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中世纪的欧洲，有三个机构是并列的，一是教会，二是世俗政府，三是大学，由此可见大学的重要和独立。大学不但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塑造和发展人文精神的地方；因此大学教育的两个基本使命：一是人类创造能力的挖掘和提升，二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和提升，前者只是就专业人才的培养标准而言，后者则涉及到大学对精神世界的关照。

大学之本

    在世界上多数伟大的文明里，很早就有了高等教育机构。古希腊有柏拉图执教的"学院"。中国有"太学"、"国子监"等，后来还有"四大书院"。这些机构都不是今天"大学"的直接来源。今天的大学来源于中世纪末。公元11世纪，"大学"最亲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Bologna出现。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学"在法国和英国先后出现，然后逐步传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中欧以及美国等地。

    大学从其在近代出现直到今天，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大学“应该是什么”这一理念的探讨和争论，其间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从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到服务机构三个阶段。但是对于什么是大学精神，却是百年来一以贯之：它就是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说的：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创立，要追溯到20世纪初。虽然起步（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时间为标志）相对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却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这一切应当归功于20世纪初那一代传统读书人，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等，虽然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环境中完成的，然而他们又是眼界开阔之人，出去走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实现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由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得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自1928年正式建立国立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只用了约10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她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之时就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其开学典礼上有过一个演讲，足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之本。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我认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夫学术之事，自有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此后，此宗旨又为烽火中西南联大所秉承、发扬。以至于20世纪前几十年，诞生多位中国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一些可以比肩世界的煌煌学术成果也多出自此时。

大学之乱

    虽说近几十年的中国大学未出过几个学术大师，但多数大学仍秉以“教书、育人”，多数教授们仍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授业、解惑”的，还是基本上实现了大学的社会功用。然而，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发生让人瞠目的改变 各种乱象登堂入室，几欲成为主流态势。

                       乱象之一，学术腐败无穷尽

   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授。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上世纪90年末之后中国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生活：“他们突然间由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中国学术腐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截至2005年12月31日，在互联网上以Google检索“学术腐败”这一关键词，可以看到中文网页有909，000之巨，其中中文简体网页占86.4％，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大陆学界有关。要知道，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还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而且表现为一个渐进的三个层面：一是，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乱象之二，“菜”教授与“水”博士齐飞，“烂”校长共成乱一色

    以过去的教授为研究对象的谢勇说过：“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如果一个社会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 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教授等级之繁杂也是旁无邻舍。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

    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的。如果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之有愧才对。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可谓创了历史新底。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学术界多得不仅是教授，还有博士。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而眼下博士的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这也难怪人们把这些新科博士称为"水博士"，他们自然全线贬值。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在一个月内"搞定"的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居然一次通过。

    那么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下面这个榜单读者就自己做结论吧。涉及招生黑幕的有：上海交大校长、西南交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抄袭剽窃的有：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公开嫖娼的有：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参与经济犯罪的有：延安大学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成都大学副校长、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乱象之三，“招生黑幕”次第来

大学手中有什么特权吗？有！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我们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自然可以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

    中国大学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是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学位博士，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我们已知的有，被央视曝光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自家BBS上现形的上海交通大学、能让没有绘画基础的人在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成绩的海南大学。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一位经常采访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记者坦言，就他所知，以上曝光的招生丑闻，仅是高校招生黑幕的冰山一角。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至于原因呢……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中国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

                       乱象之四，功夫在外的评比。

    现在我国高校各种评比之多，早已举世罕见。对各种评比略数一下，从名目，有教学质量评比、教研质量评比、学术成果评比……，从评奖级别，校级、省级、部委级、国家级，只差没见"宇宙级"，煞是热闹。最近一拨评比，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人才，还有跨世纪人才，此外还有各种硕士点、博士点、项目基金、课题评选等等，当然还要算上各种晋级、涨工资、分奖金……

    要知道，这些评比，可不是没事找事，而是一种功夫完全在评比之外的利益再分配过程。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

     再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有人曾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可想而知。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

                        乱象之五，铰杀学术良心

    如果出卖良心是一种常态的话，那么保有学术良心的另类必然成为“火炉上烧烤之物”。这里不得不提3个人，他们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和水利系老教授黄万里。他们三人一虚一实的景况印证了中国学术界是如何铰杀恪守学人本分者良心的。

    北大钱理群教授20年来从事鲁迅研究，被誉为"北大的良心"。1999年，钱理群在一篇谈访录中指出，"我觉得1949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其次就是教育问题。"据说，就是因为这么一句实话，钱先生差点被北大赶出了校门。整个北大"驱钱"事件均是口耳相传，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而戕伐学术良心的真凭实据来自清华大学。2000年3月，清华大学历史系单方面终止了聘佣秦晖为教授的合同，同时还禁止他带博士研究生。那之后，秦先生实际上就算下岗了。目前秦先生是清华大学文学院聘请的"院级教授"，其待遇相当于副教授。秦晖犯了清华大学的什么律条，被给予这样的处分？是他的学问不深，水平不高？秦晖可以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农民问题专家，著作等身。是他道德不端，品行不好？凡是有过与他亲身接触经历的人，无不为他的诚恳，他的谦虚，他的清贫所感动。一所大学，对一个学者还能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有。中国的学术界还要求他没有学术良心。秦晖的主要社会改革主张就是"改革要 公正 ， 分家 要公平"。这既惹恼了他所说的"大家长"，也遭到了那些急于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们的痛恨。这就是秦晖在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处境。在清华，因为坚持学术良心而受到惩罚的并不只是秦晖一个人。清华水利系老教授黄万里为了中国的水利事业操了一辈子闲心，因为当年直言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被清华剥夺了几十年的教书权利最终郁郁而逝。

                     乱象之六，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

    从创立国内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到创立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建设高质量大学的决心。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 "985工程"是非常有背常理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这一幕无疑让我们看到某种相似之处，只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当下的是在教育界。大跃进的实质与结局，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它的盲目和失败。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运动提供"理论依据"，甚至推波助澜。而同样在 "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事实上，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大学之叹

    以上中国大学校园内的种种乱象，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成为“主旋律”，倒是恪守学术根本、学人底线的教授反倒成了“珍稀”之品。对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言，大学精神为何物，恐怕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学校长似乎首先不是教育家，而首先是一个官员。且不说上世纪上半叶蔡元培、胡适时代的中国大学氛围，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氛围，今天的中国大学也已远远落后了。我们很难想象这样大学还能够教书育人吗？更不要说堪当本应该承担的“科教兴国”的重任了。

    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滑至第二十九位，科学技术由第十三位滑至第二十八位，国际竞争力由第二十四位降至第三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就此进行调查后认为，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素质严重下滑有关，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教师中出现‘断层’、行政干预过多、高校创新受限制等因素制约。”

    根据2003年底发表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全球“增长竞争力”下滑了十一位。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由2002年的第三十三位，降到2003年度的第四十四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其中以技术和公共机构两个单项最为落后。《世界经济论坛》该份报告的负责人、经济学家Augusto Lopez-Claros强调：“全球竞争力报告并非着重在目前的经济水平，而是以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为准。”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源泉，正是大学。

    2005年10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高素质大学生短缺 有碍经济增长"为题，报道了咨询公司麦肯锡就中国大学生质量所作的调查：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毕业生，这可能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发展更先进的产业。大学采用的是基于理论的、教科书的、事实的、导师传授的教育方式，既未教给学生为全球企业工作所需的实用和团队协作技能，也没培养出学生创新能力的潜质。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很清醒地指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在沾沾自喜，因为国际上有很多人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地世纪，我不知道这话的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要想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而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在研究了世界众多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之后的结论是：“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这里的大国不一定指疆域辽阔 ‘大国’在英语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经济规模、创造的物质财富、全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而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显然，拥有这样的大学，对于当下的中国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