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1984》描绘的是一个由"党"和"老大哥"主宰一切的社会：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居住在一幢名叫"胜利大厦"的建筑物里，"在每层楼的拐弯处，你可以感觉电梯门对面墙上那张贴上的巨大人像正注视着你。那画像设计巧妙，你一走动，它的一双眼睛就会瞪着你，画像下面印着一行字：'老大哥在看着你！'"温斯顿在查润顿的古玩店租下了一间卧室和情人约会，彼此之间谈了些反对党纪的"罪行"和诉说了党对公开审判与清洗中事实的歪曲而一同被捕。原来查润顿是思想警署成员，屋内一直有个暗藏的电视摄像机在监视他们。就是这样的，"思想警察"时时刻刻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让每一个灵魂都身处牢笼，无处可逃。不过，最令人恐惧的是那些代表着未来的孩子们，他们的存在更令人绝望。作者写道："这个时代的儿童，几乎都是令人害怕的。最使父母们不安的是，由于诸如间谍队等等的组织，他们已被系统地训练成无法驾驭的小野人，而他们对于党方，绝无造反的趋势。他们崇拜党以及一切和党有关的事物，歌诵、游行、旗帜、远足、假枪操练、呼喊口号、崇拜'老大哥'——这一切对于他们，都是光荣的玩意。他们的狰狞凶猛的目光，完全盯在国家敌人、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和思想犯的身上。因此，三十岁以上的人都惧怕他们他们自己的子女。《时报》每星期总要刊载一些关于偷听他人交谈的小家伙的报道——报上一般称之为'儿童英雄'——如何窃听父母的谈话，向思想警察告密的情形。"
《1984》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49年斯大林统治的苏联现况的反映，但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幻想型的政治小说。但当代的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幕幕闹剧却俨然就是《1984》的翻版，《新快报》12月1日报道，在华东政法大学，老师讲课，被学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发，有两个女大学生竟然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育局告发她们的老师"反革命"，只因为这个叫杨师群的教授，在《古代汉语》课上，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据说还"立案侦查"了。告密不新鲜，令人叫绝的是两女生在痛斥该老师的"反动"言论时声泪俱下，拳拳爱党之心，溢于言表。这让人不由想起早些年的卢雪松事件，2005年7月31日，"吉林艺术学院发言人"发表《关于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停课情况的公开说明》声称，该院辅导员和党总支负责同志发现有名学生（预备党员）思想消沉，情绪低落，并流露出退党的思想倾向。经过党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该同学提高了觉悟，向组织反映卢雪松在课后向其传播法轮功组织有关诬蔑、歪曲、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并向数名学生介绍有关退党的网站。经初步调查，情况基本属实，故学院决定卢雪松停课检查，听候进一步处理。处理的结果是卢雪松老师被劳教了，现在，杨师群教授会不会被劳教或逮捕？这倒是值得每一个正义之士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反革命"罪虽然从字面上在刑法中被取消了，但却借尸还魂成刑法第一百零五条，即任何对党不利的言论皆可入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近年来祸从口出，因言入狱者众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奥威尔的政治观点也很简单，就是人人应有自由，不应有独裁统治和专制。他敏锐看到，现代专制靠的是伪善和逃避；统治者就是要毁掉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因此才用真理部、双重思想、
新语言等其他方法来阻止人们认知真相和掌握自身的命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的主要手段就是对社会的一切人和事的言行及动态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前苏联早已分崩离析了，可当今中国的权势者并没有从中领受到必要的教训，它除了金盾工程对互联网络无孔不入的探查外，对现实社会的监视更是不遗余力，其眼线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甚至把这一独裁技术美其名为科学发展观，"老大哥"也相应变身为"小天使"。《武汉晚报》12月4日报道，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出台规定，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有一名"神秘同学"在观察自己的学习生活。两周前，该班推行"小天使计划"。该班男女生数量相当，班长把同学们分成男女两组，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同学们从信箱中抽签决定谁是自己的秘密"天使"，当然，他不知道"天使"是谁。这个月，身份严格保密的"天使"要观察"守护对象"，每周班会时在"天使信条"上写下对"守护对象"的一周反馈和想要说的话。该计划采用不记名方式，每周班会不点名公开总评，一个月后再抽签换对象监督。班主任尤俊桥说，开展这个活动是为了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学风、班风建设。"如果每一位同学发现有位小天使在关注他们，更认真学习。"马克思·韦伯曾称资本主义让人们服从一个新的公共统治制度并使个人地位降为机器中的一颗齿轮，然而现实是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向人性化和自由，倒是一再标榜优越和自由的共产统治任国家权力无限延伸，从"老大哥"看着你变身到"小天使"守护你，使个人的私密领域日愈受到强权机构的威胁。很明显，"老大哥"用枪和坦克进行恐吓和镇压的铁血统治过于露骨，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抗，所以变身为"小天使"后更利于将人们渴望自由的本能扼杀在学校讲台和寝室之中，致使下一代如牲口般的驯顺。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揭示了"权力在暗中运行"的"全景监狱"里人们为何安分守己的。他指出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对象历历在目。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迟到、缺席、中断）、活动（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热情）、行为（失礼、不服从）、言语（聊天、傲慢）、肉体（不正确的姿势、不规范的体态、不整洁）、性（不道德、不庄重）。与此同时，在惩罚时，人们使用一系列微妙的做法，从光线的物质惩罚到轻微剥夺和羞辱。这样既使最微小的行为不端受到惩罚，又使规训机构的表面上无关紧要的因素具有一种惩罚功能。因此，在必要时任何东西都可用于惩罚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个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而一支集中的警察组织则被视为王权专制主义的最直接体现。通过对规训机制的国家控制，于是君主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司法官员，他能向他们交代自己的命令、委托或意图，后者则执行命令和国王私人密令"。专制权力遍及一切事物，人们生活在一个无限监督的世界里了。在18世纪的法国，按照巴黎市长的意见，巴黎的这个网络应包括48名警察分局局长，20名视察员，定期付酬的"观察员"，按日付酬的"密探"，领赏钱的告密者，另外还有妓女。这种监督在理想上力求把握社会机体的最基本粒子、最短暂的现象：政治权力微分。
为了行使这种微分的政治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显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目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
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比如前东德共产极权政府，就曾拥有八万五千名秘密警察，以及数十万藏匿于各个角落的"线民"和"告密者"，他们的目地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前东德共产政权倒台后，德国国会公开了秘密警察和"线民"共同炮制的"秘密档案"。这批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案卷，长达一百二十五英里，总共二十一亿二千五百万页，重达六百二十五吨。无数的德国人，都在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案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关于自己的详细纪录。影片《窃听风暴》把时间设定在东德柏林的1984年，每一次的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举重若轻地将民主德国情报局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对无辜人士的迫害公布于众。片中有段对白："……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平均买2.3双鞋，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布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算在自然死亡里面。如果你打电话去问安全局的人，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往来而自杀，他们一定会沉默，然后会仔细记录你的姓名。"而这一切就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显而易见，从"老大哥"看着你到"小天使"们无所不在的"守护"着你，在那些被专制念头奴役的头脑里，这是一种无声的、神秘的、不易察觉的防范。同时，作为共产专制统治的最后一道战略壕沟，这无疑也是一次回光返照的凯旋。至于如此迫不及待地铺展，无非是迫使每一个稍具良知的人面对他们的癫狂时噤若寒蝉，或者自觉的收敛言行而不敢轻举妄动。
200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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