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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布拉格之春”40周年祭 [打印本页]

作者: CSElocal 时间: 2008-12-2 14:14 标题: “布拉格之春”40周年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将人世间的一切不平、黑暗、邪恶、荣华富贵同样地辗压成虚空，但历史老人也会停下自己的脚步，将全世界的目光带到一个地方，甚至是一个人身上，当这一次次聚焦串连起来，就成为了全人类共同记忆的“世界历史”。公元1968年，历史老人把那个年度载入世界史册的光荣，全部倾注到了中欧的一个城市、一个小国的首都——布拉格。

切入正题之前，先简要介绍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1918年哈布斯堡帝国瓦解，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了共和国，此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共同的东西很少，斯洛伐克人居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部分，而捷克人则居住在奥地利部分；1939年希特勒侵入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重建；1948年共产党接管政权，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被斯大林最后并入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

1956年，赫鲁晓夫在联共“二十大”上发表了关于斯大林政权所犯错误的历史性演说。这一演说开始熔化自1945年起徐徐落下的铁幕，在它的震动下，中苏出现了了论战，波兰发生了暴动，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这一切完全出乎赫鲁晓夫的意外，他下令俄国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打败了革命者，暂时平息了共产主义世界里最大的动乱。

在这段时间里，布拉格政府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同样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此于1967年12月突访布拉格，向捷共施压、为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撑腰。诺沃提尼决定把双方的矛盾面向人民公开，以获取人民的支持，没想到这种做法却帮了改革派的大忙，在公开论辩中，诺沃提尼一败涂地：人民心向改革。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话一旦开始，热烈过问政治迅速成为最时髦的消遣，革命每天都在更新，编辑室和播音室成了革命的活动中心。一种新式的政治活动家出现了。党的权威不再属于居于权力顶端的人，而是属于那些能够抓住和保持广大听众注意力的人。

作家们率先站出来了。作家昆德拉说：“我知道一提到自由，有些人就会气急败坏地回答说：每一项自由都有它的限度。当然，每一项自由根据当代知识、教育和偏见等状况，都有它的限度；但是，哪一个时步时期从来都没有设法去确定它自己的极限！”

作家协会主席瓦丘利克说：“我站在这里说话，并没有得到那种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种自由感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作家们发现：“许多字眼不用了，许多字眼成问题了，而新字眼却得了癫痫病”，“同意”、“我们大家”、“青年”、“选举”都成了被严重污染的词汇，“民主”也已一是个非常成问题的字眼。

《方学报》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被禁止在本报批评新闻法草案，反对内部的工作，批评二十年的选举闹剧等。

作家和艺术家提出：政治压力应该排除，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除受刑法制约外，应不受任何其它限制。否则，“我们宁愿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落后而愉快的国家”。

科学家也站出来了。科学家们估计，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两到三倍，如果保持现有的增长率，我们赶上资本主义制度将需要“二十年、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党的干部政策是重正确的政治观点，轻技术才能。自1948年以来，一贯采取的对政治上有功的人委发国有化企业的工作的做法，结果是质量下降和技术越来越落后。党渗透到国家机构中去，国家工作人员也渗透到党的机构中去，从而相互影响，扩大错误。

政治条件是遴选科学家的标准。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没有入选，只写过一两篇论文或政治性小册子的人却都被当选为院士。

有人为农民抱不平：“我特别感到遗憾，他们（农民）除了革命带来的喜悦和希望之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农民已从政治生活中消失”。

知识分子则成为图书馆的主人，他们与社会日益隔绝；同知识分子隔绝的工人，在政治上已不再发挥政治作用；官僚成了领导阶级，政府各个部门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

人们逐步地愈来愈依附于那些在基层的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不同寻常的农奴制——国家里已经没有公民了。

法官们感叹：“我们如此民主地对我们自己进行恐怖统治，以致没有需要去谋杀任何人了”。

官员们也感到：当权者只选择他所需要的人，他们是些唯唯诺诺的人、不制造麻烦的人、不提出意料之外的问题的人，每次选择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人。比较复杂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有幽默感的和有魅力的人都不见了。

而这最终殃及到统治集团、政府本身及其成员身上，甚至连“结婚”也“是党的纪律的一部分”。“他们自己的个人自由难道有任何保障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创举，甚至不可能订出什么政策来。”给党内不同意见贴的标签信手可拈：修正主义、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极端主义，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方面不对”、“立场不清”也能把一个人毁掉。

学生们也感受到了这股时代潮流，他们从父辈的口里知道：这个战前像瑞士一样的祖国，历时20年社会主义建设，竟变成了中欧的贫民窟。学生们大胆地喊出：“让我们全部走出去”，“让我们走出校门，我们要光明！”

时势造就历史。1968年1月5日晚上9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电台都广播了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接替安托宁•诺沃提尼为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公告，它标志着捷共内部的改革派终于走上了政治舞台。1968年3月22日，诺沃提尼辞去总统职务。

改革派立即将他们的思想付诸于行动。

4月1日，捷共中央委员会复会，主要任务是讨论眼前的行动纲领草案。杜布切克作了《1968年1月以来的形势和党的作用》的讲话。

在讲话中，杜布切克说：“自发而不受操纵，是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他认为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对党的信任和党内的自信，正在日益增强”。“在非对抗关系的时代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从而“发展、形成和创造一种适合新形势的政治制度”

“民主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保证的问题”，“对权力进行公开的和合法的竞争乃是民主的最好保证”，“如果共产党不能从外界获得力量尽快推进它的有效控制，它将不能保证自己不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衰退”，“如果社会主义牺牲民主，倒霉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

4月5日，中央委员会批准行动纲领。

改革者认为这个纲领的最大进步就是把国家和党的职能分开。纲领认为：党应当对社会作出有力的冲击，但必须避免用暴力去统治社会；党应当在公众讨论中捍卫它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民主”有赖于全体民众的广泛参与；工会应当恢复它们的原来职能，集中全力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应像过去那样成为自上而下的经济制度的支持者；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党的推动，但党“不应干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的实际进程”，“艺术作品必须免受检查”，“必须废除预防性的新闻书刊检查制度”；纲领乐观地提出：迄今为止，政治家利用了科学家；而从现在开始，科学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为科学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

社会主义的捷克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迈向了一个全新时代，这是一个“几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整整一个历史发展的时代”。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使人们情不自禁地将其与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联系在了一起：“布拉格之春”。

（自删一段）

1968年8月20日—21日，五个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在苏联的带领下，以“保卫社会主义”的名义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逮捕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杜布切克和其他领导人，扶持了新的傀儡政权。历时8个月的“布拉格之春”像奥运圣火一样在全世界民众的注目之中轰然熄灭。

一位当时的观察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布拉格之春”以后会有一个漫长的冬天，这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与此同时，人们又认为，如果文明有某些意义的话，那个春天早晚会到来，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20年后，历史再次迎接了这个春天的到来，这一回，谁也没能抵挡住她美丽的步伐。仅仅过了10年，“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两个国家，就被世界银行宣布进入了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这个近代以来每一个民族与国家都为之梦寐以求的目标；瞑瞑之中，正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春回大地，福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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