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余杰 

古登堡印刷术给宗教改革运动插上了翅膀

 
古登堡印刷术
 
“古登堡发明印刷术是如此伟大，而深入人心的信念又如此有力量。”13 宗教改革的成功，不是始于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城堡教堂的大门上的那个动作，而是始于论纲被学生们抄写下来并广为印刷和传播的那个时刻。一种思想观念本身再伟大，如果不能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它就只能是“关在抽屉里的思想”，无法发挥其改变外部世界和人的心灵的作用。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是用拉丁文写作的，那时拉丁文是欧洲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通用的高级语言，贩夫走卒无法读懂。所以，人们应当感谢那几个不知名的学生，是他们将翻译成德文的小册子带到萨克森农村，带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海滨，阿尔卑斯山区，带到所有辉煌的古老城市和贫穷不堪的边远乡村、基督教堂、骑士的城堡、国王的宫廷，最后迅速到达了罗马教廷。路德在此之前并没有超出威登堡的名气，除了当地的一些居民、修士和农民外，很少有人知道他。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帮热心的学生将论纲翻译为通俗易懂的德文，如果不是当时刚好有了古登堡印刷术，路德的声音无法在短短几年间传遍欧洲，拉枯摧朽般地解构罗马教廷的势力，路德对教廷的挑战至多就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这就是思想与技术的完美结合，以及结合之后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罗马教廷始终都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在具备了所有必胜的条件之后，他们为何收获了惨败的结局？上帝的奇妙安排超过人类的所思所想：上帝没有让路德孤军奋战，上帝让他的同胞中有一个名叫古登堡的人。古登堡生活的时代比马丁•路德早了大约半个多世纪，他所发明的印刷术在其生前并未产生什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为专利权被富商富格尔所掠夺，古登堡不得不走上法庭“维权”。结果官司还打败了，古登堡晚年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在古登堡去世之后二十年左右，路德出生了。正是因为此一时间差，在路德开始酝酿其“异端思想”的时候，古登堡生前发明的印刷术，逐渐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路德撰写的包括论纲在内的若干文字，被送到这些效率极高的印刷机器上迅速印刷出来。古登堡与路德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之间亲密“合作”的关系确实超过了许多朝夕相处的孪生兄弟。

在同一个世纪，上帝早已将古登堡安排在前一个驿站等候路德。古登堡所发明的印刷术，仿佛就是专门为印刷路德翻译的圣经和撰写的文章准备的。约翰•古登堡，出生于美因茨。他本是个金银匠，谙熟机械制造，一生追求最完美的手艺。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研制，他发明了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铸字用的铅合金、印刷机以及印刷油墨在内的一整套铅活字印刷技术，成为近代机械化印刷技术的先驱。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此之前，书籍多半是靠修道院的僧侣手抄，数量稀少，价格昂贵，一般人只能望“书”兴叹。教廷遂地垄断了圣经，长期以来，圣经只有拉丁文的抄本，谁试图将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谁就大逆不道，而有被处以火刑的危险。当有了铅活字印刷术之后，教廷再想垄断上帝的话语及解释权已不再可能，圣经的各种民族语言的翻译被提上议事日程，路德本人就是德文版圣经的杰出翻译者。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使人类出版史长达三千多年之久的“抄本时代”宣告结束，“印本时代”以其不可抗拒阻挡之势，注入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之中。

于是，我将访问古登堡的故乡美茵茨看作是访问威登堡路德故居的延长线。这两个城市一北一南，风格迥异。威登堡庄严肃穆，如同衣着朴素的修士；美茵茨位于莱茵河与美茵河交汇的地方，风光旖旎，繁花似锦，建筑的色彩也相当浓艳，如同浓妆的少女。与严肃忧郁、喜欢内心冥想的威登堡人不同，美茵茨人活泼爽朗、喜欢尝试与冒险那些新的事业。所以，在威登堡诞生了路德的神学，在美茵茨则诞生了古登堡的印刷术。

美茵茨离法兰克福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有德国最古老的葡萄酒作坊，有夏尔加绘制的彩色玻璃的圣斯特凡教堂，有木架白墙的中世纪的胡同“樱桃园”，更有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就像威登堡人将路德当作他们的骄傲一样，美因茨人也将古登堡当作自己的骄做，虽然官方的城市名字的前面并未冠以“古登堡城”，但许多老百姓都自豪地将美因茨称为“古登堡城”。这里有许多以古登堡命名的地名和机构，如竖立着古登堡塑像的古登堡广场、古登堡大学、古登堡印刷厂及古登堡学会等。

 
美茵茨古登堡印刷术博物馆
 
“离广场不到两百步，就是闻名遐迩的古登堡印刷博物馆，该博物馆已经开放半个多世纪了。在人类追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历史上，古登堡印刷博物馆与路德故居如同双子星座交相辉映。如果不是这两个地方结为同盟军的话，以路德一人之力，如何能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路德的战斗檄文如果没有通过古登堡的印刷机大量印刷并传播，罗马教廷想要让这个小小的修士人间蒸发，还不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而古登堡的这几台印刷机如果不是印刷了路德的激情与深思并重的文字，又怎能奇迹般地改变近代欧洲的思想史和信仰史？

博物馆内灯光昏暗，原来是特意营造中世纪末期印刷作坊的氛围。这里陈列着古登堡印刷工场的精华所在——一架显得有些笨拙的深色橡木印刷机，这台机器是按照当初的样式复制的。古登堡当年在试验过程中的多台机器也都一字排开，让游客一一对照，明白古登堡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改进并走向成功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演示，使用与古登堡时代完全相同的机器、材料，并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植字、排版和印刷。古登堡的印刷术让印刷品变得相当便宜，印刷的速度提高了许多，印刷量也大大增加。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迅速普及开来，在古登堡印刷术问世的最初五十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一千两百多万份印刷品；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的文盲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多。

在博物馆中央的一间展厅内，在一个厚厚的防弹玻璃罩中间，摆放着德国的国宝级文物——《古登堡圣经》。它是现存的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印刷书籍，印刷于一四五二至一四五五年，每页印刷四十二行，所以又叫“四十二行圣经”。这部拉丁文的圣经，套色印刷，字形庄重，古朴大方，其印刷质量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亦属一流。旁边的介绍文字指出，当时的工人都是虔诚的信徒，工作的时候，怀着服事上帝的心态，故而一切工序均精益求精。博物馆中还收藏了世界各地与之同时期的印刷品，如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国家所印刷的书籍。就印刷装帧之精美而言，包括中国的古籍在内，都无法与古登堡圣经的水准相媲美。因为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印刷术，都没有达到像古登堡印刷术这样高度机械化的程度。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认为，印刷术是世界上最大的发明。他看到文学和思想从印刷术那里获得了磅礴的力量，从建筑术那里流失的生命力如今归书籍所有。随着中世纪占据人类文明核心位置的建筑术的衰落，印刷术开始扩张壮大起来。路德是第一名“试剑者”，有了印刷术的帮助，他如虎添翼，过关斩将，无往不利。当时，谁能相信威登堡和美茵茨两个德国小城联起手来，便可战胜富可敌国、权势熏天的罗马？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士兵的数量和将军的策略，而在于思想和技术当中所蕴含的看不见的力量。到了十八世纪，印刷术这把路德的旧剑，递到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手中，由此启动了欧洲旧文化与新文化的新一轮的更替。

路德是第一位充分利用印刷品作为影响公众舆论的手段的学者。路德本人是一个极为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总计达四百多种，超过一百卷。“他以一种有力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写作，这使他立即受到大众的喜爱。” 无数短篇的小册子从各个印刷厂源源流出，而人们则热切地购买和阅读。路德是一位天才的小册子写作家。几乎他写的每一件东西，甚至其最重要的论文，都是首先以小册子问世的。小册子给他那活跃的思想提供了最充分的表达形式。而且由于路德用本国语言进行写作，他甚至可以被认为创立了德文书籍行业。

中国的印刷术为什么没有带来精神变革与社会变革？

鲁迅在留学日本时，遍览欧洲历史，发现了宗教改革对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意义：“时则有路德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他进而论述说，宗教改革让欧洲实现了学术进步、思想自由、经济富裕、科技发达、政治民主——“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

一些热爱中国的汉学家认为，宣称古登堡是印刷术的发明家，是“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之作”，并重申中国才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源自中国，在印刷术转至欧洲的数百年前，它就已存在于中国，而古登堡的‘发明’源自它。” 然而，为中国“正名”，反倒让中国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上，一个让中国人难以回避的问题产生了：如果中国人发明印刷术真的比古登堡更早，为何在印刷术没有为中国带来人的精神领域及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呢？为何印刷术未能与路德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成果结合，推动中国实现近代化呢？

在此问题的答案中，隐含了中国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根本性的差异。两千年来，中国一直维持一套完整而稳定的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及社会架构。王朝可以更替，大一统的格局不变；皇帝可以轮转，皇权的绝对性不变。对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和信仰模式，学者评论说：“整个官僚体制的国家盛行以家庭来打比方：皇帝被称为天子，知县称为父母，而且官僚体制还为建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强势的可用模式。”中国人“愿意接受建立在客观、正确标准基础上的控制以及接受一种高度的非人格化的规则”。 中国人将“统一”当作“政治图腾”来崇拜，使权力走向高度集中。在此超稳定结构之下，既不可能表彰沉迷于“奇技淫巧”的古登堡（毕昇基本上不为人知晓，仅在沈括之《梦溪笔谈》中有寥寥数语之记载），也不可能能鼓励敢于“异想天开”的路德（稍有出轨思想的明代思想家李贽被抓捕入狱，不得不挥刀自刭）。而毕昇与李贽的结合就更不可能了。

与大一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分裂给德国带来了文化繁荣、思想自由。那时的德国，在地图上是上千个“城市国”。在分裂的德国，人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小国富民”其实比“大国寡民”好得多。为什么如今每个德国小城都独一无二、活力四溢？用学者金耀基的说法，是因为“这些小城都有一套自己的‘地方历史’、‘地方智慧’，这也就无怪乎它们有文化的厚度和活力，既古典，又有现代感。” 对于“列国并峙、一天星斗”的状况，许多明智的德国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心急如焚，反倒安之如怡。比如，歌德便安于担任方圆不过数十里的魏玛公国的首相，从未有过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中国的悲剧便是，这样的“英雄”或“枭雄”实在太多了。）一八零六年，在拿破仑的压力下，虚有其表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三世宣布退位。歌德是从报纸上看到帝国寿终正寝的消息的。不过，仆人和车夫之间的争吵比帝国的终结更引起他的注意。是的，倘若德意志早统一了几百年，没有了选帝侯腓特烈，也就没有了威登堡的自治状态，自然也就不可能在夹缝中出现路德了。

其次，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真理观”截然不同。儒家文化中没有与上帝立约的先知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也不是“对社会的核心价值极为敏感并且全身心地献给核心价值的人”，“由于完全没有誓约的概念、没有上帝介入时间的概念、没有救世主履行誓言的概念”， 他们不会像路德那样，为了真理付出名誉乃至生命的代价。儒法两家，“未知生，焉知死”，不太考虑未来、彼岸世界、灵魂安置等形而上的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类似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的教义之争更是不感兴趣，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是一种高度世俗化、功利化的“心理安慰”。菩萨是用来求得好处的，不能带来好处的菩萨，中国人毫不犹豫地弃之如履，当然不会为了捍卫菩萨而献出生命——此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是太傻了。

当然，士大夫还是愿意为某些原则付出代价，比如“三纲五常”。明朝的“大礼仪之争”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嘉靖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后，希望追封生父兴献王为帝，激起群臣的反对。从礼法上看，追封兴献王为帝，是对前任正德帝的不孝，破坏了中国家族延续的承嗣制度。儒家官僚集团认为，这是帝国的“基本制度问题”，遂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抗议：集体向皇帝哭谏。包括九卿、翰林、给事中、御使等二百余人，一起跪在左顺门外要求维护“大礼”。嘉靖毫不退让，将为首的几位大臣押入监狱。左顺门前一时哭声、喊声震天。嘉靖心生杀机，派锦衣卫对群臣棍棒相加，阶下顿时血迹斑斑。这些大臣不可谓不忠，但这种忠诚是“愚忠”。“儒官”极少关怀社会正义，却对皇帝的家事“事事关心”，如学者张博树所论：“中国文化中鲜有个人权利的概念，这不但导致现代利益原则产生的困难，同样导致现代公共理性原则产生的困难。” 对士大夫来说，个体的价值只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框架才能实现；路德则认为，人的价值并非来自于人的能力或他人的承认，而是来自于人作为上帝被造物的身份，所以他呼吁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人的价值的确立。

在路德开创的新教中，具有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现代化潜力的东西，“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它们强烈地促进了现代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韦伯指出：“新教徒并不反对宗教，而恰恰是通过宗教本身来开始行动的。这种对宗教的强化恰恰成为了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无疑，路德对人的价值的确立、对人的自由的界定，是一种回归圣经的福音精神。这福音精神就是自由，也是承担——心灵释放后带来的承担。基督徒的自由是服事他人的自由，归附社群的自由；不是遗世独立，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如果说儒家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导；那么，新教伦理则认为，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即便穷时亦不得独善其身，如《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者伍渭文所论：“这福音精神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取得优美的平衡，肯定个人的尊严与社会的团结。” 而在中国，既无宗教改革，也无文艺复兴，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传统因素少之又少，“由于前现代的中国皇权文化较少与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相吻合的结构因子，中国之走向现代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文化更新乃至文化重构过程。”

最后一个原因，中国将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之一，这个“文化大国”却又是禁书、焚书最为酷烈的国度。中国人从未真正理解印刷术的意义，自然不会尊重言论自由权利与信息的自由传播。如果说在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印刷术提供对思想的避难就像修道院对普通人提供身体的避难一样” ；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焚书与焚人一直是统治者的拿手好戏。从清代乾隆修四库全书而千百犯禁之书亡，到毛泽东一人博览群书而全民只能阅读他的“红宝书”，再到今天耗资数百亿打造作为“网络长城”的“金盾工程”——这就是印刷术在中国的遭遇。没有被伟大信仰与自由思想所光照的技术，永远只能是技术而已。

遥望威登堡的路德故居，遥望美茵茨的古登堡印刷博物馆，这两个城市，真的离我们很远很远。

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至七日

注释：
13、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99页。
14、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98页。
15、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8页。
16、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198页。
17、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7页。
18、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6页。
19、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91页。
20、金耀基《海德堡语丝》，三联书店，2008年第1版，第126页。
21、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5页。
22、张博树《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晨钟书局，2008年第1版，第173页。
23、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页。
24、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5页。
25、伍渭文《序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5页。
26、张博树《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晨钟书局，2008年第1版，第186页。
27、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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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pril 1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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