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君山

    一个人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在且只在于征服自己，神闲气定，归于平静。其他的一切可能都是扯蛋！——题记

    按：从本位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确"官本位"。对官本位的批判一直不断，近年来更称得上热闹。不乏某些理性的声音，但根本上讲，所谓的批判只是瞎起哄，痛打落水狗，实际上似懂非懂，甚至连靶子都不知道在哪儿。真正要驳倒官本位，必须返本归元，正本清源。《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有关章节与此有涉，特发各方批评。

    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办法很简单，就是看能不能被复制。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连复制都不可能，谈何社会贡献？像比尔·盖茨一样，通常所谓的社会贡献实质上都是零和博弈的结果，不仅不可复制，而且必定建立在别人失败乃至牺牲地球的基础上，充其量只能算个人成功！

    商本位与官本位并无绝对界线，说到底，经商也是做人，商道即人道。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做到大时，做到高处，都必定是做人。原则上，大企业家也能够做官，大官也能够做大企业。《呻吟语》云："为学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真良言也！官本位固有的弊病是在于：官员服务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不仅产权模糊，而且产权人模糊，即该公共部门不属于该官员。

    在组织化文明出现后，在天下一统后，"朕"全部的努力都在于抑制组织化，甚至去组织化，目标所向不是别的，就是"生产性努力"——征服自己——讲养讲爱讲无私更直接是生产性努力的落实。

    在现有的"金钱竞赛"经济学中，生产性努力指的是创造财富的努力。一个社会的经济要发展壮大，首先必须鼓励创造财富，不仅需要把社会资源导向生产性努力，而且需要把社会承认导向作为生产性努力主体的企业家，甚至"商本位"——一切为企业生产服务，一切围绕企业家转。

    任何一个社会，要达到特定的目的，都必须把社会资源特别是社会承认导向特定的人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用"直升飞机"把工人王洪文和农民陈永贵接到国家最高领导层，正是要表明"文革"的注目所礼。改革开放中，小平同志先后在两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关心以"傻子瓜子"闻名的个体户年广久，也是要表明改革开放的注目所礼。

    "朕"要把社会的注目礼导向何方何人呢？在"朕"的天下，理想状态是一盘散沙，注目礼原是一个个小窝自我决逐的，谁能够以理养人，领导三角，能混能圆，最会玩窝里斗，谁就自然而然是注目礼的大赢家，根本无需"朕"进行导向。

    考虑到组织化的文明已经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为防止天下陷入方向性的错误，"朕"的确需要对注目礼进行一定的导向，不是别的什么人，就是征服自己的人。道理很简单，只有征服自己，才是真正的生产性努力。一个人征服自己，神闲气定，回归本分，不再需要别人来注目致礼，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社会因之而更靠近均衡。这用佛家的话语表示：自度不济，谈何度人！

    什么人对社会的贡献最大呢？这是一个常常被讨论的问题，时代不同，理念不同，身份不同，答案不同，似乎没有个正确答案。实际上，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办法很简单，就是看能不能被复制——如果连复制都不可能，谈何社会贡献？

    比尔·盖茨的贡献大不大？按一般的标准，盖茨对人类的贡献相当的大。但能复制吗？盖茨的成功不能复制，多少公司被他所创办的微软一一击败，不客气地讲，也是血染"红顶子"；盖茨的生活也不能复制，尽管过得俭朴，但位于西雅图市华盛顿湖畔的超豪华别墅还是令人"高山仰止"，占地6600平方米、7年时间精心打造、造价高达9700万美元；如果都这样来做房子，全美国乃至整个地球能容纳多少人呢？这当然属于极而言之，但的确像盖茨一样，通常所谓的社会贡献实质上都是零和博弈的结果，不仅不可复制，而且必定建立在别人失败乃至牺牲地球的基础上，充其量只能算个人成功！

    西方文明尤其工业化对人类厥功至伟，这是欧洲人常常沾沾自喜的，以至于陶醉出种族优越感来。可西方文明能够学习和复制吗？今天都像西方一样生活，还需要N多个地球；过去都像西方一样殖民，也需要N多个地球。毛主席当年问到"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原因不就在这吗？西方先生或许可以学习，但不可能复制。

    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贡献呢？2008年6月，盖茨宣示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时舆论纷纷，曾经的中国同事李开复先生提到一句古老的西方谚语："The richest person is not one who has the most, but one who wants the least。"译过来就是：真正最富裕的人不在于拥有最多，而在于需要最少。此言切中要害，一个人对社会的真正贡献是在于将欲望减少，少至又少，直至完全征服自己！这当然能够复制，而且任何人都能够无条件复制。

    把注目礼导向征服自己的人，显而易见，谈不上是导向特定人群。原本"朕"不进行导向，征服自己的人也会是注目礼的大赢家，自己都已经征服，况别人乎？例证就在眼前，"朕"之所以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君临天下，不正是"朕"本人能够无私奉献，已经征服自己吗？

    这一点得到了现实强有力的证明，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是人群，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是心态上更成熟的，虽不至于征服自己，但确实都能够为人处世。人际关系大师戴尔·卡耐基明确表示：一个人的成功，15%归结于专业技术，85%取决于为人处世。

    从另个角度讲，由于组织化文明所要求的专业化和科技化，当今时代，高智商的人应该要吃香得多。但就最普遍的情况而言，并非智商为王，仍是情商作主。与卡耐基的计算近似，心理学家也归纳出一个成功方程式：一个人的成功，80%由情商决定，20%由智商决定。情商反映的正是一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力，甚至可作为一个人征服自己的程度指标，情商越高，表示情绪主导力越强，离征服自己越近。

    在组织化文明难以避免的情势下，"朕"要把社会承认和社会资源导向何方何人呢？理论上讲，贡献最大的征服自己的人；现实上讲，擅长于为人处世的人，善于做人的人，心态成熟的人，既科学又简洁地说，情商更高的人。这实际上也是"朕"推己及人，"朕"当然情商比较高嘛，从以理养人到领导三角到能混能圆，都充分表明"朕"的高情商。最简单地讲，要不是能主导情绪，"朕"当初怎么可能迈出对别人先投之以礼的第一步呢（参见前文P）？

    在中华历史上，很早就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国语》就明确提到。为什么"士"排在四民之首呢？原因就在于相对"农工商"，士总体上应该更能够为人处世，更善于做人，心态更老熟，情商更高。春秋时期即有"养士"之风，在相当大程度上，士大夫阶层就是专业于心性修养的。从社会结构上讲，也应该正是士大夫阶层获得社会承认，掌控社会资源，保证了中华历史的稳定均衡，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

"官本位"有什么不好

    近现代西方文明"商本位"，这一点应该没什么异议。事实上，欧洲的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都转向了商本位，承认世俗的赚钱也是人的"天职"。中华文明呈现出"官本位"的特征，这一点应该也没有什么异议。"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干什么呢？做官！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读书几乎是做官的同义词。余音三月绕梁，中华大地至今不时闹起"处级方丈"或"局级主持"之类的笑话，甚至还流传有科学院院士要求"市长级待遇"的滑稽。

    官本位有没有合理性呢？首先，从前的读书人读的都是"经史子集"，尤其必读"四书五经"，学的就是"注目礼生产"，虽不至于征服自己，但本行就在于心性修养，或多或少学有所成。其次，从前的做官也不是技术性的，搞的就是"注目礼生产"，主要就是协调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所谓"立君牧民"。这两点决定了一个人要做上官并做好官，必定要有相当的"生产性努力"。有句话叫"公门之中好修行"，信哉！

    事实上，在相当大程度上，从前的读书做官就是学做圣贤，下的就是征服自己的功夫。《礼》曰："俨若思，安定辞，善形容，有道气象矣。"没有征服自己的功夫，哪来的有道气象呢？正因为如此，明一代大儒吕坤在《呻吟语》中明确指出："为学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

    每一种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注目所礼，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本位。官本位如今饱受指责，一部分人甚至当"落水狗"痛打，上升到批判中华文明的高度。的确，向商本位转化属于当今的时代潮流，在一些国家，政府围绕企业和企业家转，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但这里面的原因应该不是官本位有什么不好，而在于社会的注目所礼转向了经济建设，"金钱竞赛"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

    就人而言，商本位与官本位并无绝对界线，说到底，经商也是做人，商道即人道。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做到大时，做到高处，都必定是做人。任何一个行业，在小时和低处，可能只是物的协调和组织问题，但到大时和高处，必定涉及人的协调和组织问题。没一点儿情商，行么？正因为如此，大企业家多有道之士，皆以德致胜，做的是人心的生意。原则上，大企业家也能够做官，大官也能够做大企业。

    官本位固有的弊病是在于：官员服务于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不仅产权模糊，而且产权人模糊，即该公共部门不属于该官员（参见前文P）。这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与以权谋私。非一般"太上个世纪"，自商鞅在秦国用郡县官僚制取代分封世袭制，公共部门产权人模糊的问题就已经存在。

    中华历史之所以未成长出工商文明和资本主义，一者因为重农抑商比较成功，一者就是官本位特别成功。双管齐下，相得益彰，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绝一无二。既然"茅坑"这样被士人和农民占了，哪还有工商文明"拉屎"的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