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论语1972


1948年1月，舞女们冲击上海社会局抗议提升执照费。这个事情搞得蒋先生很恼怒，但也是无可奈何，因为这是舞女们的宪政权利。

另外，我记得当时上海社会局局长是吴开先，知道此人的网友可能不多，但相信《色戒》大家看过吧？还记得王力宏和汤唯的领导“老吴”么？影片中的国民政府驻上海特工头子“老吴”由庹宗华饰演，人物原型就是吴开先。他是上海最老资格的国民党人，长期担任上海的领导职务；抗战时期他负责上海的统战、暗杀等地下行动，是专门诛杀叛逆的特工头子，心狠手辣，敌伪闻风丧胆；他战后仍旧担任社会局长；此人还有个身份，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这样一个身份、履历的人物，这么个最老资格、心狠手辣、位高权重的政府高官，对于一群“不明真相”的舞女对其衙门的打砸抢行为竟然无可奈何，这说明了什么？

战后国民政府的军政官员诚然尊重人权，但我不否认他们的贪污。在大后方憋了8年、苦了8年，终于又可以回到繁华洋场，暂时的失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心可诛、其情可悯。但是，此时已经有社会自动开启的纠错机制。孔祥熙和宋子文腐败贪污吗？可能吧，但至少那时全国媒体、人民和知识分子都能公开而凌厉地大声谈论和请愿这件事，最后终于导致孔、宋下台。他们都没有逃脱民意代表、舆论和知识分子的监督，遑论普通小官僚？有贪污并不要紧，即便是今日之台湾，也有总统如此的贪腐，关键是1、这个社会的纠错机制有没有正式形成；2、当局是真心反腐还是仅仅将之当成政争工具。我不想谈论时政，只是想告诉大家，指控国府因腐败而失败，既没有历史依据，也没有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尚可以回过头来探讨一下抗战时期。此时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是受到美国政府同情和美国民众关心的。但很奇怪，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官员、军人和新闻媒体大规模进入重庆以后，美国对这个亚太地区最大和最重要的盟友的态度反而渐渐冷淡了，其朝野内外，对国府和蒋公的判断日渐偏颇，直接影响到战后美国政府对戡乱建国的整体战略冷漠，以致对今后的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产生了难以挽回的影响。

美国人究竟在什么焦点对国府产生偏见的呢？无非是他们认为国民政府有三点错失：不能实施民主、不能进行土改和无法控制贪污。以60年后的今天看来，前两点我们似乎已经无须辩驳，但国民政府的贪污疑案至今仍是不可回避的，必须使我们这些研究近代史的学人正面回答。下面，本人仅就当时的情形和现有的史料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解释，请方家批评和补充：

一、        美国的知识界和新闻界有颇多受苏俄操纵的粉红色分子，经过他们的大肆宣传，使得“中国政府贪污”这个很难证实的命题逐渐深入美国官员和平民心中；
二、        按照事实与逻辑而言，中国政府和军队此时的确有贪污行为，但就目前公开的案例来看，程度上似乎并没有超过其他民主国家；
三、        中国此时的贪污恶习发源于北洋军阀时代，由于训政时代的时间仓促，蒋介石尚未将地方实力派的军事领袖的特权悉数消灭；
四、        特别在国事飘摇的1930年代，蒋介石为谋求迅速统一，以期全面建设、抵御外寇，不得不对地方实力派做出重大妥协，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客观上纵容了他们的贪污风气；
五、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不至于激怒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更不可能在各方面展开大规模的肃贪运动，以免这些军事领袖投入日寇的掌握。

二战结束的时候，本来罗斯福和丘吉尔只是想和一战结束后一样，复仇杀戮和羞辱敌人而已，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的时候纠正了他们的看法，加以导正，使得他们回到“与人为善”的正路上来。保持天皇制度就是在老蒋竭力劝说下，罗斯福才首肯的。蒋介石是当时最为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虽然很多人会反感这个说法，但很有趣，事实就是。

小时候就知道，原来南韩和菲律宾的执政党和台湾一样，都叫“国民党”（《各国概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当时很震动：国民党不是应该扫进垃圾堆的反动派么，为何其他东亚国家也喜欢这个名字？现在知道了，其实1930-1940年代，蒋介石是东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连日本政界要人私下对这个可怕的敌人都是至为敬重。很多青年都不了解，当时中国政府和蒋中正在亚太地区和印缅地区崇高的威望。要不是蒋去印度力劝甘地，印度国大党怕是会像缅甸的民族主义党一样已经为了反英而投降日本了。这是一段惊心动魄却又异常伟大的历史，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地缘影响力已经接近烈烈汉唐。

这可能又是现在的愤愤不愿接受的事实。当然，有些左派愤青喜欢采用美军的巴大维的报告中对于国军的贬斥，可为何不将美国军方最高层（参谋长联席会议）1949年7月对于中国局势的判断和建议贴出来？那篇给予杜鲁门总统的对于《中国问题白皮书》之抗议报告真的很难找？愤青也会采用魏德迈将军对于国府的当面批评，为何不将他给国务院的报告全文贴出来？为何不引用他对于中华民国和当时地缘政治的全面态度？

愤青们还会引用的郭廷以先生的文字，并将其作为“台湾学术界的代表”。郭先生是太平天国史专家，但在民国史圈子里又有什么地位？而且他本人就是苏俄同路人（间谍嫌疑）费正清的门徒，其政治立场已经违背了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价值中立”的操守。一个毫无学术伦理的史界恶棍的东西，以后还是少拿出来卖弄献宝；正告愤青：如果非要引用，请用叙述人的报告原文，并切勿断章取义，导致现在中国青年增加对于美国最高军方和魏德迈将军的误解——美军对于自由中国和蒋中正当是最有力和忠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的士兵曾经和世界上最英勇无畏的国民革命军将士并肩战斗过。

郭廷以的晚清史做的不错，这也是他成为第一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资格所在。但是他偏生要去研究民国史（这和他的老师、苏俄间谍费正清的授意有关，不过一个中国人研究中国史要去拜一个洋人做恩师，倒也极为诡异），不过他研究民国史从不引用第一手材料（比如文档、信件、回忆录等等），反而大幅度引用后来被确定为苏俄情报机关的“太平洋学会”（美国国会认定）的“研究成果”，而且其取舍偏颇，已经违反学术操守而断章取义。因此他在中国现代史（也就是1895年后的历史）学术圈中毫无地位，其“研究成果”也从来没有任何正规论文引用，实际上，此人已经成了一个学术笑柄。

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内乱外患，照着1948年的轨道这样发展下去，今天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强大了。中国原生政党一共有3个：

1、        孙中山创立、蒋中正发扬的三民主义政党，同盟会、革命党、国民党等等名称；
2、        梁启超创立、张君劢发扬的渐进主义宪政党，进步党、国社党、民社党等名称；
3、        李璜在巴黎创立的国家主义政党，曾、左领导，可惜未能发皇，主要用名青年党。

政治上估计是国民党与青年党之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国民党（和青年党）偏右而保守，社民党偏左而西化；南京是永久首都，但行政中心应该已经迁移到重庆或是西安。中华民国之外还有一圈东亚三民主义联邦（或邦联），新加坡、西藏、外蒙、朝鲜、越南、缅甸必定在内，可能还有柬埔寨、老挝、日本、印尼和菲律宾。

1947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行宪年”，年初组成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年末开始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国大代表基本上每个县产生一名，当地官员不能作为候选人，国民党也不鼓励党员成为候选人，因此当时国大代表只有40%的国民党员。

国民大会6年一届，它的功能主要是履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四大民权，因为宪法已然制订，如果没有特别提案的话，国大的功能以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为主；当然，有特别提案的话，国大代表可以临时集会，可以投票修改宪法、制订、修正或否决立法院（就是众议院）制订的法案，还可以修改领土边界，或依照监察院（就是参议院）之弹劾议案罢免总统、副总统。

从上面可以知道，国民大会十分重要，就是决定整个国家行为方式和行动目标的大会，而国民大会的代表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60年前选举国大代表，再委托国代选举总统，貌似和现在美国差不多……立法委员（众议员）和监察委员（参议院）是3年一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省县都已经自治，行政首长直选，并有省县议会对于政府行使立法和监督功能。根据我的总结，百年来中国发生了4件大事：

1、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保护了早已崩溃的中国不被列强瓜分；
2、1928年，蒋介石总司令率领三民主义者北伐成功，全国基本统一，为今后抗战胜利打下基础。
3、1947年，中国开始行宪，中国在政体上和西方列强站到了同一平台，治国理念统一于普世价值。
4、1978年，邓小平重新启动中国全球化、多元化和现代化的历程，试图再次理解普世价值。

综上，得出结论：

1、        在因应全球化、多元化和现代化方面，中国每逢30年就会有个大变化；
2、        因此蒋公在1947年行宪早了点，应该再训政10年，彻底整顿好自治基础；
3、        到现在又是30年了，关于全球化的大变化又要发生了，而且应该会越变越好。

国运如此。历史究竟有否规律我还真不知道，但的确有天命的。中国已经沉沦了360年了，孙文和蒋志清拼命挽救，却还是没有阻止这个民族的堕落。不过不要紧，他们至少已经向后人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因此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可含笑天国。接下来的事情，还靠我们这些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