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实生活"不好的人才急需一场战争,而准确的说在战争中遭殃的并不是百姓而是弱者,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因为在乱世中强和弱不是稳定的,弱者有可能很快变强,强者也可能很快变弱,因为在混乱中只有更智慧,更有能力的人才能活下来.

但是我还是要忠告你,不要以为某个东西的消失会把它的一切都消失,它的后人仍然会承受前人带来的问题,因为它们就是这样对待周围一切的.

说的有道理，靠嘴皮子骂是没用的，无论如何生活都要继续，但我觉得DP还是忽略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过好，而是根本不知道如何过好～～被欺骗的太久了～～～～～～

转个帖子，顺便说说爱国这码事。

近来茶馆中忠党爱国之士忽然多了起来，所发言论除喷粪一类不算外，大多憨态可掬，而逻辑混乱不清，偏作振振有词状。让人忍不住想刮刮他的鼻头，说声“傻孩子，睡糊涂了！”

看到dp_2006同学很活跃，护党之情甚殷，而观念之冷血无良，着实让人慨叹我党教育之“成功”。据他的看法，我党领导下的中国现状还是很美好的，因为只要“有本事”，“不管是高学历的白领还是没学历的靠手艺吃饭的, 只要努力工作一样可以过的很好”。无数人梦想的破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别的不说，两千多万失地农民怎样“过的很好”？近千万上访大军是否都吃饱了撑得，跑到京城去“躲猫猫”玩儿？ 珠三角数万家倒闭工厂的那些“高学历的白领”们是否可以去找你dp-2006同学领薪水？是，金融危机了，连美国佬都过得很惨……问题是，不管老美还是老欧洲的那些失业者都有政府的保障在兜着底；而敝国呢，就是目下京津沪那些外企中裁下来的所谓“白领”们，他们该交的税都交过的，可你问问他们对这个王八蛋政府有没有信心，他们敢指望它么？“骂共产党”当然不管用，但一来骂执政党是人民天然据有的神圣权利；二来，允不允许骂执政党和政府，事实上是衡量一个党和政府是否具有现代性，是否文明、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这点上，不管dp-2006同学是什么学历，看来文化都不高，很需要补充一点宪政常识。

此外，dp-2006同学认为“小叶同学说的有点极端了点. 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地位不高, 那是要看和谁比”……真要比，当然应该“ 和老美等这些老牌大国”比，莫非你认为应该和朝鲜缅甸古巴巴基斯坦那些烂国家比？“和大部分国家相比, 中国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什么样的影响？是土财主对叫花子的影响，还是暴发户巴黎扫货式的影响？就是退一万步，给“巴黎扫货”那些一手戴四个金戒指的“贵太太”们的行为以正面评价，总应该问一问她们手里的票子是否干净、是否正当的劳动所得吧，何况在她们尽兴扫货的同时，国内正有活不下去的暴民掀了警车……

闲工夫有限，不再多说。关于国家的现状如何，转在这儿的这个帖子很说明问题了。帖子中的事情每一点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的现状再持续下去不思改变，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不管你是不是像dp-2006同学那样“有本事”！

惩罚先于过错fficeffice" />

——读杨子立文集《沉思录》

曹长青

最近在华盛顿参观刚建立不久的“劳改博物馆”时，得到了一本劳改基金会的黑色文库丛书刚出版的杨子立文集《沉思录》。在回家途中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再一次被中共的残暴、中国政府的荒谬而震撼。

杨子立从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人，工作之余创办了名为“羊子的思想家园”的个人网站，发表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二千年时，他参加了几个大学生创办的“新青年学会”，交流思想。结果当局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他们逮捕，杨子立和另一人被判八年，另两人被判十年。当年海外媒体对此广泛报道，称为“四君子”冤案。

这本书收录了杨子立入狱前后写的文章，当时的法庭文件，包括杨子立等人的自我辩护词，维权律师和检察官的辩论，法官的问话等详细案情。虽然以前读过杨子立一案的报道，但这是第一次通过这本书详细地了解了这个案子。

读这本书，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悲愤，因为这简直是卡夫卡的《审判》、昆德拉的《玩笑》的中国现实版。它不是小说，不是虚构，而是活生生的“惩罚先于过错”的恶作剧。

一个人犯了错，然后被惩罚，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逻辑。或者有了过错，寻求惩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他所犯重罪的重压，为求良心的平静，甘愿受罚。这是人们熟悉的“过错寻求惩罚”的情形。但在共产世界，往往一个人没有犯错，却无端受罚，由此形成“惩罚先于过错”的荒诞现象。昆德拉的《玩笑》就是描述了这种荒诞。在卡夫卡世界，那个被惩罚的人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这种无端受罚的荒谬令人无法忍受，最后他竟然去寻找、去犯那个“过错”，由此形成“惩罚寻求过错”。

对共产世界有深入观察的昆德拉，曾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来解释共产世界“惩罚先于过错”的荒谬：

一个布拉格的工程师到伦敦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后发现报上有条消息说，有个捷克工程师在伦敦诋毁社会主义，并要留居西方。这位工程师吓坏了，这是要做20年监狱的事。他回到办公室时，女秘书吓了一跳，惊呼“我的天那，您回来了！这不可能！您看到关于您的报道了吗？”女秘书说这话的时候，眼裡充满恐惧。

工程师急忙赶到这家报纸的编辑部，负责此事的责任编辑说，这事跟他无关，因是内政部转来的稿子。他马上赶到内政部，他们说，这事可能有差错，但这与他们无关，这是驻伦敦使馆的机要处发来的。工程师要求辟谣，他们说使不得，但让他只管放心，并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然而，工程师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他的电话被窃听，在大街上有人盯梢。他睡不着觉，总做噩梦。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因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真的为非法离境冒险活动。就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居者。

昆德拉用虚构的故事来解释当年共产捷克的荒谬；而杨子立们的案子，却是就在人们眼前发生的中国的真实。他们几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因交流思想而聚在一起。但这个“新青年学会”不到半年就名存实亡，没再有任何聚会。他们既没有枪，更没有任何人主张暴力，其中有几个学生成员还是共产党员。一个常在聚会时跟杨子立辩论，在法庭上还说“承认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的党员竟被判了十年。

杨子立在入狱前写过不少文章，他批判共产主义，“为自由主义辩护”，并多次去农村考察，为底层的贫苦农民说话。在如何看待美国，看待台湾，甚至台独等问题上，他也表现出开放、理性的精神和视野；而且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侠骨情怀。但这些不仅完全都在言论的范围，而且也并没有“出格”到国内再没别人写过类似内容的程度。但共产党对他如此重判，就因为他们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新青年学会”。而且根据法庭文件，他们最大的“罪状”是谈到应该“结束老人政治”。

几个年轻人聚到一起谈点这种事情，居然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这不是太荒唐、太冤枉了吗！在五、六十年代，有过这种冤案，一些年轻人私下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只是聚到一起探讨点国事，就被以什么反革命罪抓获判刑，后来很多都得到平反。而中国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怎么居然还有这种荒谬？

通过杨子立这本书才明白，这里有两个直接的原因：第一个是国安部的一个线民混进了杨子立他们的新青年学会，他给国安部写过报告。这个线民也是在校学生，他从农村考进大学，家里比较穷；国安部人员找到他说，只要监视报告同学的言论思想等，每月给他2500人民币。为了钱，他同意了。就杨子立他们的新青年学会，他写过四个“工作汇报”。胡锦涛的国安部们，居然出钱到大学收买线民，监视大学生的想法，一个有百万军队的政权，不是虚弱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吗？

但那个线民学生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几个报告，居然让同学被判了八年、十年！他傻了，最后良心不安，写出了真情，作为证词提交给法庭。他怕遭国安部迫害，逃到了泰国。新青年学会的几次聚会讨论，都是这个“线民”主持的，很多被定为“犯罪证据”的话都是他说的。可法庭居然不接受这份证词，说是只要和国安部提供的证据不合，就不能接受。

这种明火执仗的蛮横无理，是因为背后有另外的原因：那位线民说，国安部也知道这个案子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当时正在开“人大、政协”的两会，国安部“把这些人抓起来纯粹是为了邀功”。而且当时北京公安局也要插手这个案子，国安部为了抢功，草草结案，硬是把它作为破获的“大案”上报，所以法官和检察官才一个口径，硬是判杨子立们重刑。于是有了这场中国版的“惩罚先于过错”的恶作剧！

昆德拉笔下的那个工程师，本来从没有想过移居西方，但在“惩罚先于过错”的折磨下，认清了共产世界的荒谬，终于做出选择，逃奔自由。杨子立等年轻人，还有他们的亲人和家属等，经过这场突然的灾祸，这场毫无理由的“惩罚”，大概更深刻体会、认识了周围到底是个什么世界。

几名被判青年的父亲，原来多是相信政府；但他们通过儿子的冤案，和他们申冤被阻的遭遇，明白了这是一个完全不讲理的政府。他们在给当局的公开信上说，“你们把三个代表喊得震天响”，“难道不应该先从政府停止侵犯公民权利开始落实吗？”因为即使在他们孩子的案件开庭时，他们作为家属要旁听，当局都耍手腕不准。当局标榜司法改革、透明办案，宣传说“法庭旁听席开放”。可是几个孩子家长一大早去排队领票，但一张都没领到。因为只是开放了六个旁听席，而且早被检方安排的人占满了。共产党法庭的这种手法简直像小流氓一样。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也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她在给这本书写的“前言”中说，以前在报上读到国家领导人到哪里探望，看到他们和蔼的面孔等，“常感动着我”。可是一天早晨，当她出门去上班时，竟被一帮大汉在街上突然拽住，塞进一辆汽车，被带到一个地下室审问。她说就像以前在电影上看到的绑匪作案一样。她被搜身、拍照、审问、恐吓了三天，然后让她写保证，不对任何人讲此事。等她身心疲惫地终于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看到的是“家里被搜查后的一片狼藉”，此后一个多月，她都不知丈夫被关在何处，提心吊胆度日。

这位原来以为周围是个“莺歌燕舞”的“和谐社会”的女孩，经过这样一场灾难，她突然长大了。在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中，她说，“当灾难没有降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不在意中国的人权状况，今天，当灾难莫名其妙地突然降临之时，我才切实体验到这个可以任意剥夺人权的制度的蛮横，我才意识到，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灾难随时可能突然降临到任何一个人头上。保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我自己的人权。”

昆德拉笔下的工程师因为被“惩罚先于过错”所折磨，最后认清周围的荒谬，投奔了西方。杨子立和他的同伴们，经过这场同样的炼狱，他们的灵魂和思想，一定更增加了一层深刻和抵抗野蛮的韧性。

2009年3月12日写于杨子立获释之日

（附记：共产党硬是让杨子立这个年轻人蹲满了八年牢狱。对于一个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是为立功而故意重判的案子，居然一天都没减刑，真是残酷至极！）

——观察首发

怎么说呢，你以为自己很现实，也就是很实际，可是看你们讨论了这么多只是发现你其实只是个很冷漠的人，当然其他人也有偏激的地方，但你真的只是冷漠

问题不在于谁谁谁能适应社会活得多么好，而是很多人连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都没有！！

你不过就是个有文化的文盲…………

嗯哪，你每个回帖都在强调这个观点，其实我也在阐述这个观点。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象类似DP-2600宝宝的思想存在是否也是一种常态呢？他的观念并没有危及民主啊。

叶宝宝对DP宝宝的观点穷追不舍，是否符合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涅。。。。。

其实很多中国人会很羡慕你！！

也算我一个吧，有时候， 。

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

那些为数很少从边远山村一步步走到移民的人，其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亲属为此付出巨大牺牲，怀着多大期望，他们决不会说“机会是公平的”这句话，倘非如此，封建社会那些来自底层在科举中高中状元的人是不是也该说“机会也是公平的”。

“机会是公平的”这句话能说得这么轻松的人，想来从小到大都是哼着轻松的调子，走着铺好的路，多惬意啊，过几年回去不是公务员就是国资的高层。

呵呵，算不上刷啦。你还没看过那些变态的刷屏呢 src="./images/smilies/sweat.gif" border=0 smilieid="10">

 茶馆为数不多地针对个人开贴的，这个还算理性了。

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利，不管是好是坏嘛。

假使上帝让中国继续折腾下去，那中国也只能折腾下去了。

人的一生，由机遇，实力组成的。很难讲哪个重要，私下认为机遇更重要（爱迪生都说灵感比汗水更重要）。 爱迪生要是找不到钨丝，那他再有努力也不行。

 在中国，很多的机遇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都让位给上层。 所以，很笼统的说，没有人脉，关系这类东西，是很难立足的。

面对种种问题， 制度是一方面，中国传统人情世故是一方面。 中国人需要时间去消化自身的不足。（当然，我不是为了某党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