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我们都是青蛙！　　

屈原问天

一、“时间差”取胜　　

许多看过袁伟民时代老女排的人，都曾经为老女排的取胜精神喝彩，特别是网上扣球的时间差，更是训练得个个队员熟练，精彩绝伦。眼看着球从一传手里出来，经过二传手将球配至网前，一位对员跳起，正要下重手扣杀，对方队员二人、或三人慌忙跳起做好防球准备，看看角度都封堵好了，谁知道我方队员却没有扣杀下来，而是在空中巧妙地停留，等对方队员跳起的姿态下落，防球已失去优势时，我们的队员才猛力地扣杀下来，使你防无所防，轻易得分。随着我方欢声四起，心中的胜利愉悦，痛快酣畅，淋漓尽致。

没想到，多年前老女牌多年前的战略战术，现今又在眼前精彩再现。

据今日许多主流媒体广泛转载，中国官方　2008年10月19日　授权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许多媒体的大标题，大致都是“中央提出允许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问题在会前，曾经被认为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但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是在　10月12日　，但是当日发表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虽然内容中有许多研究、认为、强调，还有提出、目标任务等等内容，但看得许多人云里雾里，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比较纳闷。但对会前早已议论得沸沸扬扬的“土地流转”问题，在“公报”中连一个字眼都没有提及。会前胡总书记曾专门亲自动小岗村视察，为“土地流转”造势，右派们也在各种主流媒体上为“土地问题”造了许多舆论，将其誉为能给中国农民带来无尽福音的“二次土改。正翘首以待。按照常理，如此重大而核心的问题，“三中全会”上如果正式通过了，实现在“公报”中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对此概括指出一笔的，其次也应该将具体讲明了“土地流转”问题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发表，让全国农民和人民都在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但在会议结束，却只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未见有《决定》发表；其次是“公报”中，一个关于“土地流转”的字眼影子都没有看见。于是，几天里舆论疑惑沉闷起来。接着是一些右派精英们发出了哀叹，认为该“二次土改”已经停止，甚至认为这是“反映土改在中共高层遭遇相当大的阻力”，对此大表失望。而如笔者的一些人，却似乎从中看到了一些希望，期望某些理智的人民民主力量能在中央全回上起作用，但也警惕着“土地流转”会在暂不明说中逐渐地做，如“温水煮青蛙”一样，让你逐渐麻不失去挣扎能力，以避免过分的激烈动荡。现在的事实，却说明有关的右派精英是多虑了，他们的建议已经被采纳，几乎完满的实现；而我们的估计，也不但完全落实，而且速度来得更快一些，但仍然保持了一种“不争论”和实现“和谐”的巧妙，是一种“时间差”的方法。

现在，我们与全国农民一起，都已是青蛙。尽管火烧得跟旺，水的温度来的更高更快一些，一些有能力跳的青蛙，已经没有立即跳跃引起关注的机会和条件。——于是，此轮“与地流转”，以打“时间差”的方式，精英们取胜！

二、右派精英冒险决心很疯狂　　

“时间差”取胜的方法，应该说比单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更加大胆。

但它的实现，也许同时也说明一个现实：此次“土地流转”，按照口径，是一个让全中国农民从此走向真正富裕康庄达到的隆重大事件，获得中央全会顺利通过，按理应在第一时间就全国人民知道，进行拥护欢呼，但这次中央却没有这么做，而宁肯选择在一个星期后授权新华社代为发布。按情况推测，第一，可能是全会闭幕时《决定》全文确已通过，但并非没有不同意见，也考虑到需要观察全国人民在“公报”后的情绪反映，处于一种顺利推行的策略需要，故意推迟一周才将《决定》发表，并通过媒体而不是中央机关或领导人来发表。第二，可能会议闭幕时，《决定》的基本原则已经通过，如实现农村与农民富裕等翻番的目标、任务等，但一些关键内容如“土地流转”等仍须“完善”，故授权有关方面继续“修改”，所以必须在会议闭幕的一周后才能够给予发表。这两种情况，在“公报”开头第四自然段中，其实都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回良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如果全会已就全文一致顺利通过，按道理应将文字表达改为：“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一致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将“回良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一句，改做第五自然段，表述为“会议审议前，回良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而不应该将它紧连在“审议通过”之后，又没有“会议审议前”的说明。

当然，我们此处议论纯属猜测。然而，右派精英们不是已经主张言论自由，在党中央会议通过以前，都已经可以到处鼓吹“土地流转”如何正确、如何丰功伟绩，连“二次土改”这么不规范的说法都可说出来，催促人家赶快实行；他们甚至公然践踏《宪法》“序言”中关于“1949年”前后，“毛泽东主席为领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定义表述，和“正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种中规定，到处攻击“1949年”以前和以来，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事业，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抹黑社会主义制度，至今也没有人象德国追究为纳粹分子翻案那样，去对他们进行“违宪”的追究。那么，我们对中央文件的出台，做一些无伤大雅的猜测，也应该是言论自由所许可的。

但不论上述是那种情况，都说明“土地流转”底事件，也远未如右派精英们在会前所想象的那么是“解放农民”，是“一派拥护”，不如他们所指望地那么十足顺利和风光。

只是，此次事件的实现和实行，证明了右派精英们的决心何其大，冒险的精神何其足！

尽管国际的金融风暴已经来临，全球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正在开始，中国的国民经济由于右派精英的误导发展起了畸形的依赖和附庸于美帝国主义的“外向型”、“出口型”经济，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变成了国民经济被美元绑架的工具，中国人民正在越来越成为为美国强盗生产消费物资、换回他们不可兑换的无用绿票子“欠条”的奴隶，但此时的右派精英们，已经到了最后的疯狂时刻！他们在引导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经济，工业资本主义化以后，又打定主意一定要趁最后兙，将中国的农村土地也资本主义化，否则；在国际形势逆转，全球对资本主义进行思考，中国人民也即将对资本主义、对30年的“改革开放”结果进行再思考的情况下，时间可能会来不及了。

所以，这次他们实现四处放风，四处大造舆论，最后终于实现了绑架中央全会的目的，实现了他们打开“土地流转”大门，让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长驱直入农村土地，也让农村中少部分人可以成为新的地主。

这此关于允许“土地流转”的出台，是包裹在“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厚厚包装名目之下的。为了包装“土地流转”这个核心，前后还给加上了诸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强化农村社会管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等许多凡是想得到的对农村有好处、实质上今后已经很难做到的包装名目。但是，对于“土地流转”在现在国家面对国际金融风险、全球经济出现衰退，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危险，工厂出现倒闭，城市失业必然增多的情况下，9亿农民在“流转土地”之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靠什么吃饭，这个风险评估问题，却完全被置之不顾，和忽略不提。　　

难道是希望今后的9亿农民都还留在农村中，可以成为靠地租吃饭的地主？抑或是希望他们在农村中恢复成为地主资本家帮工（或可美化为农业工人）的身份，那么原来自己有地时那份全归自己的收入都不够用、生活都不富裕，难道在被别人剥夺了剩余劳动力价值后的那份收入反而就够了、就富裕了吗？　　

这可见右派精英们为了实现其农村资本主义化目标，已经是如何地不计后果、如何地疯狂！

三、潘多拉盒子已打开，代价将必然付出　　

综观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潘多啦盒子已经开始打开，未来中国的社会代价将必然付出。　　

据媒体报道，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由于右派精英的忽悠和活动，以及某些地方领导人预计三中全会对“土地流转”的必然通过，各地纷纷都进行了“土地流转”，并产生了许多“非农化”、和“非粮食化”的浪潮冲击；在三中全会闭幕后，各地也纷纷有地方政府前头成立“土地流转中心”鼓励农民们尽快进行“土地流出”，也协助希望兼并土地的人办理手续、实现目标。这种例子，每日可见，已不胜、也须枚举。可以预见，《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表以后，这股“土地流转”的浪潮，在全国急功近利的地方官员的推动下，在右派精英们的继续忽悠下，甚至在一些地方势力、资本势力的裹挟下，在农民自己被忽悠的理想化幻想下，都可以造成势不可挡的态势。可以遇见，几年之内，中国的农村土地将全部落入资本、地主资本家的手中，很难会有例外。农民也不可能在第一轮的“土地流转中”得到较高的补偿，在紧接着下来的第二、第三次“土地流转”中逐渐走高的资本回偿，将全部落入地主资本家的袋中，已经完全与农民本身无关了！那时，国家在履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承诺，关于“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的补贴，也肯定与农民本身无关，无一例外地会落入剥夺了农民土地的地主资本家手里。　　

立法容易，执法何其难。这是在中国的现状，其实也是世界的共同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一旦实行了资本主义，资本、资本家的逐利、而非全民提高生活的国有性质，必定表现的淋漓尽致。尽管中共中央在《决定》中强调“要保证粮食安全”，但在资本追逐利润的疯狂下，这时候很难实现的。这在中国前期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试点中是如此表现的，今后也会是如此表现的，因为只有“非农化”、“非粮化”，资本才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即使在号称法律制度完善的美国，金融的监管同样在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面前失效，格作为格林斯潘作为监管者之时，同样进入资本逐利的魔咒，用制造房地产的泡沫方式，去掩盖原来的网络泡沫，为资本主义的追逐利润和虚假繁荣效劳，以至于引发了今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何况是我们未来的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初期阶段的地主资本家和腐败官僚们，他们会给你守法吗？他们不会设法在今后的某一次什么全会上改法吗？　　

让我们引用《暸望》杂志文章的一段，作为我们认识“土地流转”今后发展趋势，一种思考和警醒：　　

“与中央的鲜明态度相比，地方上的某些干部并没有将粮食生产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到长三角地区采访，听到了一些干部抱怨，现在工作压力最大的是招商引资，可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项目招来了，又常常无地可供，叫他们左右为难：“这岂不成了既想让马儿跑得好，又不想让马儿吃草？”既然上边如此重视工业化、城市化，那么就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言下之意，呼之欲出。 　　

“粮食安全是国家的事，财政收入、本地发展才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事”。在一些地方忽视粮食生产的事实背后，这样的认识并非特例。在他们的眼中，政绩和财富才是他们追逐的重点甚至惟一目标。只有招商引资，只有工业化、城市化才是重中之重，而效益较低的农业只有“让路”的份，则屡屡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本刊记者在凤阳县小岗村了解到，在近年农村种植结构调整中，该村1800亩耕地中，有600多亩进行了经营权流转，全部进行葡萄和双孢菇种植。据村民预计，因为减粮增收，短期内该村将有50%的粮田转向非粮生产。　　

苏皖等省的多个产粮大县领导说，“小岗压粮”现象是市场价格机制对粮食生产“逆向指导”的结果。小岗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产粮大县中可能会蔓延开来。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国家、县乡基层政府、农户在粮食生产上存在明显的“目标背离”。国家目标在于确保粮食安全；县政府的目标在于“强县富民”，这与发展粮食形成现实冲突；农户目标在于增加收入。如何破解“目标背离”、保持方向上的同一性？是当前粮食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0月）　　

连被中央树为典型，总书记亲自视察的小岗村土地一“流转”都这样！何况今后正式“土地流转”起来，资本的逐利力量无孔不入。难道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农民，我们有良知的理论工作者、和一般的普通人，中央有社会主义理想与良知的领导人，对此还能不警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