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场子”的伪爱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

颜昌海这家伙写的真不错咯。尤其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值得好好拜读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53128.html

司马南先生在和何院士一道反“伪科学”的日子里，笔者对他很尊崇。

那时，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是一位勇士。后来，可能觉得帮着老百姓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他放弃了。再后来，因为看了他的一些文章，才知道，他已经不仅彻底辞掉“勇士”的职业，而且已改行当上了“爬虫”。

今天（2008年8月18日），凤凰网首页刊登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司马南">司马南ERSONNAME>先生《奥运会不欢迎“砸场子”的》的文章，看到题目，笔者大吃一惊：北京奥运会出大事了？居然有人敢来砸场子！笔者刚刚写完《北京奥运会，中国让世界看到了什么？》一文，将奥运会着实夸奖了一通，这一来岂不是白夸了？于是赶快将他的文章读了一遍，才知道虚惊一场。

照例，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司马南">司马南先生这篇文章，除了吹嘘自己的英明神武外，就是吆喝他的“民粹”主义。笔者也不想说什么，由他去。但随之吴三兴先生的一篇博文中，将司马南先生说成是猪，说“猪的最大哲学就是吃饱喝足，不需要尊严”，“猪不是什么别的东西，猪就是猪”！

这就太过分了！笔者必须为司马先生辩护！

以司马先生当年的豪气、勇敢和仗义，并唤醒了多少思想痴懵的普通人这一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来看，他怎么能是没有思想、不需要尊严的猪？！再说，猪的性格特征是“吃，并且快乐着”，但看现在的司马先生，似乎仍然是“思，并且痛苦着”。

所以，再怎么形容他，也只能用一条以“民粹”做为晋升阶梯、幻想往上再“进步进步”的行将日薄的“爬虫”，来形容而已。

笔者不学无术，虽然知道一点“民粹”是个什么东西，但害怕自己的理解有误，贻笑世人；东翻西找，找来有关专家的论述，再向读者介绍什么是“民粹主义”

根据专家介绍，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俄国。当时，一方面，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于是，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逐渐形成了民粹主义的思潮。

民粹主义虽然可以翻译成“平民主义”，但其实质却是，调动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来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以实行整体性的专制与独裁。

现实的中国，就很有民粹主义的土壤。

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政治体制建设的滞后，却使得贪污腐败横行，社会公正缺位，贫富分化严重，社会阶层剥离，官民勾通渠道臃阻；日积月累，在民众中孕育着强烈的不满。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就会以不同的面目，危害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主要面目如下：一、刺激起民众的平等情怀，打出在崇尚人民口号下的整体主义的旗帜；二、宣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把外部世界妖魔化；3、营造反感西方的氛围，达到抵制民主的目的。民粹主义所使用的手段，无非就是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对立；将集体主义与个人发挥相对立；将民族主义与国际合作相对立；将内部和谐与反腐创廉相对立。

这种阻挡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的民粹主义，被司马南先生一脉，换成“爱国主义”的旗号，在华夏大地招摇撞骗。

这种伪爱国主义的特征是：

它，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等等）的名义压抑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它，鼓吹纯粹的国家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并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

它，以原教旨色彩的反现代化力量来对抗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更多的是号召“向后看”（即回归本民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

它，用非理性倾向来对抗公民社会的理性主义，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

而且，这种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的卡里斯马型政治统治，在中国又具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人文基础。笔者自己也常常不能摆脱这种具有历史渊源的思维困顿；但必须说明，这是一种最不稳固的政治统治形态，往往随领袖人物生命的完结而终结，或者随最高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笔者一再呼吁制度的完善。

这种披上“爱国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更迎合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胃口，方便其专权和滥权；更能够煽动不满情绪下的民众，将所有盼望寄托给“青天”；从而，“爱国主义者”也可以更容易从当权的既得利益者那里讨得赏赐。

但这种立足于民粹主义的“爱国主义”，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有破无立的“祸国”主义。

伪爱国主义的横行肆虐，对中国创建和谐社会、形成公民社会已构成极大的威胁，严重阻挡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进行和新世纪中国社会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国家、民族的未来，绝非福音。

吴三兴先生将司马先生说成是猪博文中，说司马南先生攻击普世价值时，没有忘记歌功颂德，并对生活常理加以歪曲；说在司马南这厮的眼里，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却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真理，那就是我们国家的一切选择都不会错，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在进步，而西方在退化；我们正确，而西方错误。一句话，中国就是世界的未来。而他以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明白人的身份，在指引着全国的方向。

他还说司马南先生将民主和价值观混为一谈，“和所有极其自卑的人一样，这头猪将历史看成是完全静止的东西”，“总是搬出老祖宗的牌位，在自己无比丑陋的脸上涂脂抹粉”；并说“在猪的词典里，当然不需要普世价值和民主。猪的最大哲学就是吃饱喝足，当然，前提是让一部分猪先饱起来，然后其他的猪也一样肥胖。猪不需要尊严！它们完全依靠主人的施舍。”

太过了！太过了！

怎么能够用如此刻薄的语言，对待我们尊敬的器宇轩昂、信口雌黄，看上去一脸子道德理想，也许有满肚儿男盗女娼的司马南先生？

回头看看司马南先生自述的和那位英国记者交谈的问题，就知道吴三兴先生将司马先生说成是猪，是如何地不恰当：

记者问“关于‘中国为什么至今不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问题，我反问道：一人一票是选举的一种形式，还是民主的本质？若为民主的本质，美国今天的‘代议制’岂非非民主？”

——司马南先生在这里省略前提，因为“代议制”，首先就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民主”之基础上。

记者问：“为什么人民不应该有更多的自由？比如像美国那样”。司马南先生问东答西， “我首先把中国人今天享有的自由，与过去做了对比”。

——司马南先生为什么不将现在国民享有的自由，和清朝时候相比较？那也是“过去”！

记者问：“难道美国不是中国的榜样吗？”，司马南东拉西扯，既不敢否认美国是个好榜样，因为我国连司局长培训都到美国哈佛去。但为表示自己的“爱国”，就将我们的孔夫子搬出来答非所问，还拉拉杂杂扯一通什么科索沃、伊拉克、北约东扩之类的废话。

——这些，你就是想学，但你现在有这个力量吗？！你为什么不说美国人皮肤非白即黑，而中国人皮肤黄，所以不想学呢？装懵扮傻，忽悠自己？

除司马南先生上述自述外，笔者不知道他和记者到底还说了些什么。但从记者的文章标题来看，“北京奥运：中国摆脱耻辱的世纪”，倒不令人反感。

当然，其中有些内容比较刺目，比如“奥运会已成为党宣扬要加强对不断分化中的社会进行控制的一个借口”，“党推倒了数以十万计的家园，其中许多是私房，并将住户按建设计划拆迁到其他地方”，“对于异议人士更是空前地不宽容”，“这个一党制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成功的奥运似乎能表明党的无往而不胜，而抗议和抱怨引起的困扰似乎更能将党和民众团结到统一战线上”，“年轻人以及那些自认为是受争议的自由思想者，比如司马先生，竟时时准备体现党的路线，这是现代中国最令人沮丧的方方面面之一”。

这些表述，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比起来，当然不合格。不过，他不是人民日报社记者，况且他的受众远在被大西洋包围的几个岛屿上。泱泱大国的子民，就容不得一个异国记者表达他认为应该表达的内容，非要他和你一道高呼“万岁”？否则就是给北京奥运会“砸场子”？何况，大陆人自己也知道，记者提到的某些内容也确实存在，是需要注意和改进的。

而且，该记者也说了不少对中国有益的话，比如“早在1907年，就有第一批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年青人通过YMCA聚在一起，表达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主办奥运。这是相当新的创意，还在另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即美国举办奥运之前三年。这也正是中国人谈论‘百年奥运梦想’的一个原因，也反映出很多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视美国为榜样而非敌手”，等等。

笔者上述看法，相信司马南先生也是理解的。但为什么又气急败坏地急于撇清，指责记者“踢场子”、没有“职业道德”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记者文章中出现了涉嫌“反党”的言论，司马南先生不仅要表白“爱国”，更要急于显示“爱党”；否则一旦被追究，不仅断了“进步”之路，可能连现在的既得利益也要丢掉。这说明，吴三兴先生将司马南先生说成是猪是何等谬误，而司马南先生又是何等聪明绝顶。

而在笔者眼里，司马南先生的这篇“陈情表”，倒有点砸北京奥运会“场子”的味道。

笔者历来对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媒体抱有戒心，也曾经毫无留情地写文章谴责过——当然人微言轻，不会有什么效果，只是为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已。但中国这次奥运会举办过程中，他们大部分，至少都报着欣赏的态度乐观其成。即使有刺耳的声音，也不代表主流。

在这种大环境下，司马南先生的文章，倒了笔者的胃口。

笔者自谓爱国者。但爱国，并不等于对西方优秀的文明采取抵制、妖魔化的态度；也不代表将自己的癣疥当成鲜花去呵护。至于别人妖魔化自己，就要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是自己内部的原因，就别干生气而要努力改进；如果是理解与沟通上的问题，就敞开心扉去理解沟通；如果是别有用心的挑事，对不起，你做初一，老子做十五。

上述英国记者的文章，笔者就认为属于沟通和理解方面的问题，和砸场子不是一回事情。如果用以挑动民粹的勃起，倒可能自己砸自己的场。

当然，笔者说得这样明白，就未免显现出自己的愚蠢来。网络上，可能因此会出现一片“反党”、“汉奸”、“洋奴”的对笔者的呵斥声。

不过，笔者无所谓，因为笔者知道，这帮司马南先生的走狗们，无非是三类：第一类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要维护从人民身上攫取的财富并希望一直攫取下去；第二类是希望成为既得利益者，才拼命靠过去，好“进步进步”；第三类就是吴三兴先生的分类，“不需要普世价值和民主”、“完全依靠主人的施舍”。

笔者过往的经历证明，“反党”、“汉奸”、“洋奴”的帽子戴不到笔者头上；笔者的自小形成的品格注定，将来也戴不上。党中的贪污腐败势力不能代表党；对照党章、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违背人民群众利益、无视民众要求和呼声或不尊重人权的等等行为，决不是党章、宪法、法律允许的行为；真正在反党叛国的，正是一些掌权却贪渎的“党员”、官员们。而真正的“汉奸”、“奴才”，也正是目前披着爱国者外衣的伪爱国者——民粹分子。

顺便说一句，很多外国人士包括传媒界人士的“反党”、“反华”，也正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缘故，他们一直将贪官污吏的行为，理解为执政党、政府的行为；将民粹分子的极端表现，看成是中国大众的一致诉求。

他们很悲哀。

笔者，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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