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号，王静荣回忆见王静梅的情景,在妹妹王静梅“丢失”一百三十二天之后，昨天被通知去见面。见面的地方是北京公安下属的“精神病强制治疗中心”。

 

王静荣自述：

 

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居委会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情。

我说，你什么事情说吧。

他说是关于你妹妹的事情。

我说那我找你去吧。我就问我去哪啊？

他说，你来东风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吧，乡政府武装部的江部长打电话，说要找你一下，你是我们社区的居民，又是党员，又是属于我们这儿管辖的，你妹妹受了刺激在医院治疗呢。你想不想看？你想看的话我给你联系。

我说我当然想看了！

然后居委会就给江部长打电话：“江部长你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啊！我跟王姐（王静荣）说了，她说她去。”他说，他给联系，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他说那你等信吧！我就从居委会出来了。

等到星期五的晚上五点了，居委会又给我电话说联系好了，说星期日的早上9点，在你们小区大门口你等着。后来我们老两口一块去了。居委会主任说：江部长也让我一起去。我说可以啊。

到了星期天早晨9点，一辆捷达车，我和我爱人，司机，居委会主任。我们四个人就上去了，也不告诉我上哪？不告诉我去哪个医院，一直往东走。后来过了五环吧？我说，这是东五环吧？居委会主任也不告诉我。然后司机就问主任，咱们去哪啊？主任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啊！后来下了机场高速以后，这车就不开了停下了，我就想，可能还有人在等着呢，后来我们车后面来了一辆黑色本田车，也在路边等着，等了7分钟左右。后来又来了一辆黑色车在我们两个车前面打着蹦灯带路，后来就开啊开的，我就知道是在顺义。

后来，拐到一大门口，那立着一个大牌子：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在里面的套院里的牌子上写着：安康医院。我们前面的车里面下来几个年轻人，挺高挺壮的，有一个好象也提着一个摄像机的东西，给大夫介绍说这是我们主任，我们跟大夫进去了。

我就问大夫：怎么样？是不是神志都不清楚了？他说 “也不是特别严重，就是情绪上有点不稳定，一会闹啊什么的，再一个啊，她是人格障碍”。我就问什么时候送来的啊，谁送来的啊？大夫答：7月2号晚上，应该是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后来，主任就把王静梅带到办公室来了。

我一看情况，跟原来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原来的急脾气一样。她说：“你们说我把关在这好几个月，这个叫什么事啊？这叫什么事啊？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情，我是最了解事情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还给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好几个月吃饭都得站着。”我问大夫为什么让她站着吃饭？大夫也没有说话。

 

然后就说杨佳的事情。

王静梅说，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上海警方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你还别这么横！我现在找个证人就可以把杨佳拘了！’王静梅说：‘你敢！你敢拘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后来上海警方就把杨佳给放了。

他们想私了，他们还来了两次北京，第一次我（王静梅）没见着，杨佳要求要处理这些事的回执，他们没有达成协议。上海警察就回去了。后来第二次又来，说没有回执，赔偿你1500块钱，杨佳说不行，我们要处理回执文件。然后，上海警察说，那你说私了怎么办？10000块钱行吗？杨佳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就要回执。等于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上海警察又走了。”

杨佳在上海派出所给王静梅打电话，说警察把杨佳直接拉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打了。

 

王静梅说：“杨佳最后一次去上海，我不知道。”

“后来出事了之后，北京大屯派出所的人就来找我来了，把我们家翻的乱七八糟的，我现在出去，还跟他们没完呢！你有搜查证吗？他们把我家翻的那么乱，7月2号大晚上就把我送到这来了，他们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问她，有没有上海的姓谢的律师来找你来了？

王静梅说“来了之后就逼着我签字”。谢律师还说给杨佳买了两身衣服，那意思还很可怜他呢，后来，王静梅一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护士大夫都等着到时候也不给人家面子，王静梅说，“也是为了我儿子，我在这也出不去，也找不到律师，得了！我就给签了，签完就走了”。

 

10月31号上海方去了两个人给王静梅判决书，王静梅说到关于杨佳捅刺姓吴的督察，“杨佳追到21楼以后捅刺这个姓吴的，姓吴的躲到屋里面，杨佳又追到屋里面接着捅刺，这么捅刺的话能有3厘米的口子吗？可能吗这事？”

后来，王静梅说，杨佳孩子就是有病，“我（王静梅）不是要说带杨佳去看病了吗？后来没有去”。

 

后来我就安慰王静梅说，你别担心好好在这待着吧，杨佳没什么事。他在里面白胖白胖的，他觉得还好。你在这儿别着急，外面替你说话，同情你的人太多了。后来这个居委会主任就进来说，怎么，差不多了吧？我就说，好了。“那我以后还能来看她吗？”主任说，“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后来，主任就把我们拉回来了。

当时在车上的时候主任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江部长打来的，说这个地方别说出去，要保密。

我说行，我明白了。

 

2008年11月10日

根据王静荣自述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