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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族主义的百年历史 [打印本页]

作者: 21002 时间: 2008-9-4 15:55 标题: 民族主义的百年历史

余英时

   打开百年历史纠葛　　　　　　

《联合报》专栏以“回顾百年，前瞻新世纪”为主轴，推出“全球化元年—— 新世纪、新挑战、新思维”系列，承编者不遗在远，约我加入讨论。编者给我的题目是“打开民族主义与民主的百年历史纠葛”。我实无能力，更不敢妄想在短短一文中完成这一庄严的任务。几经考虑，我只能略略提出个人的历史观念，疏浅与漏失是不可避免的。这虽是一个历史性的议题，但鉴往知来之间，终不能与当前中国的现状全无照应。不过这种照应仅仅是原则性的，不涉及实际人事与政策，只有如此，历史观察才能保持其最大限度的客观性。

三次政权移转的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认清的历史事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标民族主义，其次才是民权主义，这一先后次序便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不过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成分相当复杂，不能不稍加分。辛亥革命所凭借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的，并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因为它的主要号召力是“排满”，即推翻满清征服王朝的统治。所以一九○二年东京革命派留学生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一九○五年同盟会誓词中民族主义也只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当时大概只有孙中山对欧洲的民族主义较有认识，但追随他革命的人则仍然取传统的解释。他们的基本策略是恢复明清之际民族仇恨的记忆——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以激动人心。尽管辛亥革命是在“列强瓜分在即”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至少还没有透显出来。  　　　　

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则已是现代的，它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是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成熟表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的口号事实上已为未来的北伐——规定了具体的目标。但是北伐时期的民族主义又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疑忌，因而处处阻挠国民党的革命活动，其中尤以英国人最为嚣张，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英租界当局的种种作法等于向中国人展示西方帝国主义的活标本。一九二四年香港政府暗中鼓动广州“商团”与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作对，和一九二五年上海英租界所发生的“五卅事件”，不过是两个著名的例子而已。所以北伐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新高潮是英国为主要对象而激成的。北伐之所以迅速地取得胜利，民族主义战的激动是一个不容抹杀的精神要素。  　　　　

中共政权成立的主要凭借也是民族主义，我已一再陈述过，不必多费笔墨。这里只需着重指出，它对民族主义的操纵与利用主要得力于日本的侵略，从西安事变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是中共由脱离困境走向大规模发展游击根据地的两大关键时刻。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当面向来访的日本田中首相“感谢皇军”帮助了他的“革 ”，确是脱口而出的一句由衷之言。但是，毛泽东为了凝聚中国人对中共新政权的向心力还必须经过一次重大转折，即调动中国人百年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愤怒情绪。因此他必须在抗战结束之后化“反日”为“反美”。这一努力在一九四九年就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中共深知中国知识阶层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的影响太大，一时不容易肃清。毛泽东在评《白皮书》中特别提出“民主个人主义者”为批判的对象，即其明证。这样我们才能懂得毛泽东为什么会不计一切后果，决心要打韩战。关于中共参加韩战，由于前苏联档案一部分已经公开，我们知道其内情是极其复杂的。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想指出，毛泽东认清了：只有与美国正式打仗，才能彻底达到全国“反美”的目的。也唯有如此，他的政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之上。五十年代末期，由于“大跃进”之类的冒进政策招致了重大的危机，他更进一步公开“反苏修”，再度乞灵于民族主义以解除困境。所以在上述三个政权之中，只有中共对民族主义的运用才达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境地。  　　

儒家知识人欣赏民主或民权　　　　

上面我们以最简要的方式说明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所发挥的巨大力量。在这一力量的对比之下，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民主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民主或民权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末叶已传到中国。最早宣扬这一价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又主张改革的知识人，像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初到欧洲，亲见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之后，几乎都异口同声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并论。早期儒家知识人欣赏民主或民权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政权和平转移，不必每一次改朝换代便必须经过一场暴力动乱，杀人如麻；第二是人民接受的政治权威是经过自己同意的，这是“民约论”为什么特别受到晚清学人青睐的根本原因；第三、个人的自主和尊严在民主体制下可以受到有效的保障，这里我必须指出，谭嗣同在《仁学》中便已十分重视“个人之自主”的观念。民族主义以民族或国家的集体为出发点，所追求的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自主；民主或民权则最后必须落实到个人（包括个人的家庭），这便和今天最流行的“人权”观念分不开了。王韬在英国看到犯人在监狱中所受到的“人的待遇”，曾深受感动，这大概使他联想到古代关于“画地为牢”的传说，在这一点上他实已触及“人权”问题的核心。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西方所独有的价值，而毋宁把它看作“古已有之”，但却在西方获得了实践而已。这大致是“五四”以前，传统知识人对于民主或民权的一般看法。孙中山后来在三民主义讲演录中仍然表达了这个观点。  　　　　

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一对双胞胎。援孙中山自述，他最初只有“民族”和“民权”两个观念，一八九六至九八在欧洲勾留了两年，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刺激，才发展出“民生”的思想。而且在“五四”之前，他也是对民主抱着真诚信仰的极少数人之一。尽管如此，民主毕竟没有像民族主义那样，在近百年史上展现过真实的威力，不但如此，在上述三个中国政权下，民主的空间和政权依赖民族主义的强度恰成反比例。民国初年的政权建立在一种松散的传统民族意识之上，满清王朝解体以后，这种意识也随之消失了。当时几个主要党派如北洋军人官僚派、国民党（原革命派）和共和党（原立宪派）都在争夺高层的权力，对於民间文化和社会力量的发展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是新文化运动（广义的“五四”）得以持续成长的政治背景。民主观念在中国知识阶层中生根便发生在这一阶段，但民主毕竟是个体本位而非集体本位的价值，这是它和民族主义的基本区别之所在。民主只有实现在每一个个人的身上才有真实意义可说。所以“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是和个人意识的觉醒分不开的。早在一九一六年陈独秀便已在《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正月号上正式揭橥“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比文学革命还早一年。这篇文字上承谭嗣同（“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新民说》之“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炳麟（“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下启胡适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 “易卜生主义”）。总之，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人对于民主的认识逐步加深了，也扩大了。民主不仅是一个空洞的政府形式，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使每一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等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  　　　　

但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由於民族主义的集体意识淹没了个体的价值，民主始终只存在于少数知识人的口中和笔下，而不能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有力运动。  　　　　

一九二四年改组的国民党采取了苏联“一党专政”的体制，孙中山在第二年便逝世了，国民党领导阶层中已没有人深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所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很快便和提倡宪法和人权的民主派发生正面冲突。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所引起的风波便预示了以下二十年民主在中国的命运，中共在抗战后期为了“统战”的需要曾巧妙地运用“民主”的号召力在国民党地区开辟了所谓“第二战场”，把许多追求民主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都转化为它的“盟友”。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通过“反右运动”，将“民主个人主义者”一网打尽。国、共两党能如此经易地制住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凭借赤裸裸的暴力，我门决不能低估民族主义的精神力量。在日本侵略一天天加紧的三、四十年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确远比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重要，所以在抗战前几年连道地的自由主义者也有人主张“新式独裁”的。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一句话更使得许多一向信奉民主的知识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党的领导”。“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变成了中国人的天经地义。

民族主义不肯“休假” 　　　　

从理论上说，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个人的自主是互相加强而并行不悖的关系。在整个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的紧急状态下，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一般的常识。即使是个人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也承认有“明显的跟前的危险”时候，个人的权利可以受到必要的限制。但是在国家民族的危机已消失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必须恢复日常的生活秩序。民主则为这一日常的生活提供了最合理的秩序。这便进入了民族主义休假的时期。在这一理解之下让我们对中国大陆上的民族主义略作观察，以结束本文的讨论。  　　　　

中国大陆今天显然没有任何外在的威胁，相反地，在经济方面，中共似乎正在拥抱市场的全球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共反而极力煽动民族主义的激情呢？此中原因复杂，一言难尽。这里只能略作推测。首先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危机。马列主义早已破产，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必须另找基础。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似乎是最方便的出路。这虽是从前纳粹主义的老路，但可以继续压制人民对民主和人权的要求，因为“民主”和“人权”都已被中共官方解释为“西方的概念”，不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共近年来特别欣赏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其次是民族主义对海外华人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最近美国一家华文报纸曾以极显着的标题报导：大陆的专家分析，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达到与美国对抗的地位。这虽是五十年代“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翻版，但在今天似乎更有说服力。海外若干华裔科学家也早有“二十一世纪中国将成为科技大国”的预言。这一特殊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天朝”意识的复活，在海外是有市场的。第三是民族主义可以逼使台湾早日就范。依中共的估计，对于一部分在台湾的中国人，民族主义可以发生“认同”的效力，但对于仍在抗拒或犹豫的人，则可以有震慑作用。13亿大陆人民都要求“台湾回归祖国”，试想再拖下去将是什么后果！  　　　　

就我在海外所接触到的大陆中国人而言，有些人似乎接受了中共民族主义的洗礼，但更多人则否认今天大陆上有如此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激情。所以我不敢断定事实究竟怎样。我可以确定判断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今天都要求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生活秩序，这是中共到现在为止还不能提供的。如果这个要求继续发展下去，民主的比重必将远超过民族主义。这似乎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

作者: 21002 时间: 2008-9-4 16:00 标题: 爱国主义理论是非激辩之我见

作者：年大六

—— 一份仓促写就的书面发言

我先得表白：之所以未能在诸位要求的中午12点之前，交上我这篇命题作文，是因为11点多我上网时受到政治黑客网匪捣乱，在自己的电脑上无法顺利录入，不知他们植入了什么病毒，一打字就是乱码。所以我只得到一位朋友家里，用他的电脑完成这篇稿子。太匆忙了，质量可能受影响。不过讨论发言嘛，又不是正式发言，更不是发红头文件，错了就改，希望直言不讳批评。

你们要我从理论角度谈谈对爱国主义的不同理解引发的争议，这个能力我还具备。先感性地切入问题，谈谈西方舆论为何一面倒地厌恶、排斥甚至敌视这些年中共上层某些人竭力煽动和利用的义和团式的“爱国主义”。因为这种主义实际上是祸国殃民、损人不利己的发疯主义、自杀主义，所以我在上面加了引号。

不用讲更多道理，请各位认真想像一下拥有核弹等现代武器的义和团将会如何“扫荡”全球？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即使受过现代人文教育的一般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会本能地绝望和恐惧。对中国人来说这显然是规模和后果都远远超过纳粹德国崛起造成的德意志民族“自杀未遂”那样浩劫的大灾难。

问题还在于，迄今为止，“时代精神”意义上的文化合理性“旗帜”并不掌握在“文化中国”手里。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人，主要是大陆中国人，在西方大多数人心目中难免或多或少意味着落伍甚至野蛮，如果他们被文革那样地煽动和操纵“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毫无疑问会构成威胁现代文明前途的空前规模“黄祸”！

这跟当年汉唐宋时代抱“天下主义”情结或“世界图景”观念的老祖宗看待“四夷”“蛮子”（比如曾经成功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心态何其相似！

可见，处于文明强势地位的民族难免某种程度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自我幻觉，这恐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人之常情”。看看我们周围，富人歧视穷人、高学历歧视低学历、本地人歧视外地人、城市人歧视乡下人等等社会排斥现象，其深层问题还是文化中心主义或文化一元自性膨胀、无视“他者”文化主体的社会平等地位。

想像一下，照我们大陆中国人“国民性”目前的“水平”，如果“硬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会如何运用这种实力？

总之，目前某些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心态，绝不是“够格”的现代性或现代人“水平”的自我认同。

一个民族的进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国民的自我认同——也就是作为中国人应当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由于1957年之后的中共被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某种超级政治魅力的毛泽东个人“蒙蔽”、“挟持”或者“绑架”，走上了极权国家主义反文明的退化而非进化道路，已经解体、尚待重建中的中华文明反而退化、变态这样的根本问题，至今别说解决，而且至少统治阶层中的许多人还意识不到。加上他们之中一些人特殊利益集团化这样的“蜕化变质”问题，上述层面的“拨乱反正”——更别说“正本清源”，当然就几乎不可能了。

解决这样的文化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中共决策层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根本矫正乃至理论创新问题。十七大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核心价值定位还是一笔“糊涂帐”，连马恩亲自确立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的旗帜都没有写进党章。而可以解释为极权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仍然是实际上的核心价值。

其实，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没有任何忠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旗帜的人选择任何国家（本位）主义价值作为核心价值——无论是民族的、种族的国家主义，还是阶级的、政党的国家主义都不行，理论体系的逻辑自洽不行，马克思主义历史传统继承和发展意义上的正统性也不行。历史和逻辑相一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能是“自由个性”本位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这就意味着十七大对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问题并没有解决；就理论基础而言，目前中共决策层并没有形成“历史和逻辑一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起码共识。因此公开的政治话语必然各执一端，各说各的，甚至观念上“火并”，导致“乱象”迭起，可能酿成大的政治危机。

政治语言的混乱意味着政治思维的混乱、无序乃至极左极右钟摆或“忽悠”，当然也就意味着着政治行为的非理性、非法制意义上的失控甚至野蛮！

当然，我个人初步认为，决策层这方面的问题，似乎主要还是理论认知不行、知识准备不行或者习惯势力惰性掣肘问题，似乎还可以耐心等待其澄清、矫正乃至发展自己的思想。

如果真的存在着特殊利益集团——也就是特权暴富势力代理人——这样的路线层面的政治斗争问题，更不必说揭露和惩处腐败犯罪甚至内奸、野心家和阴谋家——这样叛国罪行性质的问题，当然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我个人看，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不会变，即使可能因为决策层的路线错误或者被政治异己势力成功地“篡党夺权”，目前的中共被分裂、瓦解，从而丧失执政地位，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的中共也必将会“凤凰涅盘”、浴火再生，并作为全球化过程中世界性自由民主主流力量的一翼，发挥无可替代的体现历史进步价值的作用。

当然，这个意义上的中共，才能作为近百年中国民主革命、近两百年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五千年中华文明等三大传统的合法继承者，首先在中国社会转型关键阶段发挥某种领导核心作用。

这么大的问题，我随便谈谈，供各位参考。你们的讨论会我实在无暇参加，这就权当书面发言吧。意在抛砖引玉，竭诚欢迎严肃的学术和政治争论、批评和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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