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
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
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
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象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
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
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
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
下落。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最
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
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也许是
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也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
——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眼睛的隔膜一阵抽搐。他看到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时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各
种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
     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一张聪明人的
脸庞，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长长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
镜。这张脸象一头绵羊的脸，它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
     果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夸张其事，不讲道理，即使一个
儿童也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有似乎有些道理，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要是没有你
那么清醒的头脑，可能上当受骗。他在谩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
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
     所有这一切的话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
模仿，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说真的，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
要多。在他说话的当儿，唯恐有人会对果尔德施坦因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
幕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的结实的士兵蜂拥而过
电幕的表面，他们的亚细亚式的脸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
们的军靴有节奏的踩踏声衬托着果尔德施坦因的嘶叫声。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电幕上扬
扬自得的羊脸，羊脸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此外，就凭果尔德施
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想到他这个人，就自动的产生恐惧和愤怒。不论同欧亚国相比或东亚
国相比，他更经常的是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如果同这两国中的一国打仗，同另外一国一
般总是保持和平的。但是奇怪的是，虽然人人仇恨和蔑视果尔德施坦因，虽然每天，甚至一
天有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幕上、报纸上、书本上遭到驳斥、抨击、嘲笑，让大家
都看到这些理论是多么可怜的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
傻瓜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了
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
它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集异端邪说之大成，到处秘密散发，作者
就是果尔德施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大家提到它时只说那本书。不过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
中听到的。任何一个普通党员，只要办得到，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或那本书(thebook)的。

“举起手来！”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把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着
他，旁边一个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也用一根木棍对着他，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灰衬
衫，带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心神不安，因为那个男孩
的表情凶狠，好象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那男孩叫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枪毙你，我要
灭绝你，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跳着，叫着：“叛徒！”“思想犯！”
     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都跟着她哥哥学。有点令人害怕的是，他们好象两只小虎犊，
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那个男孩目露凶光，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温斯顿的欲望，而且
他也意识到自己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可以这么做了。温斯顿想，幸亏他手中的手枪不是
真的。
     ……
关门的时候，那个男孩还在叫“果尔德施坦因！”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还是那个女
人发灰的脸上的无可奈何的恐惧。
   ……
     他心中想，有这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再过一、两年，他们
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她，看她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如今时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
呛。最糟糕的是，通过象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把他们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
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
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
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
     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
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每星期
《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
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钱币来。在这枚钱币上也有清楚的小字铸着这三句口
号，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
     甚至在这钱币上，眼光也盯着你不放。不论在钱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帜
上、招贴画上、香烟匣上——到处都有。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
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没有躲
避的地方。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了有关各天的《泰晤士报》，过几分钟气力
输送管就送了出来。他接到的指示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修改——或者用官方的
话来说——必须核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
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净无事，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动攻势。结果却是，欧亚国
最高统帅部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没有去碰北非。因此有必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一段话，
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1983年第四季度也是
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今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
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先的数字，
使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三项指示，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
正。近在二月间，富裕部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降低巧克力
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在本星期末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要从三十克降
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把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
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送
进了气力输送管。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
噬。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管最后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究竟情况如何，他并
不具体了解，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
收齐核对以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
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
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
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
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
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
伪造历史的事。纪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里工作人员
的工作，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由于政治
组合的变化，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有些天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了十几次，而
犹以原来日期存档，也不留原来报纸，也不留其他版本，可证明它不对。书籍也一而再、再
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时也从来不承认作过什么修改。

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
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
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
五十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
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
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有点象两个未知数
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
全出之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象“初夜权”那样的法律，或者象资本家
那样的人，或者象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
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三十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
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到
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们已一个不留了。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
揭发出来。果尔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来，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至于别人，有少数
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数人在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供认了他们的罪行后被处决。最后
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
     这三个人被捕大概是在1965年。象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销声匿迹了一两年，没
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象惯常那样地招了供。他们供认通敌
(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
破坏活动造成好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
籍，给了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使。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
讨，检查他们堕落的原因和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他当时怀着又惊又怕
的心情偷偷地观察他们。
     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是旧世界的遗老，是建党初期峥嵘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
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氛。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
已经遗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但是他们
也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触者，绝对肯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
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行尸走肉而已。
    ……

以后不久，这三个人又都被捕了。原来他们一放出来后就马上又在搞新的阴谋。在第二
次审判时，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帐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
后，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以儆后代效尤。大约五年以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气力
输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那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而
被遗忘的。他一打开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
——是该报的上半页，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代表们
的照片，中间地位突出的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三人。
     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这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会上都供认，那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在加拿
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把重要
的军事机密泄漏给他们。温斯顿的记忆中很清楚地有那个日期的印象，因为那正好是仲夏
日；但是在无数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这件事的记载。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这些供词都
是屈打成招的。
     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来没有认为，在清
洗中被扫除的人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
去的一个碎片，好象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
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这是可以使党化为齑粉的。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
住。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幕的角度来看，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草稿夺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躲开电幕。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
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而电幕却很灵
敏，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会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揭也不揭，就把那张照
片和一些其它废纸一古脑儿丢在忘怀洞里去。大概再过一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
是，今天这张照片同它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
这件事，在他看来仍旧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
     他心里寻思，由于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hadonce)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
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
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而这三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
从那时以后，曾有几次变化——两次，三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已一再
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
改。最使他有恶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为什么要从事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
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寻思，他自已是不是个疯子，这，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所谓疯子就是个人少
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
是发疯的症状。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
已是疯子并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拣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视着他。好
象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
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
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
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
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
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
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
办？
     可是不行！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勃良的脸，这并不
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勃
良——对奥勃良——写日记，这象一封没有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
人，因此而有了生气。
     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
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
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心不觉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他是对
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
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勃
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