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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明：毛泽东蓄意毒害我的过程 [打印本页]

作者: wbxs 时间: 2009-5-5 10:33 标题: 王明：毛泽东蓄意毒害我的过程

王明：毛泽东蓄意毒害我的过程
《王明回忆录》

　　积极筹备整风运动时期，就为这种蓄谋打下了基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 年10月4日夜，毛泽东给我带来了一份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电文是向中共中央提出的15个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能在中日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目的是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犯苏联。毛泽东让我研究一下这份电报，并补充说：“明天我们一起讨论如何覆电”。

　　10月4日和5日，我们两人间发生了不寻常的、严肃而尖锐的原则性争论。我坚持这样的意见：必须加强中国的抗日军事行动，使日本不可能助长德国侵略者对苏联的进攻。毛泽东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不同意我的意见。而我提出的论据，却往往使他走投无路：他瞪大了眼睛，无言以答。当我提到他所执行的联日反苏的路线时，他大发雷霆，用手拍桌子，从道理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毛泽东在10月6日和7日把任弼时和王稼祥拉来参加讨论，在10月8日和9日又把康生和陈云拉来参加讨论，指望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但这四个人全都以沉默来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议和我的意见。

　　这种形势吓坏了毛泽东。为了结束这种不利于他的危险争论，消灭他的主要政敌，即反对他的反苏亲日的卖国路线、反对他正在加紧筹备的“整风运动”和其他与伪造党史有关的措施的人，毛泽东决定甩开我。10月14日，他强迫我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后面有说明）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我。尽管由于党内许多同志和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由于非常有经验的中医李鼎铭（陕甘边区政府副主席）和诚挚热情的李润诗医生（注：她毕业于东京帝大医学系，是中共党员，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的儿科主任）的积极努力，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可是我的内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结果，我不仅卧床四年之久，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病一直很重。病变成慢性的了，而且有严重的并发症，使我非常痛苦。

　　毛泽东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多年来散布了种种谰言，甚至诽谤性地断言，王明“装病”，想逃避“整风运动”。为此，我不能不哪怕是极简短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谈谈下毒药摧残我的健康的问题。

　　正像上面所讲的，10月4日到9日，我和毛泽东在他家里就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发生了争吵。从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那里吃一顿饭。8日，我的胃由于大量失血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很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可是，毛泽东派来他的私人秘书叶子龙，差不多是把我从床上拖到了会上。10日我就躺倒起不来了。

　　同时，毛泽东藉口必须“加紧兴建”中央会议大厅和中央办公厅，吩咐李富春立即动工。在离我住的医院数十米内，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采石，震耳欲聋的响声昼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恶化了。我请求李富春停两天工、或者到别处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钟也不能停。”10月14日，李富春和傅连暲（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到医院来看我，并用汽车把我送到中央医院。金茂岳被指定为主治大夫。

　　在医院里，金茂岳给我规定的治疗方法，摧残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这时，毛泽东正好公开进行“整风运动”，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王明和其他被他列入“莫斯科集团”的人。我常常失去知觉。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遗憾的是她那时还不懂医学和药理学，但看到我的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异常，就不许我再吃这些药并把药扔了。后来她开始对药方发生怀疑，就不按此方去取药了，转而找中医和西医定期给以帮助。

　　1942年8月13日，我回到杨家岭家中。（注：我早就想出院，但是毛泽东藉口中央办公厅的兴建工程尚未完工，工人还在我家门前继续采石，以此来阻碍我及早出院）但金茂岳继续给我“治疗”。在1943年2月，我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给我的回电以后，他更加紧了对我的“治疗”。季米特洛夫在回电中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一个月以前我的惟一的电报是怎样发往莫斯科的。1943年1月8日，有两位同志——他们是苏联的军事记者，来看望我。我问他们，可不可以通过他们的电台向季米特洛夫同志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当时我的病非常重。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请求他们向共产国际领导上报告，在我于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以后，在最近这五年里，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这一年多来他搞的所谓“整风运动”，实质上是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运动。最后我问了一下，是否有可能派一架飞机来，把我接到莫斯科去治病。那样，我还可以同时向共产国际的领导详细叙述毛泽东的罪行。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回电，特别是我可能要飞往莫斯科这一点，使毛泽东深感不安；因此他马上吩咐金茂岳采取新的措施来害我。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送来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后两种东西可以把甘汞变成升汞，2月19日，他用10%高浓缩的鞣酸液给我灌肠。这两项使命的目的是马上置我于死地。但孟庆树发生了怀疑，她请求别的医生研究一下这些药方，他们真的证实了药物具有上述毒性，绝对不适宜服用。于是她便正式向党中央和医务人员对金茂岳的犯罪行为提出指责。慑于社会舆论，在我们的再三坚持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让李富春请延安中央医院、白求恩和平医院和医学院的医生来会诊。

　　1943年6月30日进行会诊，7月30日会诊结束。医生们仔细研究了金茂岳开的药方、护士日记和他们的说明，以及药剂师的证明，做出了“王明同志过去的病情和治疗诊断的结论”，提出了“今后的治疗方案”。关于金茂岳医生让王明大量服用毒药的问题，会诊结论中指出：

　　“王明同志服药后……出现呕吐，头晕、肝脏剧痛、脾脏增大、心区疼痛、体温下降……的症状。事实终归是事实，就拿已经内服的甘汞来说，其剂量之大足以中毒（如果按照金主任（注：即金茂岳，他当时是延安中央医院妇科和外科主任）的指示继续服用，甘汞总共能达到20.4克；这么大的剂量完全可以使一些人中毒或死亡），对心、肝、脾、肾、肠、胃、口腔、牙齿、神经和其他器官都有不良影响”。结论接着说，“甘汞、不溶于水中，而金主任给王明开服的是甘汞水剂……把甘汞与碳酸氢钠、硫酸钠、硫酸镁、含溴的药物等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变成升汞或可溶性汞盐，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给王明开的甘汞要同与甘汞相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时虽然相克的药和甘汞不是开在一张药方上，但他告诉王明把这两张药方上的药同时服用。在服用甘汞的过程中，患者出现汞中毒的症状，可是金主任仍开原方让患者继续服用”等等。（注：《王明同志过去的病情和治疗诊断的结论》第7、10—12页。引文按本书俄文译出——译注）
　　至于在1941年10月到1943年6月这段时间里，我中毒和健康受损害的情况，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因为它要占的篇幅太大。但是我保存的下列文件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1.1943 年6月30日到7月30日，医生们在延安进行会诊的记录、结论和其他材料（会诊结论写了两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当时经李富春转中共中央）。参加会诊的15个医生中有11人在结论上签了字，其中包括金茂岳本人和为他辩护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乔治·海特姆）。在人证物证面前，他们不能不签字。

　　在没有签字的四个人中间，有一个叫曲正，他是江青和金茂岳的山东老乡，在法西斯德国受的教育，他在整个会诊期间千方百计为金茂岳辩护，而到最后必须在文件上签字时却逃跑了；还有一个侯健存，他是金茂岳在美国人开办的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时的同学，也是他在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的同事。他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的“干爹”，是中央医院的儿科主任。他的妻子是中央医院的老护士；江青经常把女儿留给他们照管。另外两个是朱仲丽和A.阿洛夫，他们在签字那天未能来参加会诊。

　　结论写好后，由于金茂岳坚决否认，马海德和曲正又企图为他辩护，签字拖延了两天。大多数医生，其中包括苏联医生阿洛夫，按照金茂岳给王明开的药方，从药房取来了含有相克药物的甘汞药水，他们准备好了药水，把断言金茂岳的药方不可能引起中毒现象的马海德请了来，叫他喝下去。马海德坚决不喝。过了几小时，玻璃瓶里的药水呈现出绿色，然后，突然响起了劈啪声，瓶塞蹦得老高。马海德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为金茂岳说一句辩护的话了。曲正害怕也让他尝这种药水而逃跑不参加会诊了。只有金茂岳一个人还在胡搅蛮缠。但是，当孟庆树把金茂岳1943年2月2日开的药方公诸于众时，他跑到她面前，跪下哭着说：“谢谢您，孟庆树同志！您没有照这张药方取药，没有让王明同志服用这种药。这样，您不仅救了王明同志，而且还救了我。”在这以后，参加会诊的12位医生中有11位签了字（只有侯健存一人未签）。
　　(《王明回忆录》限量发行，仅供研究)
　　金茂岳在结论上签字以后，跑到我这里来，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说：

　　“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你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我说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前不久党中央决定吸收我为秘密党员，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但李富春说：『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决定让你做，你就应当去完成；你已经是党员了，必须服从党的决定！……』”

　　这时，屋里闯进来了两个军人，其中一个冲着金茂岳喊道：

　　“我们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里。你跪着干什么，哭什么，还嘟囔什么？走！到枣园（注：过去，只有中共中央社会部（保卫部）在枣园，后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从杨家岭搬了过来）去！你是个犯罪分子，没有权利同别人讲话！”

　　他们揪住金茂岳的衣领把他带走了。

　　2.金茂岳为毒害王明而开的一些药方（这里包括当时从中央医院药房里找到的一小部分，以及我们保留的一部分；其他药方不是“丢了”，就是没开，因为有些药是金茂岳从家里带来的）。

　　3.1943年7月在延安医生会诊时，1950年12月到1952年10月在莫斯科的医院里，以及1954年10月在北京医院，对二十四小时尿量中的含汞情况的分析记录；其他分析记录和其他材料。

　　延安的会诊中，医生揭露了不断毒害王明的事实。会诊后，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心地善良、认真负责的儿科专家李润诗。她根据全新的诊断——汞中毒，对症下药，想尽办法帮助我恢复健康。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才有了免除死亡危险的希望，病情才有了好转。

　　此外，促使我活下来的（虽然我不止一次濒临死亡）是以下一些重要原因：

　　1.尽管我由于屡次中毒而十分痛苦、危险和多病，但与金茂岳等人总是盼望我快死的想法相反，我和孟庆树都从未丧失信心，我们积极争取中西医专家们的帮助，和他们一起商量，自己也研究医学。

　　2. 不管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怎样诬蔑我，我相信我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方面都是正确的。我坚信列宁主义思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正确的，坚信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是正确的，认定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是反动的和不道德的，肯定毛泽东是在伪造中共历史。

　　3. 虽然毛泽东企图采取各种办法来孤立我，但大多数领导人和党的干部，不是公开赞同我的立场，就是私下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公开的赞同表现在不少人来看望我；间接的支持则是绝大多数干部都反对“整风运动”（毛泽东于1944年4月和我谈话时公开承认过这一点）。这样，他们不仅表现了对我个人的关怀，而且表达了他们对列宁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支持。

　　虽然许多干部因为怕受迫害或怕遭逮捕而未能来看望我，可还是有不少人在“整风”和“抢救”这两个最沉重的时期，经常到医院或家里来看我。他们当中有八个政治局委员和两个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政治局连我在内共有十名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

　　来看望我的还有一些从解放区和国统区回到延安的负责同志。为了欺骗舆论，连毛泽东也在我危急的时候假惺惺地来看望过我。

　　来看我的还有我主管的那些党的工作部门的同志。当时我担负的工作有：主持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工作（管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问题），任中共中央党刊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包括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代表兼指导员，中共中央南方（湘赣闽粤桂各省）委员会主席和西南（云贵川康各省）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党团书记。

　　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任作民和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工作过的、在工作上和我关系很密切的同志，都多次来看望过我。

　　当然，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比别人来得更频繁，我们也交换过对“整风运动”的意见。

　　是的，也有另一种类型的来访者。李富春就常来。他在毒害我和损害我的健康方面，是毛泽东的代理人。但是，作为主持中央机关和医疗机关日常事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形式上不能不给我各种帮助，并和我商谈生活及治疗问题。显然，我和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谈论“整风运动”和其他党内问题或政治问题。

　　到这个时候，1939年让我担任的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和女子大学校长的职务，都自行撤销了。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党在妇女中的地位，创办《中国妇女》杂志，开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正像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女子大学还在1941年9月就解散了。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里，毛泽东又采取措施企图加速我的死亡。这里只简单讲几件事。

　　（1）1948年6月25日，朱豪（注：朱豪是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村，位于离中央临时驻地西柏坡七公里半的地方，那里有一所中央医院）中央医院的主治医生黄树则（注：傅连暲指定黄树则为我的主治医生。博古和傅连暲都说过，黄树则有托派嫌疑。可是，“整风运动”以后，傅连暲专门把黄树则从白求恩医院调到中央医院和中央卫生处工作，傅连暲本人是中央卫生处处长）开的处方是：用来苏尔代替药用石硷给我灌肠。用来苏尔灌肠可以引起死亡。
　　只是由于我妻子的警惕性，才得以避免了这一次的不幸后果。这个情况，医院院长周泽昭和其他医生都很清楚。
　　由于这一事件，中央卫生处（注：中央卫生处当时的代号是“工校第五部”）于7月7日发了一个通报，（注：这个通报和黄树则的记录至今仍在我处保留着）通报确认：“药剂师在配药时犯了错误”。“他用来苏尔代替药用石硷，致使病情急剧恶化，这是严重的疏忽……”。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掩盖加速我死亡的新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而见之于行动的。

　　（2）1950年10月25日上午11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

　　“早上九点钟刘少奇把我叫去并对我说，今天凌晨毛主席同他谈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坐开往满洲里车站的火车去苏联。他吩咐我尽快去办理一切手续。我的事情很简单：打电话给外交部，叫他们马上办理您全家人的护照。现在我把护照交给您。您愿意把谁带走都可以，我只不过要他们的照片。我已经通知铁道部，在今晚六点照例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您挂一节公车。时间不多了。您来得及准备吗？”

　　我问他：

　　“据说，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过鸭绿江大桥入朝参战，麦克亚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线。这消息是真的吗？”

　　“是真的，”杨尚昆回答说。

　　“如果我们在明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好赶上集中轰炸，难道不是这样吗？”我问。

　　“是的，今天走不走，您自己决定，”他回答说。“如果您决定不走，就请告诉我，我好通知铁道部。”

　　我和孟庆树当然马上就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今天起程的原因了。刘少奇早就同意我们到苏联去，而我们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尽管有危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我去莫斯科不仅是为了治病；我愿意再次到离别了13年的、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苏联去。

　　在五个政法机关为我们饯行的招待会上，一些同志劝我不要拿生命去冒险。但是我们于六点半坐上火车起程了。
　　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满洲里车站。转乘苏联火车，顺利地到达了盼望已久的莫斯科。当火车就要开进莫斯科车站时，孟庆树这位音乐爱好者，唱起了我写的《莫斯科颂》：（注：这首诗歌由五节组成；王明写于1941年10月底，即他在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时写的。那时法西斯分子逼近莫斯科，毛泽东不仅不加紧抗日军事活动以阻止日本侵略者开辟反苏的第二战场，而且开始了反共反苏的“整风运动”。王明写下了这首颂歌，以及其他反毛的诗歌（如《杨家岭》、《狼的夜嗥》等，这些诗歌同志们都看过并辗转相传，毛泽东也看过），以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纪念莫斯科。

　　王明同志从九岁起就开始写诗。他写过大约500首诗和歌。他病得很重，经受了无数折磨和痛苦，但一有可能就从事创作，用以歌颂劳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苏联，悼念为革命牺牲的烈士，纪念革命运动日，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争取和平和人类幸福而斗争。这本书里的最后几首诗和一些片断，是他在心脏停止跳动前三天写的。他常常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直到最后一息。”他自己从来都是遵循这条原则的。——孟庆树注）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五角红星！
　　整个苏维埃国家都在
　倾听着悠扬的钟声。
　　星光照耀着
　世界上的五大洲。
　　钟声响彻了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上空——
　从边疆到边疆。
　　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你，莫斯科，胜利了；
　　你是未来世界——
　共产主义世界的象征，
　共产主义世界的象征。
　　*    *    *
　　莫斯科！
　列宁墓！
　　伟大的精神，
　　不朽的事业。
　　列宁主义把五大洲
　从梦中唤醒，
　　苏维埃国家的胜利
　永远鼓舞他们前进。
　　你，伊里奇，
　永远是世界革命的舵手。
　　你，伊里奇，
　永远活在各国人民的心中，
　永远活在各国人民的心中。
　　*    *    *
　　莫斯科！
　革命的灯塔，
　　劳动人民热爱您，
　法西斯分子憎恨又惧怕。
　　狂妄的希特勒进攻苏联，
　斯大林坚定地发出了命令……
　　在党的领导下，军队和人民
　捍卫着我们亲爱的祖国；
　　在党的领导下，军队和人民
　胜利地开进了敌人的巢穴
　开进了敌人的巢穴。
　　*    *    *
　　莫斯科！
　共产国际！
　　世界上全体共产党人——
　都亲如兄弟。
　　日本匪徒践踏中国
　苏联共产党来支援。
　　苏联征服法西斯分子
　中国共产党理应帮助。
　　全世界的战友们，
　手携手打击侵略者！
　　全世界的战友们，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伟大的胜利，
　争取伟大的胜利，
　　朋友们！
　　*    *    *
　　啊……啊……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列宁墓；
　　莫斯科，革命的灯塔；
　　莫斯科，共产国际！
　　莫斯科啊！
　　你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
　取得了胜利；
　　你是未来世界——
　共产主义世界的象征，
　共产主义世界的象征。

　　1952年冬在莫斯科时，刘少奇才对我们说：“你们没有遭到轰炸，是因为杜鲁门不愿意和中国作战，他严厉地禁止了麦克亚瑟轰炸中国领土……”

　　（3）1953年12月，我们回到了北京。从1954年4月到1956年1月，我的胆囊炎和肝炎曾急性发作过七次。第一次发作是在1954年4—5月，黄树则、傅连暲等人害怕承认我的肝和胆囊有病，因为这会牵扯到那一段毒害我的历史。我躺在家里发作了五天。第六天，我不得不到北京医院去。医生的诊断是急性胆囊炎，但黄树则仍坚持过去的看法。他说：“患者除了胆囊炎，还有腹膜炎”。

　　那时，黄树则已被提拔为中共中央保健局副局长，北京医院在他管辖之内；医生们当然不敢不听他的。他这样坚持，是为了给我立即做胆囊重点切除手术。在我住院治疗的第四天，即发病的第九天，我处于病危状态。这天早晨，孟庆树把两个儿子叫来准备和我告别。同时，她自己开始用多次检验过的方法给我治疗。她为我的生命战斗了三天；我的情况逐渐开始好转，痛苦减轻了，体温下降了，我也能够吃少量的东西了。但医生继续要求给我做手术。我们坚决反对，因为我已经六昼夜没有吃东西了，体重从58—60公斤降到了40公斤，我的身体坚持不了手术。经过多次请求，给我输了两次血，共五百毫克。同时，我们偷偷地去找了中医专家，服用他们开的药。（注：1949年底毛泽东宣称，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旧事物是垂死的事物，应当抛弃，而代之以新事物”。这引起了人民和80万中医的强烈不满）结果情况就正常了。但医生还总是坚持要做手术。当我们坚决拒绝时，他们逼我们在说明我们拒绝做手术的文件上签字。

　　（4）1955年夏，由于病情恶化，我再度住进北京医院。外科医生邵大夫，以一分钟60滴的速度给我输生理液和葡萄糖液。后来邵大夫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说，这是外科主任王大夫吩咐的。输液开始几分钟后，邵大夫离开了病房。我开始打冷颤，冷到用六个热水袋、盖三条棉被都止不住的地步。我脸色苍白，满脸大汗，心脏颤动，极度虚弱。孟庆树要求护士马上取下针管，但她拒绝了，她说：“邵大夫吩咐过不经过他不能停止输液。我就去找他”。护士走后，孟庆树立即把针拔出，停止输液，并马上注射樟脑以促进心脏跳动。在这以后，我才逐渐平静下来，而心跳仍然很弱。过了好久，护士才把邵大夫找来。他看见输液停止了，大为不满地说，应当等他来以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当时在北京医院外科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R.M.沃洛申教授听说此事后对我们说：“像王明同志这样的身体状况，最好是每分钟输20—30滴；怎么能一分钟输60滴！将来再输液时应当观察玻璃试管中液流的速度。”他认为，孟庆树同志做得对。否则，王明同志的心脏就要经受不住。我们应该衷心感谢R.M.沃洛申同志。他是我们的可靠的顾问。每一次他都坚决反对黄树则等人提出马上手术的建议。他说：“王明同志不仅有胆囊炎，他所有的内脏都有病。他能活着就不错了，怎么还能做手术？”他不止一次地劝慰我们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同意做手术。王明同志，在你目前这种情况下，外科的干扰只会带来最坏的后果”。而当刘少奇决定让我再次去苏联治疗时，他帮助我们尽快成行，而且始终保证，不管别人的意见如何，我的心脏能经得住飞行。

　　除了上面所讲的以外，从1941年秋到1956年初，还有许多别的事件和事实，证明毛泽东对我施毒和进行迫害。《王明回忆录》

作者: seawong 时间: 2009-5-5 10:44

"《人民日报》、《共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作者: tyboy 时间: 2009-5-5 10:46

呵呵，没有看完，但是我看了一下感觉，不是真的吧
比如“而我提出的论据，却往往使他走投无路：他瞪大了眼睛，无言以答。当我提到他所执行的联日反苏的路线时，他大发雷霆，用手拍桌子，从道理上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毛的本事还是无容置疑的，不至于被王明说的哑口无言说不出道理来

作者: 明说 时间: 2009-5-5 11:12

都是死大林养的狗

作者: Cindys 时间: 2009-5-5 11:33

　1932年春，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 王明说: “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见《王明传》)
　　“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王明言论选辑》）
　　“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
　　“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的希望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王明言论选辑》）
　　“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王明《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

我在百度找出来的....

作者: 玄铁剑 时间: 2009-5-5 12:40

从旧中国一路打下的江山，我崇拜主席的魄力！

作者: kk44ee 时间: 2009-5-5 15:53

一嘴的毛。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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