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确扎还有过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在一段鲜为人知的西藏历史中，确扎是曾经拿起武器反抗中国统治而又有幸活到今天的游击战士之一。为他的生活烙上印记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培训了数十名藏人（多数是喇嘛），然后为他们配备了武器和无线电设备，连人带物一起空投回西藏。开展这项行动的关键人物是270万藏民的精神领袖、以和平抵抗运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的一位兄长。

“我们当时奋起反抗是为了保护佛教免受侵害，”确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的双眼如今患上了白内障。

这些日子以来，仅仅依靠对和平的呼唤以及偶尔对北京当局的冷嘲热讽，73岁的达赖喇嘛在一场国际公关大战中占据了上风。他号召自己的信徒在世界各地举行抗议，包括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期间，这让中国政府感到脸上无光。所有这些都令中国官员大为恼怒，并发表了措辞有些夸张的严厉谴责。在三月份发生的西藏骚乱期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指责达赖喇嘛破坏西藏地区稳定，将这位佛教领袖说成是“披着神圣外衣的狼，是人脸兽心的怪物。”

对于北京当局的指控，达赖喇嘛一概以冷静的幽默应之。他多次重申，如果西藏的自由运动演变成暴力活动，他将从此远离政治。他说，去调查吧，如果我们真是煽动者，我们会等待惩罚。

达赖喇嘛曾表示，自己最初并不清楚五十年代进行的武装反抗活动，但在获悉此事后，他便立即表示不鼓励藏民参与此类行动。他还否认任何有关西藏独立的打算，只是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给予西藏更多的自治权，保留当地的民俗和语言。

然而这段抵抗运动的历史、加上它与达赖喇嘛密切的家族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与中国政府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是初步和谈都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双方的下一轮谈判有望于十月份举行。

美国中情局退休官员约翰•肯尼斯•诺斯(John Kenneth Knaus)上世纪六十年代曾负责领导位于新德里的一处西藏秘密军事基地。他回忆说达赖喇嘛显得左右为难──从个人情感来说他同情那些英勇的同胞，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公开支持一场血腥的反叛，因为这与他遵循的佛教教义背道而驰。

诺斯谈到，达赖喇嘛对当时发生的所有事都心知肚明，但他不能为（反叛者）祈福。诺斯1999年着有《冷战孤儿：美国和为生存而战的西藏》(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一书。

达赖喇嘛的二哥、曾是抵抗运动领袖的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拒绝就本篇报导接受采访。嘉乐顿珠通过他儿子Tempa Thondup传话称，由于涉及方方面面，眼下不便发表谈话，时机敏感且多有不当。而在嘉乐顿珠位于印度新德里和噶伦堡的住所，开门人说这位八十岁的老者不在家。

据包括六名武装幸存者在内的西藏抵抗战士描述，嘉乐顿珠与中情局支持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嘉乐顿珠加入抵抗运动时具有他那一代西藏人大多不具备的“资质”──流利的普通话以及对中国历史的了解。1949年，共军击败国民党部队、占领当时的首都南京时，嘉乐顿珠正在那里求学。后来，他与妻子”──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最终定居在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印度大吉岭。

在五十年代初中情局与嘉乐顿珠接触之前，他已经在组织藏民逃离西藏，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而妻子Nancy Chu则帮助建立了一所中心，难民们可以在这里学到一门手艺，以此在印度谋生。

中情局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就他们在西藏的行动发表评论。

在难民中流传着一些悲惨和可怕的故事。例如西藏农民Tsering Dakpa回忆说，1954年时他亲眼看见几名中国军人将他们怀疑的叛乱分子拖出村外，命令他们挖出一条水沟，再灌满冰冷的水。然后这些人被扒光衣服，扔进沟渠。只要他们的回话令当兵的感到不满，就会被开枪射杀。

这位77岁的老者谈到这次屠杀时说，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于是那时我决定加入抵抗。

同年，达赖喇嘛赶往北京会见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希望为西藏争取更多的宗教和政治自由。可是在西藏的康区，一场反抗中国政府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酝酿了。

也就是在康区，1956年爆发了双方最为激烈的一场冲突，当地的理塘寺见证了一场持续了数日的战斗。而如今在大吉岭难民中心度日的确扎就曾经是理塘寺的一名喇嘛。他记得当时一位将领在谈判时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寺庙的喇嘛为了防范强盗携带有武器）。确扎说，那位将领威胁如果他们不缴械，就放火烧掉寺庙。

“他们说会保护我们，我们不需要带着武器，”另一位僧侣Nawang Datha说，“但我们拒绝了。”

Dakpa和确扎回忆到，理塘寺的僧人们夜晚秘密集结，袭击了附近的一处军营。

作为回应，中国军队在一天拂晓前对寺庙发起进攻。藏民们则用自制手枪、步枪、斧头和匕首进行反击。

确扎说，人们四处乱跑，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杀谁。

Datha的弟弟Tenlay Tenzing骑着家里的一匹黑马及早逃离了寺院。军队开枪击中了马，但弟弟还是逃过了一劫。不过当初看到马匹的尸体时，Datha以为弟弟也已遇难。后来在父母的家中，兄弟俩再次重聚。当中国空军轰炸寺庙时，确扎逃往了距理塘寺步行需几周时间的西藏首府拉萨，那里的紧张气氛远不及康区。

按照中国政府对理塘寺冲突的官方记载，理塘寺所辖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政府网站称，喇嘛们暴力抗拒政府废除封建农奴制。政府指责当地的叛乱藏民袭击军队和政府官员、破坏公路桥梁，还奸淫捋掠。该网站指出，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下达了平抑骚乱的重要指令，将之称为“西藏解放战争。”

理塘寺事件不仅使西藏全境的藏民群情愤慨，也为抵抗运动推波助澜。看到寺庙不再，许多喇嘛纷纷脱下僧袍加入反抗中国政府的行列。一度内讧的西藏各派系此时也摈弃前嫌，联手作战。后来中情局应该从理塘寺招募到了几个人，他们希望自己能掌握与中国军队相匹敌的现代化装备和军事素养。

理塘寺僧人、Datha和Tenzing二人之兄Lhotse化妆成商人逃往大吉岭。来到这里后，他便前往拜访嘉乐顿珠。

身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在藏民中间已经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政治主张也同样广为人知。听了Lhotse讲述那场失败的起义经历后，嘉乐顿珠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说，“如果你想参加训练，也许我可以带你去个地方。”

据Lhotse的两个兄弟介绍，Lhotse后来告诉他们，自己接受了这一秘密任务。

不仅是Lhotse，嘉乐顿珠还招募了另外五名藏族战士，并于1957年初将他们送往太平洋上的塞班岛，接受中情局的训练。在那里他们学会了如何操作无线电台和现代化武器以及如何设伏。

达赖喇嘛的长兄土登居美诺布(Thubten Jigme Norbu)当时是塞班岛上的一名翻译。据他最年轻的弟弟丹增曲杰(Tendzin Choegyal)介绍，长兄现在的健康状况很差，无法对此置评。诺布是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藏学专业的一名退休教授。

在塞班岛度过六个月后，Lhotse和另一位名叫Athar的僧人被空投回西藏。与当地抵抗组织会合后，二人不但通过无线电向中情局发出了补充武器和供给的请求，还不断向他们通报抵抗局势。

前中情局官员诺斯1999年向国会作证时写道，中情局曾于1958年7月和次年2月两次向西藏投放武器。其中包括403只李•恩菲尔德式(Lee Enfield)步枪、60颗手榴弹、20挺机枪和2.6万发子弹。诺斯估计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时，中情局已经向反叛人员提供了70万磅的补给。

中国政府试图镇压拉萨周边骚乱的行为令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59年3月，达赖喇嘛悄然离开布达拉宫，骑马逃往印度。受过中情局训练的反叛人员也随同他一起，并通过无线电向华盛顿汇报达赖喇嘛的最新行踪。

看着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即将安全穿越中印边界，反叛者们一片欢呼雀跃，连连向达赖喇嘛挥手。而达赖喇嘛也向他们挥手。

确扎说，在他看来，达赖喇嘛的挥手示意是在向他们赐福，然后他们就继续回去战斗了。

达赖喇嘛的助手指出，当时这位藏族领袖对反抗运动并不十分了解，也不清楚中情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达赖喇嘛驻新德里代表丹巴次仁(Tempa Tsering)说，达赖喇嘛的兄弟的确向他隐瞒了这些事──这也是为了他好。

就在嘉乐顿珠投身中情局支持的抵抗运动时，Datha和弟弟Tenzing也加入了进来。Tenzing回忆了1959年抵达位于科罗拉多州洛基山一处隐蔽训练基地赫尔营(Camp Hale)时的情景。他凝视着松林，仰望着白雪覆盖的山顶。“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西藏，”他说。诺斯在呈递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指出，藏民在科罗拉多州接受秘密训练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64年。

嘉乐顿珠的另一个儿子、也是他私人秘书的凯度顿珠(Khedroob Thondup)谈到，父亲四处奔走，在宣传西藏困境的同时也招募战士，并培养同海外情报机构的联系。

难得空闲时，一家人会到大吉岭雾气笼罩的山中去野餐。孩子们摆弄着嘉乐顿珠的老式温彻斯特(Winchester)步枪，父亲有时还会教他们如何修剪玫瑰。

不过在西藏，反抗活动也渐渐偃旗息鼓。中国政府先进的无线电技术比对手更胜一筹。他们的空军力量击退了西藏反抗者。而中情局派往当地的特工大部分不是被捕就是遇害。

Tibet Museum/DIIR

照片摄于六十年代，反抗军的战士正在尼泊尔与西藏
边境上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