务，包括派遣各种身份的信息搜集者进入香港，并在普选等港人关心的问题上直接做出否决决定。而曾荫权零五年上任后，出于维护权力在内的各种考虑，也开始在许多问题上对北京言听计从。

一些分析家认为，香港回归中国后，在北京作为主权拥有者和香港特区政府治港职能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模糊的空间；再加上几年前香港经济不景气，亟需依靠大陆帮助，而大陆虽发展日新月异，但从本质上仍未摆脱威权政治色彩。因此，只要港人自身不确立定位，"港人治港"走向"京港共治"，似乎是香港一个难以摆脱的宿命；关键是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利用各种机会实施对香港的监督。

素以宣扬自由和民主著称、发行量在香港名列第二的《苹果日报》，周日头版的通栏大标题是"成龙这个奴才！"。香港一些民主派人士也对成龙提出严厉批评；而成龙的儿子及朋友则纷纷出来为成龙辩护。

成龙的这一言论是在日前博鳌亚洲论坛的一个文化创意研讨会上发表的，他当时出席会议是以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成龙的言论经媒体披露后，无论在香港还是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都流传着成龙发表这一言论时的视频，证明成龙当时确实说过这句话，而并非媒体的渲染。

立法会议员刘慧卿也对成龙这样讲话很不以为然："这真是很离谱啦！……我们在香港多年争取双普选，我们也很尊敬台湾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牺牲。……我们了解到，内地的人民，也是要求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的。"民主派议员梁国雄说，成龙这样说非常不对，就是想在六四20周年，替中国当局涂脂抹粉。

总部位于北京的凤凰网做了一个网民调查，给出三个选项：一、你是否认同成龙"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一说法？二、你是否认为香港和台湾"太自由了"？三、成龙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你想被人管吗？其中，认同成龙说法的占71.9%，占绝对多数，不赞同的只有24%；认为台湾和香港太自由的占了63.5%,不认为的仅占26.3%；在回答"成龙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你想被人管吗？"这一问题时，36.7%的人表示愿意，而44.2%人表示不愿意。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似乎显示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新闻管制下，百姓自由思想的精神已经大大受到压制。

在香港，当民主派人士对成龙大加挞伐时，成龙的儿子和另一些演艺界的大腕人物却出面为成龙辩护。香港民主党副主席、成龙之子房祖名表示："爸爸是一个演艺人，说话有时较大声，而且没有人敢讲，他只是口直心快，爸爸台上台下都是同一个人，我仍未与他谈及这件事。而且中国是世界唯一上升中的国家，(香港与台湾是否太自由？)我无所谓，总之爸爸不是这意思，只是有人断章取义，希望大家听过整个座谈会，再下定论，不要凭一句话来下定论。"香港演艺界的大腕人物曾志伟则表示："大家都知道成龙是很不懂讲说话的人，完全是表达能力有问题。其实看完报道都明白他想讲什么，他是想以小时候来比较，现在的小朋友太自由，不像他在七小福时，有师父严厉管教，之后出来才这么好。成龙是讲小朋友，但他不可以放到香港人及台湾人身上，所以是他表达方面有问题。"

虽然成龙本人至今尚未出来澄清，但分析人士认为，以成龙的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尤其是以其近年与北京的亲密关系，他发表这一观点无论从个人性格还是其正在成型的政治性格而言，都不足为怪。

香港民间电台的创始人是泛民主派人士曾健成，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电台。2005年10月，民间电台开始试播，信号覆盖范围包括港岛和九龙的部分地区。由于曾健成本人的政治色彩，以及节目内容锁定社会时弊和民主普选问题，因此民间电台被认为是香港泛民主派的一个传媒阵地。电台方面称，2005年创办之初就曾经向香港有关机构递交了牌照申请，但至今未获审批。其间，民间电台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进行试播，并持续至今。

 

香港电讯管理局于是一度查封电台，并以无照使用无线电通讯器具等罪名对电台相关人员提出控告。在2006年到07年期间，电台和电讯局双方不断发生争执。而泛民主派政治人士认为这是港府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曾健成还在互联网上发表讲话，呼吁民众支持民间电台。曾健成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打压言论自由，通过民间电台可以发表大众不同的声音，现在香港的主流传媒被官方和商家垄断，因此民间电台更有存在的必要。

 

由于民间电台强烈的泛民主派色彩，因此该电台与香港电讯局之间的冲突也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泛民主派与港府的一场角力。在民间电台官司缠身的时候，泛民主派代表人物梁国雄以及立法会议员张文光等人都呼吁民众给予支持。

 

张文光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却只有三个电台，根本是垄断言论的做法，因此他呼吁电讯局开放更多的广播频率，给予民间电台这样的媒体以生存空间。

 

2007年11月12日，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正式受理民间电台一案，12月8日，该院法官以“电讯条例”中的电台执照发放条件违反基本法及人权法为理由，撤销控罪。控方提出，裁判法院无权裁定条例是否违反基本法，因此将案件上交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在当地时间1月10日发出命令，要求在案件仍未裁定之前，民间电台不得广播，有效期至1月18日。但是，民间电台无视禁令，依然在当天晚间播出。参与节目制作播出的泛民主派人士宣称，早已考虑到可能面对的法律后果。

 

就职于香港电台的资深媒体人陈曦就此评论认为，香港作为一个法治社会固然应该保障言论自由，但也不能以民主之名而行违法之实。而对于民间电台对香港主流电台的抨击，陈曦也并不认同，“作为一个媒体人，他本身就有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标准，也有社会所容纳的资讯包容度。而不是说靠哗众取宠，或者标榜自己代表了自由民主就能够绝对的代表一切。正是香港社会有独特的包容性，才容许不同言论的自由空间。作为政府电台的职员，我认为所谓的指控应该让所有听众做考量和评估，而我自己就绝对不认同他这方面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城市，一个带有英国特点的中国城市。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殖民地在回归的时候象香港这么富庶。”

 

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在1997年6月3０日，香港主权正式交接前一天这样说。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香港继续保持经济繁荣。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也只让这座城市暂时失去了光彩。2006年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0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在与上海的竞争中，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也并未显得逊色。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那么“香港是中国对外的金融和贸易臂膀，比如去年香港在公司上市的规模方面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排世界第二。2006年，中国16%的出口经过香港。”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施雷弗格特教授这样说。香港还有一些其他中国城市望尘莫及的优势，包括法制国家机构，独立的司法和新闻自由。在大陆被噤声的异议人士可以在香港发表文章。但这项自由也渐渐被掺入了水分。不久前香港记者协会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得出的结果令人吃惊：30％的受访者承认，在工作中进行过自我审查。

 

记者协会大陆组的负责人张炳玲认为，香港的记者现在已经谙熟中央政府的禁忌话题，并依此调整了自己的新闻报道。新闻自由被打折扣的另一个原因是：“香港很多做报纸的老板不是单单做报纸，还有其他很大的生意在大陆，如果要保住在大陆可以赚钱的生意更畅通，在香港的报纸杂志这些可能比较小的生意就要服务于大陆的生意。另外香港一些媒体老板在大陆体制里有一席之地，比如人大，政协代表，所以媒体跟政府的关系很密切，使香港媒体慢慢丢失了独立性。”

 

49岁的梁家杰投入了争取维护香港独立性，争取全面民主的斗争。身为律师的梁家杰2007年春天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作为首位反对派候选人竞选特区行政长官。香港历史上首次出现选战的场面。在由近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中，梁家杰最终获得了120多张支持票，而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北京政府选出的，他们把票投给了北京首肯的人选曾荫权。

 

败选的梁家杰坦然接受这一结果：“这一次我参选主要不是希望自己当选，而是希望能改变现在的选举制度，使得下一次2012年香港人每人手中都有一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举我们的行政长官。”

 

不过即使这一次的选举中香港民众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梁家杰还是没有获胜的机会。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举行的是直选，这位民主派候选人也只能得到16％的选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施雷弗格特教授认为，原因在于，对许多香港市民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比政治更重要，“他们可能认为曾荫权是个更在行的经理。另外，港人也想同北京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很重要。我想，如果香港的经济出了问题，那么香港公民就会对政治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我建议设立一个香港民主的房地产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是香港经济景气的晴雨表，如果该价格下跌，那么人们对民主的呼声就会更高。”

 

对此中央政府会作何反应，尚不得而知。不过仅梁家杰参选这一事实就已令北京颇感受到挑衅，以至于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说出了硬话：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不过北京也不会一味逆香港民意行事，以免危及响香港的稳定。毕竟一国两制应成为两岸未来统一的模式。

 

如果指责北京不愿实行普选，拖延香港的民主进程，人们不禁要问，当初港英当局为何没有引入普选制度呢？施雷弗格特教授说：“这确实是历史的讽刺。现在我们期待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推行全面民主。而一向将自己表现为自由堡垒的英国其实是冷酷的宗主国。它以非民主的方式统治了香港１５０多年，直到将香港归还中国已成定局之时，港府才急急忙忙给香港政体加进了一些民主的因素。这实在是有些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