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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他是大救星还是 …（4）（5） 延安岁月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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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1002
时间:
2008-9-15 21:12
标题:
接续－－他是大救星还是 …（4）（5） 延安岁月的毛泽东
他是大救星还是… …（4）
斯文汉
4.延安岁月的毛泽东（中）
在延安的岁月里，毛泽东以协助指挥军队的中央高层成员身份，开始了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在争取莫斯科信赖、海外和国统区影响的同时，积极地拓展了在党内的活动范围，为获得党、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组织基础。
“西安事变”的历史契机：
在20世纪上半叶，伴随封建帝制及其政权的崩溃和民国的初兴，濒发了各种事变、事件，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去世以后，尤以“西安事变”的影响最为突出，不仅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抗日统一阵线的形成，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演化。
“西安事变”爆发以前，国民党中央主席从汪精卫更替为蒋介石，而军队更由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长职务统御，政府在“攘外”、“安内”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共产党惟可以在资源匮乏又地为偏隅的陕北搞安营扎寨，但西北的“二马”、山西的阎锡山是难以捍动的势力，张学良、杨虎城又领兵控扼了交通要冲，因而仍处在相当险恶的环境。
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既使蒋介石得以生还和继续处在民国元首地位，也为在“西路军”失败后的红军三个方面军及在南方的游击、隐蔽人员，带来了蒋介石与周恩来“庐山会谈”之后接受“抗日招安”的现实，而中共的人员也因“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公开地在国统区活动了。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参与了中央高层为此应对的决策活动，其主张属于“放蒋派”，与红军高级干部代表的“杀蒋派”有别，但中共已恢复了与莫斯科的联系，重大决策不可不征得共产国际与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同意，“西安事变”的处置方略亦不例外。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重要的在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之目的与旗号，含有一致对外抗日的吁请因素，以及宋美龄、宋子文等“救蒋派”的翰旋得法，且代表了当时民国政界的各方利益，而中共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亲往西安说项，促成闯下了“惊天大祸”并国际周知之后的“捉蒋”的始作俑者，在既有内部的情绪不稳定，又有外部的何应钦调兵欲讨伐“叛逆”在古都将肇发战端之际，以“放蒋”筹码和张学良“认错”又“侍送蒋介石返京”为条件，在取得了主角的“允诺”以后，便见好就收了；关键的则是“西安事变”主角—蒋介石本人的对策与行动符合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即实现全民族团结一致以御外侮的抗日统一战线，为“救亡图存”开辟了通路！
如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蒋介石代表的势力事后变了卦，以及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那历史又会给予毛泽东什么机会呢？当然，历史事实不是“假设”的集粹，但研究历史不能畸轻或畸重于某一局部，宣传历史就更不应该搞“曲解”、“夸大”、“缩小”，过去滥兴“有选择性话语历史”，恶劣尤媲美纳粹戈培尔之流，危害在祸患民族、教坏子孙，徒令司马迁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安息！
斯诺的“宣传”功效及受毛泽东的“重视”：
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先生尚是美国来华的一介青年，在得到了国统区左翼人士帮助的背景下，成功地在陕北地区专事旅行与访问了诸多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代表人物，之后撰成了一部书，起到了在美国等西方世界“非妖魔化介绍‘红匪’”的宣传作用，并使自己由寂寂无名一跃而为有一定知名度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斯诺的《西行漫记》在1950年以前就是多语种出版的新闻著述，但在如火如茶的“文革”风潮席卷中国以后，无论该书是以故名或改称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此名与书中内容错位，如叫“红星闪耀着的陕北和晋西北”似妥）印刷的，皆被当作“封资修的”禁书而鲜为青少年所知，也就在此光怪陆离的岁月，作者与多年前就“换教”了的夫人一起，得到了正当不可一世的老朋友之邀请，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是毛泽东当时战友林彪、周恩来们均不可相比的，堪为兄弟、友好国家领导人一类的“国宾”待遇。
斯诺先生何以受宠于毛泽东？因为他宣传了毛泽东嘛，反正莫斯科方面就不够大方，而在国力肯定不逊于苏联的美国，总还有感兴趣的读者知道毛泽东其人其事，人家可是一个很理解民主、自由世界的人物！
杨开慧的“地位”、贺子珍的“婚变”与江青的“身份”：
她们情况并非纯粹是毛泽东的私事，这三位女性都各因他成了闻人而结局又迥异，但均比毛罗氏（系毛泽东祖母娘家闺女，婚后未育且早逝、葬在韶山非毛姓族茔之地，1930年代名列杨开慧之前而载于湘潭毛氏族谱）“好命”，更涉及大陆几代人精神必有联系的历史，不可不述及，何况女性毕竟也是人，是世界之另一半，又系人类之母源呐！
杨开慧系辛亥以后湖南自治时期办学骨干教师杨昌济家独女，而在遇父亲执教“省立一师”学生之一的毛泽东以后，不久即以北京大学教授家“千金”下嫁以长沙清水塘小学教员维生的男子为妻，不啻打破了“门当户对”的传统和世俗陈见。与为人妇而先后诞育三子，少有享福，多尝离苦，竟在丈夫奔走革命以后，一人领褓姆而苦撑家门，并实际成了贺子珍当上新娘子以后的弃妇。杨氏宗亲有参加红军的，无奈也乏力解救杨开慧脱之何键将军统治的长沙，就没有邓颖超、蔡畅们夫妇相依为命的那种幸福。
杨开慧宁肯择死而不苟命，此守节是传统、坚贞的，义昭天日，千秋当为后世敬仰在于其革命烈士，尤可见当年何键报复性下手和株连政策的残酷。
贺子珍长于江西永新县城，为父母长女并享“一枝花”美称，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在家乡地区际遇了对自己倾情的男同志，又因“秋收起义”以后来了毛委员，并在井冈山上由王佐、袁文才提供“军师”贺敏学使用再转送的八角楼，当上了平生惟一革命爱情的新娘，从此与爱人一起风雨同舟到了陕北地区。
作为一路长征的女性，贺子珍还要相夫与接连孕育后代，既使到了定居延安窑洞以后，清贫的生活、爱人的“好动”和对史沫特莱、吴丽丽等同性的不理解以及自身积病，都让她不可遏制地去了苏联，又在最后一次生育之后结束了与毛泽东的夫妻之实，成为建国后去不了首都的特殊女性，与毛泽东仅有一次相见于1959年的庐山密会，还是以战友关系定了格。
江青即李云鹤、蓝苹，此人是与毛泽东瓜葛最多之女性，也最有知名度，其当年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到延安，并非志在必当首长夫人，而与毛泽东交臂相识之初，一为鲁艺学员，一为抗大政委、政治局常委，足见称她开始即抱野心投机革命是诬言。
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其同居生活，显然由后者的领导张闻天同志按照高层人员的生活规矩，作过专项的“组织讨论”，鉴于两人情坚意笃而准以其事，不应在多年以后纠缠于哪些子虚乌有，并冠以她之女皇梦的起始点，这是不严肃的花边写法，与香港“唐人”杜撰《金陵春梦》一般下流！
江青岂不算作毛泽东的妻室？1950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任何女性敢在生前公开宣称自己超过了她的地位吗？江青作为成年女人方面，至少恪守了妇道，尽管不仅在1965年以前就见疏于丈夫了，所以其主席办秘书、中宣部文艺处（或副）处长、临时军队特别文化指导、“中央文革首长”、政治局委员和“毛主席夫人”的头衔，又哪里可比得相濡以沫的平民妻子们小日子之甜美？
毛泽东病故不久，江青就失去自由又坐了多年的牢，最终在保外就医期间自杀而亡。从她生前坚称的说法与身为阶下囚以前的倒行逆施表现看，其身份的确是毛泽东的妻子、好学生。
（2008年9月13日）
他是大救星还是… …（5）
斯文汉
5.延安岁月的毛泽东（下）
在延安的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自蒋、周“庐山会谈”之后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实施以后，就由“共匪”、“红匪”逐渐成为民国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分子，原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即行结束使命，而过去的“苏维埃政权”（延安城是民国政制）作废，“三三制”得以兴起了（老百姓有所享受自古未有的选举权）。
毛泽东呢？延安时代的他，“名正言顺”地作为主席而在那块“特区”从事着中央首长的活动了。
看起来，抗战使毛泽东获得了党内的实质性权力拓展！不过，有什么奇怪？当他坐上江山以后，如有一次，面对日本国一个非官方访华团负责人就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其所作的相关歉意表示刚一出口，就打断其言吐出了如此真言：“……还要感谢你们的……侵略”。同样的，他在1959年紧接着刚开罢的“庐山会议”，继续在北京搞批斗“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的活动，当场怒斥了过去的八路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一通，叱骂其有关“百团大战”的责任……。
毛泽东在“抗大”的职务与背景：
1937年8月22日，在西北的红军主力（原红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就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签发的命令，组建为民国的一支武装力量：名为“第十八集团军”。
初期的第十八集团军（共产党习惯自称八路军），由朱德（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辖115、120、129三个师和陕甘宁留守兵团，还相继设立了一些办事处（太原办事处主任薄一波、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南京办事处主任周恩来、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新疆办事处主任邓发、 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武汉办事处主任王明、重庆办事处主任王若飞），约四万六千余人。同时，周恩来就任了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中将副主任。
在此以前的1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1937年8月25日，中共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四、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五、抗日的外文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是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就在此时期，毛泽东出任了“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当时仍沿用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红军大学”的名称)，后来迁到保安县，又在1937年1月迁到了延安县。
据吴元训 、曹鸿远的《抗日军政大学》介绍：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第一期的学员，约 300人，他们都是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担任过军﹑师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从第二期起，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员人数激增(其中包括来自全国的几百名知识青年)，汇成具有1000多名学员的学校。从第三期起，学校成立了军事队，加强了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随着人员的增加，校舍困难。三期学员自己动手，在半个月内挖掘了170多孔窑洞，开辟出近千人的校舍。第四期学员人数增加到近5000人。
“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时说过:“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注1）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了使“抗大”教育更能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办校。（注2）
1939年后抗大总校迁往东北，改建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在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抗大”教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争，并克服各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注3）
“抗大，抗大，愈抗愈大”，在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10个分校和太行、太岳分校。（注4）
“抗大”有教职员共1000余人，其中包括校务部﹑训练部和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有女学员1000多人，女生队除了一般的军事政治教育之外，还有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等科。（注5）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注6）
抗日战争时期，“抗大”先后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这一大批干部对于中国人民子弟兵的发展壮大，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后，各大战略区以抗大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军事政治大学，其中大都转为现在的军事院校。 （注7）（从注1至注7均引自吴元训 、曹鸿远著《抗日军政大学》）
毛泽东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来历：
据史料分析和“正史”的说法，历史上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特别自豪的在于他的“主席”头衔并习以称之，但此“主席”不是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非但不看重之，还以此耿耿于怀几十年并以此为由“控诉”受到的“迫害”。
那么，此“主席”是什么“主席”呢？
嗨，此“主席”即中央军委主席，兵权在握之权位也！而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当时谁也没有提出来设立，与此相关的还是陈独秀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任起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此职务还依然属于张闻天同志担当着的！
最早的中央军委基本情况--
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下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主要领导项英、毛泽东、朱德先后任主席。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朱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任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15人为委员，红军历史上的“中革军委”即由此开始。（注8）
1933年5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增补秦邦宪（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期间，由项英代行主席职权。（注9）
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再次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当选为副主席。（注10）
长征及抗战期间的中央军委沿革--
1935年6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9月，“中革军委”实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人主席团制。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革军委”进一步扩大，委员增加到23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注11）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林彪、刘伯承、张浩（林育英）、叶剑英、徐向前为委员，这样中央军委又改为仅属于中共中央。（注12）
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43年3月，补选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彭德怀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自1937年，萧劲光、滕代远、叶剑英先后任军委总参谋长；杨尚昆、陶铸、伍云甫先后任军委秘书长。（注13）
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武汉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等为委员，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注14）（从注8至注14均引自或根据“百度百科网”资料介绍）
敏感人士或许清楚，中共的建军原则是“党指挥枪”，但长期抹去在设立中央军委以前的有关历史（如中央在上海时期，首设军事部，部长为周恩来；后军事部是书记杨殷、部长周恩来负责；等等），而说是毛泽东个人的一大发明（如著名的“敌疲我打”16字诀，其实原创者是红四军朱德军长）。
笔者不在本篇讨论谁是党最早的武装力量直接领导人，也不讨论贯彻“党指挥枪”原则在历史轨迹上的是与非，仅提请自愿者思考一句南方民谚、即“起劲叫卖的便宜货—不太真”，可否帮助我们鉴别真伪？
（200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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