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 
北大的名声越来越坏，孙东东教授称访民“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论调更使问题更加严重。访民的抗议大有闹成群体事件的可能，以至于卫生部提前出来洗清自己——声称各专家委员会中未见有孙东东之名。

孙东东之为学者，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

“至少99%以上”的说法是信口开河，没有统计调查的行为与结果为依据。这样说，不是瞧不起他这位北大教授，而是说，涉及到如此事关重大的数据，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来说，必须做相应的调查。很显然，孙东东教授没有做这样最基础的工作。其一，在遭遇相关质疑后，他没拿出相关数据来说话；其二，这个“至少99%以上”是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选项，即其前尚有“不说100%吧”为选项之一。

由是观之，孙教授在公布数据时所说的“我负责任地说”，显系有意胡说，提前设定了政治目的。这种预设政治目的做法，在毛泽东那里已经出现过，即人民中“95%是好的”，“地富反坏右”诸人就大体5%。然而，在每个社会单元，如工厂里、村庄里，总凑不够5%这个“钦定标准”。在我记忆中，“文革”后期（1972至1974年间），我们两个自然村合一的小行政村共计300人，只有两个所谓的坏人：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出狱后被群众监督；一个是国民党员，算是历史反革命。至于近乎四千人的九个行政村集合体，“坏人”数目最高峰也不过7人。

反观这个案例，“坏人”大体占到千分之六点七到千分之一点八的样子，换成百分比，没一个够百分之一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缺德的政治家为祸之烈，人皆知之，且已作古，不再细论。现在，孙东东出来模仿毛泽东的风格，实在是学界的悲哀，至少是北大牌子越来越臭的一把发酵剂。同时，作为个案，它也反映出这一代体制内学者的人格缺陷。所以，我对中共目前急速实行的干部年轻化、学者化并不抱任何希望。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毛泽东“复活”的契机。

当然，访民中有精神疾病者有之。我接触过三个这样的例子：第一个，一位后来被以政治罪名判刑的异见人士，做童工时受厂长欺凌，患过精神分裂症，后来一直服药；第二个，一位被传言用身体与局长做交易的女职员，未得到最低的回报——转为全民制的诺言落空并被辞退，最后被家人认定为“有神经病”；第三个，一位上访六年而未果的老者，他被地方法院“勾”去作交易，结果法院对其“始乱终弃”。（三位访民，均得到过我不同程度的帮助，而且最后一位的事情尚未了结。）

第一位，在第一次被判刑前，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结果是有之，得免牢狱之灾。后来，上访不止，上面决定判他，再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结果是无之。且不说这个病人即访民本身如何，仅就精神病司法鉴定来说，就可以看出这个专业很政治化——让你有你就有，让你没有你就没有——许多人因此被诬“有之”，关进精神病院遭受迫害！从这点上来理解，孙东东本身就是从事的一个很缺德的职业。

第二位，通过法律维权，胜诉。但是，在取证、庭辩、执行过程中，我作为代理人很明显地感受到被告一方的“个人情绪”——其单位代理人、上指的那位局长的太太给予的常人难以忍受的刁难。本该跑一次的事（比如要仲裁执行的赔偿支票），让你跑五次。再正常的人，也会为此“发神经”的！

第三位，经济纠纷案胜诉，但执行不了，过了执行有效期。有律师从中间撮合，要他给法院许诺一个30%的提成额度，法院重新执行。四十万块钱是弄回来了，但是他一分钱没得着，法官们私分了。他告，到处告，从中纪委、最高法，一直告到本市的书记、市长。六年下来，批文攒了一兜子，钱嘛，还是一分没有。等到新院长上任，一句话给封死了——“当初启动重新执行，叫违法办案！”

重点说的是这第三位，他确实精神受了刺激：见到熟人就试问人家是否帮忙（——我也是在大街上被他“粘”住的），上访时见官就磕头下跪，一把鼻涕一把泪。他的年龄与胡锦涛温家宝相近，你想想这把年龄的人给比自己小三十岁的人下跪，是个什么滋味、什么场景？！

他没有被强迫去做精神病司法鉴定，但多数熟人说他有这个病。即便真有，是怎么得的？法院害的嘛！信访机构推的嘛！从中纪委、最高法到本市的书记、市长，对这个“病人”的病之形成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更是难辞其咎。

最后，要说的是，孙东东这学者若是讲一点职业道德，就该仔细地做统计调查、做大量的个案分析，而不是带有政治目的来“估数”！

执之不改，才叫“有神经病”。“有神经病”的人负责司法鉴定，无疑于让人贩子当幼儿园的园长——他愿卖谁就卖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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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pril 1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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