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重庆市爆发出租车全城大停运。这是一起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但是令人感到宽慰的是，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到11月4日，已有过半车辆恢复上街运营，11月5日，全部恢复正常营运。在此过程中，也没有听说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事件。如果这些信息准确，而且也不对停运组织者秋后算账的话，应该为重庆市委、市政府请一功。

在我看来，事件的解决首先应该归功于重庆市委、市政府正视问题，没有推三挡四，顾左右而言他。当天上午，重庆有关部门就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制定防止事态恶化的各种预案，一方面“抓紧研究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同时建立更加畅通便捷的诉求反映和沟通渠道”，很快就找到了出租车停运的几大原因：租价不尽合理；“加气难”没有得到根本缓解；非法营运仍然突出；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存在矛盾。

针对这些具体的问题，重庆市政府当天就拿出了三项具体的措施：一是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二是政府将对出租汽车“份儿钱”实行价格管理；三是执法部门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和非法营运。

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到城市出租车的根本问题，亦即垄断性的管理体制。但是，作为紧急应对方案，还是体现了政府了解民情和沟通对话的诚意。这和以往很多地方政府面对同类事件的反应——掩盖、瞒报、推托、呵斥、打压——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不算过分乐观的话，出租车司机不必再采取极端的行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继续谈判。

同样重要的是，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出消息，并且连续追踪报道，各大网站都及时转载，几乎没有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机会(如果有更多媒体报道就更好了)。同时，新华社早期的报道中甚至没有避讳“罢工”这个字眼，这在我的印象中也不多见。事实上，“全城停运”这样诚实的报道，并没有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造成恐慌和混乱，效果正好相反。

11月4日还有一个令人欣慰的进步，那就是政府不再强调“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调查操纵出租车停运的人员”。在头一天，政府认为“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停运事件”，理由是“许多出租车今天早晨开始营运后，遭到少数人砸车，一些乘客被强制带离出租车”。

仅靠少数人砸车，就能让全城八千辆出租车停运，显然不符合事实。况且政府部门已经了解到那几大真正的原因，应该知道停运并非因为少数人操纵，而是因为多数人不满。少数人只是顺应民意，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工作——砸车是这场组织工作中已知的唯一纰漏。关于“少数人操纵”的认定，是当天的政府应急处理中最大的遗憾，反映了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仍然停留在可笑的旧思维中。

在11月4日的记者会上，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说：“我们也正告那些阻挠城市正常运行的不法分子，谁触犯法律必将受到应有的制裁。”如果这句话是指打击砸车的具体行为，那当然应该支持。但是，如果这也包含着打击“少数操纵者”的意思，那就令人感到不安了。

重庆市政府并没有宣布停运的出租车司机违法，也是对他们行使这一公民权利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讲，认可停运的权利，也就等于认可组织停运的权利。如此大规模的停运，肯定需要有人组织。如果没有人组织，而任凭满腹牢骚的个人随意上街抗议，那必然会造成混乱，甚至酿成重大事故。从这次停运事件来看，组织者显示了应有的理性和才能，也对政府的解决措施给予了理解和配合。这说明，政府承认组织停运的权利并无坏处。

另一篇：“挑剔”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善后

东方早报 杨耕身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11月4日下午表示，引发重庆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的原因，有天然气加气困难、黑车营运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出租汽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份儿钱”。今年来，出租汽车公司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所收的“份儿钱”每天增加了50-70元，由此使驾驶员的收入全年减少2万元以上，从而加重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增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重庆市政府决定，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的水平。（11月4日新华社）

随着政府责成出租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去年水平的承诺，一时满城风雨的重庆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也应声消停。

11月5日，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宣布，重庆主城区已全面恢复出租车营运。

有诉求有回应，有问题有解决。事情至此，已经可谓是“圆满”了，事件各方都可以长出一口气。但这样一口气，到底出得有多顺畅，却不好说。我隐隐觉得，依然有一些东西，如鲠在喉，在成为一种若有若无的呼吸道梗阻。

在重庆市政府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主城区部分出租汽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汽车被打砸，出租汽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造成人民群众乘坐出租汽车困难，影响极坏。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从发言人这段陈述不难看出，相关部门仍将罢运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出租车司机一方，而不是各公司违规加收“份儿钱”的原因。同时，受罢运事件影响的“广大市民”固然需要政府的一个道歉，但与此同时，那些因“份儿钱”太高而感受到生活负担过重的出租车司机，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一个真诚的致歉呢？毕竟，不论是何种原因导致罢运，都表明政府监管之不力、服务之不周。

还有更严峻的问题是，相关方面通过此次事件，到底有没能找到一个防止“最坏情况”出现的机制。一个行业的全城罢运，无疑已是一种最坏的情况，也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它却骤然发生了。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在降低“份儿钱”这个处理结果不变的情形下，假如政府在罢运之前能够知情，即对出租车司机的要求予以满足，则罢运将不会发生。但现实呈现出这样断裂的一面来：出租车司机找不到表达诉求的渠道，或有渠道也形同虚设；政府部门找不到“谈判的对手”，或有判可谈却置之不理，于是，“全城罢运”也就成了惟一的对话方式，一上来就已是最坏的结果。不仅造成政府部门的被动，也使一种“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的社会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思维惯性。

所有这些，都是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后，依然需要回答的未竟之问，需要正视的一些现实问题。

正像11月4日《新京报》报道所指出的，重庆出租车司机面临的问题全国普遍存在。因此，对于一种长效的社会治理而言，这已不仅仅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