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05年成为梁启超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大言倡导革命，“心醉共和政体”，甚至一度准备与孙中山合作。但在之后，他开始反对革命。导致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在阅读当时欧洲知名学者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国权政治论》和波伦哈克的《国家论》之后，加上他对美国共和制度的考察，认为中国不具“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另一方面是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影响。梁启超同年写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梁启超在写到“谓全俄之秘密结社，不下百数，而主义互相出入”之后，作了“中国民党闻词语当起如何之感”注解，于是他主张“无血革命”，也就是“君主立宪”。在此文中，他说：“吾以为今此俄民之要求（指废除土地私有权），苟其不成，固无论矣；即其成也，而所生之影响，犹至可危。可则使地球上忽失去一大帝国，或则使帝国将来之骚动，倍蓰十百于今日焉。”可见，梁启超开始反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