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小平成为外界抨击对象。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有说法[37]指赵紫阳当晚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
翌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38]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会晤50分钟，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讲话后向在学生鞠躬，学生们十分感动，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39]
5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党政军部大会，由电视现场直播，李鹏强调政府必须迅速扭转乱局，呼吁党政军各级干部紧急动员，并宣布调动共军进驻北京市郊。此时外界已注意到，赵紫阳及胡启立并未列席，断言赵已失势。
[编辑] 颁布戒严令
赵紫阳夜会学生约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5月20日早上10时，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24]该戒严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40]。
戒严令说[41]：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期间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同时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市内多处摆设交通路障。
戒严期间，广场上仍有逾十万民众聚集，媒体采访工作并未停止。当时市郊有零星流血冲突，但军队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冲突并不严重，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泪，一些显得不知所措，事后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42]
5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户口。
此时政府与示威者展开最后的拉锯。5月21日，军方派出直升机来回到广场上空撒下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43]。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43]当天，三名学生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但学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统治，他们把三名破坏者送交公安。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没有一人死亡。[43]
5月25日，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领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李鹏公开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然掌权。
此时身处美、加的人大委员长万里的取态备受关注。他在学运时正好出访多伦多，他当时说：“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43]正因为这一说法，外界当时期望他能以中国宪法上最高机关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严令、恢复赵紫阳的职务，但万里提早结束对外访问，5月25日凌晨经上海返回，期后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治疗，并没有回北京召开会议。
5月26日，新华社发放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飙、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43]
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43]
[编辑] 广场上矛盾
在局势日趋紧张下，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显。他们的分歧在于：谁负责做总指挥？谁管财务？接下来应采取什么抗争手段？更迫切问题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
在“撤退”和“留守”问题上，高校学生联会秘书长王有才认为静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张尽快先撤回学校，再谋行动，但柴玲等人则认为必须留守，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当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时，不同派别的学生争相抢夺这批学生[44]，而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广播站，也成为占据的对象。学生领袖封从德说：“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45]在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于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46]，广场上不时传出学生高呼“审判柴玲”等口号。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香港演艺界5月27日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筹得逾千万元捐款，物资陆续运抵北京，为当时已现疲态的学运注入一支强心针。然而学生的矛盾并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从德指有学生在广场上意图绑架他们[47]，并公开点名几位学生参与绑架；有被点名的学生在电视上强烈否认指控，并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有人侵吞捐款[48]。一位从山东到北京声援的学生说，他之前怀着热情来到北京，但天安门广场已经变成外地学生栖身之所，广场卫生恶劣，静坐徒具形式。[49]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复课。[50]翌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的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在天安门绝食72小时，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开展和平对话[43]。刘晓波事后指，他们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加入绝食，希望令自己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料不到这反而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当面对学生高涨的掌声时，他们也觉得心情兴奋，把原先的理智抛诸脑后。[51]
[编辑] 天安门清场
这张由多间西方媒体录下的画面，摄于6月4日，一位据称叫王维林的人只身阻挡坦克，他尝试爬上车上，士兵探出头观看后，试图绕道而行，但未成功。王维林事后被数名身穿便服的人扶走。这幅照片后来成为六四的象征，中国官方就以此说明军队相当克制。（图片由原作者Jeff Widener（The Associated Press / 美联社）授权维基使用）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指令翌日6时前要完成任务，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43][43]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解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时而向天开枪，时而对正人群扫射，有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向后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军队用冲锋枪向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52]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击，从木墀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女婿[53]。
根据BBC现场报道，共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54]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有录像却显示共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55]。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始，但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最多是被军人押走。此时不断有人跑入广场紧急报信，说明军队荷枪实弹扫射示威者，广场陷入惊恐。[56]
零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共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共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共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共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内容广播后，至零晨2时，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57] 零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 [58]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59]，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60] ，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61]。
3时左右，约3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此时正进行绝食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决定劝学生离开，并在广播中发言，大意是指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唤醒人民，赞扬学生不畏死的精神。刘晓波等人发现有学生之前从军队抢来的枪支，要求立即砸毁枪械，并命令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共军就会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学生开枪。
5时20分，一大部分学生已离开，但广场仍有约200名民众不肯散去。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会见军队指挥官，表达愿意由他们出面劝余下的学生离去，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军队同意，学生逐以“声音投票”方式，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两把声音旗鼓相当，但考虑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声呼叫，学生领袖认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离开。
学生撤走时，有人声泪俱下，有人喊出“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戒严部队官兵突然全体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朝天开枪震慑。约5时40分，清场基本结束。
事后，柴玲在逃亡后曾发出一段录音，指曾见共军在广场向纪念碑开枪，提到坦克施放毒气并追压撤退学生，并且引述传闻指出，有同学在帐篷中被坦克碾成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但这一说法极具争议。 侯德健事后接受访问说[62]，他留守至6时半，但在广场上没有看见这情况，批评如果使用谎言去对抗谎言，只会损害学生的道德力量。 另外，根据共军总政治部的官方录像片段，经侯德健劝吁下，学生最后完全撤出广场[63]。 这片段与侯德健的说法颇吻合。 柴玲事后则指她是“听说”有这情况，间接承认没有亲眼目睹。 目前较公认的说法是，木樨地是伤亡最重的地方，而在一些主要街道上，军人有向呼喊口号的学生开枪。[64][65]。
[编辑] 舆论的耸动
在6月3日至4日，中央媒体均以不同方法表达对镇压的不满。在6月4日早上6时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员李丹当晚这样报道：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66]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67]
6月4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亦一则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消息：
本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共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为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68]
《人民日报》该日在新闻选材上亦曲线表达不满，其中国际新闻选用韩国光州事件，以粗黑体写上：“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关于波兰局势的标题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题为“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关于中东局势的题目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会和体育版则分别报道“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条关于残疾人运动会的报道，标题为：“不能被征服的人”。[69] 事后《人民日报》总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都被撤职，编辑吴学灿被判入狱四年。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编辑] 大规模清算
六四镇压后，中共领导层保持约一个星期沉默，期间各种传闻散播，香港传媒甚至传出中国军队爆发内战的消息，有部队互相开火，中共并未澄清，全国各地仍有示威活动，抗议镇压。
直至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党政高层陪同之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并发表讲话，以此说明邓小平的党政地位未受动摇，全国惩治单位在各地采取行动。
以上海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全市42个地段设路障拦截军车，市政府通过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继续一意孤行，同时亦撤走十多个路障。翌日，三万多名学生上街堵塞122个交通道口，市区交通全部中断，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
这段期间，上海市政府与学生反覆地设路障、清路障，6月6日晚上有五人拦截火车时被撞死，现场聚集3万人，有车厢被焚烧。7日，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校有学生在学校礼堂、教学楼设置灵堂，上海传出戒严消息。
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8日，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澄清决不在上海戒严，他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提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直至9日，上海一方面发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6000名名学生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着花圈，举着校旗，有秩序地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但随着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各地示威陆续终止。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辑全国民运人士。
大规模的清算行动由此开始，6月12日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励之、李淑娴；翌日21名学生被通辑，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6月14日，再颁布命令，搜捕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共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进一步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70]
同一时间，全国亦亦展搜捕行动。截止6月30日，上海143人据报向公安自首；拘捕273人，并声称“破获三个反革命集团和二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抓获。黑龙江、吉林、辽宁拘捕612人；陕西、山西、内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亦1979人，其中贵州更宣称抓获流窜犯罪6035人，摧毁团伙222个。[71]
这些拘捕人士与“六四”并无必然关系，但因碰上严打严审的时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对来说，在这次大肆搜捕“反革命动乱分子”的过程中，环境最为宽松的当数广东省、海南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72]
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并在6月10日起陆续以新闻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73]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二十日，亦即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除了从形式上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埔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李鹏同时主导对赵紫阳进行了批判，赵紫阳提出了详尽的辩护与反驳，为中共高层意见分歧留下明确记录。虽然赵紫阳此后不能再露面，但这次政治遗言仍确立他在民主运动中的地位。
6月25日，《人民日报》当日头版以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报道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长达172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编辑] 逃亡与拯救
六四镇压后，大批参与六四的人士被通缉，大批学生逃亡，其中以香港发动的黄雀行动扮演重要角色。当中国政府6月13日公布“通缉以‘北高联’为首的21名民运领袖”后，香港人陈达钲及罗海星等人展开营救，先后营救133名人，当中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陈一咨、苏晓康等从深圳、珠海、海南经香港中转至其他国家。至1989年10月，当行动的两位成员在湛江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时被官方逮捕而终止。[74]
其中，王丹于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75]在2007年底密歇根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王丹谈到了部分学生领袖的现状，柴玲在美国创办了高科技公司，并[来源请求]经商，李录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王丹自己则打算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从事教书，如果政府允许则希望回国发展。[76]
[编辑] 遇难者数目
关于死伤情况，一般认为死伤主要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途中，但对于天安门广场内的死伤情形，则有不同说法。
在清场后，由戒严部队公布过军队死亡情况，尝试以血腥描述而说明镇压的正当性，但有关内容除了在镇压后偶尔提及外，此后亦没有再公开申明，外界对内容真假一无所知。据戒严部队指挥部6月4日称，长安街一辆军车司机被打死；西单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共军排长被打死后，尸体被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后被“剖腹挖眼”。崇文门过街天桥上，一名士兵被人从桥上扔下，被浇上汽油烧死，一名士兵的尸体被悬挂于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翠微路口，军车被人投掷燃烧物，6名军人烧死。戒严部队指约20多名官兵死亡。
柴玲6月8日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柴玲的说法普遍被指有误。[77]中国官方则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78]根据录像资料和中国官方记载，当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内仍有数千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丁子霖在寻访死难者时发现，清场过程中军队曾向广场内学生开枪并杀死了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枪打死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79]；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枪杀于毛泽东纪念堂附近。[80]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死亡的军人，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而翻车，油箱擦地起火死亡。[81]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82]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共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共军报》）。
中国政府至今仍未公布死难者名单。其他不同媒体也有不同的报道，从几十人到几千人不等。丁子霖教授由于她自己的儿子蒋捷连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被子弹击中丧生。她开始联合其他死难者的家长，组成“天安门母亲运动”，她们收集出一份死难者名单，要求政府还其公道。
[编辑] 反应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国决裂，与台湾中华民国复交，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现实情况，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83]
[编辑] 大中华地区
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全体国军官兵迅速进入备战部署。”台湾民间也有游行，支持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在六四前夕，台湾歌星们因此而创作了一个歌曲：历史的伤口。行政院作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大陆护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在外国的大陆留学生和学者发放中华民国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大批香港人参与多场大游行，并且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1989年5月27号，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集会，30万人参加。当镇压发生后，5日清晨，中国银行出现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挤提，一日内被提走50亿港元；6日当晚有人在旺角闹市出现混乱，教育署宣布7日全港学校停课一天。港督卫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惨剧，感到震惊及悲哀。他同时认为，这个悲伤的时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澳门总督文礼治发表声明：“这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5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属下银行出现首次挤提，当天被提走3.3亿港元。
- 成都：6月4日清晨，武警对在市中心天府广场静坐的学生实施清场，冲突中武警打死打伤多人。整个白天大量军警与数万市民在市中心一带对峙，发生暴力冲突。市民向军警投掷石块、砖头，军警释放大量催泪弹试图驱散抗议的市民，并多次鸣枪警告。市民和军警都有多人受伤。傍晚以后，军警全部撤离，市中心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天黑后，开始有人打砸店铺，进入附近的人民商场偷盗，后引起火灾。木结构的商场老建筑基本被烧毁，还波及附近多家住户。 马路对面的人民电影院也被纵火烧毁。前往救火的消防队也受到殴打，消防车被烧毁。
- 南京：南京很多高校学生都到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新街口广场进行游行。在鼓楼广场的旗杆上，挂上了一个白旗，上书一个祭。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在六月二号，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给北京的公开信，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该校学生也去鼓楼广场参加了游行。同时，有些高校的学生为了让工人们也加入罢工，有段时间会到主要交通接口阻拦交通。在这段时间，由于学生运动，南京的公共汽车服务不得不中断。对南京市民交通带来不便。
- 其他：在西安发生焚烧汽车等情况。长沙还发生了骚乱。黄兴路一带的很多私营商户被哄抢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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