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强奸犯泰森与杀人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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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6 18:08
标题:
=>强奸犯泰森与杀人犯毛泽东
赵达功
4月1日，也就是愚人节这一天上午，被誉为“野兽”美名的前拳王泰森出现在中国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前，陪同他的竟然是一名有“政协委员”头衔的中共官员。泰森是专程来拜谒偶像毛泽东尸体的。
泰森劣迹斑斑，臭名昭著，是个强奸犯。美国是个民主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泰森这样名噪一时、赫赫有名的世界拳王，其犯罪行为一样受到法律制裁。我无意对曾经受到法律惩治的人永远怀恨，只是对其犯罪事实不能忘怀，法律的惩治可以警戒所有的人，违法犯罪是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行为，是丑陋的、卑鄙的和必须受到社会痛恨的。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最大的、最恶毒的犯罪分子，就是在世界公敌面前，他也可以排到首位，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级恶棍。世界上能与毛泽东可相提并论的屠夫大概只有希特勒、斯大林、金日成父子、波尔布特等，不过从屠杀角度看，毛泽东首当其冲，当之无愧。
泰森之罪怎能同毛泽东相“媲美”？值得思考的是，一个美国混混为什么偏偏爱上毛泽东，并且崇拜的五体投地！？
有报道说，早在1990年代泰森因强奸罪服刑期间阅读了毛泽东著作，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成了泰森心目中的偶像。当我们在电视机屏幕上看到野兽般的泰森，他的胳膊上刺上毛泽东头像，都感到莫名其妙。大概毛泽东的确给了他力量，泰森曾经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世界拳坛上耀武扬威，称霸一时。
究竟毛泽东给了泰森什么样的“神力”，我是不得而知。可以猜想，毛泽东恐怖、好斗、杀人如麻，毫无人性可言，这些都是激励泰森在拳击场上的榜样。有一说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这个榜样给了泰森无穷的精神力量。泰森说：“在毛主席遗体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能够有机会参观纪念堂是我莫大的荣幸。”
目前世界上保留遗体的只有毛泽东和金日成，这其实早已被国际社会嘲笑。我倒想建议泰森去北韩走一遭，也去拜谒另外一个暴君的遗体，彻底的“圆梦”。拜谒也许能给泰森更多力量，重返拳坛，称霸世界，说不定也有可能啊！呵呵！
偏偏在“愚人节”泰森拜谒毛泽东，冥冥中不知道还有什么含义。在中共专制统治下，中国人民天天被愚弄，天天都是“愚人节”。毛泽东是靠愚弄中国人民进行统治的，现在的中共统治者依然继承毛泽东衣钵，继续谎言、欺骗、愚弄。强奸犯泰森也来中国凑中共的热闹，不仅有中共官员陪同，甚至还有“愚人”在毛纪念堂前用英文高喊：“泰森，我爱你！”泰森太开心了，甚至也能用中文喊道：“我爱你们！”泰森的遗憾也许是毛泽东不能从水晶棺里走出来，说不定泰森幻想毛泽东会拥抱他，会请他吃红烧肉也说不定。
2006年4月13日
作者:
金色笔记
时间:
2009-3-6 21:10
偶今日又遇到一只狗，狗牌上名为 马川马马户
作者:
beckhamnet
时间:
2009-3-6 21:13
拜托。。批毛也好好批啊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6 21:47
who's dog。。
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
mya250
时间:
2009-3-6 22:00
标题:
楼主是猪
:@ :@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6 22:10
标题:
看透毛贼东. 陈破空
毛贼东如何取得“成功”？
毛贼东夺取政权，被认“成功”。其实，毛所使用的，不过是一种古老的谋略或伎俩，那便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或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种谋略或伎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反复使用，并不稀罕。仅举两例：
秦末，楚地起兵反秦，楚怀王与众将相约：先入咸阳者为王。项羽率军，一路猛攻，与秦军主力决战，建灭秦首功。然而，刘邦领军，一路避实击虚，纵轻骑，抄小路，趁项羽军与秦军苦战之时，抢先入咸阳。之后，刘邦又假意对项羽称臣，暗中积蓄力量，步步蚕食，最后吞没项羽。
明末，李自成的农民军与明王朝长期鏖战，盘踞东北边陲的弱小满清静观待变。李自成费尽苦力，终于攻占明朝首都，尚立足未稳，满清军队就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导引下，突入三海关，击败李自成。进而以五万铁骑，杀遍全中国，既灭李，又灭明，建立起少数族裔的满清王朝。
毛贼东和共产党的发迹，乃是历史故技重施：利用日军侵华，听任执政的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血战。共军假抗战，真避战，到处抢占地盘，放手发动武装。待到日军退却，国军元气大伤，养精蓄锐的共军趁势作乱，一鼓而得天下。
毛贼东如何维持统治？
为了攫取权力，毛贼东四面为敌。不仅把国民党当敌人，也把自己人当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任何人对他稍有微词，就已经在他思谋的清洗之列。毛贼东集古今中外骗术之大成，行骗一生，骗尽天下人。号称“阴谋”加“阳谋”。不但骗外国人，更骗中国人；不但骗普通民众，也骗党内“同志”；不但骗友人，也骗亲人。这种“无边的内心黑暗”，令人防不胜防，那些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正常人，或者接近正常的人，自然不是毛的对手。
用尽暴力，用尽骗术。杀人，而且是借刀杀人。在这里，毛贼东再次打破了传统道德底线：把“逆我者亡，顺我者昌”，演进为“逆我者亡，顺我者亦亡。”（大部分曾与之并肩战斗的战友，都被他亲自迫害致死。）
毛贼东把那场千百万人参与的“革命”，变成了给他一个人的“造神”运动。毛之外，中共领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悲剧人物。在历次内斗中，他们对毛，或者支持，或者屈从，或者听之任之，于是，酿下一坛坛苦酒，最终，苦酒得由他们自己来尝，好一个“请君入瓮”！
毛贼东临死前，还搞了个左中右平衡。打倒邓小平，剥夺叶剑英军权，是压制右派；不授实权于江青、张春桥等，是防范左派；对叶、邓等留有后路，并大讲“周勃铲吕安刘”故事，是暗示叶等：如果你们成事，可打我的旗号；对江、张等“文革派”的公开支持，则是明示：如果你们成事，自然代表我。毛却把实权交给中间派----“老实人”华国锋。毛贼东赌的是，如此一来，任何一派得势，都仍将持毛旗号令天下。果然如此，直至今日，中共头目都不敢否定毛。换言之，即便毛贼东已经身死，他却仍然雄居党内权力斗争的不二赢家。死毛主宰活共。
毛贼东是否爱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出版《毛贼东书信集》，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明说：“吾深恶爱国主义……”。正如希特勒兑现《我的奋斗》一样，毛兑现了他的“豪言壮语”。
毛惘顾国难当头，就在日寇入侵之际，毛不仅抵制抗日，而且暗中与日伪勾结，公然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毛仇视中国文化，以十年“文革”，竭尽对中国文化、文物、古迹的全面毁灭。并发誓要“七、八年就来一次”；毛仇视中国民众，不仅大量予以屠杀，还狂言要打核大战，不惜让“中国人死掉一半”；毛崇洋媚外，终身以德俄两国的“马恩列斯”为师，临死前还念念不忘“要去见马克思”。这句话，已经成为中共官员的口头禅。只认洋鬼子，而不认华夏祖宗。公然批孔，直至砸烂孔家店。
毛贼东是否迷信？
毛贼东自称不信鬼神，是“无神论者”。但他一生迷信，经常抽签，以决行止。
众所周知的是：1949年，进京前，毛曾到五台山抽签。据传，经此抽签，他定下进京时间（9月9日）和防卫安排。经“高人”指点，他将警卫部队命名为8341（意味毛活83岁，掌权41年。）如果这些还仅仅是“传闻”，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广州日报》连载披露的，却是不争的事实：文革爆发前不久，毛到杭州灵隐寺抽签，抽得一签：“威命不可挡”。遂决意发动文革。
毛贼东怕不怕死？
毛贼东自吹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鬼神，俨然大无畏。实际上，他极端怕死。
尤其晚年，表现得淋漓尽致。据其身边多人回忆，毛临死前最后一年，终日啼哭，以泪洗面。每一念及死神将至，就如临地狱，神情凄惨而恐惧。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记录：毛最后一次从昏迷中醒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李医生，还有没有办法？”李说：“我们会想办法的。”毛脸上立即显露两道欣慰的红潮，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心电图的曲线变成平线，毛死亡。
这个号称“胸怀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临死前，没有想到人民，没有想到祖国，没有想到世界，甚至，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以及那场大灾难夺走的数十万生命。在死神降临的那一刻，毛顾及的，仅仅是他自己，顾恋他那挣扎苟延的生命。极端自私，极端怕死，这恰恰是一个独夫民贼的精确写照，也是最后写照。
毛贼东诗词如何？
有人说，毛贼东的诗词，“写得好，有气魄。”这成为部分人盲目崇拜的理由。实际上，毛的诗词，没有几首拿得出手。只是人们被强迫背诵，顺口了，习惯了，就“感觉好”。仅举几首：
其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来换一句：“学生不怕起得早，长跑短跳苦锻炼”。究竟有什么诗意？打油诗而已。其二，“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更完全就是大白话。
其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我们常人都说不出口的粗口脏话，成为毛的“诗词”，连对外翻译都无从启齿。其四，毛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样开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这哪里是“词”？至多是散文，连散文都不像；太直白，更像日记。
其五，毛最得意的一首词是《沁园春•雪》，开章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犯下两大文学大忌：本为写“北国风光”，岂能一来就点题？两个“里”字连续重复使用，犯文学基本忌讳，凸显毛才思枯竭。种种败笔，不一而举。
毛贼东应不应该被彻底否定？
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毛贼东一人“成功”，整个民族失败。又岂止万骨？战争时期，毛滥杀无辜；和平时期，毛也暴虐成性，大行屠戮。屠杀，贯穿毛的一生。毛奉行的斗争“哲学”，就是暴力哲学，仇恨哲学。
既然招摇撞骗为世人所不齿，杀人犯罪为人类所不容，彻底否定毛贼东，便是理所当然。如果连杀人如麻、嗜血成性如毛贼东者，都能获得“三七开”，就意味着：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波尔布特等人，也都可以�%F
作者:
白驴
时间:
2009-3-6 22:10
毛泽东中华民族千古罪人，怎么说都不过分。奇怪的是居然还有那么多为他唱赞歌的，各位拥毛的能否报报你们的年龄?
作者:
haohaozhenhao66
时间:
2009-3-6 22:23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他统一中国，是把中国治理成为一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和谐局面，解放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等反动派池中窥视我中原大陆，终于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彻底清除。可喜可贺！文革中大批官员，和上层人士被拿下，致使其不敢小看我人民大众，才避免了，改革开发后，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彻底失败，二是蒸蒸日上，引领世界经济，突出重围，击溃金融危机，迎来全面的胜利！
作者:
nenyaring
时间:
2009-3-6 23:29
楼主，中国的愚民统治真的是很成功啊，你自己看看~
要我崇拜毛泽东，我宁愿去崇拜希特勒
作者:
nenyaring
时间:
2009-3-6 23:36
那些骂人的，你们平时喜欢和猪啊狗啊的一般见识的对吧？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6 23:38
譬如毛贼东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是因为严重畸形的经济模式和配给制度下货币根本就没有流通作用，有啥好偷的。。？
作者:
葉孝禮
时间:
2009-3-6 23:44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作者:
storms
时间:
2009-3-7 03:44
个人觉得毛的一些诗歌还是相当不错的，证明他的文学功底很扎实。
看了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后，对毛的反感主要集中在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方面。至于其政治方面，因为不感兴趣所以不予评价。
那位姓陈的作者可能有些过激了吧——觉得他有权利憎恨毛，也有权利叱责毛，但是把泽字换成贼字，是不是有些老娘们掐架的感觉？很有《人民报》的风范哪。
作者:
hehehehehe
时间:
2009-3-7 04:44
连最起码的出处都没有，很难评价是作者据实考证还是主管臆断了。这种行文的态度，就注定了其论述的效果
PS.这种文章，不知千字几元？
作者:
生而游侠
时间:
2009-3-7 13:17
标题:
楼主有病
马川马马户 你是写文章还是别有用心，太不客观了，任何人功过都有，你那是泼妇骂街，而且有些也太极端，把对的也硬往错的说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7 19:48
标题:
回复 #13 storms 的帖子
毛匪泽东下盗民心，上窃国政，草菅人命、沽名钓誉
不管什么“报”，谓之贼乃名副其实
作者:
A片播放员
时间:
2009-3-7 19:53
LZ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过？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7 19:56
标题:
回复 #17 A片播放员 的帖子
不要对你的同胞麻木不仁，那样的话这样的迫害同样可以落到你身上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7 22:18
标题:
金钟：毛贼东的杀人嗜好
毛杀人如麻，国人家喻户晓，今有大陆学者上电视为之作辩，一鸣惊人，本刊特以此辑作出回应。介绍事件，指出当前评毛的根本分歧是两种价值观的对立。
－－－
去年在纽约一个大学生的艺术展上，看到一件回顾性的抽象作品〈二十世纪大屠杀〉，引起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统计表，记录了四十三次大屠杀主使人及死亡人数。毛贼东排名第一，杀人数量4900万，说明是“死于大跃进与文革”。我问一位女学生，资料从何而来？她不知其详，只说是美国学者研究的数字。
如附表所示，杀人记录前三名：毛、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三大暴君，他们的杀人记录都数以“千万”计。这项统计还包括三名美国总统：杜鲁门原子弹炸日本，死了五十万人，尼克松越战有七万越南人死亡，约翰逊继续在越战中令三万越南人死亡。可见这是一份美国自由派学者的统计。四十三项屠杀，总计死人1亿零二十万。中国人占百分之四十九。
这份统计的准确度，当然是大有争议的。不过，从大的架构来看，还是可以反映二十世纪人类在专制独裁和战争中遭受的牺牲，而死于极权主义的人，大大超过战争中的死者，占七成九，近8千万人。
杀人记录是保密中的密中之密
中国人究竟在二十世纪死了多少？中国的学者专家至今仍是交白卷。美国军方有历次大型战争的死亡人数公布，精确到个位数（如越战58209人，韩战36574人），可是我们连国共内战，双方军人死亡的概数也拿不出来，更不用说平民；抗日战争死亡人数，竟是“百万”还是“千万”也搞不清楚。
这些半个世纪以上的帐，不说也罢。
近五十年的非正常死亡，集中在毛统治时代。毛后，尤其近二十年，研究之风已经启动，虽然，众说纷纭，从建国的镇反、土改到反右、大饥荒、文革，死于毛的独裁政策者，估算有多有少，但中共体制内外，加上国外学者，各自的结论都在“千万”这个数量级上。少者二三千万，多者七八千万。
可以郑重指出，对毛时代的研究和批判，焦点越来越集中，一言以蔽之：毛究竟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张戎的畅销书《毛贼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宗明义提出，毛害死了“七千万”中国人。我不止一次解读道，这本八百页的书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毛怎样成为独裁者，七千万人怎样死去？有人说，这是主题先行，预设立场，所以只收集毛的负面材料。
好。即使如此，除了这“七千万”，毛也干了许多好事。但这七千万的帐，应不应该算？或者说这“七千万”的负债，可不可以用他的进帐加以抵销？从西方的前毛派学者到台湾的前反共专家，不必提北京的御用文人了，都是用这种会计法在为毛解脱──毛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长江大桥修起来了，卫星上天了，甚至贪官、妓女都不见了……我在网上看到过怀念毛的数十条“不要忘记”。更多的研究者在著书撰文、开会演讲，穷十年八年之功，论证毛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评价毛的军事韬略，乃至文采风流，但是绝无仅有的、无人问津的或敬而远之的课题是，毛杀了多少人？
显然，中共官方在日趋失控的传媒与出版管制，甚至在它的官方保密制度中，已在走向一条最后的底线，那就是毛和共产党究竟欠了中国老百姓多少血债？毛当然是天才，包括他破记录的杀人天才，他对数理化没有兴趣，却创造出一个简明的杀人公式：按比例杀人。这是他发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基本策略，打击（包括批斗与关、管、杀）对像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内，无论怎样对待这微不足道的少数，“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换言之，这百分之五化为灰烬，我亦立于不败之地。不说这个比例往往超额（毛在说打原子仗和大跃进时准备死人的比例已达一半和三分之一），即使不超过，以百分之一计，十亿人口就是一千万。在毛治下无辜死去的几千万人，不错，大约在他的控制数字之内。
毛也说过极有智慧的话，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了可以长出来，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他当然深知人命关天，杀人抵命这些传统的天经地义。因此，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杀人记录，那是一切党国机密中的密中之密，一切核心机密中的核心。甚至可以预言，这部份机密的寿命可能比共产党的寿命还要长。其管理之严，可能总书记也不得调阅。相比之下，什么路线之争，左右是非，成败得失，冤假错案，全是无谓之事，都可以揭晓和摆平。
他们不会忘记当年威胁民众参军打仗卖命的一招，是拿出几个阶级敌人谋财害命的故事，召开诉苦大会，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毛杀人历史的三个阶段
概括地说，毛的杀人史，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将杀人合理化。从革命的暴力论，宣扬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类似的宣传，煽动杀人不可避免，成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依据。
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发展，制定各种严刑峻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
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么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飨宴之后死去。
北京学者赞美毛的杀人政治学
当中华民族经过毛数十年血的蹂躏之后，毛的继承者们惊于共产党罪孽深重，他们给苏醒的国人以种种物质的贿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却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写历史，作新时代的洗脑。同时禁制言论，没有人敢于或有机会清算毛的罪恶。他们甚至也不敢再为革命暴力作理论上的阐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学教授萧延中，百无聊赖，竟作起文章，还上电视讲台为毛的杀人历史巧言辩护。搬出西方学者的什么理论，给毛作心理分析。通观他的那篇一万四千字的〈试论毛贼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透过晦涩玄奥的学术词令，把毛号召人民作无私的牺牲，美化为“革命的永生”。本栏“一个观众”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萧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与幸存者”的美国教授罗伯特·利夫顿，对中国革命与现实的了解，不过是搜罗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关于为革命不怕牺牲的若干讲话，便煞有介事地构建学说，称毛把死亡与牺牲内在联结之后，对死亡的焦虑便“转化成为深沉的动力，升华为崇高的道德”。毛“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为中国永世长存的象征。”还说，毛的生涯不断和死亡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萧延中赞扬毛反覆说“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是反映毛革命和辩证法的彻底性。他的结论是：毛成功地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傲视死亡，而成为战无不胜的全能的领路人。毛的生死辩证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号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牺牲已被陶冶结晶成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学。他甚至断言，毛这种政治学逻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仍发挥着非同小可的持续功能。”
如果说，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还可作为笑料一粲，那么，这位人民大学五十二岁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齿。他应该去问问他的那些幸存的亲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圣的符号，而不是鲜活的生灵？
在欲海中浮沉自甘腐蚀的今日中国士人，也许不必苛求他们。但必须指出在评毛论坛上，无论华洋与雅俗，根本分歧乃是价值观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还是所谓革命、理想、国家高于一切？在认同前者的当代普世价值中，人权是高于一切的。然而，在共产党的哲学中却是颠倒的，在中国封建伦理的传统中也是颠倒的。毛正是这两种颠倒的集大成者。萧延中和利夫顿只引用毛藉以取得政权之前的豪言壮语，为什么不面对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量死亡？
毛贼东顽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动
应该补充的正是，毛的大规模杀人是发生在国际共产运动开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这一点，具有特别的警示意义。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并取得大陆上的胜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援助扶植的结果。包括复制红色恐怖暴力专政在内。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后，苏共立即卷起修正潮，并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与理论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滥杀无辜。引起东西方一致的共鸣与愤慨。
苏联历史学者、作家从国安资料中，惊人地发现，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万人被处决，莫斯科有时一天就枪毙上千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被害人数，估计达一千五百万；斯大林死时，仍有一千二百万人关在劳改营。这种政治恐怖，大大超过欧洲历史上的记录，西班牙最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烧死一万人，法国革命雅各宾专政，上断头台的只有一万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纪一百年处死政治犯也只有几十人。斯大林杀掉的包括党政军的大量高干，包括中央委员、元帅和数百名将校军官……
这些确实的情报，毛和中共高层绝对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关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对苏共二十大的肯定，他们公开也承认斯大林有“错误”，但是毛内心的真实、他那反人类的冷酷心理，是后来才为人知：他根本反对否定斯大林，说俄国人把两把刀子（列宁、斯大林）丢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丢了。何谓刀子？杀人工具也。毛欣赏的是列宁斯大林的杀人本领。
可见毛留恋的迷信的仍然是几十年前占山为王，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因此，口出好战狂言（世界大战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新世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心。亲自发动一个又一个运动，“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斗斗！杀杀杀！血流成河，哀鸿遍野──便都在他的内心逻辑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绝不仁道、视百姓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党内，和刘少奇的分歧，实质上仍然是关乎死人问题。人为的错误导致三千万人死亡，使刘少奇良心发现，形成高层冲突，七千人大会，而后文革，千百万人头落地。
在我看来，无论学者专家，还是学生市民，只要面对那血淋淋的历史，面对二十世纪的也是人类空前的践踏人权的记录，批毛，已不再具有学术上的需要，而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追查如山的血案，对杀人元凶进行公开的缺席审判，然后，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个受难者纪念碑。
中国的民主化，如果无法越过这个障碍，彻底清算毛的罪行，及其留给继承人的杀人基因，那么在必将到来的共产大厦倒塌的一天，难免还会有一场大流血。
作者:
smooth
时间:
2009-3-7 22:25
马川马马户-------驯 马 驴 太 极 端 ： 大 放 驴 屁 毫 无 根 据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8 00:05
标题:
严家伟：毛贼砍向农民的第一“刀”——“统购统销”
作者 : 严家伟
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人，说起"统购统销"可能已感到有些陌生，甚至不知为何物。而当年它确是悬在亿万农民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条缠在亿万农民颈上的绳索。也是毛贼开始把亿万农民"农奴化"的第一步措施。更可悲的是此"绳索"在农民身上一套就是半个世纪。"套"得农民有苦难言，欲哭无泪。直到前几年，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已成燎原之势时，官方才终于将此"绳"从农民身上解了下来。
1953年4、5月间的一天中午放学走出校门，准备去买点吃的东西。由于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剥削阶级"的家庭，已被伟大的党"清算"得一贫如洗了，而学校离我家又较远，所以中午只能在街上去买点锅魁一类的便宜食品来充饥。"锅魁"是一种用面粉烘烤而成的饼状食物。价廉物美，充饥很实在，颇受低层劳动者的青睐。而且我的家乡成都市卖锅魁的店铺又很多，所以购买也很方面。可是那天不知怎么的，我一连走了几家，平日并不热闹的锅魁店，那天却"购销两旺"围了一大堆人要争着买。我急了，便拚命往里挤，看见他刚出炉的锅魁，顾不得烫手，用手帕包着就去抓了两个。旁边的人见了便大声责备我"这娃娃怎么不讲理，不守次序，你还是个学生呢"！我边抓着锅魁边答道"我要去上学，晚了要迟到"。这时一个中年男子没好气地对着我吼道"你上学好不得了呀？我们早饭都还没吃，饿着肚子呢"。我抬头一看，这人好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接着又一个老年妇女对我怒气冲冲地叫道"你们城里人把我们农村的粮食都抢光了，还要来和我们抢锅魁呀"！这时幸好卖锅魁的老板帮了我一把，他说"哎呀，算了，让这个读书娃买两个"。我才在众人的谴责声中，拿着锅魁赶紧狼狈而逃。
跑出来后我才发现，满街尽是一大群，一大群农民模样的人，他们不仅买锅魁，而是只要吃得的，馒头、包子、饼子、饼干……见啥买啥，而且一包、一袋地装起来。那时买熟食品还不要粮票，所以有钱就可买。当时我心里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到家我就把这情况向我爸爸和姑姑讲。他们小声地告诉我说"农村的粮食几个月前被政府大量收购去了，现在正是青黄不接，农民普遍缺粮了"。末了又叮嘱道"到外面和学校里千万说不得呀"！
这时我才想起大约两、三个月前，有天上午学校把我们集合起来，对我们说"今天上午停课半天，去欢迎进城卖余粮给国家的农民伯伯"。那个政治辅导员，还说"同学们，这是一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大家要热情欢迎，还要从中学习到农民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改造你们不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讲了一大篇大道理。大家并不怎么在意，却高兴等于放了半天假，可以去玩一玩。
于是我们列队来到成都老西门外，这时才发现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干部及市民之类的人，站了许多人在"夹道欢迎"。还有几十个青年妇女扭秧歌，打腰鼓，场面盛大而热闹。不一会，乡下的农民大挑、小挑，还有用川西平原最方便的手推独轮车（农民叫它为"鸡公车"）推着粮食进城来了。这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外加鼓掌，呼口号，像欢迎什么英雄似的。我们那个政治辅导员，用个铁皮制成的话筒，带领我们高喊口号："增加生产最光荣，卖余粮给国家更光荣，光荣上面加光荣，我们大家来欢迎"！于是口号声此伏彼起"欢迎，欢迎！""农民弟兄最光荣"！这些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哪里被人如此"尊敬"过？所以一时真有点受宠若惊。特别有个中年男子，推着装有粮米的"鸡公车"，几乎开小跑似的边跑边喊"加油啊！毛贼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了"！我们那位辅导员立即高喊"向这位农民同志学习、向他致敬"……
我脑海里像"过电影"似的回忆至此，突然想起了，那天那个推着"鸡公车"高喊"毛贼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来了"的中年男子，不就是今天在锅魁铺里对着我怒吼"你上学好不得了呀？我们早饭都还没吃，饿着肚子呢"！对，对，对，就是他！难怪当时我觉得那么面熟却一时想不起了。于是我忍不住自个儿笑出声来了。姑姑很奇怪，就问我"你一个人傻笑什么"？我于是便将原委讲给他们听，我姑姑听了笑着说"那些人斗地主、打人、整人好起劲啊,今天也尝到了点共产党的利害了吧！喂，你娃娃真笨，你怎么不对他说'毛贼的社会主义都马上就要来了，你还和我抢什么锅魁'嘛"？我父亲听了,连忙制止我姑姑说"你别这样逗孩子！他不知利害，当真拿出去对外人讲了可不得了呀"!我说"我不是傻瓜,你们放心"。这时我父亲忧心忡忡的自言自语道"这么弄下去，可要国将不国了啊"。可是我爸哪里知道"国将不国"的"好戏"才序幕呢……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政治辅导员就在教室里，对近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给我们学生来了个"正面性"的"舆论导向"。他说："近来，有暗藏的反革命，不法地主，煽动农村少数思想落后的人，进城来闹事，闹粮，搞破坏。同学们千万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坚决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接着这位政治辅导员更振振有词地说"统购统销是党中央制定的粮食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但我们动员农民卖出的只是他们剩余的粮食，农民的口粮、种子粮是完全留足了的，根本不存在缺粮的问题。而近日出现的少数农民进城来抢购食物，完全是少数不法地主、坏人煽动部份落后群众进城闹事。大家相信我们政府肯定会加以严肃处理"。
政治辅导员的这一番崇论宏议，自然也是有"法令"依据的照本宣科。原来在1953年，当时中共的政务院（即今国务院）便颁布了一个名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如下：
"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在中国官方的政令文件上，从来都是充满了仁义道德的词语，这个文件当然也不外。你看人家说得多好，你们农民的粮食既可"自由存储"，又可"自由使用"；既可卖给合作社，又可在集市上交易。你们够"自由"了吧？但是请注意，人家还有个绵里藏针的"温馨提示"：你的这一切"自由"，必须是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分配的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以后,才"可能"有这些"自由"。而到这时，你连填饱肚子都大成问题了，你那些"自由储存"，"向集市出售"的"自由"就做梦去吧！
其实农民只要年景好，无天灾，确也有一定的余粮，也会拿到集市上来出售，以购回一些生活日用品，这本是自然而正常的事。但上世纪五十年代，毛贼暴政借口要搞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搞所谓"统购统购"，其主要目的，首先是要尽量囤积粮食，准备打仗；其次就是要对农民进行剥夺，他们所出的那个"统购价"，还不到当时市场价的一半。这实际上就是假"统购"之名，行抢夺之实。更重的是既曰"购销"，那就是买卖。买卖就是要双方自愿公平合理。而这个"统购统销"则根本不管你农民愿不愿都得卖。县里把"统购"任务下到各区，区把任务分给各乡，乡分给各村，村直接按户、按人头下任务，农民愿卖也得卖，不愿卖也得卖。
更要命的是那个"统购"任务之高，以我的家乡成都市附近农村为例，农民平均每亩田就要卖"余粮"上等黄谷350市斤左右。而当时根本没有今天的什么高产良种稻，一亩田的产量也不过500来斤，卖了一半以上的"余粮"还有公粮任务必须上交，你说这农民不闹粮荒能行吗？这是"地主、反革命份子、坏人煽动少数落后群众闹粮"吗？这和去年的瓮安事件，最后贵州省委负责人都承认是当地官员之错，而官方媒体一上来动不动就是什么"不明真象的群众"被"坏人煽动起闹事"，真是如出一辙。怎么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的政府，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仍然是只知委过于民，而不"下诏罪己"呢？
为了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当时各地专门派了工作队，直接下到区、乡、村进行"督战"，软硬兼施。所谓"软"，就是讲大道理，进行政治宣传，说毛贼共产党领导你们翻身得解放，吃水不忘挖井人，要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等等等等，接着再哄，说"卖余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建设好了，以后耕田不用牛（用拖拉机），象苏联的农民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神话鬼话，天花乱坠。这时再选中农民中一、两个积极份子，或许以入团，或许以入党，或提拔当农村干部，或将来招工进城之类的空头支票。更在私下里对这些积极分子"透露"点"内部机密"说，"万一你们将来缺粮了，政府又可以返销一些粮给你们呀，所以这就叫统购统销嘛，未必共产党还会哄你们呀"？
农民当时确实还是相信党和政府的。更不知这些工作队干部只是为了他自己要完成任务保住饭碗，乃至升官便信口许愿，你农民将来有无饭吃与他们何相关。于是积极分子们便信以为真，出来带头表示响应政府卖余粮的号召，甚至还要超额多卖。其他农民谁还敢叫苦、反对，或说不卖？如果这一切"软"的都还不行，"硬"的就来了。俗话说"半夜吃柿子-----专挑软的捏"。农村中最"软"的莫过地主，富农，抓两个出来，或说他家私藏粮食（农民哪个家不藏一定储备粮？），或说他"不满统购统销造谣破坏"，或说他"煽动闹粮"……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咋说都行。于是弄来开大会批斗，公安局马上配合，当场逮捕。那时连逮捕证都不需要，一根绳子捆起拉走就行了。老实的农民早都吓呆了。当时有个和我父亲多年相识的老农民，到我家悄悄对我父亲说"到了这一步，莫说喊你卖粮食，喊你卖婆娘你也不敢不答应啊"！
这就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苛政、暴政下农民悲惨的处境！不过平心而论，统购统销虽然让农民受害不浅，但又还没弄到要饿死人，象三年大饿荒中"猫儿饿得舔磨子，老鼠饿得啃砖头"那样的惨景。因为当时农民手中毕竟还有些芋头、红薯、瓜果、蔬菜一类的东西，可以"抵挡"一阵子，到夏粮一出来，情况就缓解一些了。于是当时报上便大肆宣传"瓜、菜可代半年粮"，"红薯营养很丰富"。不过写文章的人，却不会去拿瓜菜红薯当饭吃，就像今天那些帮闭作家、文人大谈"下岗创业前景广阔"，他自己决不会去"示范"的"下"一回"岗"一样。
所以"统购统销"是毛贼准备掠夺农民的第一手小试牛刀，而"小试"之后，善良老实的中国农民，基本都逆来顺受了，反应并不强烈，更没在全国出现上万宗"群体性事件"。于是毛皇龙心大悦。"他老人家"一道道的"优惠套餐"就给农民端到桌上来了，从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而无偿劳动大炼"钢铁"，乃至收回自留地，不准搞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招比一招狠，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到这时，农民别说反抗，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所以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三十万人而风平浪静的、河南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大官人见此情景，不无得意地赞叹道："多么好的老百姓啊"！
如果您还没弄明白路大官人此言的"微言大义"，那么就请允许我套改一句诗人北岛先生著名的诗句送给您吧：
凶恶是凶恶者的通行证;
善良是善良者的墓志铭。
作者:
woshilai1
时间:
2009-3-8 09:08
标题: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叁千万人饿死的结果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叁千万人饿死的结果
作者:
woshilai1
时间:
2009-3-8 09:16
标题:
对毛的反感主要集中在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方面 他怎么了？
对毛的反感主要集中在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方面 他怎么了？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8 11:17
农民在共匪忽悠下甘愿为其作乱卖命，一土改，方才大呼上当。。
现在的处境更是不堪言 不堪言！
作者:
喝红茶的RAMBO
时间:
2009-3-8 11:23
在我们中国有些人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作者:
hlrzhang
时间:
2009-3-8 18:46
呵呵什么人崇拜什么人？？？
作者:
马川马马户
时间:
2009-3-10 15:47
标题:
毛贼玩林彪把自己玩成痴呆
萧良量
毛泽东做事从来不忌后果，张戎在调查12年后得出一个结论：毛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只爱他自己。
●毛对待自家人的态度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毛对待他母亲、妻子和儿子的态度。毛的母亲得淋巴结核，毛对母亲说，他希望在记忆里保存母亲健康美好的形象，所以在母亲快临终前、在最需要他分担痛苦的时候就离开了，再没有回过头。但是毛需要人到了什么程度呢，毛妾张玉凤生下孩子需要哺乳，可是毛一会儿假都不肯给她，不许她回家给孩子喂奶，这让张玉凤极度愤怒。
对于妻子就更不用说了，毛的第三个妻子贺子珍被强迫丢弃她的四个孩子，受重伤随时死亡的情况下，毛住在临村，却不曾看她一眼，事后也不曾看她。贺子珍在遭受多年的精神痛苦后死掉。毛的第二个妻子杨开慧于1930年被国民党处死，她曾在被捕入狱前留下最后一封遗书，信中充满了对毛的眷恋，以及对毛抛弃她和三个儿子的愤怒。这封信同时还展示出曾被共产主义所吸引的杨开慧，因为毛坚持杀掉自己的反对者，而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恐惧和厌恶。
●林彪看透毛──千万别让其相中
林彪是一个在中共内部少数能看透毛的人：毛既不能与他人同苦，更不能与他人同甘。靠近毛就等于是往虎口里送。所以林彪一直以身体不好为由，避开与毛走的太近。
反右斗争的第二年，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宋任穷、陶铸、粟裕、罗瑞卿上门祝贺。林彪不但不兴奋，还写了几句，重复二次：「晚年要平安，要避锋芒，要避政治，要避会议，要避聚会，要避润之，要避表态」。邓小平就是一开会就坐的离毛远远的，毛说什么自己听不见也就不会发表意见，也就少有祸上身。
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被迫成副统帅。
文革刚刚开始不到两个月，「万寿无疆」的毛突然决定要让国防部长林彪当「永远健康」。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林彪曾四次推辞当接班人，包括二次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林彪第二份报告上作了批示：「考虑甚久，惟有林彪最宜接班，请接受委托」。
「一句顶一万句」发话了，林彪感到大祸临头，他把毛泽东的批示报告撕碎扔进痰盂里，说了一句：「我不想倒在润之之前」。林彪看到了毛贼的骨子里。叶群令机要员退下，把报告捞出来，并在一起粘贴上，锁在保险柜内。
结果如何，全民都知道，无论在炕头、地头、街头、家里头，十几亿人每天早、中、晚三次挥动着「红宝书」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一九七O年林彪与毛意见相佐
一九七O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谈话时说：「党有个主席，一个国家也要有主席，人选要议一下。」
原来，中共政权不是没有国家主席的，原来的国家主席是在高层比毛威望高很多的刘少奇，那时政职比党职高，国家主席比党主席的职位高。毛是不允许任何人和他平起平坐的，更惶论比他高，于是毛贼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说穿了，就为了要革刘少奇的命，把拥护刘的人统统置于死地。
于是，刘少奇被毛贼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归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群体里去了。毛在文革中成功的把自己捧上中共的神坛，成了「红太阳」。谁还能当这个国家主席呢？谁还敢当这个国家主席呢？
一九七O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提出五点看法，「请主席指教：对文化大革命设一个时间；全面恢复党组织、政府部门、各机关企业、农村公社、社会秩序；抓战备，发展国民经济，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停止内战。党内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万多人的案例给以明确、宽恕处理。」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康生、江青三人阅，并批上：「阅后，可以坚持个人意见、立场。」
坚持个人意见、立场？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教训还没看够？这三个哪个也不觉的自己的脑袋长的太结实了，需要晃动晃动。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送林彪阅，附上「等候意见」，但「永远健康」林彪没答覆。只过了一天，在三十一日此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了。林彪看的很准的，他有什么意见都没用，都要按照「万寿无疆」的「既定方针办」，毛贼只不过是摸摸他的心思罢了。
一九七O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毛和在延安时一样，即使缺乏干部，他也毫不手软的制造AB团冤案，让被打到筋断骨折的干部哭声震天。
两天以后的一九七O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对周恩来、康生、纪登奎，就在党内上层展开对陈伯达检举、揭发事件听取意见时说：「中国马列主义理论家、主席的助手也反党，谁还有意见？」
是啊，毛贼的助手给他提意见就是反党，谁还敢有意见呢？其实陈伯达的老婆对毛贼看的很透，她在陈伯达红的发紫、当文革小组组长时，对那些奉承她、围着她转的人说：「今天陈伯达在位，你们这样对待我，他被打倒时，恐怕你们就不这样了」。不是她的话不幸言中，而是她和陈伯达都知道毛是怎样的一个人。毛的秘书田家英之死就不明不白。
过了一个月，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提议：「凡有关党主席的谈话、批示，凡有文件起草或决策案等，直接下达至政治局各委员」。
三天以后，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更明确自己的意图，加上：「经恩来转达至政治局各委员」
至此，毛把自己亲自树立的、但与自己意见相佐的副统帅林彪给架空了。
●一九七一年倒在「润之」之前
一九七一年二月，全国各级党组织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下一个该轮到谁呢？林彪看到了自己处于极端危险的边缘。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经周恩来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提出请辞，和妻子、子女回湖北家乡养病的要求，信中再次提及结束文革，恢复党、政、经济、社会正常秩序。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给林彪的答覆：「请辞不妥，恐会引发党内外混乱，你还是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我（毛泽东）不能接受请辞。养病为重。」毛泽东要把林彪请置于死地，而不是让林以身体衰弱的方式躲过死劫，和毛拼时间。
一周后，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转达毛泽东邀请林彪，身体可行的话，出席观赏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的烟花演出。林彪以不回答拒绝。
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晚，周恩来见毛泽东上天安门后，三次和林彪、叶群通话。最后，周恩来对林彪说：「能否看在我恩来恳求您的面子上，即来，否则影响太大、太大。问题我会尽力的。」周恩来能解决毛林之间的分歧吗？周自己还常常跪在毛面前痛哭流涕的恕罪和表忠心。
林彪比毛晚了二十三分钟到天安门城楼，又提前半小时离开。整个过程，未和毛泽东打招呼。林彪把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暴露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表明他对毛的极大反感。那个时候正是毛给自己造神造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有人悄悄的说：怎么林副主席不过去和毛主席打招呼呢？
建政前毛贼用各种手段暗杀有可能威胁他地位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共建政后，毛贼也没停手的整治「建国功臣」，因为毛在高层始终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毛心中总忐忑不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永远健康」终于倒在「万寿无疆」之前。林彪一家四口中的三口、老婆外加儿子，出走并坠机身亡在外蒙古温都尔汉。家中另一口是他的极度崇毛者、大女儿林豆豆（林立衡），扮演举报者。毛把林彪的座机打了下来。
●毛无法自圆其说
毛像往常一样，又杀了一个人，照杨开慧的话是，「毛坚持杀掉自己的反对者」。可是这一个人可不是以往的那些人，而是毛指定的「最亲密战友、副统帅」；毛泽东也不是以往的毛泽东，而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共党神坛祭拜的唯一的「神」。尽管林彪谋害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指定用来给全国人洗脑，但十几亿人第一次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毛神」最亲密战友怎么会要暗杀毛呢？若毛真是「高瞻远瞩」，怎么会看不出来林彪是个什么东西而把他放入党章，成为党的第二把手？
毛玩儿整人杀人，玩儿了一辈子，最后把自己玩儿进去了，连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都说：「「这种中央文件还不如不让人听，越听对毛主席越怀疑」。说林彪怎么坏都没有用，越把林彪描述成「鬼」」，毛贼越不是「神」。
毛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这种彻底的失败，毛的身体一下子垮了。
● 「以后不再丑化林彪」
捏造的历史到了某一天一定是要大白的。
2007年，中共建军80周年，中国军事博物馆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一身戎装的林彪像，赫然现身，引起轰动。官方报道说，要「实事求是」、「客观态度」、「尊重历史」云云。展览馆处长明确表示：「以后不再丑化林彪」。
这意味着至今挂在天安门上的中共「红太阳」生前利用权力丑化、陷害林彪。毛连自己「最亲密战友」都置于死地，更惶论其他人呢？但毛尸现在依然摆在纪念堂里供人膜拜。
中共的历史，按照它自己说的，就是毛泽东的「阳光雨露」滋润的过程，既然如此，中共的历史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评价？
作者:
glim
时间:
2009-3-12 13:01
标题:
学习泰森筒子的奋斗精神
扬子晚报3月12日报道 拳王泰森在比赛中咬下对手霍利菲尔德的耳朵曾震惊世界。昨天上午，南京龙江体育馆举行的全国男子自由式摔跤全国锦标赛暨十一运会预赛竟然出现了“中国泰森”，在一场60公斤级自由式摔跤的比赛中，新疆选手阿力别克在与甘肃选手叶尔兰别克·卡泰的第二局关键比赛中，一口将对手的胳膊内侧咬得血肉模糊，虽然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赛后仍然受到大赛的通告批评。
现场回放：
咬人方赢得胜利
昨天是比赛的第一天，虽然这是一场全国锦标赛，但是同时也是作为第十一届全运会预赛，因此各参赛队伍都显得十分重视，在早晨10点多一场60公斤级自由式摔跤的比赛中，新疆选手阿力别克与甘肃选手叶尔兰别克·卡泰交战。第二轮比赛中叶尔兰别克·卡泰以4比2领先，正在做一个有可能得分的翻背动作时，右胳膊正好贴在了阿力别克的嘴边。就在这时，让人惊愕的一幕出现了，阿力别克突然张开大嘴一口咬住了叶尔兰别克·卡泰的右手肘内侧，专注比赛的叶尔兰别克·卡泰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咬痛得大吼一声，同时也停止了翻背的动作，并试图甩开对手。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手咬了人之后居然没有停止比赛，而是反手将他摔倒在地，得到了2分，这时场上比分4比4，同时2分钟的比赛时间也随即完成，结果是咬人的新疆选手阿力别克以2比0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被咬方：
新疆队员下口太狠了
赛后，记者找到了被咬的甘肃选手叶尔兰别克·卡泰，在队友的陪伴下，他正在队医处给伤口上药。记者现场可以看到，杯口大的伤口上两排牙印十分明显，虽然已经经过队医的处理，但是伤口还在往外渗血。一旁陪伴他的队友心痛地说：“咬得也太狠了吧，以前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太恶劣了!”叶尔兰别克·卡泰告诉记者，当时被咬了以后自己疼得立刻泄了气，比赛也没办法继续下去，反而被对手扳倒取胜，自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但是考虑到下午还有比赛，加上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他也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按照自由式摔跤的比赛规则，每场比赛分两轮，每轮3分钟，如果在两轮比赛结束时双方得分相同或双方得分均未达到3分，将进行三分钟的加时赛。第一轮比赛新疆的阿力别克以6比0取得胜利，第二轮开局甘肃的叶尔兰别克以4比2领先，如果叶尔兰别克拿下这局，那么还有可能打加时赛，也许因此能取得比赛的胜利，甘肃队的教练红伟则对弟子的失利表示不满，他告诉记者：“我已经找了裁判长两次，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没办法，只好接受现实吧。”
咬人方：
我们不是恶意动口
咬人事件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恶性事件，但是咬人方新疆队的反应却是很“正常”，赛后记者找到新疆队的教练但是被拒之门外，反倒是新疆摔跤中心的刘主任主动跟记者联系。谈到自己的队员咬人，刘主任表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队员也不存在恶意伤人，正好在发力的时候一咬牙一使劲就咬到对方了。”而也许是实力上两人有所差距，刘主任表示：“比赛结果我们看也没有问题，我们这个队员实力本身就比他们强一些，而且第一局是我们赢了，领先情况下发生这种事，对结果没什么影响。”记者随后了解到，和没有参加过全运会的甘肃的叶尔兰别克·卡泰相比，新疆队的阿力别克在四年前的上一届全运会上拿了第四名的成绩，而这一次据说是冲着奖牌而来，那么在预赛第二局落后的情况下这一咬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虽说不承认是恶意咬人，但是新疆队的善后工作做得还算是比较完善，刘主任表示：“比赛结束后我们去探望了被咬伤的甘肃队员，也让我们的队员给他们赔礼道歉了。而在接到大会的处罚通知之后，我们立刻写了两份检查，咬人我们知道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尽力配合把善后的工作做好。”
裁判方：
通告批评加书面检查
从事件本身来看，“咬人”这一行为无论在任何比赛中都属于恶意犯规，但是在这场全运会预赛的60公斤级的比赛中却没有裁判现场给出红牌或者黄牌的判罚，而是在比赛结束，咬人的新疆队取胜之后才在广播中给予通知。虽然当时比赛结束后，记者看到场内的裁判长和几位裁判正在观看录像回放，很快，大会便通过广播通告了对新疆队的处罚——通告批评加书面检查，而对比赛的结果却没有任何改变。
对于最终的处罚，本次比赛的裁判长张云保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咬人的队员嘴部正好被对方的胳膊挡住，现场裁判无法看到清楚的动作，而在赛后录像回放中也因为角度问题看不清咬人的过程，因此出于多方考虑，加上比赛已经结束，所以决定不改变比赛结果，而给予批评教育处理。通过这个突发事件，他们也于昨晚紧急召开了各队的教练员会议，对于现场判罚问题进行了强调，他表示“比赛现场对于判罚问题有疑问，教练员可以提出申诉，申诉成功将给予现场的裁判以红牌、黄牌、警告等方式处理，申诉不成功则将对申诉的队伍进行红牌、黄牌、警告等方式处理”。
(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
作者:
驯马驴
时间:
2009-3-26 19:59
标题:
毛贼东两次被捕出卖同志，“四人帮”中三个是“叛徒”
(博讯2007年3月0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以下三篇文章值得所有关心中共的人们一读。
凡是在中共“红旗”下培养出来的人，都知道中共一贯宣传的做人原则；在敌人面前必须宁死不屈，决不可以屈膝投降，从狗洞里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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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原则下，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共战俘，回国以后遭受到残酷的待遇。有位在大陆被关押二十多年的右派份子，于1983年刑满释放。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他到台湾后以“立山”笔名在《联合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回忆他在大陆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篇叙述了他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门外新生路十五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待决犯看守所里所见到的情形：
“靠南当时关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愿军，他们是被联合国军俘虏后，在板门店换俘时本来想去台湾，经中共政工人员晓以既往不咎的“大义”，发生动摇，改变初衷回来的。但一过鸭绿江就关起来，凡是手臂上纹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党团员分成一堆，干部按排连营团分别集中，然后分开关押在抚顺、北京二地交代问题。”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发现广场停满了苏式嘎斯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武装士兵，被五花大绑的志愿军被拉上卡车插上罪幡，拴紧脖子，车子悄悄开出广场。有人数了一下共二百辆囚车，二十辆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广场四周布满岗哨，有人说三个月前也处决过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号时关有二千多人，全部处决后我曾见有人替他们收拾留下来的政治学习资料和衣物。”
但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在中共最高层，通行的却是另外一个原则：屈膝求放。
以前众所周知，刘少奇、周恩来曾经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指控有“投敌自首”的“历史问题”，前些年开始，“四人帮”又被证明有“叛徒”历史问题，（见下面的第三篇文章），而近来，毛贼东两次被捕、出卖同志的历史真相，又开始大白于天下。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下面第一篇文章对毛贼东的第一次被捕，进行了详细而慎密的考证，在世界上第一次做出结论：毛贼东在其第一次被捕中曾经出卖的同志，危害了当时的中共“革命”。
第二篇文章揭密的毛贼东的第二次被捕，虽然令人跌破眼镜，但目前仍旧处于半保密状态，有关人员虽然抖露出星毛鳞角，但详情仍旧处于保密状态。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因为散布毛贼东出卖革命的知情人，如果身在中共大陆，肯定会被灭口。老奸巨猾的樊崧甫在应中央军委要求写材料回顾毛贼东被捕之事，绝对是好话说尽，不敢揭露毛贼东的丑陋真相。
作者:
驯马驴
时间:
2009-3-26 20:01
一，
毛贼东有没有被捕降敌,出卖了同党?(ZT)
文章来源:
http://www.180.co.nz/bbs/viewthread.php?tid=8087
关于毛贼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过去很少有人怀疑，更少人甚至不见有人提出过“异议”，其原因可能是欧美政党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脱党并不认为是名节大事，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资料引起人们对毛贼东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贼东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况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无人敢去议论，党外和国外人士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连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签署王健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传于世的毛贼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现将该书有关章节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记下毛贼东的谈话是这样：
“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剎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贼东不厌其详的谈逃脱后的惊险场面，他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毛贼东脱逃后的情形，经斯诺写出是这样：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贼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贼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一九二七年毛贼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过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暴徒。以后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增加记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贼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贼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贼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贼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总的儿子对毛贼东遭受挫折后仍然上井冈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谁也不能肯定。
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说：我们长期住在香港的人，对中共历史和毛贼东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十分关心，许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见。时间长了，有些香港人回内地或内地人到香港，或内地亲邻来信，知道内地人民受中共迫害，对照香港一些报刊记载，证实无误，使人不能不信。内地每次政治运动的开展，香港人大都为内地亲友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祸福吉凶，谁被枪毙，谁被逼死，香港人总为内地亲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期间，内地逃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内地亲友来信要米、要油、要肉，还有用血签名哀求速寄，这自然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内地“土改”，“村村见血”——杀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
“肃反”时期，广州一天杀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摇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贼东的为人和毛贼东的书，我们很少看也不关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动了香港，日益增多的从内地逃来的人，将有关毛贼东残暴和荒唐的故事说出来，特别是彭德怀、刘少奇、陶铸等人的被害，使我们对毛贼东为人的无情无义，逐渐由憎恶变成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听到关于毛贼东被捕的实况，回美国和我谈论不止一次，我们总觉得太简略，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做调查的人和调查的对象，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书面文字可证，很容易被中共指为“造谣”或“诬蔑”，我们一直把它存在记忆的资料库里没有写出来。有时，和朋友谈起，许多朋友都说这资料对毛贼东的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证，我们觉得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为敌，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对毛贼东粉饰自己被捕的丑事，而对别人“脱党”却用最高标准去要求，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主义还苛刻十倍，以无上的清规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并有功人员，甚至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诱供逼供捏造罪证无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难以数计。道义和良心使我们经常想起“毛贼东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时上图书馆看报看书，才发现有几本记述毛贼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贼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于是，我们把它做为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国后，我们将复印资料对证我们的记忆。反复加以研究论证，现将我们复印的书籍资料简单介绍于下：
第一种资料：胡长水、李瑗《毛贼东之路：横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称：“安源会议后，毛贼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按：将胡长水、李瑗记载对比毛贼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是出发前毛贼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且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贼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贼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敷衍，但这一资料多于毛贼东谈话的那些事实，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种资料：杨庆旺著《毛贼东指点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称：“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九月六日，毛贼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按：这一资料虽然简略，但记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县委书记，这和老文书所讲同党有做县长的，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这资料提到浏阳活动的工农义勇队后来活动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贼东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张家坊在浏阳和铜鼓之间，毛贼东在张家坊被捕后，自己说是到农民武装部队去，怎么又会走往戒备森严的铜鼓县城？这只能理解为没有逃脱而是被押解去铜鼓县城里去的。
第三种资料：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第七十一页称：“九月十一日，毛贼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贼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贼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贼东一人赴铜鼓。十日，毛贼东同志来铜鼓。”
按：这一资料是四大册，第一册序言说：“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等组织编辑，材料早就准备，后改为李新和陈铁健来主编”，说明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组织出版的书籍，笔下褒贬当然具有纯正的中共“党性”，一字一句不会随便出轨，直书“毛贼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没有详细叙述毛怎样脱险，潘又怎样入狱，干脆用十二字写出，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一个最合理的推断是笔者占有许多资料，因为自己的“党性”关系和党内地位，不敢明言，但历史事实具在，不好粉饰，用十二字写出，让读者看其中的因果关系，即毛的脱险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狱”是“果”，这就印证团总儿子所说的“立功”，是有“丰富”的具体内容的。
第四种资料：赵大义、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贼东》第七六至七七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贼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贼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贼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贼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贼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贼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按：第四种资料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叙事脉胳不清，文笔拙劣，把一场政治斗争写得如同儿戏，但他们的资料来源当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贼东他们拿安源煤矿的证明，即和我们所举的第一种资料相同。还有，毛贼东走了后，潘心源还没有走，还在那里吵闹，即使真实的事实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们引的上述第三种资料相同的。我们估计：潘心源这个人在中共占领全部大陆后可能还没有死，但毛贼东没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没有在中共报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写过什么，我们亦无法找到。在毛贼东坐上北京宝座权势冲天时，他只有歌功颂德的一条路可走。第四种资料把潘心源写得活灵活现，也许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统治大陆后的自我交代资料，他强调他掩护毛贼东的功绩向毛贼东求饶献媚，不敢也不会揭发毛贼东的出卖，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说明潘在毛逃后还未脱身这一基本事实。再有，第四种资料提出潘心源之外，还提到一个人名叫易学铁，另一个人名叫易子义，我们不知道这易学铁是否即易子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书所说毛贼东“供出了好几个同党”，并非虚构，而是铁的事实。这也证明了第一种资料“毛贼东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贼东被捕后出卖了潘心源和易学铁或易子义等等，铁定事实，毛贼东即使未死，亦难狡辩。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毛贼东自己所说的“被捕急智脱逃”的故事，是粉饰自己欺世欺人的行为。
作者:
驯马驴
时间:
2009-3-26 20:02
中共建国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贼东当年对抓他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象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还是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提高了团丁的阶级觉悟，在放毛贼东逃跑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这篇谈话在毛贼东的湖南湘潭故居纪念馆有存稿展出，香港刘济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约两百多字，无须在这里写出。我们估计：这篇谈话是毛贼东本人后来化精神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我们和几个朋友研究了这篇谈话，并找几个湖南籍的朋友参加，认为谈话的语法和语气，完全和毛贼东生前谈话口气和著作风格相同。为什么“被捕脱逃”事件，毛贼东本人和中共的党棍子笔杆子如此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是维护伟大领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尽管怎样多方维护，乱真的假货，总会被人识破。用“文革”语句来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历史上多少疑案，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发覆钩沉，最终都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仅从毛贼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贼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我们对毛贼东和斯诺谈话有关“被捕脱逃”的疑点提问于下：
第一、毛贼东谈话只说当时被抓的人只他一个，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动并同时被抓，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我”是自己一人，而“我们”是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识。毛贼东只提“我”不提“我们”，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和斯诺如此谈，和斯诺谈话以前与他人谈话，包括党内交代，都是用“我”，一贯用来，不好改变也不想改变。当时，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为潘心源、易学铁还有易子义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无人对证，所以胆大妄为，既不脸红，也不心怯，这是道德坠落人格卑劣的表现，能骗则骗，只要骗人能对自己有利，对这样的人即使大骂一顿亦有何用。对他鄙夷一笑，亦觉得不值。
第二、毛贼东对斯诺谈话，没有说出拿多少银圆贿赂团丁，但“贿赂”一事是他着力强调的，他忘记了在他被捕以后，他已是民团的俘虏，他身上的钱财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体，都是民团的捕获物。照例，在检查时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要打要押，权在民团头头手里。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贿赂，没有上峰开口，他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人，
卒然之间亦难齐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级部队去，可以立功受奖，不担释放犯人的查办风险，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就被捕者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自己行动和放言高论的自由，乱走几步，多说几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三、毛贼东说“士兵答应放我，而队长却不肯”，他没有说明一个士兵或几个士兵或全体士兵，也没有说明队长后来怎么能够同意，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真事，还是在说童话故事。象这样的事，没有士兵商量和队长同意的复杂过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贼东意图骗人，可是又骗得不合情理，人们会问：用什么魔术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贿赂？他们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队长由不肯而变为肯，原因何在？不说明其中理由和经过原由，人们永远难以相信。毛贼东喜欢读《西游记》，是否在编造这个“脱逃”故事时，也想过齐天大圣使用过的定身法和动心术的神力。
第四、毛贼东被捕时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而捕他的士兵却是一队，有队长率领，至少十余人，不会是一两个。算他十个罢，几十块钱由十几个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队长多少？给少了，队长会肯吗？更可疑的问题是：士兵接受毛贼东的贿赂，却又给毛贼东留下七块钱做为“盘缠”路费一路走去，真是怪事！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队长，如此大发慈悲。不如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提高了团丁众士兵们的阶级觉悟，使毛贼东不仅得到脱逃，而且一路有“七块钱”路费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如何？只有毛贼东自己一人知道。我们推测：这“七块钱”路费，不是士兵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贼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司令特意送毛贼东的。毛贼东对斯诺谈话，假话连篇，只有这“七块钱”的事是真话。
第五、毛贼东对斯诺谈话关于他逃走以后的事说得非常详细，简直不厌其详，比民团抓他以后和逃跑以前的事详细数倍，如说：“我走到一处高地，那是在一个水塘的上端，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这段描述连细节亦不遗漏，很明显的是毛贼东为了掩饰脱逃神话，而着意捏造出来用以搪塞他脱逃的隐秘的。他原来是被绳子绑住的，怎能挣脱？毛贼东是被绑着的一个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数。即使两个士兵押解一个绑着的犯人，都很难挣脱，何况士兵手里有枪，队长手里也不会没有枪，如果枪响，逃犯很少不会被射中。既然是贿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赶。追赶不上竟至费时费力强迫农民参加，不是故意白费力气。农民没有接受贿赂，搜寻时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出逃犯藏身之处，那才是怪事。除非毛贼东有遮眼法，神通广大，否则，那些士兵、农民、包括队长在内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斯诺是个记者，自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贼东。一个从大陆移民来美国的朋友说，他也曾对毛贼东这次谈话怀疑过，只是不敢提出；又说，如果照中共“审干”、“肃反”以及文革时期“揪叛徒”方式来审问毛贼东，不“磕烂狗头”（一种严刑拷打的讯问形式）才怪。一般人见毛贼东后来上了井冈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銮宝座，认为“被捕脱逃”事件在他整个历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时找不到有关新的资料，管不了那么多。如今在斯诺的《西行慢记》有关的资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边区小学教师的调查，以及胡长水、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种资料，有主证也有旁证，毛贼东重要关键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贼东统治时期，这样的问题，不被毛贼东抓去枪毙，也会死在打手们的拳脚之下，死于不见血的“非命”。说来一个有“被捕降敌”的重要历史关键问题的人，却用“抓叛徒”的名义和由头，对付政敌并害死成千上万的人，这真是历史的滑稽戏。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成为专制极权寡头，他就为所欲为。说来，专制极权不仅使人腐败，而且使人凶残。
为了进一步找寻毛贼东“被捕降敌”后果，我们从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各地方找寻资料，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晋著《毛贼东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冯治军著《林彪与毛贼东》（香港皇福图书）、《龚楚将军回忆录》（明镜月报社）、《国民革命战役史》（中华民国八二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陈诚署名、台湾出版）等约三十多种，不能一一列出。经过综合比较，参详剔抉，我们发现：毛贼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作者:
驯马驴
时间:
2009-3-26 20:03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华北军阀震慑，汪精卫把持武汉政府，号召“向左转”。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吃派饭”，“到小姐牙床上睡觉”，毛贼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几处地方组织暴动，农民运动兴盛，商旅吓惧，商店关门，生产丢荒。长沙市的暴动被当时中外报纸记下来的情况是：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到处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绅，戴高帽游行，就地惩罚（枪毙），长沙名士叶德辉就是因为作了一首对联被枪毙的。（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四七页直荀《马日事忆的回忆》：叶德辉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国民军地方军队奋起反击，著名的“马日事变”（即五月二十日电报号码日期），即由许克祥团长发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何键的支持，从长沙扩大到附近各县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机关。中共中央为应付新形势，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贼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共同负责领导秋收起义事宜。
毛贼东有重任在身，照理应剑及履及赶紧行动起来。可是，事实不然，他于八月十二日回到长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看望比他先期回板仓的爱妻杨开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省委提出组织长沙暴动。夺占湖南，实行土地革命，与中央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实暴动计划，以长沙为暴动中心，包括浏阳、醴陵、平江、安源、岳州等县。国民党军政防范暴动日久松懈，向下级示警；中共中央的“马同志”（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页）则致函中共中央：“长沙迟迟不动，是给湘东及鄂南暴动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机关刊物《布林塞维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贼东的好友柳直荀）的《马日事变的回忆》，则将共产党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归咎于共产党“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这次暴动迟缓在长沙不能得手，才决定组织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贼东为书记前往湘赣边界。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革命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奉中共中央命令带动部分枪兵参加起义，加上湘东一些县市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矿警，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总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即进攻长沙；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取包围姿势；第三团由铜陵向浏阳进攻，攻占浏阳然后三路会师挺进长沙，后又收一些散兵与民兵为第四团，企图在各县农民及长沙市工人暴动力量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夺占长沙，“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毛贼东于八月三十一日才离开长沙。这时，第一团已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第二团进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团正在冲向浏阳。毛贼东身为前委书记，应该迅速与前敌总指挥身在第一团的卢德铭汇合，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毛贼东却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去铜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现在，事过境迁，当事人与事变经过都已无法调查，即使调查，在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也难寻得事实真相，只好让中共为毛贼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好在中共篡改历史以假乱真多的是。
根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毛贼东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一日期，是国府资料和中共记载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义”的失败，中共出版的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订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湾出版的陈诚签署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则订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据中共记载：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团取道长寿卫，正当进军的时候，国军在平江增兵一个团堵击第一团，约第四团一起进攻平江，不料第四团于平江金坪叛变，突袭第一团，使第一团损失惨重。第二团于浏阳遭优势敌军围攻，损失大半，残部败退文家市。第三团遭唐生智部两个团夹击，退往浏阳上坪，据香港出版冯治军著《林彪与毛贼东》统计：第一团从九月九日起义，只坚持了两天；第二团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坚持了六天；第三团从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败，只坚持了三天。参加秋收起义的何长工回忆录，只承认中共当时还相当幼稚。推脱起义失败的责任，是否和毛贼东被捕有关，换句话说，毛贼东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义”的失败，其中有无政治交易，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去设想：
第一、毛贼东被捕后，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是铁定的事实。毛贼东脱险，潘心源、易子义等还在押，也是铁定的事实。毛贼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贼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毛贼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贼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第二、一般行军都有特定的任务，不会随便改变，除非上级根据特定情报或有突发意图，而上级的突发意图也往往是根据特定情报才改变的。国军在平江增兵，显然是一种突发行动，没有的确讯息，不会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动，正是在毛贼东被捕以后发生的，国军情报从那里来，不迟不早正是毛贼东被捕时候？
第三、毛贼东释放后不去第一团，为什么却轻而易举地很快跑到第二团和第三团，这种选择应有一个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团将会损兵折将在敌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况下才决定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知道对第三团无兵可以增堵，才让毛贼东“顺利”进入第三团去。据他自己对斯诺谈话，当时他只是单身一人逃亡，为什么一路顺利没有别的团队检查，他又是从何处得到讯息才下定决心去第二团的。
第四、第四团叛变当然不是一两人的决定，而是一团人由团长率领突袭第一团，其叛变责任，由团长负责，但团长又是谁指使，而且，不早不迟，正是毛贼东被捕以后紧接发生，这中间必有原因，是否和毛贼东被捕扯上关系，不能臆断。但据一个叫陈国钧的人回忆：九月十七日，毛贼东在浏阳的上坪，与第一团败退下来的残部汇合，没有商议对叛变的第四团进行反击报复，也没有重振旗鼓对付国军围堵，起义军的师长余丽度等提出“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都被毛贼东坚决否定，决定迅速撤兵，沿罗霄山脉南移，向井冈山奔去。毛贼东后来强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还有人员七百人多，枪枝五百余，有可能用以反败为胜，至少也可以挣扎一阵，何至于灰溜溜地向不熟悉的匪窝“井冈山”逃去。当时，毛贼东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设想，这中间大有可能是他和国军有“默契”，否则，是毛贼东吓破了胆，二者必居其一，但这样正好玉成了他后来拥兵称尊的胜利。说来，也是历史的吊诡。
最后，可以总结：毛贼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也许有人要问：毛贼东被捕有出卖行为，为什么又拖队伍上井冈山去？经过研究和多方讨论，大家认为并不奇怪。第一、毛贼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是中央一级人物，他对这种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恋。如果公开站在国军这方面来，起码得矮三级。第二，我们不否认毛贼东当时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不否认当时国民党北伐刚刚打赢南半个中国，统治刚刚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头站到国军方面来，只有采取“权变”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当时，毛贼东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在长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并得到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援，毛贼东如果公开叛变，则他的妻儿很可能遭中共报复，演出后来顾顺章全家被中共所杀无一乃遗的惨剧，这是毛贼东不能不考虑的。第四，正因为毛贼东当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国军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杀他。在军伐割据山头林立的时候，不同地区大小军阀之间，有“以邻为壑”的思想，并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产党员出境，以图境内清靖，毛贼东正是在江西境内逃向井冈山的。《三国演义》记曹操行刺被董卓发觉，于是改口说是“献刀“，得以脱逃。毛贼东熟读《三国演义》，当时正是运用曹操妙技脱身，不过他献的不是宝刀，而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易子义等，另加成千上万的暴动武装。
作者:
驯马驴
时间:
2009-3-26 20:05
二，
吴越：关于毛贼东第二次被捕的秘密
作者 : 吴越,
發表時間：3/7/2007
一、为陈公的事去找樊公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陈佑华(解放前上海市黄浦区区长)打电话来，约我到他家吃晚饭。我早早地就去了，为的是可以跟他多说一会儿话。
陈太太和大阿姐都不在家。问起来，才知道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去了金华，任务则是一样的：卖房子。陈老在南京有三处房产，在金华有一处房产。问他为什么急于出售，陈老长叹了一口气儿，心情沉重地说：“从迹象上判断，我的处境不怎么美妙呢！共产党口头上说的是要搞统一战线，实际上是缓兵之计，最终还是要把我们这些历史上反对过他们的老家伙赶尽杀绝呀！我们上海房地产部门，一共八个民革成员，已经有六个不知道下落了，现在只剩下我和樊公(樊崧甫，字哲山，国民党军长，上将军衔)两个。哲山还是老脾气，一身傲骨，宁折不弯，什么都不在乎，近来连班都不上了，也不知道在家里干些什么。他杀人如麻，我杀人也不少哇！可是回顾自己一生，‘滥杀无辜’的事情，好像还没有过。当年国民党执政，共产党是要造反的‘匪’，按照当时的法律，必然是‘杀无赦’的。我们执行命令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职业犯，这和国共两军在战场上厮杀拼命是一个道理，无非各为其主而已；如今共产党执政，国民党成了‘匪’，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成了‘反革命’，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既可以‘杀无赦’，也可以作为‘统战对象’养起来。怎么处理，人嘴两片皮，怎么说都有理，这就是‘辩证法’。当年李济深、黄绍竑再三劝我留在大陆，跟他们一起组织民革，跟共产党搞统一战线，为祖国、为人民做点儿好事。当时想想，他们的话很有道理，自己一生作恶多端，罪孽深重，晚年醒悟过来，能保持晚节，也不算迟，所以拒绝了二陈(指陈立夫、陈果夫)的频频召唤，没去台湾。现在看起来，似乎想得过于天真了些，把共产党的胸怀也看得过于宽阔了一些。别说是我这样的人了，就是李济深、黄绍竑他们，也是有职无权，不过是个摆设，弄得不好，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谈何保护我们这些小兄弟？何况他们远在北京，就是有力量保护，也是鞭长莫及。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在劫难逃，也不幻想共产党能够对我慈悲。我们军校出身的人，视死如归，倒还做得到，什么时候拉出去杀头，眉头皱一下的都不是好汉。不过这不等于我们这些人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儿女之爱。我的几个孩子还都太小，也不怎么懂事。我打发她们去处理房产，就是想在我入狱以前，把房子变成金子，存进孩子们的户头里，也好让她们继续求学，不至于流落街头。一旦被捕，如果把我的房产都定为敌产加以没收，就晚了一步了。今天把你请来，就是想借重你，万一我出事儿了，给我办理一下善后事宜：赶紧给我太太打一个加急电报，叫她尽快把房产处理掉，不要计较房价的高低。我已经是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死不足惜，只要孩子们都能长大成人，都有谋生的技能，不再参与党政之争，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我嗯嗯地应着，心里在想：我虽然没有参加党政之争，命运还不是一样？彼此都是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人，还不知道谁先进监狱呢！不过这时候跟他说这个，徒增烦恼；说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安慰他，与事无补，所以干脆什么也不说，只请他放心，只要我在，他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定尽我力量帮他妥善处理。
草草吃过晚饭，就告辞匆匆回到家里。心情不好，一连几天没有出门。星期四晚上九点多钟，大小姐打电话来说：爸爸一早去上班，直到现在没有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那不愉快的事情果然来了？我叫她不要着急，我马上过去。放下话筒，跟家里交待了几句，就跑下楼去，喊了一辆三轮车，直奔茂名南路。
我到陈家，已经过了晚十点，陈老还是没有消息。三个孩子加上一个小大姐儿桂英围着圆桌坐了半圈儿，八只眼睛睁得老大地盯着我，要我拿主意。我先打个电话到陈老的单位地政局去问，传达室的人说：他值的是夜班，白天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估计陈老准是出事儿了。共产党抓人，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公开抓人，警车呼啸，警察出动，手枪、手铐一起亮出，弄得四邻八舍人人皆知；秘密逮捕，只说请你到党委办公室或人事处有点儿事儿，一去就不回头了。我估计陈老已经秘密被捕，就按照他事先的吩咐，以大小姐的名义草拟了一张电文，给她们看过，准备自己立即到电报局去发，叫她们不要着急，今天太晚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只好先休息，明天一早让大小姐到地政局去找党委问清情况，再作处置。几个孩子都是没经历过大事的，除了会抹眼泪，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陈家，打发大小姐到地政局去，二小姐非一起去不可，只好让她也跟着。我和桂英、少爷坐在家里听消息。十点钟左右，两位小姐回来了，进门就哭，说是见到了党委书记，证实陈老是下午四点被叫到市府人事局去谈话的，到那里就宣布逮捕，如今关押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估计可能在车站路监狱里。党委书记还说：这事情事先他也不知道，还是今天早上上班才接到通知的，正想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两位小姐就到了。
我知道，上海有三座监狱：车站路监狱专门关押比较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思南路监狱关押一般刑事犯，提篮桥监狱则关押比较轻的反革命和比较重的刑事犯。陈老既然被关在车站路监狱，可见问题是严重的。这座监狱不许家属探视，但可以送东西。我让桂英收拾出陈老的换洗衣服和毛巾、肥皂、牙膏、牙刷之类，包成一包儿，叫大小姐送去。二小姐依旧跟着。直到十二点钟过后，两位小姐回来，说是东西送到车站路监狱大门口，传达室翻了名单，检查了东西，就收下了。──这叫投石问路，至少知道陈老关押的地方了。
一直到星期六下午，陈太太才回上海。我问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她说：“三处房屋，都有了买主，只是价钱和条件怎么也说不拢。因为先生有话在先，第一，无论如何要把房子卖出去，第二，最好要条子。如今银行里条子有牌价，可是只进不出，买主一听要条子，价钱压了一半儿还多。我正犹豫，接到电报，只好拿人参当萝卜干儿卖，贱价处理了，这才回来。”我问她陈老的事情怎么办，她就说：“先生的意思，是把房子卖了留给孩子们读书，他自己豁出去了。我想孩子们都不会这样没良心，要钱不要爸爸。哪怕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把先生赎出来。只是我和共产党官场没有来往，这事儿还要你出面替我去办。”
我苦笑一声：“共产党不比国民党，凡是牵扯到政治问题的案子，花钱是赎不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请求民革组织出面，以统战对象为理由，争取宽大处理。陈老是李济深和黄绍竑动员他留在大陆的，如今共产党要拿他当反革命，民革总不能袖手旁观吧？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樊崧甫，通过他才能跟北京联系上。另外，吴山(字一峰，樊崧甫的同乡，曾任樊的军法处处长，解放后兼任樊的私人秘书)先生通过民革市委的推荐，现在在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当律师，还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小组一共九个人，只有他一个不是党员，可见政府对他还是比较重视的。明天是星期日，我也去看看他。如今他也是司法界人士，这方面的政策、消息，总比咱们知道得多一些。”
事情也只能商量到这里为止。
星期日一早，我先到川公路去看吴先生，但还是晚了一步，他已经到樊崧甫家里去了。据师母说，他近来天天下班就到樊家去，都要到很晚才回来。星期日整天都在樊家，说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我心里纳闷儿：陈老也说，樊崧甫已经好久不上班了，结合吴师母刚才说的，难道樊崧甫也要出问题了不成？要是连他也难幸免，陈老的这场劫难，恐怕再也躲不过去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赶到樊公馆。樊夫人出来开门，看见是我，一面说我好久没来了，一面又面有难色地对我说：“哲山近来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办，任何客人都不见。”我反问她：“那么吴山先生怎么天天来呢？”她苦笑一声说：“吴先生是来帮哲山办事儿的呀！”我告诉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打搅一下樊先生。陈佑华陈先生前天被捕了。”樊夫人也吃了一惊：“那你等一下，我去给你问一声。”
我只好站在楼下等，心里有些反感：樊、陈两家关系不比一般，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情，难道还要通报么？”
正想着，樊夫人在楼上招呼我。我急忙登楼，只见樊、吴两位隔着写字台一人端坐一边儿，桌子上摊满了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见我进门，同时问我陈老的事情。我详细说了。樊崧甫连连叹气，说近来形势确实非常紧张，不过他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到民革上海市委，同时写信给李济深和黄绍竑。陈佑华的历史，和他樊崧甫一样，是尽人皆知的，无所谓隐瞒，既然已经列为统战对象，就不应该算老账。怕就怕他还有秘密身份没有说清楚，或者解放以后还有新的反革命活动，那可是谁也没有力量保他了。我说：“据我所知，他的历史问题是已经写过材料交待清楚了的，是不是还有秘密身份没有交待，这个我可说不清楚；至于解放以后是不是还有反革命活动，我估计不会。因为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对党政之争十分厌倦甚至反感，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要说跟国民党的联系，倒是确实有过，那就是陈立夫、陈果夫曾经派人到上海来跟他接头，要他到台湾去。他听李济深和黄绍竑的话，留了下来组织民革，连面都没去见。应该说，他这样做是对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吴先生摇了摇头，把话接了过去说：“你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按共产党的说法，这就是大错而特错了：他明知道特务混进大陆来了，怎么不向组织上反映，一网打尽呢？”
我说：“两方面都是朋友，即便分手，总也不能干卖友求荣的事儿吧？”
吴先生说：“这可就是立场问题，也就是新的罪行了。按照统战政策，既往可以不咎，但绝不许有新的活动，一旦发现，两罪俱罚，加重处理。”
樊崧甫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有什么新的罪，那就是国家副主席说情，也没有用了。当然事情不一定就是这样。也许这事儿他已经向组织交待过了，也许这事儿至今组织上还不知道。总之，是要先弄清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可以考虑怎么营救他。”
吴先生说：“按照陈佑华的历史罪恶，处理起来，伸缩性很大，多则判二十年、无期，中则十五年、十年，轻则五年，轻重的关键，在于解放后的表现，特别是被捕后的坦白程度。从政策上说，凡是判处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罪，要没收财产，如果只判五年徒刑，财产可以不没收。事到如今，只能尽量争取从轻处理，争取不没收财产，就算万幸了。”
我一听，最轻也要判处五年徒刑，心里凉了半截儿。陈老已经年过花甲，享福惯了，五年牢狱生活，他能不能平安度过，恐怕都很难说。但事情也暂时只能商量到这里为止。
谈完了陈老的事情，我忽然想起吴师母和樊夫人说的话来，就问樊崧甫有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既不去上班，也不会见任何客人。樊崧甫还没回答，吴先生却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儿与你不相干。你自己的事儿加上陈家的事情，就够你忙一阵子的了，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还是别操那么多心的好。”
我碰了一鼻子灰，白了吴先生一眼，有点儿不高兴。樊崧甫觉察到了，笑了笑说：“你别怪一峰说话不客气，实在是这事情非比一般，保密程度，已经超过了国家一级……”
“那么是世界级绝密啰？”我横插一句。
“不妨可以这么说吧！”他点了点头。“即便不是世界级绝密，至少也是国家级保密事件。我估计，这件事情，至少三十年之内，是不会公开的。”他沉默了半晌，突然问：“你听说过毛贼东被捕的事情么？”
我笑了起来：“毛贼东一九二七年曾经被捕，被判了死刑，就在押赴刑场的半路上，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大洋贿赂了行刑刽子手，买回来一条性命。这件事情，即便不是人人皆知，至少已经不属于保密的范畴，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他神色严肃地表白：“我说的是他当了中华苏维埃主席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蒋介石围剿江西苏区以后。”
我一愣：“五次围剿以后，中央红军就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他成了中共红军的总头目，怎么可能被捕？被谁逮捕了？”
吴先生急忙用眼色阻止，樊崧甫分明看见，却管自说下去：“当然是我啰，要不然，我们两个何至于天天为这事儿绞脑汁儿伤脑筋？”回过头去，又对吴山先生说：“我是故意说给他知道的。咱们两个，第一是都老了，第二是都有可能为这件事儿卷进去，有一个第三者知道，不见得是坏事儿。我对阿庆还是信得过的。万一咱们俩为这事儿掉了脑袋，至少也还有一个人知道是死在谁的手上嘛。”
我睁大了眼睛：“有这么严重？”
他慢慢地说：“这种事儿，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你害怕了？”
我连忙说：“我才不怕哩！一个人一生只能死一回，我不是已经死过一回了么？”
“那我就临死再拉一个垫背的吧。简单地说，就是半个月以前，一辆汽车在我家门口停下，进来两个高级军官，拿着中央军委的介绍信，没有通过任何部门，直接来找我，开口就问我当年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是不是逮捕过毛贼东。一句话把我闷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事儿，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和毛贼东两个人知道，是我们俩人之间的绝对秘密，没想到突然有人来问起我这件事情，既然我没说过，可见毛贼东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是要找我算这一笔老账？还是要我给他证明这一段历史？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最后狠了狠心，点头说是有这么回事儿。他们两个也不多说，只叫我把这一段往事如实写出来，他们过一个月再来取。我把一峰找来商量对策，他的意见是：既然毛贼东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保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对策只有一条，那就是一切照实写，绝不杜撰。写出来了，这是一段历史。他要杀人灭口，也只好听他的高兴了。难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具体细节，要仔细回忆，怎样措辞，要慎重斟酌。这半个多月来，我是闭门谢客，天天在家里冥思苦想，想一点儿，写一点儿，一峰是天天来给我整理，字斟句酌，比他从前当大法官写判决书不知难多少。你不见我们两个，眼睛都眍了进去，人都瘦了一圈儿了么？”
我仔细看看，他们两个，果然面容都消瘦了许多。
接着，他就把当年怎么逮住了毛贼东，毛贼东又怎么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樊崧甫，最终拿他当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的故事简要地说了一遍。看起来，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逮住了瞿秋白，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结果失去了主动权，蒋介石下令枪决，宋希濂只得照办。樊崧甫和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办事留一手，像逮住了毛贼东这样的大事，也秘不上报，而且卖了个人情，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难怪上海一解放，陈毅市长就指名召见他，像他这样血债累累的人，也给安排了工作，而且有许多兼职还是身份很显赫的。要是他当年也和宋希濂一样，一逮住了毛贼东，就喜不自胜，赶紧打电报通知蒋介石，那整个政治局面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毛贼东永远也到不了陕北，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可能要推迟若干年，上海解放之后，樊崧甫也就别想再活了。
最后，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问我是福还是祸。我考虑了半天，结论是福。因为逮捕毛贼东，是樊崧甫的手下，释放毛贼东，却是樊崧甫本人，评论起来，这是对共产党有功，而不是有罪。事实上解放以后毛贼东也是报恩，而不是治罪。如果毛贼东要杀人灭口，上海一解放，根据樊崧甫三次围剿苏区、杀人如麻这一条，早就可以把他枪毙了，何必要等到四五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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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马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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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26 20:06
我的看法得到吴先生的赞同。但是樊崧甫却说：“尽管毛贼东这个人江湖气很重，当年我们俩也有过君子协定，不过搞政治的人最善变，从来不讲‘信义’二字的，何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拿上海市房地产部门来说，所安置的八个统战对象，当时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么？现在怎么逮走了七个只剩下我一个？怎见得不会连锅端？如果毛贼东要恩将仇报，借此为由杀了我，也只得由他。我实际上已经是俎上肉、阶下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这一特级绝密事件告诉我，意思是万一你们被杀，也好有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被杀的，是么？”
他点点头：“但愿这是我的过虑。如果我安然无事，你可要绝对保密呀。”
“多少年？”
“他们说，三十之内，不许提起。我已经六十多岁，也许他们算定我活不到九十多岁吧。”
“好，那么咱们也一言为定，三十年之内，我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三十年之后，要说的话，就向全世界公开，好么？”
樊公也笑了起来：“但愿你能活到三十年以后吧！”
节自陈鸿年、吴越著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
三，
解密：“四人帮”中有三个是叛徒
李 乔
“文革”时大抓“叛徒”，无数冤狱遍于国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诬为“叛徒集团”，瞿秋白也被掘坟揪出，诬为“叛徒”，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周恩来也因“伍豪事件”险被诬为叛徒。可谁又能想得到，当时正大红大紫、领导着大抓“叛徒”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别法庭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只是略知一点江青的情况 。因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并未涉及这三个人的叛徒问题。我是近年来读了几本关于“文革”史的书，才确切了解这三人是叛徒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虽是叛徒却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还是抄几段书来看吧。
关于陈伯达是叛徒，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忠直坦荡昭日月》一文中写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谈起一件事：我知道陈伯达立了自首书，我向组织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当时还有彭真同志在场，你父亲就当面问陈伯达，说：“你对党必须诚实，说清有没有。”陈伯达不承认，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与少奇同志说，不能这样就算完了。你父亲说，伯达年轻，工作积极，又能写，他不承认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脚注：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陈承认自己未经任何组织批准，写自首书出狱。
刘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显然是很了解陈伯达自首叛变的情况的，他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建议应彻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陈伯达的蒙骗，相信了陈伯达。从脚注看，陈伯达晚年在文稿中承认了自己是有自首变节问题的。
陈伯达自首变节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还要抄一段书：
陈伯达被捕后，就投降叛变了。据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审理王通陈伯达）案件的主要负责人解方说：“王通这个人很熊，一问就供”。“他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了他是党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就利用他的弱点，让他充当了‘卧底’时候的‘眼线’，叫他在现场指认了”。“他印证了许兰芝、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活动情况”……1932年2月陈伯达出狱时，向敌人办了手续，在改过书上盖了指印。（周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陈伯达不仅自首，还充当鹰犬，指认其他共产党员，帮助敌人破获共产党组织。他是一个地道的叛徒，与甫志高同类。
关于江青、张春桥是叛徒，多种书上有记述。这里引两种书。
（1974年）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贼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 ，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谈到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情况：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这段记述只提到了张春桥是叛徒。同书另一处则谈到了江青、张春桥两个人的历史问题：
（1974年）12月26日，是毛贼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贼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贼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贼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贼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同上330页）
毛毛的记述，应该说很可靠。周恩来先是与邓小平谈了张春桥是叛徒，又直接向毛贼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这表明，周恩来是掌握了确凿证据的，否则他决不会向邓小平直至毛贼东谈这个问题。
关于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被揭发和被提出来，根据以上所引的几条材料，可以排出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告诉邓：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长沙会见毛贼东之前，康生向周恩来揭发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后来又请王海容、唐闻生向毛贼东转达他的揭发。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贼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来揭发江、张之前，周恩来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也从周恩来那儿了解了这一情况：毛贼东在周恩来向他谈江、张历史问题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
毛贼东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呢﹖如果毛贼东的信息来源只是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的康生的揭发，那么他也只是在周恩来向他谈这个问题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实际上毛贼东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是的，毛贼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贼东不让提这个问题。”毛毛的这段话，当是有根据的。照此看来，早在“文革”发动之初，毛贼东就已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又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记述：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贼东。毛贼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657页）
这段记述，表明毛贼东在听到康生的揭发之前，就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了。但这段记述没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闻生没有把江青的问题反映给毛贼东，还是纪希晨的记述有误，待考。
对于康生的揭发，对于周恩来的当面汇报，毛贼东的态度怎样呢？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重大问题的呢？前引书中的材料有两处已做了介绍：
一是对于周恩来的汇报，“毛贼东表示，他已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30页）
二是对康生的揭发，毛贼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57页）后来的事情就是，江青仍当她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则由毛贼东提议，兼任了共军总政治部主任。
怎样认识毛贼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提醒，进而去清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反而继续重用此二人呢？我觉得，还是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的解释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她写道：
是的，毛贼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贼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贼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331页）
“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这是一语中的的点睛之笔。什么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结果，陈、江、张三个叛徒成了文革小组大员，有组长，有旗手，有酷吏，他们手握重权，指鹿为马，直搅得周天寒彻，天下大乱。
作者:
驯马驴
时间:
2009-3-26 22:03
我操你女马的傻逼粪奴。
恰恰相反，拆穿俄植匪党锁国愚民的幌子，才是其真正恐惧的
Y还敢让 人民再选择他一次吗？～
作者:
hailidide
时间:
2009-3-27 17:46
毛的一些诗歌还是相当不错
作者:
加载项
时间:
2009-3-27 18:19
茅贼和泰森这厮在一起，也太五入了泰森这家伙
作者:
jxy7111
时间:
2009-3-27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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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ack008286
时间:
2009-3-28 01:22
在中国愚人节过多了，就啥也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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