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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袁伟时旧文－－儒学命运论 [打印本页]

作者: 21002 时间: 2008-8-19 03:10 标题: 袁伟时旧文－－儒学命运论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从19、20世纪看21世纪
袁伟时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没有统一的儒学；19、20世纪亦不例外。展望儒学未来，应该以儒门各派近200年间在中国的际遇为基础。

走向困厄的几条途径

儒门盛衰都应“反求诸己”。困厄是沿着传统旧径滑行的恶果。

第一，自我封闭的天朝心态。这个时期的儒学主流一直有条非常坚固的思想长城：中国文化(主干是儒学)无比优秀，民族生机无庸外求。“天朝无所不有”，“严华夷之辨”，向外夷学习就是离经叛道。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与侵略者五次大战，无不失败，就是中国人为此天朝心态付出的代价。时至20世纪，虽有改变，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道德举世无存的观念，仍不时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壁垒。1949年以后，那么多人迅速形成“革命的”天朝心态，在极其落后而封闭状态中沾沾自喜，亦是传统思维的余绪。

第二，政教合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使儒学成了历代王朝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连绵二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它在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文化质素中起过良好的作用。但同一切依仗政权强制推行的人文思想一样，它有两个如影随身的副产品：

一是培养出一大批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假道学。与政权结合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仅不恰当地把宗教性的道德标定为社会日常的行为规范，而且使之成为博取荣誉地位的首要条件。职是之故，矫情欺世之辈，比比皆是。

二是假“卫道”以营私之辈不绝如缕。其上焉者不惜借权力打断学术与社会发展的生机，突显自身的“忠诚”。下焉者则冀图以人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凡专制政权必豢养此类爪牙。在历次文字狱、冤案和戊戌政变等大小事件中均留下了此辈身影。

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建树

在这两个世纪，儒学亦有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建树。主要有四：

第一，为外来先进文化的进入开路。“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第二，为各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论依据。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学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这些“根本经义”，击破反对者的借口而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

第三，传承了坚持正义、反抗强权的浩然正气。外来侵略与内在专制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最大忧患。在这些邪恶的威胁下，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没有中绝，这与儒家思想和道德传统的熏陶密不可分。在侵略者面前，中国军人大都坚持了民族大义。例如，吴佩孚便冷对日本的威胁利诱，拒当卖国贼。这是他服膺儒学，修身养性的结晶。“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这副自撰联道出了这位儒将的情怀。儒学还造就了不少在专制淫威下不屈不挠的耿介之士。分别生活在海峡两岸的大儒——梁漱溟、徐复观就是其中佼佼者。

第四，薪火相传，开创了现代儒学的新格局。儒学没有在中国消逝。20世纪20年代以后，它已经形成了适应新时代的生存形态。消逝的仅是那些应该消逝的成分。儒学新的存在是由各有特色的部分构成的。各部分互相渗透，为方便说明，可以强分为三：

一是思想儒学。由康有为开其端。20世纪初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国粹派别树一帜。民国建立后东方文化派继起。20年代《学衡》派与梁漱溟等奋起与西化派抗衡。30年代后，以熊十力、冯友兰先后推出自己的现代新儒家思想体系为标志，新型的儒学已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继近几十年新儒家在港台和海外名家辈出后，近年在大陆也出现了以蒋庆为代表的创立自己的儒学理论的新一代学者。

二是学术儒学。一方面是儒学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单就数量而言，20世纪出版的儒家典籍已远远超过历史上最盛的年代，而且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是研究。19世纪总结汉学成果，成绩斐然。20世纪，儒学研究已纳入现代学术轨道。除一切学术活动均不正常的50—70年代外，观点的歧异，体现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繁荣，也表明非学术的压制已经力不从心。

三是大众儒学。在汉族民众中儒家思想一直没有中断。风俗习惯的传承，古籍的阅读和传统文学艺术的感染成了传播儒家思想的基本渠道。从市井小民到赳赳武夫，完全不沾儒门雨露的极为罕见。那么，人们为何老是慨叹人心不古，儒学飘零呢?有的是对现代文化的多元格局不适应。从钳制和统一思想的标准转变为多元中的一元，角色的转换导致相应的心态转换。恋旧者不胜沧桑，无限悲凉。有的则是道德秩序重建中的感慨。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传统道德中与现代性不兼容的部分必然反复成为攻击目标。此外，变动不居和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生活，往往一再出现冲破原有道德规范的状况。要是前者比较容易赢得人们同情地理解的话，后者则屡成怨府。对新世纪的展望鉴往知来。未来的儒学也许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回归“原儒”。原儒就是学在民间，不是也不应是某一政权的意识形态。原儒是学，是商，任侠，参政……广布人间，无所不适。原儒的唯一依靠是学术自信，以理服人，赢取众信。

第二，告别“醇儒”。“醇儒”的世界是一元化的。现代文化是多元的。过去没有未来更不可能有儒学的一统天地。“醇儒”的文化心态通常是排他的。同一切学术流派一样，儒门有许多欠缺。多元的现代文化有公认的共同价值基础，例如：自由，法治，民主，人权……如果排拒这些来自异域的价值观念，必然又一次祸国殃民。“醇儒”的修身往往流于虚伪。人性复杂，“不为圣贤，就为禽兽”的说教是荒唐的。学的基础是理性，不是盲信。现代人应该“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广收博取，儒者亦不例外。同时，儒门雨露广被四方，释、道、耶信徒中不乏儒门智慧的现象必将更为常见。总之，封闭性的“醇”不足为训。博乃至杂才是儒学未来的存在。

第三，多出大儒。在多元世界中儒学能否在海内外吸引愈来愈多的追随者?没有新的思想家就没有新的学术高度和思想震撼力。思想学术无国界。这些思想家应有能力在世界学术论坛中角力。关注儒学未来，首要的任务应为新时代的孔孟荀的不断涌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作者: 21002 时间: 2008-8-19 03:13 标题: 袁老旧文之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
袁伟时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刊登于《长江》双月刊2007年9月号

作者: 21002 时间: 2008-8-19 03:14 标题: 之三文化殿堂中的选择

袁伟时

大学应该是文化殿堂。但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大学也充斥着转型期无法避免的杂乱：教师良莠不齐；教学内容新旧杂陈；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横加干涉。方生未死，错综纠缠。人生是不断的选择；此时此地，选择更为紧迫，更需谨慎。青年朋友一再询问，盛情难却，不揣浅陋，就所见所闻，说点感触、思虑。如果有人看后受到一点启发，或引起开心一笑，就算意外收获了。

1，命运的主人是你自己。

环境、机遇，当然重要；但条件相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决定性的因素是个人的意志。我很喜欢一首诗，那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诗人吉卜林写给自己的儿子的。题目叫《如果……》。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在众人六神无主之时，

你能镇定自若而不是人云亦云；

如果在被众人猜忌怀疑之日，

你能自信如常而不去妄加辩论；

如果你有梦想又能不迷失自我，

如果你有神思，又不至走火入魔；

如果你在成功之中能不得意忘形，

而在灾难之后也勇于咀嚼苦果；

如果听到自己说出的奥妙，

被无赖歪曲成面目全非的魔术而不怨艾；

如果你辛苦劳作，已是功成名就，

还是冒险一搏，哪怕功名成乌有，

即使惨遭失败，也要从头开始；

如果你跟村夫交谈而不离谦恭之态，

和王侯散步而不露谄媚之颜；

如果他人的爱憎左右不了你的正气；

如果你与任何人为伍都能卓然独立，

那么你的修养就会如天地般博大——

而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了。

我的儿子！

应该补充一句：如果你生为女人，又很在乎性别差异，那就把“男子汉”之类的字眼都理解为一个“真正的人”吧。诗人笔下的完美人格是：刚正不阿、不卑不亢、永远进取、自由、尊严的现代公民。一个现代国家的盛衰决定于什么？它是否完成了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国民有没有真正获得现代公民应有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离开这个基本点，你无法理解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史。一个现代人成败得失的奥秘在哪里？也在是否真正认识和捍卫了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所谓培育人文精神，就是要把现代文明的永恒价值：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民主，牢牢植根于每个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心中。[1]这个诗人反复叮咛的是人格的锤炼，那是由于在他那里社会生活现代化早已成为现实。由于现代化尚是奋斗目标，身为中国人可注定更加艰辛，举手投足会碰到许多千奇百怪的束缚。于是，树立独立人格与维护公民权利和尊严成了密不可分的过程；要提升人格就不能不关注社会环境的改革；这需要更坚韧的奋斗。

2，不断冲击思想洞穴。

少年多梦，有梦是福：摘取诺贝尔奖？入主中南海？超越盖茨？安安稳稳做白领？……梦想成真，条件不一而足。最重要的一条是勇于审视自己和社会环境的思想局限。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人总要受到历史和传统的羁绊。那是遮蔽眼光的洞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盘丝洞。要发展，就要敢于用严厉的眼光审视和批判现实与历史。个人、集体、民族、国家……概莫能外。对中国人说来，这更为迫切，却又特别艰难。

多年来，海内外学者一再探索，为什么东方国家专制主义传统那么根深蒂固？不可能有统一的结论。通行的说法是：古代社会，大陆型环境，自然灾害（如洪水）频繁，抵御灾害需要坚强的氏族组织和相应的专制首领；与之相适应，形成了为它服务、源远流长的以集体（国家、民族、家族）扼杀个人和个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千百年相传不变的小农经济，又为它建造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执掌权力的人们把国民都看成臣子或下属，经常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要人们歌功颂德，不愿甚至不准揭露黑暗，批判凶横。“群言淆乱衷于圣”，钦定经典就是是非标准。“内圣外王”，王就是圣！统治者养士，其目的一是充作文学侍从；等而下之者，俳优蓄之。二在卫道。自由思想、独立探索是异端。君主兼听纳谏，固然要齐声赞颂盛世明主，胸怀博大。实在混不下去了，擦洗修饰，也要善说巧辩，拟定“罪己诏”，划好框框，以免不识高低之辈出格，又可显示主子英明。

于是，高山大海阻隔着以“地大物博”自诩的“华夏”内外交流；号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凝聚最大族群的同时，演变为自我封闭的思想铁桶和“天朝”体制。这是19世纪40年代以降的清帝国十年一战，每战必败的主要根源。而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自我封闭的思维模式和体制，整容以后，披上革命外衣，又成了屡遭挫折的重要因素。先哲虽有“三省吾身”的明训，那是要整肃个人，使之成为驯服工具。国家、民族有什么弱点？有哪些亵渎文明的污秽？除了“罪己诏”说过的，不许人们置喙。我们没有忏悔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让人们畅所欲言，自由反思的民主制度。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有些喜爱追赶时髦的中国人，往往从国外极端流派中寻找自我封闭的新盔甲。“后殖民”、“反对文化侵略”、“各种文化是平等的，无先进落后之分”、“美国的臭虫大得很”……万变不离其宗，说到底，无非是一句话：中华文化经天纬地，何必向洋鬼子学习！他们不承认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但现代主流文化具有普适性；17世纪（甚至更早）以后，中国确实落后了，直至今天，学习现代主流文化的任务远未完成。

面对这样的环境，不甘平庸乃至沉沦的人们，应该像马克思和鲁迅那样置身于“世界公民”或“世界人”的行列，以人类文明应有的高度为准绳，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不要讳言自己、本国和本民族的弱点和错误。没有那个人、那个国家因为正视问题而削弱；虚骄却足以贻误个人的一生和国家的命运。前提是了解和熟悉世界的有关情况，自觉抵制一切形式的自我封闭。鲁迅曾严厉谴责“聋哑的制造者们”，指摘“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2]除了制度改革以外，自救之道是熟练掌握外语，上图书馆，上互联网，千方百计寻找新知识、新思想、新资料，明辨是非，拓展自己的视野。

3，不要践踏和玷污文明。

进入大学校园，必须首先记住：切勿亵渎学术和思想！

大学要传承文明，还要更新、发展文明。为建立这样的学术、文化和思想传承、更新中心，需要现代化的设备，充足的图书，出色的教授……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在现代大学精神指导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什么是现代大学精神？那就是蔡元培说的：“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3]没有这一条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大学，必然扼杀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阻碍国家健康发展。

请记住，如果你听到与标准教科书不同的观点，那是学者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但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是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不例外。自由争辩、自由探索是现代学术和思想理论发展的惟一道路。但这一常识要在中国转化为习惯和制度，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改造，谈何容易！1917~1927年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最为头痛的就是对付对学术自由的干扰。1919年，竟为此愤而辞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辨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4]

近半个世纪的学苑也很不平静。“学术批判”、“革命大批判”及其变种此起彼伏。虽然无一不是“无知批有知”[5]的别有用心的闹剧，历史已经或一定会作出公正的审判，但在卫道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里，有人却能得到某些现实利益。良知和利益，人们面临严峻的选择。

每当走进中山大学文科大楼，墙上的污迹映入眼帘；或听到某个教师、学生肆意亵渎学术和良知；涌上心头的总是一句名言：“最大的失败是教育”！不由得不一再默念：文明要战胜野蛮与卑鄙，路漫漫而修远！

作者: cheermule 时间: 2008-8-19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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